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图波列夫作为管理者的技巧将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在对“不刮胡子的流浪汉”号进行飞行测试时，他为图-4项目招募了自己的行政管理团队，任命迪米特里•马尔科夫（Dmitry S. Markov）为首席代表。马尔科夫是图波列夫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他拥有广泛的技术专长，并以自己的设计能力赢得了声誉。马尔科夫曾与图波列夫一起在监狱设计局中任职，对美国飞机技术有第一手的了解，并曾参与过对一架“伏尔梯”（Vultee）飞机的改装工作。马尔科夫后来因为另一个高优先级的冷战设计项目而在西方闻名，该项目就是图-22M3“逆火”超音速轰炸机。

　　图波列夫有时候比较豪放，或者说有点“粗野”，而马尔科夫则比较绅士。马尔科夫在图-4项目中始终保持着低调，但他也是一位亲自动手的管理人员，可以激励所有的人按时完成高强度的任务。在通过用消费品和住房奖励工人的技巧来推进工作的过程中，马尔科夫在鼓励手段和影响力方面与他的领导图波列夫不相上下。马尔科夫赢得了参加图-4项目的所有人的持久忠诚，并在战后时代脱颖而出，成为了苏联航空工业中备受尊敬的人物。

　　图波列夫在建立组织机构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他需要召集约64家设计局以及900多家工厂、研究机构和技术单位，以保持一切工作运转正常，并确保质量控制。根据协定，马尔科夫负责处理图-4项目的日常工作，图波列夫的工作重点则是动员早已厌倦了战争的航空工业人员、空军官兵、党的官员和主要政府部门。

　　在与德国的四年战争中，苏联航空工业满足了斯大林对大批量生产飞机的非凡需求。现在，则要求它掌握复杂的飞机系统，并负责10万多个零件的复制工作，每个零件都必须满足重量要求并准时交付。

位于古比雪夫的一座苏联飞机厂，正在生产伊尔-2强击机

　　图波列夫构思了一套巧妙的规划体系来委派责任。首先，他寻求了当时的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的帮助，以解决协调问题。图波列夫不希望零件提供方直接向他报告。让政府部门的实权人物订购零件使他拥有了两全其美的优势：零件订购的背后有国家的全部权力支持，再加上每个零件提供方直接向米高扬报告，并满足他自己的质量控制要求。

　　为了实施该计划，他要求米高扬任命每个部委的一名人员负责零件的及时交付工作。每个项目的负责人都必须向贝利亚解释任何错过的截止日期或做工较差的问题。米高扬迅速同意了图波列夫的意见，并任命较高级别的官员（通常是副部长）承担责任。后来，谢尔盖•科罗廖夫在苏联的航天计划中也套用了相同的模式。

　　图波列夫在操纵政治的同时，也从未放弃对该项目关键方面的控制：他保留了日程表，并且擅长解决问题。列昂尼德•科波尔回忆起了图波列夫预判哪里出问题的超常能力，每当出现问题时，图波列夫都会直接进行干预。图波列夫还聘请了才华横溢的斯科莱扬斯基（I. M. Sklyanskiy）担任协调员。这一人选被证明是鼓舞人心的，不过在图波列夫那些紧张的同事们看来有些“危险”。斯科莱扬斯基是位工程师，他精力充沛，专注于细节，并且拥有敏锐的记忆力，没有其他人比他更适合监督时间进度表了。这张时间进度表贴满了位于莫斯科市中心无线电大街图波列夫设计局中一堵专门用于展览的墙。作为协调员，斯科莱扬斯基为订购的每个零件填写了四张卡片：一张给图波列夫，一张给航空部，另一张给协作部门，最后一张给现场的实际制造单位。

美国B-29轰炸机的分解图，显示了其若干主要结构。其中，机头部分和发动机整流罩由克莱斯勒公司制造，垂尾、平尾、各控制翼面和包含弹舱在内的机身部分由固特异公司制造，后机身和主翼外段由哈德逊公司制造，主翼中央部分由马丁•奥马哈公司制造，发动机舱由费舍尔•伯德公司制造，发动机由道奇公司制造，螺旋桨由弗瑞吉戴尔公司制造。对苏联人而言，“复制”这样一架飞机同样需要众多工厂和科研机构的通力协作

　　当图-4轰炸机的第一批零件和备件被送达并接受检查时，图波列夫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展览，以实物的方式显示进度，并指出哪些已经达到了最后期限和仍要实现的里程碑，外加负责的管理人员的名字。为了把每个主要零件或子零件完全展示出来，足足占用了他的设计局两层楼的空间。通过电话，图波列夫与负责生产相关零件的工厂保持着联系，后者可以向他报告最新的进度。展览提供了一种方便的手段，可以向来访的官员展示该项目，并能让图波列夫觉察出任何潜在的故障。

　　新轰炸机所需的文件量非常庞大。逆向复制工程要求对约10.5万个零件进行分析和拍照。图波列夫的团队共绘制了约4万张详细的图纸，这由1000多名制图员完成。严格的质量标准 使整个设计局筋疲力尽。在该项目的最关键阶段，有时每个月只允许工作人员休息一天。

　　一个巨大的挑战是美国制造商使用的英制单位和苏联使用的公制单位之间的差异。在研制工作之初，图波列夫就决定不将美国的英制单位转换为公制，因为这将非常耗时。铝板的制造是这一问题的典型反映：B-29上铝质蒙皮的标准厚度为1/16英寸（1.5875毫米），苏联工厂当时还难以精确制造出这种尺度的金属薄板。于是，图波列夫选择将图-4轰炸机的蒙皮厚度改为在0.8毫米至1.8毫米之间变化，这实际上在某些部位增强了飞机的结构强度。尽管进行了此类更改，但图-4的重量却仅比B-29重了1%，这是因为在电气线路、液压压力和油耗方面作出的其他折衷也同样重要。

制造中的B-29轰炸机的后机身零件，该机相当一部分金属薄板的加工工艺对20世纪40年代末的苏联工业水平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

　　尽管图波列夫仍然关注飞机某些外部结构的研发工作，以表明他严格遵守了斯大林下达的“精确复制”的命令（包括机身上的一处检修口盖，并且图-4轰炸机精确地“复制”了B-29的内部油漆方案），但在一些更重要、也更不引人注目的零部件上，图波列夫还是经常选择“走自己的路”。斯大林默许使用公制单位是一个重大让步，在发动机、雷达和军械方面也做出了其他让步。列昂尼德•科波尔在其书中将图-4轰炸机恰当地描述为是“模仿”，或者说得更形象一点是对B-29的“传真”。如果这架飞机有遗传密码的话，那么可以这样说：显性基因是波音的，而隐性基因是图波列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