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洋的这一侧，陈瑞钿的处境至少当时没有这样明显地尴尬。美国方面的资料文献经常将他描述为俄勒冈本地人，但也没有忘了称他为“Chinese”。例如，《俄勒冈人报》（The Oregonian）1944 年 9 月 6 日报道陈瑞钿准备返回中国的消息，标题是“中国人准备回国”（Chinese Set to Go Back）。在那次引人瞩目的战争债券动员集会上，他穿的是中国空军少校的戎装，实质上是在扮演中国的明星代言人的角色。二战期间，中美是盟国，这样做或许不成问题。一旦两国利益相左，问题就可能接踵而来。美国近来发生的一些事件便是证明。
现在再回过头来探讨陈瑞钿去中国的动因。一个不满 20 岁的年轻人，胸腔中一定充满着理想主义和青年乐观精神。中华大地上的悲剧事件在美国广为报道，深得民众同情。身为华裔青年，阿陈自然了解得更多，对故国的感情更加强烈，因此决意投身其中，贡献一己之力。他的所想所为并不孤立，有一批热血青年与他同行。例如其中之一叫雷炎均（Clifford Louis），很多年后成为中华民国的一位空军将军。另一个叫李阿莹（Hazel Ah Ying Lee），后来加入美军空军妇女航空服务团并在位殉职。
既去中国，他如何能做到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尤其在经历了这种种悲伤、恐怖和伤痛之后? 又如何能坚强地昂起头颅，勇敢承受起命运压向他的一切磨难?
这其中定然有某种内在的因子在作用，它有别于外部因素，无法归类于任何族裔，难以量化，我们只能称之为“性格”— 性格使然。
陈瑞钿在中国一直被视为英雄，但美国方面如何看待他? 虽然是出身于美国的美国公民，他是在参加中国的空军后而成其英名，故而似乎应另当别论。但又不尽然。美国人为外国空军效力的例子并不少。日本袭击珍珠港时，欧洲大陆战火已燃烧两年多，中国的抗日战争更超过了四年。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前，许多美国人已经在英国皇家空军和在欧洲作战的加拿大皇家空军中作战（最著名的是三个鹰中队 [Eagle Squadron]）。并且，美国志愿航空队也已在中缅边境地区逐步形成作战能力，甚至在珍珠港事件后在中国空军内独立形成一个作战单位，即闻名于世的飞虎队。多数美国历史学家断然不会因为飞虎队在外国效力的原因而否定其英雄地位。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按时间论，陈瑞钿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第一个王牌飞行员。严格而论，在美国正式宣战后，陆军中第一个王牌飞行员当数 Boyd D "Buzz" Wagner 中尉，海军中第一个王牌飞行员是 Edward H. "Butch" O' Hare。在这个时间界限内，王牌榜无可争议。然而若越过此界限，将在此时间之前美国人对敌作战的贡献也包括进去的话，情况便复杂起来。除了陈瑞钿和与他一起赴华参战的华侨子弟以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在 1936-1939 年间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美国人 Frank Tinker 和 "Ajax" Baumler 等人。事实上，Frank Tinker 在 1937 年 6 月 14 日就打下了第 5 架敌机，比陈瑞钿的第一个战果还早两个月。只是（并无贬低其战绩之意），西班牙在二战期间是正式宣布的中立国，而中国是同盟国之一，且是二战的一块战场。虽然西班牙的敌人也是美国参战后予以打击的德国纳粹和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这只是从广义而言。而陈瑞钿从 1937 年就面对的敌人正是在 1941 年轰炸珍珠港的同一个敌人 — 日本帝国军队。由此而论，陈瑞钿应既是中国的英雄，也是美国的英雄。
虽然此观点尚未得到广泛注意，美国有关部门似乎已经认可。陈瑞钿的一些贡献在 1995 年 2 月 28 日获得承认，美国空军为表彰他在“驼峰航线”的飞行而授予他杰出飞行十字勋章和空军勋章。陈瑞钿于 1997 年 9 月 7 日去世，在人走后不到一个月，他的照片被迎入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米德兰（Midland）的美国空军历史博物馆美国空军名人堂，这位被长期忽略的美国英雄终于在美国获得应有的认可。他的遗孀杨瑞芝和三千多人出席了追授仪式。最近，2008 年 3 月 5 日，美国国会批准一项提案，将俄勒冈州 Beaverton 市的一栋邮政办公楼命名为“陈瑞钿少校邮政楼”。
虽然有关飞虎队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就在中国作战多年的误传逐步得到澄清，但美国人在 30 年代中的确参加中国对日空战的事实继续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他们中不乏在美国参加二战前就卓然有成的王牌飞行员，许多人秉持信念，继续为盟军战胜法西斯作出贡献，为后来更多美国同胞树立榜样。这些先驱之一就是陈瑞钿 — Art Chin。他面对敌人的勇敢，他面对磨难的顽强，值得大洋两岸的所有人学习。他的故事，已在中国和美国空军及军事史上都留下了印记；他的精神，也应成为两国共享的财富。
汪晓诚
研制过程
战略战斗机的概念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交战双方发现空中力量需要一种能够深入敌境，为轰炸机编队护航及攻击敌军地面目标的多用途战斗机，为了获得较大的航程，这类战机通常采用双发布局，并拥有较大的体形。但受当时航空技术的限制，这一概念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到了上世纪 30 年代，随着航空技术的逐渐成熟，将战略战斗机变为现实在技术上已经具备了可行性。
1934 年，仍处于地下状态的德国空军发起了一项研究，目的是探索未来空战战术的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提出研制一种双发、多座战略战斗机，可担负护航、侦察及轰炸等多种任务，这项提议在德国航空工业界引发了很大争议，不少航空专家认为，按照上述概念设计出来的飞机将会十分笨重，其机动性和速度甚至逊于它们所要保护的轰炸机（后来的事实证明该观点完全正确）。然而掌握空军大权的赫尔曼•戈林却对战略战斗机的概念十分青睐，并下令进行其研制工作。 1934 年，帝国航空部（RLM）正式启动了战略战斗机计划，项目名为轰炸驱逐机（Kampfzerstorer），航空部的技术规范对新战机的作战用途提出了以下要求：
1.深入敌国领空，清除敌方的空中防御力量，为己方轰炸机编队打开一条安全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