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前苏联解体为代表的东欧巨变发生之时，许多人都认为，这是西方获得的一项巨大的“和平红利”，是在几十年冷战时期进行昂贵的军备竞赛所得到的“利润”。这项红利正在经受着压力，因为美国这个参加冷战的主角正在受到来自亚洲新兴国家经济竞争的挑战，这些国家将廉价劳动力和越来越多的尖端技术结合起来所形成的强大竞争力，犹如在美国的贸易赤字这堆干柴上添加了一把火。克林顿总统特别希望能够把美国的工人和技术转移到商业飞机。电子。通讯。交通和造船等领域。美国政府尽管态度谨慎，但还是提出了一些新的军转民倡议，并且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以促进人员、工厂和设备快速地从军用转向民用。
事实表明，冷战后，国际化的国防工业交叉重组的变革很有益处。德国以最快的速度降低了国防预算，主要原因是把与国家统一相关的投资和社会开支放在优先的地位。由于历史形成的格局和相对突出的军民两用特征，德国的国防工业具有一段相对轻松的调整期。法国在降低国防预算和改造国防工业布局方面，极少取得成功，这是因为法国的军工企业完全为国防服务，而且是准国营性质的，所以调整的步伐缓慢。然而，在 90 年代中期，法国领导人最终认识到，自给自足的国防工业战略太过昂贵，因此在希拉克的领导下，引人注目地迈出了缩小国防工业规模和私有化的步伐。
三、结论：美国国防工业未来的选择
21 世纪初，国防工业的规模和形态将对美国和国际社会构成无法逃避的压力。美国的国防工业将无可选择地向军民一体化的目标迈进，并因此而使得多数国防承包商通过竞争为国防服务，少数企业则依靠固定的国防合同而生存。由于这样一种格局也可能具有更多的参与国际竞争的机会，因此美国必须制定出一项在盟国之间经过协调的国防工业基础政策和武器出口控制制度。这种产业一体化和政府合作将减轻对于一项适当的军品采购政策的供应阻力。同时，在美国及其盟国之间建立由美国领导的国际财团，对国防工业能力进行合理化并放慢武器创新和扩散的步伐，是其最有可能选择的道路，因为这将最大限度地确保美国的“安全”，节省战备的费用，并牢牢把国防工业用于确保美国国家安全的最终目标；而且这条道路也能最大限度地使符合“美国标准”的世界和平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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