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许多方面来看，伯伊德的轻型战斗机理念很类似一种“先进昼间战斗机”——这一概念曾被美国空军在1960年代中期论证思考过，但最终被抛弃。空军并不欢迎这样一个与F-15相竞争的项目，但“F-XX”战斗机（这也是轻型战斗机项目被指定的代号）得到了军方高层的支持。1971年，美国空军向航空工业界发出了一份招标要求书；1974年，在竞标的两种原型机——通用动力公司的YF-16和诺斯罗普公司的YF-17——之间举行了对比试飞，最终YF-16获胜。

　　尽管如此，空军方面还是要求为批量生产型的F-16增加地面测绘雷达和多任务能力（当然也会导致重量的增加），而这一点却让伯伊德和斯普瑞极为恼怒。因为F-16属于这种“高低搭配”中的“低档”战斗机，美国空军平均每购买1架F-15就应搭配2架F-16。

　　1971年，伯伊德被擢升为上校；1975年，伯伊德退役。与此同时，克里斯蒂从埃格林空军基地来到五角大楼，负责领导项目分析与评估办公室战术空中力量分部。他雇用了伯伊德担任顾问。由于受到与伯伊德再次进行合作的机会的吸引，斯普瑞也在此期间加入了项目分析与评估办公室。

　　这群改革者早期的改革“议程”包括以下三点：

　　伯伊德的“冲突模式”。这是一篇长达4个小时，共分160个章节的演讲。伯伊德首次做《冲突模式》演讲是在1976年。在这个演讲中，伯伊德试图解释他的经验和观察，包括F-86如何在朝鲜空战中针对米格-15取得了成功——尽管在飞行包线的绝大部分区间内，米格-15的转弯和爬升性能均要优于F-86。对此，部分的解释是F-86采用的是液压飞行控制系统，这让其从一种机动动作转到另一种机动动作时比米格-15更迅速，因为米格-15采用的是机械式的飞行控制系统。以这些思想和他的“能量机动理论”为基础，伯伊德发展出了他最著名的构想——“OODA循环”。这个怪异的词是“观察、判断、决策、行动”（observe, orient, decide, act）的首字母缩写。“时间是占主导地位的参数”，希拉克尔这样说道。“能够用最短的时间完成OODA循环的飞行员将赢得空战，因为他的对手正在对之做出反应的态势已经发生了改变。”

伯伊德的OODA循环现在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管理中，这也就是他现在的名气远大于其他黑手党成员的原因

　　斯普瑞的“追求更有效但却不那么昂贵的武器系统”。这是要求研制部署“便宜的赢家”，而不做“昂贵的输家”。“便宜的赢家”包括F-16战斗机和热寻的制导的AIM-9“响尾蛇”空空导弹。而在那些“昂贵的输家”中，最重要的就是F-15战斗机和雷达导引的AIM-7“麻雀”空空导弹。“并不是所有的简单、廉价的武器都是有效的，但是，赢得战争的武器却几乎都是简单廉价的。”斯普瑞这样说道。

　　史宾尼的“Defense Facts of Life”。这句口号最早是在1979年提出来的，后来还得到了定期的修订和更新。史宾尼上尉争辩说，那些“复杂、高技术堆砌”的武器装备正在让国防项目变得越来越难以负担得起。“空军战术航空部队的案例表明，预算限制并不是问题的根源。”史宾尼上尉说道。问题是采用了“毫无必要”的复杂技术，史宾尼上尉称之为“一种有害于武器装备项目的‘癌症’”。他还说，“我们追求日益增加的技术复杂性和精密性的战略导致了这样一种后果，即在获得高技术解决方案的同时却只能维持较低的战备完好率。”

　　很快，这群“黑手党”便声名远扬了。克里斯蒂将史宾尼上尉的简报做了一份拷贝，然后在国会里把它披露了出来。尽管如此，真正让这群改革者和他们的思想变得为世人所知的关键人物是林德。林德把他们介绍给了法洛斯。法洛斯先生当时已经是吉米•卡特总统的演讲稿撰写人之一了。在1979年10月发表的一篇题为《肌肉发达的超级大国》（Muscle Bound Superpower）及一系列后续文章中，法洛斯满怀真诚地将这群“无畏的改革者”展现在了公众面前。1981年1月，法洛斯先生出版了他那本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著作《国家防务》（National Defense）。据此，这群改革者们零零散散的故事才逐渐变得完整了起来。

　　1980年12月，林德先生将史宾尼上尉的简报展示给了国会议员和美军作战指挥高层的参谋们。林德还把这场运动称作是一场“军事改革”。在1981年1月的某期《华尔街日报》专栏中，哈特参议员首次公开使用了“改革者”（the Reformers）一词。同年夏天，哈特参议员组织了国会军事改革核心小组。很快，该小组就拥有了45名成员。在这45人中，几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那些“黑手党”的思想的人是众议员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佐治亚州共和党人）和众议员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怀俄明州共和党人）。

1981年詹姆斯•法洛斯先生出版的《国家防务》一书。正是此书才让这群“黑手党”为更多的人所知晓

　　在这场改革运动变得广为人知之后，伯伊德却退居幕后了。虽然伯伊德还是会时常被人们所提起，但史宾尼、斯普瑞和其他的改革者却成了这场军事改革运动主要的宣传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