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小时以后，分解拆开的 苏-9 被送到了美国，它的飞行员也随后抵达......
情报收集的历史和人类战争史一样久远，对于了解敌人的意图、能力以及他们的武器，人们总是怀有极大的兴趣。然而，绝大多数的情报收集工作建立在传言及“科学”推测的基础上，而接下来的，就是对于实际情况的大量的无休止的辩论甚至争吵。所以，如果希望得到关于敌人的真正准确无误的情报，最可靠的途径只有一条：获得对手科技成果或其档案材料的原始件。
早期行动
在 20 世纪初，人们经历了多次由于敌人“未知的”新式武器攻击的痛苦，因此，获得敌人“第一手资料”的情报收集工作变得史无前例地重要起来。不仅仅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在“冷战”时期，“铁幕”政策造成的封闭的各国边界线使得传统意义上的间谍行动变得异常困难。传统的“人工情报”所获得的资料变得非常主观，因而不再可靠。实际上，在“冷战”时期发生的每一场“热”战中，人们都一次又一次地、由于缺少准确情报而遭到极度的痛苦和震惊。在那时，在获取并测试外国的飞机和技术方面，美国已经很有经验，最早在一次大战期间，所谓的“外国数据组”就已经成立，到了 1951 年，这个小机构发展成为“航空技术情报中心”，隶属于美国空军。而尽管“航空技术情报中心”做了大量的努力，当 米格-15 出现在朝鲜上空时，苏联人还是让美国人大吃一惊，没有人认为苏联有能力如此大量地制造出如此先进的飞机。美国人——或者说航空技术情报中心——立即认识到，他们必须获得一架完好无损的 米格-15 以了解它的优点和缺点。但是，苏联人的手更快，他们对于获得西方的技术非常感兴趣，这些技术比他们自己的技术先进数年——如果不是数十年的话。他们着了魔似的想得到一架 F-86，但是他们知道必须谨慎从事——因为苏联在官方上并未正式介入朝鲜战争。苏联人向朝鲜派去了一个小分队，试图将某个美国飞行员迫降在中国军队或者北朝鲜军队控制线之后。虽然这个计划彻底失败了，然而苏联人还是获得了两架“佩刀”，它们在空战中被击落，但是却成功地迫降在了相对良好的地形环境。与苏联相反，西方想要得到苏联飞机的目的是希望了解其性能以找到对抗方法，他们的计划代号为“穆拉”，无论如何，这个计划最后也算成功。1952 年 9 月，一名北朝鲜飞行员驾驶他的 米格-15 飞到了南朝鲜，美国空军和航空技术情报中心立即对这架飞机进行了检查和测试，他们从中所获得的信息在战术上的价值无可估量，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美国对战斗机所作的现代化改进，以使其能够更好地抗衡早期的米格机，但是这并没有帮助西方了解更多的苏联人关于技术发展的理念方面的问题。
美国获得的第一架 米格-15
无人驾驶飞机
朝鲜战争以后，美国的敌人们成了本故事的主角。由于这些事件的高度敏感性，很多真相至今还不为世人所知。由于缺乏准确的信息造成了一系列的争吵，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还不清楚究竟有多少飞机落到了“敌人”手中。虽然如此，可以肯定的是，每一架在苏联上空被击落的西方侦察机，以及在越南、中东地区上空被击落的，象 F-4“鬼怪”这样一类的战斗机的残骸都被苏联人和中国人检查过。当然了，绝大部分被击落的飞机残骸坠落到海里，然而还是有一些飞机在苏联、中国、越南或者埃及控制地区的上空结束了自己的飞行。例如说在 1958 年 9 月 2 日，4 架苏联 米格-17 击落了一架美国空军第 7406 联队的 C-130A-II，其残骸坠落在了埃里温——现在是亚美尼亚首都——附近，据推测绝大部分机组成员在坠机中死亡，但是也有迹象表明他们中的一些人被逮捕，后来在苏联的某个秘密集中营中失踪。“敌人”获得美国高科技的另一个高峰时期是在 1968 年至 1970 年间，那时美国频繁地使用 BQM-34 无人驾驶侦察机侦察中国大陆以及越南北方。数十架这种型号的飞机被中国和越南的防空力量击落，另外一些在受到相对较轻的损伤后被俘获。有趣的是，中国人在美国 BQM-34 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个无人驾驶飞机家族，最初是空射型的“长虹”（最早由一架 Tu-4 轰炸机——另一种“随风而去”的飞机，但是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外——发射），由北京技术研究所研制，由装备了特殊设备的运-8E 运载。甚至在最近的珠海航空博览会上展出的最新型号的“长虹”无人驾驶机的模型，还清楚地显示出其与 BQM-34N 的类同。即使如此，在那个年代里，无论是苏联、中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都没能成功地获得哪怕一架完好无损的西方战斗机。
北航航空馆的“火蜂”无人机
长虹无人机
得到那架米格！
同一时期，美国和北约在获得共产主义国家的科技方面也遇到了问题。1945 年到 1950 年期间，一系列的叛逃事件沉重打击了南斯拉夫空军。这些事件中最有趣的不在于其硬件部分——因为当时南斯拉夫空军仍在使用由苏联和英国在二战期间提供给他们的陈旧的飞机——而在于叛逃者帮助西方深入地了解了他们国家的政治意识和国内情况。接下来的几年对西方的技术情报工作来说，无疑是糟糕的。1958 年秋，在台湾海峡上空发生了一系列的空战，在这些空战中，国民党空军的 F-86 使用了全新的红外制导的 AIM-9B 导弹，在战斗中，总共发射了 20 枚左右的“响尾蛇”，其中至少一打击中了目标。然而，其中一枚在击中大陆空军的 米格-17 后并未引爆。这样，这位幸运的大陆飞行员将完好无损的导弹带回了基地，这枚 AIM-9B 受到了苏联人的高度重视，他们惊叹于“响尾蛇”的简单与高效，决定仿制并生产他们自己的型号，他们为自己产品的编号是 R-3S/K-13（北约编号 AA-2“环礁”）。另外一枚完好无损的“响尾蛇”于 1967 年被送到苏联，它是从西德的仓库中被偷出来的，用邮件的方式（！）被送到了莫斯科。当西方情报界经受一个又一个打击时，苏联也在不断受到飞行员叛逃的困扰。其中一次鲜为人知的事件是在 1963 年，一名心怀不满的苏联飞行员驾驶他的苏 苏-9 歼击机飞到了伊朗的阿巴丹。此事件的其余部分不很清楚，所知道的是这架飞机和其飞行员落到了美国“外国技术部”——以前的“航空技术情报中心”，现在形式上隶属于美国空军指挥系统，实际上直接听命于五角大楼，于 1961 年改名——手中。飞机抵达伊朗二十四小时以后，分解拆开的 苏-9 被送到了美国，它的飞行员也随后抵达。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此事件是 苏-9 歼击机过早退役的主要原因之一。渐渐地，中东地区成为了获得苏制装备的下一个重要地区：在 1956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以色列俘获了一架埃及的 米格-15，这架米格在与以空军“神秘 IVA”进行短暂交火后轻微受伤，随后以机腹部迫降在阿尔-巴达维尔湖的浅水区。以色列人抢救了这架飞机，但是以后的情况不得而知。1962 年，苏联开始大规模地向阿拉伯空军大量交付他们最现代化的轻型歼击机——米格-21F-13。当时西方对于这种型号的情况一无所知，而对以色列来说，他们现在正面对一种无法正确评估的潜在威胁。同以往一样，他们的对策很“简单”——搞一架，摩萨德得到命令：设法接触并策反一名阿拉伯飞行员，让他把他的座机——必须是完好无损——驾驶到以色列来，摩萨德的这个行动是类似行动中最成功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