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密电中对英舰中弹以后的描述相当详细，其中甚至包括中弹部位、何处失火、舰体如何倾斜、舰艏如何上翘、舰员如何逃生等等，不一而足。

　　5） 密电中没有发现然后有关空战的内容，这说明日军机群完全没有遭遇盟军的空中抵抗。

　　上述情报很快就被整理成文、逐一上报空军情报科，而后又由我空军总部报告英国驻重庆大使馆。可骄横的英国人一开始并不相信这个事实。因为他们认为坚不可摧的“威尔士亲王号”决不可能就这样轻易被毁，而最关键的是根本不相信中国人的侦电技术！可不一会儿，日本东京广播电台就大张旗鼓地宣扬了这一最新”战果”，这才使英国人开始清醒过来，继而对我国的密电侦破技术不得不刮目相看。

中英空军情报合作之始

　　自 12 月 10 日日本海上行动大告成功以后，日军立即在马来半岛登陆，进而轻而易举地开进了新加坡。接着又攻占了缅甸，大军直叩印度国门。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加尔各答。

　　为了守住自己经营多年的地盘，英国远东军事当局痛感急需加强该地区的空中防御力量，而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支行之有效的空中情报侦判部队。显然，要想拥有这样一支富有经验的技术力量谈何容易！而我国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英军已有所耳闻。1942 年 5 月，英国政府正式向我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我派遣一支电讯情报队伍，前伸到印度的加尔各答，以协同英、印两国空军情报机构，共同从事对缅印战区日本空军情报的侦译工作。

　　蒋介石对此没有异议，于是令掌管军情的军令部二厅厅长杨宣诚负责与英方谈判。不几天，双方就已达成协议，其中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 有鉴于中英之间的同盟关系，中国同意派遣一电讯侦译工作组前往加尔各答协调工作；

　　2） 该电讯侦译工作组负责侦收缅甸及周边地区的日本空军无线电通讯，将所破译之情报提供给英、印空军指挥部利用。同样，后者所获相关情报，也应反馈给中国驻加工作队参考利用；

　　3） 合作范围暂以第 2 款规定的情报交换为限，今后可根据形势变化再作进一步协商，以扩大合作范围；

　　4） 中国驻加工作队可自设电台，并享有使用和发送密码之权利，用于直接与重庆的中国政府通讯联系；

　　5） 中国驻加工作队有权将所获情报（含合作方提供的情报）通过电讯或邮路发送回国内，且不受英方检查。通讯中的加密措施由中方自己负责。

　　6） 中国驻加工作队的薪饷、电机、器材等均由中国政府提供和补充；

　　7） 中国驻加工作队驻地、设备、密码本和人员安全应由英方负责保卫，使之不受任何损害和干扰；

　　8） 中国驻加工作队之住所为军事机要部门，除获得双方认可的联络官以外，任何英、印军民不得入内。

　　另外，协议还规定了前往驻地过程中运输方面的职责分工以及途中不接受任何入境检查的细节。后者主要是为了防范别国窃取我相关技术。

　　从协议条款中不难看出，我工作队完全是以主动和主导的姿态出国援战的，这在当时其他战线上是很少见的。

待命出发前戴笠发难

　　此刻，对日空军电讯侦译业务已由原来的军事委员会移交给航空委员会（其实就是空军）主管，因此，组织工作队赴印事宜也交由航委会负责。1942 年 3 月，在成都成立了一个综合侦译日本空军密电的专门业务机构，为了对外保密，它被命名为“航空委员会空军监察总队”。下设若干监察区队，分头负责各不同地区的侦译业务。原技术研究室的成都工作队改番号为第 3 监察区队；而重庆工作队改番号为第 2 监察区队，且移驻昆明；新建的第 1 监察区队驻扎重庆；新建的第 4 监察区队驻扎洛阳；还计划新建第 5 监察区队驻扎在东南地区……同年 8 月，驻印度的那支工作队定名为“第 6 监察区队”。

　　有趣的是即将派驻印度的第 6 监察区队在组织派遣上出现了“一国三公”的多头现象：其一，军令部第 2 厅负责与英方谈判，它代表中国政府签定协议书，所以英方误认为 2 厅厅长杨宣诚全权在握。而实际上杨什么也不是，他只不过是个奉命行事的角色；其二，航委会倒是主管业务部门，它负责人员、器材、空运出国等具体事务；其三，是出国人员中有部分来自于军统系统的电讯训练班，也即军统有权推荐人员进队，它自然是什么地方都不忘插一手的。殊不知，权利显赫的“戴老板”、军统特务大头目戴笠就因为插手此事而几乎毁了此事！

　　说来话长。当时军统第 4 处负责电讯业务，处长魏大铭极力推荐他手下的倪耐冰担任赴印第 6 监察区队队长一职。倪某早年曾是国民党上海国际电台的电讯老手，但对密电的侦测和研译却是门外汉。不得已，只好再委派一名译电专家同往，并任队副，他就是原就在航委会第 6 监察区队工作的邱沈钧。因此，实际上倪耐冰成为行政主官、而邱沈钧就是业务主官。

　　1942 年 5 月，倪耐冰打前站，提前去印度与英军取得联系并做好安置准备。而邱沈钧则在重庆，在驻重庆的空军第 1 路军司令部的协助下，完成筹备器材与编队工作。至 8 月份，国内准备工作全部就绪，30 余人集中在重庆的上清寺空军招待所，随时准备出发。

　　而已在加尔各答的倪耐冰来电称，境外所有事宜已于 7 月份安排妥当，只等队伍开拔。同时，也转达了英军希望中国工作队早日抵达的“迫切愿望”。在国内的邱沈钧副队长建议于 9 月率队出发，于是航空委员会将计划同时上报给军令部和军统局这两个“婆家”，以征询它们的意见。

　　军统方面放出话来，说是“戴先生想要接见区队全体队员”，但具体日期“以后再行通知”。然而大家绝对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拖就没了音信。尽管多次请示，但军统方面总是推脱，说“戴先生太忙”，于是接见的事就遥遥无期了。只要他这位阎王爷迟迟不接见，队伍那敢开拔！？

　　由于英方的一再催促，连倪耐冰也耐不住了，只得在 10 月初飞回重庆，以打探虚实。经过研究，大家一致推举他直接向上司戴笠陈词，说明英方的意见，并暗示万一英国佬等不及了、极可能直接找老蒋抱怨云云。倪耐冰照此法炮制，果然见效。在各方压力下，戴笠不得不在 10 月中旬邀请全队人员去他的公馆就餐。戴公馆离军统总部不远，里面环境幽静而隐蔽，是一座外人不易注意的小洋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