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瓦莱丽•“急拉”•魏茨巴吉尔（Valerie “Twitch” Wetzbarger）少校，美国空军第56战斗机联队的F-35教官飞行员。魏茨巴吉尔少校曾在卢克空军基地飞过六年的F-15E“攻击鹰”战斗机，然后转飞F-35A。在加入第56战斗机联队之前，魏茨巴吉尔少校曾先后在美国空军的第492战斗机中队（部署在英国皇家空军莱肯希思基地）和第391战斗机中队（部署在爱达荷州的芒廷霍姆空军基地）服役过，飞的都是F-15E。她在2014年至2015年间曾两次前往中东战区。
2019年2月，在亚利桑那州的卢克空军基地完成了一次飞行后，F-35教官飞行员瓦莱丽•魏茨巴吉尔站在这架F-35A旁边合影留念。卢克空军基地在2014年接收了第一架F-35
从第四代战斗机向第五代战斗机的过渡就像学习如何从手动挡汽车过渡到自动挡汽车一样。我爸爸是一名F-4战斗机飞行员，他总是告诉我说：“一架（新型）喷气式飞机仍是架喷气式飞机，所以不要因为从一架喷气机换到另一架喷气机上而心生惧怕。”F-35实际上操纵起来很像F-15E，但不同的是，F-35是一款具有先进控制逻辑的高攻角战斗机，所谓“攻角”就是机翼和迎面而来的气流之间的夹角。我们这些人在自己以前飞的飞机上并不熟悉低速、高攻角飞行特性，现在必须练习并适应这些飞行特性。
F-35的主要任务是压制敌人的防空系统。在训练任务中，我们学习得最多的是找到地对空导弹，保护编队中的其他攻击机，轰炸或压制指示给我们的目标，然后杀开一条路飞走。这种任务与F-15E的非常相似，但F-35所具有的信息融合、飞行员界面和物理性能将我们在整个编队之间，以及与盟国之间的协同效率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我一直在学习，因为随着新功能的出现，战术每6个月左右就会升级、调整和更改一次。每当我教授新的任务集时，我都必须用最新的战术和指南来更新自己的知识。作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无论身处哪个群体之中，保持接触最新的知识并相互吸取教训都是成为一名精通业务的飞行员所必需的。
在卢克空军基地，我们飞的是一些相当复杂的任务，同时还要发展自己的观念模式。“每位僚机飞行员都是飞行小队的长机”，为了有效地执行这些任务，我们会将其分解为若干个阶段。我最喜欢的一条建议是“慢就是顺利，顺利就是快。”这意味着把步调放慢，第一次就把你份内的事做对，这样最后就会很快。在座舱中，重要的是确定任务优先级，有效地执行排在前面的任务，然后继续执行排在下一优先级的任务。这就是你对团队整体努力的贡献。
在卢克空军基地，一名皇家澳大利亚空军的地勤维护人员正在这架F-35的机翼上行走。F-35的蒙皮由复合材料制成。目前，共有13个国家订购了这款喷气式战机
我丈夫和我都是同时开始学习驾驶F-35的，凭借我们积累下的丰富经验，我们已经为学习如何驾驶这架崭新的喷气式飞机做好了准备，并知晓我们该如何为F-35飞行员这个新的、不断融合的战斗机群体做出贡献。我感谢空军的领导者们支持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共同生活在一起，也感谢中队将我们视为一个个独立的飞行员。更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看到战斗机座舱中出现了更多的女性飞行员的身影，因为她们意识到，战斗机飞行员群体对她们及其家人是支持的。
F-35让美国空军成为一支更加一体化的力量。例如，在我的中队里，美国人、意大利人和挪威人一起工作并互相指导。飞相同的喷气式战斗机打造了一个更强大的联合和同盟团队，使我们作为北约部队更有战斗力。
（六）琼•比斯利（Jon Beesley），2002至2011年间担任洛克希德公司的F-35首席试飞员。作为一名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工作了超过23年的试飞员，比斯利曾先后致力于F-117“夜鹰”、F-22“猛禽”以及F-35“联合打击战斗机”的研发工作。2006年12月15日，比斯利驾驶代号为AA-1的首架F-35原型机进行了首飞。
在驾驶F-35原型机完成首飞前的四年里，我花了很多时间在“STOVL重量攻关团队”（简写为SWAT）里工作。SWAT组建于2004年4月，在6个月的时间里将F-35B的重量减轻了2700磅（约1.22吨）。这份工作让我们得以深入F-35项目，并解决了相当一部分问题。起初，人们对三种型号之间的通用性非常关心，这对飞机来说非常重要，但是你不必为三种型号的飞机制造共同的隔板。没有人会走进空军或海军陆战队的基地并说：“我需要一块新的隔板。”相反，他们会走进来说：“我的这个任务系统盒坏掉了。”
F-35B正视图
通常情况下，如果你减掉了一堆重量，那确实会削弱飞机的性能。但实际上，所有三种型号的飞机都变得更好了，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
不过，AA-1是第一架飞机，是在“STOVL重量攻关团队”成立之前制造的，符合原始规格。为了决定飞机应该如何飞行，我们在首飞前进行了数百次模拟。当我们进行首飞时，所操纵的是一台以前从未飞上天过的发动机，而且我们是在一架单发飞机上做这一切的。我们还操纵了电动静液压作动器。“闪电”是个不错的飞机绰号，因为一切都是电动的，包括作动器。对我来说，所有这些东西在首飞中运行如此良好的事实只会令人感到兴奋，因为这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很久以前，杰克•奎因斯（Jack Krings，前试飞员，曾在罗纳德•里根总统执政时期担任过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曾发表过一番言论，他的话令我记忆犹新。他说：“空战一直都是隐形的。”哪怕你回首第一次世界大战，你也会发现飞行员们会在远离太阳的情况下发起攻击。为什么这样做？很简单，因为他们不想被人发现。
为什么F-117看起来是那个样子，即一系列平面和简单的形状？为什么F-22和F-35看起来又是那种模样？你几乎可以看到背后计算机的发展。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期计算机的普遍应用，对雷达散射截面积（即飞机如何反射雷达波）的预测显然成了一大挑战。使用20世纪70年代的计算机，你只能设计出非常简单的机体表面，这些表面往往是由一块块平板拼接而成的。试想一下，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和21世纪初，你的个人电脑有了多么大的升级——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我们已经能够预测曲面和更复杂的形状对雷达波的作用了。当你可以把隐身飞机设计得看上去更像是一架正常的飞机时，你（设计的飞机）就会拥有不凡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