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宪兵队监狱中度过了难熬的 67 天。每天能够得到三顿饭，其实每餐只有一碗米饭（与其说是碗不如说是杯子更合适），有的时候这“饭”甚至比汤还要稀。我也只能偶尔和两个会说英语的看守交谈一下，他们就是第一次担任审判的那两个。每天必有的审讯是我唯一的运动，而且我必须赤着脚在雪地里走到审讯室，每次审问都是以枪托猛击我的腹部而结束。因此我的健康状况迅速地恶化，伤口溃烂化脓，牢房里的跳蚤和虱子更使我狼狈不堪。我被命令头朝着房门一侧睡觉，这样有些讨厌的看守就可以在晚上用棍子或枪托敲我的头，影响我的睡眠。特别是在 B-29 轰炸东京的高峰期间，这种恶作剧几乎天天上演。而且监狱旁边还设有一个防空阵地，高射炮发出的巨响和震动同样使我难以入睡。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一些同情战俘的看守（比如一位叫小林金幸的）。
我在牢房里度过空袭之夜的时候，时常在为天空中战斗的弟兄们担心，而且我也很怀疑 B-29 究竟能给日本人带来多大的损失。因为宪兵队的监狱没有吃过炸弹，所以我更加无法证实自己的想法。但是，1945 年 3 月 9 日晚上，大群的‘超级空中堡垒’从低空进入了东京。这次空袭的效果异常震撼人心，在那天晚上使我的信心大增：3 月 9 日夜间，监狱外边突如其来的大声喊叫和恐惧的悲鸣把我从梦乡中惊醒，我听到了爆炸的轰响，接着有几架飞机在低空从牢房顶上掠过。我起初认为这些是日本飞机，但是当我看到被火焰映照成桔红色的天空时，立即想到了我们的 B-29！更多的飞机源源不断地飞来，外边的骚动和惨叫彻夜不绝于耳。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市区的混乱，街区中窜起无数的火龙卷，它们迅速地聚合起来，形成了一场席卷全城的大火。从牢房里看出去，就像是宇宙在燃烧一般的恐怖。
但是很快我就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也被烧死，此外，我也吃不准那些被激怒的居民是否会冲进监狱把我们都杀掉。一想起这些我就非常害怕，不过我更坚信我的战友们会最终用这种方式取得战争的胜利，从而保持着高昂的士气。然而第二天早上又传来了坏消息：一个看守告诉我，昨天晚上的空袭杀死了极多的东京市民，日本军队可能会开始处决战俘中的 B-29 乘员来进行报复，于是我的士气一下子又变得低落了。不过，日军命令在 4 月 1 日之前必须把战俘移出宪兵队，看来 B-29 的空袭取得了意外的效果。
然而日本人并没有忘记对 3 月 9 日的大空袭进行报复，不巧的是火气出在我头上。
4 月 1 日，我被押到上野动物园。在那里日军脱光了我的衣服，把我关在笼子里象动物一样展出。我浑身肮脏不堪，头发胡子披在脸上，我想那些来参观的市民大概以为我是哪里运来的奇特猴子吧。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是我战俘生活中最屈辱的时刻。但是，这并不能消灭我生存的意志，我要感谢动物园里的一个旁观者－那是一只总是站在笼子外边的秃鹰，它似乎在对我说：‘你快死掉吧！’每次它这样盯着我的时候我就冲着它大吐脏字：‘见你的鬼去，老子才不会死哪！你别想吃掉我。’”
Welcome Home
哈普继续着他的回忆：
“1945 年 4 月 3 日，宪兵队监狱里的全部战俘都被转送到东京和横滨之间的大森战俘营（OMORI Camp）。这时我的体重减轻了 87 磅，也就是说从原来的 212 磅（96 公斤）减少到 125 磅（57 公斤），连走路都十分吃力。36 名战俘中有 32 个是 B-29 机组成员，另有 4 个其他部队的。我在大森遇到了‘Rover Boys Express’的 4 名弟兄：机长史密斯、驾驶员爱德华兹、机电员克努佩尔和雷达手尼克逊，他们和我一样皮包骨头、头发胡子乱成一团。除了空中阵亡的拉特之外，另外 5 名弟兄的下落仍旧不明。
通向大森战俘营的桥，照片上有哈普的签名
在大森，战俘的待遇多少得到了改善。我们至少能够同甘共苦，交流的机会很多，而且能够作一定的运动。我们 B-29 的机组成员似乎聚集成一个小团体，在解放之前，经常和其他战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战俘营里还关押着几位高级军官：比如 1944 年 12 月 3 日在东京上空被击落的 73 联队 500 轰炸大队指挥官理查德•金上校、和金上校一起被俘的 73 联队参谋拜伦•布莱克上校，还有 58 联队 462 轰炸大队的理查德•克米盖尔上校。海军陆战队的王牌飞行员‘帕比’•波音顿中校也被关在这里。后来，布莱克上校由于健康状况恶化而被转移到我的宿舍里，然而他很快就去世了。我和金上校成了好朋友，在战胜之后，比我早回国的金上校还特地到我俄亥俄的家中，去告诉我的妈妈：她的儿子快要回来了。
而且，在这里我们被允许短时间地出门散步，到了 5 月，我们还开垦了自己的菜地。到户外收集垃圾也是战俘必须完成的工作，于是我们成立了专门收集看守丢弃的烟头的‘烟草委员会’，平时捡到的烟头都要上交给委员会保管，由委员长负责将里面的烟丝抽出并且重新卷成香烟。每次吸烟就像是举行一次庄严的仪式，在 36 名战俘中有 32 杆烟枪，大家集体围坐成一个圆圈，第一个人拿到香烟后吸一口、就向下传，这样一圈圈地转下来。公平是这项仪式的要素，谁要是不自觉吸的时间太长，就要受到处分－通常是剥夺一次吸烟的机会。有时候也会有一点小冲突，我是不吸烟的，而老烟枪会抱怨我们不抽烟的人捡回来的烟草里有狗粪。同样，食物的分配也遵循着严格的规定：当每天的食物分配下来之后，餐饮负责人们就会慎重地清点饭粒的数量，然后按人数进行分配。每次吃饭吞咽饭粒的时间也是规定好的，这样可以防止有些人恋恋不舍地嚼饭粒子而倒别人的胃口，当然也有些弟兄喜欢囫囵吞枣。
战俘之间的交流话题很多，但是最后总会转移到食物上来，比如‘一筐面包应该如何分配才算公平’之类，这通常会引起一场热烈非凡的大讨论。
8月份的第三个星期，突然有 B-29 飞过战俘营上空，它投下了物资和传单。从传单上我们得知日本人投降了！我们赢了！8 月 29 日，哈罗德•斯塔森中校指挥的一艘步兵登陆艇停泊在大森附近。我们被移送到医疗船“仁爱号”上，在船上的第 2 个晚上，哈尔西将军亲自来探望我。“仁爱号”停泊在东京湾的几天里，我们接受了一些初步治疗，而当 9 月 2 日日本代表登上“密苏里号”战列舰签署投降书的时候，我们也在旁边的“仁爱号”上观看。数天之后，一架 C-54 运输机把我送到了田纳西州，然后我乘火车回到辛辛那提老家和家人们重聚。但是我没有在家里逗留很久，之后就被送到了位于西弗吉尼亚州 White Sulphur Springs 的一家军方医院，在那里我花了 6 个月的时间才恢复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