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采访人：伊万.卢基奇.兹维亚金，第 43 歼击机团
采访者：Oleg Korytov。采访时间：2006 年 7 月 1 日，7 月 9 日
采访者（以下为 Q）：伊万.卢基奇，请给我们讲一讲你的童年好吗？你的出生地之类的情况。
伊万.卢基奇.兹维亚金（以下为 A）：我是 chaldon，意思是说我是西伯利亚人。我 1920 年 5 月 5 日出生在科麦罗沃州的科尔涅克沃（Kolnyakovo），一个有 40 到 50 栋房子的大村子。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我还有一个姐姐，玛利亚，她过去住在列宁斯克-库茨涅茨斯克。那里离我的村子大约 60 公里远。我在家里读完了 4 年级，然后家里决定我需要到城里去接受更好的教育，我就去了我姐姐家。我本来应该寄宿在学校的，但是我直接跑回了家，因为那里太冷了，而且没有东西吃。所以我就回到了家里，有一年时间就这么无所事事的混过去了，之后村里开办了一所新学校，我就那里继续上学。由于读完7年级就算完成初级教育，我又一次搬到了我姐姐家，在我 9 年级的时候，斯大林发布了成立航空俱乐部的命令，（俱乐部的）医务委员会认为我的身体适合飞行，我就在列宁斯克-库茨涅茨斯克加入航空俱乐部并完成飞行训练。
Q：你飞的第一架飞机是什么机型？
简单耐用的波-2 型飞机为苏联培养了很多飞行员
A：那时只有很少的机型，我是飞得是波-2（Po-2），那时候还叫乌-2（U-2）。我读完 10 年级以后就被征召服兵役，我那时 19 岁。我被送到一个步兵连，成为了机枪手，然后我们在第 252 号陆军兵站驻守了一年。后来，一个军事航空学校在霍洛尔镇附近成立了，我还记得第一任指挥官是马马科夫。我申请了这个学校，并从这里毕业。我们在那里学习的时间很短，我和一个教员在波-2 上飞了两个架次，然后我就被放了单飞。我一定是个十分优秀的学生（笑）。我在波-2上完成基础训练，一共飞了 5 或 6 个小时。然后是飞 UTI，I-16 的教练型。1941 年初我被送到了远东的第 48 歼击机团，在那里我又改飞 I-153。
UTI-4
I.L.Zvyagin，第 48 歼击机团，1941 年
Q：海鸥？
A：是的，海鸥！我还以为现在没人知道了呢。48 团驻扎在来斯诺机场（Lesnoe AB），离斯帕斯克（Spassk）8 到 10 公里远。我的中队长是席德尔.罗曼诺维奇.谢佩尔（Sidor Romanovich Shepel），我现在还在为他的学识之丰富而惊讶，尽管他除了上过飞行学校以外再没受过教育。他教我们低空飞行，夜间射击，机动，任何飞行员需要了解的知识。没有任何一个中队长可以和他相比。
Q：一流的指挥官？
A：超一流的，但是当我们抵达库班之后，他只飞了一个星期就和他的僚机一起被击落了。（谢佩尔驾驶 Yak-7B 于 1943 年 4 月 24 日在与 Me 110 作战时被击落）
装备 RS-82 火箭弹的 I-153
Q：在军事航空学校里，你进行过编队飞行和格斗训练吗？
A：我们观看过演示，并且飞过几个架次。
Q：你从学校毕业时是什么军衔？
A：中士。
Q：你认为这些训练中最值得注意的不足是什么？
A：飞得架次和飞行时数太少了。
Q：所以你没有进行过足够的飞行练习，并且缺乏战术知识？
A：我们训练有素，不过仍然不够，战术主要都是口口相传的。
Q：你期待战争到来吗？
A：不，不真的期待。
Q：48 歼击机团后来成为让飞行员适应战争的培训单位？
A：是的，48 团，指挥官是托比雪夫，他留在了后方，团里只剩下了中士飞行员。命令下来了，所有飞得差不多的飞行员都被送到前线，以此基础组建 43 团。我们去了新西伯利亚，在那里我们接受了 Yak-7B 的换装训练，我们接收的新飞机上有一个“巴什科尔托集体农庄号”的徽章，这些飞机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工人捐献给我们的。我们驾驶这些飞机转场到莫斯科南边的 Lubertzy，然后把这些飞机留在那里，并接收了一批新飞机。我们在新飞机上获得一些经验以后，就被送上前线。库班的形势是最艰难的，那里有大量德国飞机。我们师有 3 个团，一共拥有 120-130 架飞机。在库班我完成了 41 次战斗飞行，击落两架敌机，一切都很顺利，直到第 42 次出击我被击落，差一点被活活烧死。从那之后，我的脸上、腿上和手上留下了烧伤的痕迹。当时的情况是：我们的巡逻已经接近尾声，只需要再巡逻 5 分钟。突然，我的飞机燃烧了起来，我没有打算跳伞，我是从机舱里被甩出了的，我所有的东西，靴子、手枪、飞行帽都被气流刮跑了。幸运的是降落伞打开了。我恢复了知觉，然后发现我身上的衣服都起了火。但是，我活下来了，奥斯达切夫在我头顶上盘旋，摇晃机翼给我指明到我军控制区的方向，然后飞走了。我降落在库班河入海口附近的一个地方。
Q：是地面火力还是敌机（击落你的）？
A：我不知道。我们飞行在自己的领土上，我被一些平民救起了，他们正在海滨躲避战火，之后他们把我送到了前线，他们的营长看到了我，给了我一些酒，把我完全灌醉了。由于我严重烧伤了，他把我送到了卫生营。在那里我待了 20 天。
Q：之后你被送到方面军还是集团军医院？
A：不，野战医院。我被认为不值得后送。我被涂满了高锰酸钾溶液，然后就把我完全包扎了起来，我就躺着土地上，当医生把我的绷带去掉时，我看到我的伤口全都化脓了。之后我就被送到克拉斯诺达尔。我在那里治疗了 5 天，然后进一步被后送到 Kirovobad。我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8 月时我重新入役，但我的脖子被伤疤覆盖，不能扭头。委员会给了我一个月假期来恢复，我回到了我的村子和父母呆在一起。然后我去了列宁斯克-库茨涅茨斯克的军事委员会，新的委员会认为我可以继续服役。我经过莫斯科前往前线时，在克里姆林宫接受了嘉奖。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接受嘉奖之后
Q：谁是授奖人，你还记得吗？
A：摩尔多瓦最高会议主席，姓 Brovkov，我记得。你知道，我的记忆力不大可靠了。这是差不多六十年前的事了。之后我就回到了团里，团长把所有人都集合起来，然后向大家宣布我是团里的老兵，大家也都很高兴再见到我，毕竟很少后人在伤愈之后回到原来的团。我又分配到了第二中队。我的头很难转动，但是我还是开始飞了。像医生说的一样，恢复要花一年的时间，我的脖子非常僵硬，但是我还是开始飞行。我参加了清扫克里米亚的战斗，然后是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最后一直到柏林。到这时我又执行了一百多次战斗任务。我们为伊尔、轰炸机护航，扫射地面，飞侦察任务，我是个好侦察员。我在黑海上空侦察时发现过船只，然后就轰炸它们。我们有不少侦察员，实际上确认侦察结果是十分必要的，没有一次侦察结果没获得另一个侦察报告确认。后来，克里米亚之后，在第三白俄罗斯方面军，我也飞过同样的任务，我们团的特长之一就是侦察飞行。扫射敌人部队，他们排成纵队行军，我们就沿着公路扫射，尤其是在乌克兰（执行的多）。侦察员发现一个敌人纵队，我们就从低空进入，然后开始扫射。那里道路很坏、泥泞不堪，士兵们不得不推着大炮前进。在我们的攻击下，他们无处藏身，也无处可逃，所以他们就趴在泥土里。我飞过大约 5 次这样的任务，在克里米亚我们还扫射过敌人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