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三）——“施耐德杯”水上飞机竞赛的历史

图 4.3.1 杜立特在轰炸前夕在“大黄蜂”号航母上，他将天皇授予的勋章绑与炸弹之上，准备还给日本人

　　1942 年 4 月 18 日，他率领 16 架 B-25 轰炸机，从“大黄蜂”号（CV-8，Hornet）航空母舰起飞，轰炸了日本首都东京等几座城市，从战术角度看，这次空袭炸毁的目标不多，轰炸机倒是全部损失掉了。但从战略看，这次行动极大的鼓舞了美国军民的士气。考虑上这一行动技术上的种种困难，杜立特在这一行动中表现了非凡的勇气和能力。使得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低落的士气为之一振。因此美国国内将其视为一位传奇性的英雄人物。

　　当他自中国安全回国后，立即被提升为准将。被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授予美国国会勋章。之后，他又在北非登陆战役中和地中海战区指挥美军战斗机部队。1944 年 1 月任驻英国的第八航空队司令，军衔升至中将。他到任后对进攻德国的轰炸机的护航战术进行了重大变化“我们战斗机的首要任务是在空中消灭敌机”，这一改变加速了德国空军的崩溃。其后，他又参加了冲绳战役。

　　1945 年 8 月，日军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6 年 5 月，杜立特退役，重新回到壳牌公司任副总裁，之后担任该公司董事。1985 年，美国国会和总统罗纳德•里根为表彰他的卓越功绩，授予他上将军衔。1988 年，总统乔治•布什授予他总统自由勋章。1993 年，杜立特在加利福尼亚去世，下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葬礼举行时，美国所有尚可飞行的 B-25 全部升空以示悼念。

　　在短短的时间内美国人就两次获得施耐德杯，这不仅要归功于柯蒂斯公司优秀的飞机设计，同时也得益于该公司的 D-12 液冷发动机，这种发动机具有迎风面积小，功率大等特点。在这两届施耐德杯前以各国都普遍看好以考斯莫斯公司和莱特公司为代表的星型发动机，施耐德杯以后，在比赛中受挫的欧洲国家转变很大，他们将重心向 V 型液冷发动机的研制倾斜，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人在二战中偏好使用水冷发动机的原因之一。

　　柯蒂斯公司凭借从飞行竞赛中获得的丰富经验，1922 年自己投资为美国海军和陆军研制具有独特设计的 PW-8 型战斗机。该机设计完全基于从飞行竞赛飞机中获得的经验。军队不久采购了 PW-8 的衍生型。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从 1925 年开始购买 F6C“鹰”（霍克，Hawk）战斗机，陆军则采购了 P-1“鹰”战斗机，大多数机型都采用柯蒂斯液冷发动机，在 20 年代中期柯蒂斯的 P-1/P-6 系列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主要战斗机。1929 年 7 月，柯蒂斯公司与莱特公司合并成为柯蒂斯-莱特（Curtiss-Wright）公司，两位美国早期飞行家可能没有料到他们的恩怨以这种的方式结束，虽然这家公司已经和他们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图 4.3.2 抗战中中国军队装备的柯蒂斯霍克III型战斗机，采用气冷发动机，机轮可收放，可以说是柯蒂斯竞赛飞机的直系后裔

　　与此同时，柯蒂斯 D-12 液冷发动机的发展却已经走到了尽头，在 1925 年的比赛中，只有一架 R3C-2 完成比赛，其余两架都是因为发动机的原因而退出。从此美国人开始更偏好使用星型气冷发动机，这种发动机结构简单，重量轻，功率大，用在多发的大型飞机上效果很好,同时海军出于后勤保障考虑，也更倾向于气冷发动机。以普拉特-惠特尼（Pratt&Whitney）和柯蒂斯-莱特为代表的美国公司在 1920 年代末到 1940 年代中期开发了众多型号的星气冷发动机。30 年代中国国民政府曾经引进过一定数量的柯蒂斯-莱特公司的霍克 II 和霍克 III 战斗机，它们的前身都是美国海军舰载战斗机，这些飞机在抗日战争早期的空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在它们身上仍施耐德杯竞赛飞机的影子无处不在，但却都已经使用星型气冷发动机。

　　二战中美国许多战斗机采用的也是星型气冷发动机，如著名的 P-47，F4U，F6F 等，美国战斗机给人的感觉是皮实、厚重，当然性能也相当不错。美国人在液冷发动机的发展上则逐步落后于欧洲，战争中的美国液冷发动机不是非常给力。P-40 就饱受高空性能不佳之苦，而美国最优秀的螺旋桨战斗机当属北美 P-51D，这种飞机的液冷发动机还是引进英国技术生产的。

　　在 1925 年施耐德杯中收获最大的人是意大利人卡斯托尔蒂，虽然巴尔的摩海边的恶劣天气与温润的地中海气候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到通过参赛，他看到了意大利的飞艇和英美两国水上飞机之间的差距。他认为未来的竞速的胜利者必然是超级马林 S.4 那样的单翼水上飞机，机翼必须拥有轻巧和坚固的结构，尽量少使用或不使用张线，这样可以大大降低高速飞行的阻力。同时飞机还需要一具精良的发动机，它的输出功率强大且迎风面积较小。此时一架崭新的竞赛飞机已经在卡斯托尔蒂心中孕育，他需要马上回国将其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