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月 6 日到 9 日在黎巴嫩上空爆发的空战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喷气机之间的大空战，由于失去了战区制空权，形势对叙军很不利，随后叙利亚空军开始尽量避免与以军在空中交战，转而把更多精力放到对地打击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的行动中去。最初一个中队的攻击机群在至少一个中队战斗机群的掩护下出击，战斗机飞行员接到的命令是：尽最大努力将以军战机阻挡在海岸线以外。一位化名为 K.H.*上校的原叙利亚空军 MiG-23 飞行员向我们描绘了当时的情况，他当时在黎巴嫩执行了 13 次攻击任务：
“尽管形势对我们很不利，但我们还是在地面引导下一次次投入拦截行动中。敌人很狡猾，他们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他们设置了很多埋伏圈，常常出动少数飞机当诱饵引诱我们进入他们的射击区域。当我们的飞机接近到距离敌机 10-15 公里的范围内时，我们的雷达屏幕就“黑屏”了，完全无法探测到敌机。强烈的电磁干扰不但扰乱了我们的机载雷达，就连空地通信也难以正常保持。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办法：采用多波次多方向同时进入，或者“波浪战术”——一个攻击波紧跟另一个攻击波。这样一来后面的飞机仍有机会趁敌机忙于对付前一个攻击波时使用雷达瞄准敌机并开火。但事实证明这种战术的代价很高昂，每次出击我们都要蒙受损失。”
“我们的很多飞行员都缺乏“失控”条件下作战的经验，他们总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地面指挥中心的命令，结果很多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最后一位老飞行员给了我有用的提醒：不要上级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要根据战场实际来制定战术。事后证明他的经验救了我。我试着采用激怒敌人的办法来与敌机周旋：首先驾机高速接近敌机，在进入“麻雀”空空导弹有效杀伤半径前又掉头离开。如此反复，以军飞行员终于失去耐心，在“麻雀”导弹最大射程外发射了导弹。我用这个办法一口气躲过了四枚“麻雀”。等他们打完自己的导弹，我又开始高速逼近对方，这回轮到他们掉头逃跑了，因为他们担心我会发射导弹。就这样我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驱逐敌机并掩护己方战斗轰炸机攻击以军地面目标。”
6 月 10 日，叙利亚“鞭挞者”们没有任何出击记录。经过前两天的大空战，叙利亚人意识到形势对他们日渐不利：装备精良的以色列战斗机好几次成功地把叙利亚攻击机编队和战斗机编队割裂开来各个击破。形势是如此糟糕以至于叙利亚空军的精英飞行员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试着充当“诱饵”——把敌机引进萨姆地空导弹的埋伏圈里。就如 K.H.*上校所说：
“在我最后执行的几次任务里，我在原有战术基础上稍微发挥了一下：我两次成功地把敌人的 F-15 战斗机引进了萨姆导弹埋伏圈。第一次很可惜没能击中它；但第二次我们得手了，后来别人告诉我那架敌机被我们击落了，为此我受到了嘉奖。”
一组据称叙利亚战机击落以军战机的照相枪画面
6 月 11 日，叙利亚空军又一次改变了战术：两个大型编队同时出击，每个编队包含一个中队的战斗轰炸机和一个中队的护航战斗机。有几次包括 MiG-25 战斗机也加入了战斗：它们负责在高空高速飞行，把以军的注意力从低空吸引开，为己方攻机编队撕开缺口。这些战术使得情况有了一些改观：以军战斗机陷入了首位难顾的境地。即使一个叙利亚攻击机编队遭到拦截后被迫放弃攻击或者遭受打击，紧跟其后的另一个攻击机编队也能趁乱突破敌机拦截对以军地面目标进行攻击。
显而易见，至少有两个 Su-22 战斗轰炸机编队用这个战术突破了敌机拦截并攻击了以军地面目标，摧毁了一处以军 MIM-23“霍克”地空导弹阵地，连带攻击了一个正在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附近和叙军第三装甲师激战的以军装甲旅。此外，按照以军的说法，他们的 F-15 和 F-16 战斗机和地面防空导弹击落了 5-7 架 Su-22 战斗轰炸机，此外两架 MiG-23MS 战斗机趁乱高速离开，并且还袭击了一个以军战斗机编队：Abdul Wahhab al-Kherat 上尉和另一位身份不详的飞行员宣称自己同时发射了 R-3S 空空导弹同时击落了一架 F-4E 战斗机。而按照叙利亚人的说法，两架“鞭挞者”后来都被 F-15 击落，但飞行员都顺利逃生并徒步返回了己方阵地。
关于这场三十年前的空战，另一位前叙利亚空军飞行员 D 上尉有自己的看法：
“毫无疑问，在那场战役中我们犯了很多错误，许多缺乏经验的年轻飞行员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但是即便如此，以色列人还是没能完全夺取黎巴嫩上空的制空权。许多叙利亚飞行员们仍旧成功地把握了战场形势。虽然敌人经过精心准备先发制人，加上强烈的电子干扰让我们陷入被动还给我们制造了很多麻烦，但叙利亚空军从未被彻底打垮，也没有就此瓦解，我们仍然坚持战斗到 11 日中午停火生效的那一刻。”
总的说，从 1981 年 4 月到次年 6 月，在黎巴嫩上空爆发的空战中，叙利亚“鞭挞者”至少获得了两个战果，自身则损失了四架飞机并有一名飞行员牺牲。按照叙利亚方面的说法：在 1982 年 6 月 6 日到 11 日的战斗中叙利亚损失了 85 架飞机，27 名飞行员牺牲，8 人受伤；与之对应的是击落以军飞机和直升机 21 架。而以色列人则拒绝承认任何损失：坚持他们获得了 82:0 甚至 85:0 的战绩。
早在叙利亚 MiG-23MS 与以军战斗机在黎巴嫩上空激烈交战之前，另外三个阿拉伯国家空军也已经为采购大批 MiG-23 战斗机进行谈判。首先是埃及，它于 1974 年采购了一批 MiG-23 战斗机，包括 8 架 MiG-23MS 战斗机、MiG-23BN 攻击机和 4 架 MiG-23U 教练机。之后埃及人把所有“鞭挞者”集中起来单独编成为第 251 飞行团，部署在 Mersa Matruh 空军基地。但“鞭挞者”在埃及空军中的服役经历不算太长，因为差不多就在 1974 年，埃及的外交政策有了重大转变：开罗与莫斯科之间的友好关系土崩瓦解，之后埃及迅速倒向西方特别是法国。
作为报复，苏联停止供应武器备件。于是到1975年底，所有的埃及“鞭挞者”都因为缺少备件被迫停飞转入库存，由此造成的空缺将由法国提供的“幻影”战斗机弥补。接下来的几年里埃及的外交政策变化更大了：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加速向美国靠拢。而上述两国都对这批“鞭挞者”表现出浓厚兴趣。经过一系列谈判，1978 年中国购买了 2 架 MiG-23MS、2 架 MiG-23BN、2 架 MiG-23U、10 架 MiG-21MF 战斗机还有 10 枚 AS-5“Kelt”反舰导弹，代价是为埃及空军当时装备的 MiG-17 和 MiG-21 战斗机提供零备件服务。很快美国人也紧随其后而且胃口更大：一口气购买了剩下的 6 架 MiG-23MS、6 架 MiG- 23BN、16 架 MiG-21MF、2 架 Su-20、2 架 MiG-21U、2 架 Mi-8 和 10 枚 AS-5 导弹。所有这些武器都为美国空军材料司令部下属外国技术部掌握，其作用就是评估“敌国”军事技术水平。作为交换，美国开始向埃及提供一批美制武器和技术支持，包括 AIM-9J/P“响尾蛇”空空导弹，并把它们移植到埃及空军现役的 MiG-21 战斗机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