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日本政府的工作人员试图向苏联驻日大使得米特里·波良斯基转交米格-25飞机驾驶员书写的声明：“兹证明本人，维克多·依万诺维奇·别连科不愿返回苏联，希望得到允许在美国定居。该决定由本人自愿做出，没有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维克多·别连科。”
大使断然拒绝接受这一文件。就在这天，莫斯科指控东京向似乎偏离航线的苏联飞行员提供了麻醉剂。苏联外交部向日本当局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立即交出驾驶员和飞机。
翌日，别连科被送往东京。行前，为找着一身合体的西服更换而花了很长时间。早晨，宾馆附近聚集了一群记者。特别机构的官员决定从楼房不为人注目的侧门将飞行员带出。记者识破了这一手腕，安全人员好不容易才把别连科推进了汽车，然后开足马力驶离院子。记者们却穷追不舍。情报机构对事态的这一发展早有所料，在一个十字路口，另有6部一模一样的汽车正在等候载有别连科的汽车。这些汽车眨眼工夫混在了一起，行驶了若干时间后，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分道扬镜，向4个方向驶去……
别连科乘坐的汽车终于来到郊外垃圾场，一架直升机随即降下，一分钟后它又升入空中，并向南面的空军基地飞去。
别连科在那里换乘了军用运输机，大约40分钟后降落在了东京机场。他被送往海军基地大楼，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正在那里等候。他说：“我叫吉姆，我代表美国政府。我受权通知您，美国总统将满足您政治避难的要求。手续一旦办妥，我们就飞往美国。”
然后日本人把别连科送入了监狱，一再致歉说：“这在日本是最安全的场所......
在牢房，别连科享受了特别提供的膳食和饮料，甚至还得到了啤酒。次日清晨，日本按计划演出了一场戏。
多次同别连科会面的美国记者约翰·巴朗回忆说：日本人向别连科隐瞒了因他违反日本法律将要出庭受审的消息。他被带进了法庭，身着长袍的法官宣读了正式起诉书：“您被起诉违犯了日本法律的4个条款：您非法侵犯了我国领空；没有签证来到了我国；携带有手枪；进行了射击。您是否承认自己有罪？”
“是的。”
“您为什么没有签证？”
“要是我申请签证，我将终生被监禁。”
“您为什么把手枪带到了日本？”
“手枪是我装备的一部分，没有手枪我不会被允许飞行。”
“您为什么要开枪？”
“为的是不让有可能损坏飞机的人靠近它。这架飞机非常宝贵。”
“您是否准备签字，承认在被起诉的这些条款上有罪？”
“如果您有此要求的话。”
“我决定，”法官宣布，“这是一个不应惩罚的特殊案例。别怕，我们不打算破坏您的计划……”
正式程序结束了。法官微笑着握了被告的手，请翻译祝他一切顺利。
与此同时，苏联当局展开了规模空前的行动来谋求遣返别连科。日本人陷入了困惑之中：这一事件有可能使本已不睦的苏日关系进一步恶化。在日本政府举行的秘密会议上，作出了安排别连科同苏联驻日使馆代表会面的决定。叛逃者——别连科接到这一通知时感到局促不安：“要是我拒绝同他见面呢？”
“那我们就通知苏联代表，说你不愿见他。不过事态的这种转变是我们所不希望的。”
日本人认为会面意义非常重大，同时他们也不排除“克格勃代表”有从肉体上消灭叛逃军官的可能。因此，会见厅里组织了预演。3名武装警卫的眼睛将直盯着别连科，另3名紧盯大使馆代表。如会见失败，必要时他们都有权开枪。
会见前数小时，别连科已熟悉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吉姆会见了他，为他“壮了胆”。同别连科告别时，美国人干脆利索地亮出了最有力的王牌：“如您照我们的建议去做，几小时后我们就可飞往美国。机票已订好，一切手续均有效。如您还有什么要求，我们均可满足……”
日本防卫厅特别情报处官员指出：在预定的时间，苏联驻日使馆一等秘书来到了专门隔开的房间。3名保卫人员占据了“战斗部位”，眼睛直盯着他。之后，别连科在另3名安全人员的陪伴下也走进了房间。别连科盯着双脚，甚至连招呼都没同目已的同胞打。当别连科在15米长的桌子的另一端坐定后，苏联外交官抬起头来说：“我是苏联大使馆代表。您的同志请我们转达，在这对您来说不轻松的时刻他们同您在一起。苏联政府知道，您对发生的事件没有责任。我们清楚，您并非自愿在日本降落的。您偏离了航线，您是迫降的。我们知道，不顾您的抗议，您被投入了监狱，日本人对您施用了麻醉剂。不过，即使假定您犯有错误，我们坚信您也没犯我说的错误。即使犯了这种错误，在此情况下我可以以中央的名义向您保证，您将会受到宽恕。我来此是想帮助您回家的，回到亲爱的妻子、儿子和亲人身边……”
别连科没让他说完。他站起身来，像先前那样避开外交官的眼睛，嘟嚷道：“我是自愿飞到日本来的……我请求在美国政治避难……不必劝说我……”
“叛徒！”外交官恶狠狠地大声对他说。“您知道叛徒的下场！我们迟早会把你抓回去的。不论你呆在何处，我们都会找到你！”
日本情报部门的主要官员显然对案件的这种转折感到满意，他关掉了录音机，微笑着对苏联外交官说：“您可以随意了，我们不再打搅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