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火狐》中的 MiG-31 形象
米格-25 的震荡很快使 F-X 计划的优先级大大提高。海军正式退出 F-111 计划对空军又是一个极大的触动。海军要求国会将原先用于 F-111B 的资金转用于 ，海军和格鲁曼为此签订了一个固定价格、固定性能的合同。格鲁曼大大低估了从 F-111B 的基本技术研制 F-14 的艰巨性，计划严重超支，格鲁曼差一点破产，不过这是题外话了。空军本来不必介意海军研制 F-14，但是海军向国防部和国会指出，F-14 可以满足空军 F-X 的所有要求，如果国防部和国会同意海军的说法，海军将得到额外的研发资金，F-14 的生产和升级都能得到保证，而空军将难以拒绝再次采购海军战斗机，空军将不得不为很多航母专用的功能付出代价，而且空军的颜面也将大大受损。为了尽量和海军的 F-14 拉开距离，空军在 F-X 上放弃了变后掠翼，大大强调单座和机动性，最大速度降到 2.5 马赫。通过一番军种政治上的斗法，空军的 F-X 终于立项，命名为 F-15。
内圈是 YF-16 拉出的尾迹，外圈是 F-4 的，可以轻松比较两者的转弯半径
70 年代初是美国在战后的一个最低点。美军深陷越南，战争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美国正在“赢得每一场战斗，但却输掉了整个战争”。国内的反战运动风起云涌，逃避兵役成为时尚，美国被迫放弃征兵制，改用募兵制。越战在盟国和国际社会中也得不到支持，瑞典首相帕尔梅甚至公开参加反战游行。苏联在世界各地蚕食美国及西方的势力范围，日本则在美国国内市场上蚕食美国公司的势力范围，美国正在经历战后第一个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被迫放弃把美元和黄金联系的金本位制度。美国文化丧失了积极、乐观、向上的因素，而是被颓废、暴力和失望所主导。这是一个“垮了的一代”的时候。在这个当口上，F-14 和 F-15 的研制和部署成本扶摇直上，尼克松责令国防部长莱尔德整顿国防采购系统，莱尔德则责令助理国防部长 David Packard 领导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这件事。Packard 强烈主张用新技术、新概念来控制像脱缰野马一样的武器系统研制成本，强烈主张恢复原型竟标、择优录取。正在这时候，伯伊德和同伙们送上了多年来对轻型战斗机的研究，包括 Riccioni“利用职权”搞的那个研究。Packard 很有兴趣，批准招标，将 LWF 列入作为国防采购政策改革一部分的“试验原型计划”（Experimental Prototyping）。这就是以后人们所熟知的 和 的对比试飞，以后的故事人们都很熟悉了。
但是伯伊德在这时被调离，到五角大楼别的部门坐办公室去了。他在空军里很差的人脉这时也开始发酵，到 1976 年，已经是上校的伯伊德没有获得晋升将军的机会，只得按年龄规定退役。
以上校军衔退役的伯伊德
对于很多军官，退役时的前景有几个：
1、利用过去在工业界里的人脉，找一个好工作。事实上，很多美国公司喜欢用军队里出来的人，尤其是军工公司，这些前军官在军队里人脉好，最不济，至少和军队里的人共同语言多一点。
2、利用在海外服役、在军政决策机构服务和对国际事务的第一手经验，到大学教书，或到研究机构作咨询。
3、休闲养老，美国军官的退休金是很不错的，过舒适、安分的日子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伯伊德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对这三种常规的选择一个也不感兴趣。伯伊德回绝了很多军工公司的邀请，他的战斗机黑手党的朋友们甚至也被告知，如果他们能把伯伊德一起拉进来，他们也可以有一个报酬丰厚的职位。但是伯伊德不为所动。甚至在 Tom Christie 把他请到国防部为项目分析和评估作咨询的时候，他也只每两周时间拿一天的工资，因为国防部没有“义务工”这个说法，伯伊德如果这最低限度的工资也不拿的话，国防部无法发给他有机密等级的通行证，也无法让他使用国防部的电话、传真和复印机。好友问他为什么生活如此清苦，伯伊德在烟雾缭绕的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无欲则刚。他就是不愿意被人诱以重利，宁愿生活清苦，不愿有求于人而放弃自己自由思考的权利。清苦和与世隔绝的生活，也给伯伊德带来一个“地窖上校”（Ghetto Colonel）的外号。Ghetto 本意是犹太人隔离区，像电影“钢琴师”里主人公所在的华沙犹太区，或城市里为富人所不屑的贫民区，但用在伯伊德身上，主要是形容他生活的清苦和与世隔绝的人生态度。
进行对比测试的 YF-16（前）与 YF-17
在五角大楼的最后三年里，伯伊德还是醉心于心爱的空战艺术，或者对伯伊德来说，空战科学。他对 YF-16 和 YF-17 对比试飞中的一个疑点一直大惑不解。试飞过两种战斗机的飞行员都异口同声地说 YF-16 更好，但是按照能量机动的计算，两者的差别不应该那么大，部分飞行包线里 YF-17 甚至更为优秀。通过大量分析和与飞行员的实际交谈，伯伊德发现 YF-16 迅速转换飞行状态的能力（fast transient）更为优秀，尤其是迅速加速、减速的能力，使过去不到死马当活马医时不用的主动减速成为一个可行的战术，因为重新加速不再是一个问题，这样大大增加了空战中的战术选择。这是早期的能量机动理论里没有考虑到的一个问题。伯伊德由此联想到朝鲜战场上 F-86 对米格-15 的情况，F-86 可以更迅速地变换蛇形机动的方向，而米格-15 虽然持续机动能力更强，但瞬时机动能力不如 F-86，只要 F-86 不断地迅速改变蛇形机动方向，要不了多久，米格-15 就渐渐地跟不上了，F-86 就有机会反败为胜，咬住对手。由此，伯伊德进一步联想到二战中德国在西线的闪击战，德国进攻的节奏大大超过法国防守的应变能力，导致法国的防御在军队尚有相当实力的时候就土崩瓦解。从这里，伯伊德开始研究战斗中更广泛的因素。基于对对抗性决策过程的研究，伯伊德总结出战场上的 OODA 决策循环。OODA 代表 Observation，Orientation，Decision，Action，即观察，判断，决策，行动。这里，orientation 作调整自己的心态、理解对手的意图解。这其中，观察和行动主要是技术手段，但判断和决策是心理过程。伯伊德进一步提出，判断的形成和改变，这是最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一步。从此，伯伊德开始研究战场上人和心理的作用，同时结合戈德尔的不确定性原理、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和热力学第二定律，注重研究在闭合系统下对环境情势的判断和相应决策的形成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