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干什么？'我很紧张，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是，我清楚地看到机舱里的那个飞行员向我行了一个军礼！我当时两手都在操作降落伞，赶紧腾出一只手、抬起头向他回了个礼。他打了个盘旋就飞走了，这一次我看见了他的笑容。
希望和勇气顿时涌上我的头顶，无论如何这次相遇给予我精神上莫大的鼓励，而我再次见到这位同行是在五十六年之后的事了。”
然而地面上显然缺乏这样的热情（或者说是同情），哈普落地数分钟之内，就有二、三百名日本居民聚集到他周围。这时候哈普还没有从极度寒冷带来的痛苦中恢复，日本人起先小心翼翼，慢慢地向他靠近，象看火星人那样盯着他。哈普总算把降落伞解了下来，最靠近他的日本人以为他有武器，吓得猛向后退，引起了一些骚动。不过，日本人很快就明白面前的美国兵没有携带武器，于是胆子立即大了起来，他们一哄而上对哈普一顿暴打。哈普感觉自己挨了不少棒子、踢打和石块，他干脆趴在地上保护着自己身体的重要部位。这时他又听到了几声大声的呵斥，居民立即散开向后退去了。看来是日本军队赶到了此地，日军把居民赶得远远的，给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让开一条路。那个军官用手枪顶着哈普的头，他再次感到莫名的绝望。然而枪还是没有响，日本军官打了几个手势命令哈普把救生衣和夹克脱掉。由于双手的冻伤，哈普的动作显得稍微慢了些，这立即招来了日军的踢打，不过他最后还是坚持着解掉了救生衣。日军绑住哈普的手脚，把他蒙上眼睛丢进一辆卡车。卡车行驶了一会又停下了，一阵喧嚣之后又有人被扔了进来。这应该也是落难的 B-29 机组的弟兄，但是由于禁止交谈，哈普无法知道他是谁，不过这个弟兄一直在呻吟着，看来他要么是战斗中负了伤、要么就是挨了居民的揍。
在东京郊外的一个军用机场，哈普被带下车进行审问，他第一次体验到日军对 B-29 飞行员的“特殊待遇”。我们接着看他的回忆：
“我被带进一间大屋子后摘掉了蒙眼的布条，这里看上去象是战斗机驾驶员的作战演习室，因为有大约 12 个身穿飞行服的人聚集在那里。押送我的日本军官和士兵用手势命令我呆着别动，然后大概是去找这里的负责人了。于是日本飞行员马上围拢在我身边，指手画脚、叽叽喳喳地不知在说些什么。他们最后指着我的靴子开始大笑，说到这靴子，还真给我惹了不少麻烦。怎么说呢，几星期前我只不过为了与众不同，就把靴子涂成了金色。这帮日本人大概是从没见过穿金靴子的美国飞行员，或许他们把我当成一位大人物了呢！其中一个飞行员打开我的上衣口袋，从里面掏出来 10 根口香糖，这些口香糖原本是我准备在海面迫降的时候消磨时间用的。那个小偷把口香糖举起来向他的同僚们摇晃，闪闪发光的红色糖纸显然具有特殊的诱惑力－日本飞行员们象一群饥饿的老鼠一样蜂拥而上，开始分赃。
当飞行员们为了口香糖你争我夺的时候，我被带到了审讯室，第一次体验到今后将成为牢狱生活一部分的粗暴殴打。
审讯室布置得很像老式美国电影里的场面：昏暗的房间正中摆了一张桌子，我对面坐着两个会说英语的审讯员，他们拿一个灯泡照着我的脸，开始审问：‘你说！你的靴子是怎么回事？’我努力解释，试图让他们明白这只靴子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只不过是在塞班岛的时候随手乱涂而已。他们详细询问了我的出生地点、学校等事宜，绝大部分问题还是集中在 B-29 和塞班岛的情况上。在记录了我的训练履历之后，问题又回到了那只金靴子上。或许是我的回答并不能令他们满意，于是我挨了很多耳光，看守还用枪托猛击我的腹部。殴打和审讯结束后，我又被蒙上眼睛押往别处，那位一起来的难友不知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之后我再也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卡车大约又行驶了 30 到 40 分钟才猛然停了下来，眼罩拿掉之后我发现卡车停在一个繁华商业区的街角，看守招招手示意我下车站在路边。有趣的是，这里的人恐怕不知道我是谁，他们从身边走过时都向我点头哈腰。
这大概是让我开开眼界吧，看了半个小时的风景之后我又被押上卡车，到了晚上才抵达关押地点。这里距离宫城（当时东京中心地带）以北大约两个街区的距离，是日本宪兵队的监狱（Kenpeidai Prison）。我被单独关押在一间小黑屋里，和其他的美国战俘完全隔绝，所以我暂时无法知道机组里其他弟兄的下落。小屋宽约 4 英尺（1.2 米）、长约 7 英尺半（2.3 米），自然没有暖气和水管，更没有卫生设施。只给我两条毛毯作为被子和垫子，在发毛毯的时候，看守还要求我跳一个踢踏舞给他看。后来我才知道这家伙是好莱坞电影看多了。
我在宪兵队监狱中度过了难熬的 67 天。每天能够得到三顿饭，其实每餐只有一碗米饭（与其说是碗不如说是杯子更合适），有的时候这“饭”甚至比汤还要稀。我也只能偶尔和两个会说英语的看守交谈一下，他们就是第一次担任审判的那两个。每天必有的审讯是我唯一的运动，而且我必须赤着脚在雪地里走到审讯室，每次审问都是以枪托猛击我的腹部而结束。因此我的健康状况迅速地恶化，伤口溃烂化脓，牢房里的跳蚤和虱子更使我狼狈不堪。我被命令头朝着房门一侧睡觉，这样有些讨厌的看守就可以在晚上用棍子或枪托敲我的头，影响我的睡眠。特别是在 B-29 轰炸东京的高峰期间，这种恶作剧几乎天天上演。而且监狱旁边还设有一个防空阵地，高射炮发出的巨响和震动同样使我难以入睡。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一些同情战俘的看守（比如一位叫小林金幸的）。
我在牢房里度过空袭之夜的时候，时常在为天空中战斗的弟兄们担心，而且我也很怀疑 B-29 究竟能给日本人带来多大的损失。因为宪兵队的监狱没有吃过炸弹，所以我更加无法证实自己的想法。但是，1945 年 3 月 9 日晚上，大群的‘超级空中堡垒’从低空进入了东京。这次空袭的效果异常震撼人心，在那天晚上使我的信心大增：3 月 9 日夜间，监狱外边突如其来的大声喊叫和恐惧的悲鸣把我从梦乡中惊醒，我听到了爆炸的轰响，接着有几架飞机在低空从牢房顶上掠过。我起初认为这些是日本飞机，但是当我看到被火焰映照成桔红色的天空时，立即想到了我们的 B-29！更多的飞机源源不断地飞来，外边的骚动和惨叫彻夜不绝于耳。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市区的混乱，街区中窜起无数的火龙卷，它们迅速地聚合起来，形成了一场席卷全城的大火。从牢房里看出去，就像是宇宙在燃烧一般的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