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湾地理态势简图

　　然而，卡斯特罗的飞机在黎明时分飞来了，它们攻击了登陆部队，击沉了3艘“古巴旅”的船只，摧毁了通信设备、弹药和补给品。“绿滩”被放弃了。中午时分，卡斯特罗麾下的民兵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击。

美国的“休斯顿”（USS Houston）号是一艘运兵及供应船，这艘船在猪湾入侵时被古巴的空中力量击伤，其船长便在猪湾的西侧有意将其冲滩搁浅

　　白宫方面在晚些时候批准了用B-26轰炸机为海滩上的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可惜一半的B-26被T-33教练机和“海怒”战斗机击落了。“红滩”上的军队于4月18日撤退到了“蓝滩”，他们的弹药开始告罄了。

　　随着情况变得越来越令人感到绝望，比塞尔终止了美国志愿人员的飞行任务——估计他是在没有告知肯尼迪的情况下就下的命令。其在通过有线电报发送的命令中说：“未能充分认识到‘美国机组人员绝不能落入敌手’这一事实的重要性。”

　　8名来自阿拉巴马州空中国民警卫队的人员（4名飞行员和4名机组人员）自愿参加了这次行动。6架B-26（其中4架是由空中国民警卫队的飞行员驾驶的）于4月19日黎明前起飞了。其中2架领队的飞机被击中，但它们还是投下了弹药并返回了基地。

　　香农中校通过机动摆脱了一架T-33，但飞行在香农翼侧的雷利•桑伯格少校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桑伯格和他的观察员韦德•格雷（Wade Gray）在接近目标区域时被一架T-33的火力击中，并坠入了大海。托马斯•雷上尉（Capt. Thomas W. Ray）当时正在与他机上的观察员利奥•贝克尔（Leo Baker）一起飞行，他们被一架T-33和海滩西北部的一个古巴指挥中心附近的地面火力击中了。他们在飞机坠毁后幸存了下来，但却在地面上的枪战中丧生。

　　当时，“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就在该地区，并被授权可以提供“非常有限”的空中掩护。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仍然是不确定的，但由于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海军在时间上的混乱，导致当B-26进入战场时“埃塞克斯”号的舰载机仍然停在甲板上。

　　1961年4月20日下午，在只剩下一小块滩头阵地的情况下，登陆的“古巴旅”部队向卡斯特罗的队伍投降了。

三名被俘的来自“古巴旅”的入侵者——或者说“古巴流亡者”，正在被卡斯特罗的部队看守着。在猪湾入侵行动期间，中央情报局共派出1400人登陆上岸，结果有1200人当了俘虏

陷入黑暗的家庭

　　返回阿拉巴马州的空中国民警卫队员们被勒令不准谈论这次任务。1961年5月份，一名来自迈阿密的律师出现在了伯明翰，并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说，他代表一个支持猪湾入侵的私人团体，该团体正在为4名雇佣军的遗孀安排救济金，这4名雇佣军在搭乘着一架C-46运输机在古巴外海执行任务时被击落。

　　《芝加哥论坛报》引用这位律师的话说：“这些男人知道他们正在干什么。这是一场精心算计的冒险。如果他们能回来的话，那么他们将获得一笔丰厚的报酬。”那些遗孀们则被告知，除非她们再婚，否则她们在余生中都会收到救济金。

　　桑伯格的母亲写信给肯尼迪，并得到了肯尼迪的空军事务助理戈弗雷•麦克休准将（Brig. Gen. Godfrey T. McHugh）的回复。麦克休说，中央情报局和其他任何政府机构都没有关于她儿子失踪的消息。麦克休后来还说，他对此也不知道更多的情况。

　　关于猪湾入侵的只言片语却逐渐地泄漏了出来。阿拉巴马州的一位新闻从业人员阿尔伯特•泊森斯（Albert C. Persons），一位曾在行动中飞过C-54的民用飞行员，此时已不在空中国民警卫队中服役，故并没有受到噤口令的限制。他的故事由国家报纸和有线电视机构进行了报导，报导说美国飞行员参加了最后的空袭，其中四人失去了性命。

　　中央情报局直到1978年才告诉家属们真实的情况，此时雷利•桑伯格、韦德•格雷、托马斯•雷和利奥•贝克尔被追授了“卓越情报工作十字勋章”（Distinguished Intelligence Cross），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用于表彰那些特工人员的英勇行为的最高奖章。即使这样，那些家属们还是被要求这些信息仅限于他们自己知道。直到又过了二十年之后，中央情报局才公开承认在猪湾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猪湾入侵中丧生的那四名美国人，从左至右分别是利奥•贝克尔、韦德•格雷、托马斯•雷和雷利•桑伯格

保险柜中的秘密

　　猪湾事件之后，杜勒斯和比塞尔被迫退休。在其于1969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比塞尔称肯尼迪取消了第二次空袭是“毫无疑问的导致行动失败的最重要因素”。

肯尼迪总统正在向中央情报局已退休的局长艾伦•杜勒斯表示祝贺，照片表现的是肯尼迪于1964年在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兰利市的中央情报局总部向杜勒斯颁发“国家安全奖章”（National Security Medal）时的情景。（译者注：原文如此，但似有误，因为肯尼迪早在1963年11月22日即遇刺身亡）

　　猪湾入侵6个月之后，中央情报局总检察长莱曼•柯克帕特里克（Lyman Kirkpatrick）进行了内部调查。他在报告中说，中央情报局“将计划大幅度地改造成了一场公开的军事行动”，以至于“超出了特工人员的职责及能力范围”。他在报告中还称中央情报局“倾向于承担超出其能力的责任，同时不去充分考虑其他政府部门进行或参与这些行动的能力”。

　　接替杜勒斯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约翰•麦科恩（John McCone）收集了总检察长报告的副本，并将其中的大部分销毁，剩下的报告副本也被其锁在了办公室的保险箱中。1974至1978年间，中央情报局的首席历史学家杰克•普法伊夫（Jack Pfeiffer）撰写了五卷本的关于这次行动的历史著作。这份著作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同样也被禁止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