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否准备签字，承认在被起诉的这些条款上有罪？”
“如果您有此要求的话。”
“我决定，”法官宣布，“这是一个不应惩罚的特殊案例。别怕，我们不打算破坏您的计划……”
与此同时，苏联当局展开了规模空前的行动来谋求遣返别连科。日本人陷入了困惑之中：这一事件有可能使本已不睦的苏日关系进一步恶化。在日本政府举行的秘密会议上，作出了安排别连科同苏联驻日使馆代表会面的决定。叛逃者——别连科接到这一通知时感到局促不安：“要是我拒绝同他见面呢？”
“那我们就通知苏联代表，说你不愿见他。不过事态的这种转变是我们所不希望的。”
日本人认为会面意义非常重大，同时他们也不排除“克格勃代表”有从肉体上消灭叛逃军官的可能。因此，会见厅里组织了预演。3名武装警卫的眼睛将直盯着别连科，另3名紧盯大使馆代表。如会见失败，必要时他们都有权开枪。
会见前数小时，别连科已熟悉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吉姆会见了他，为他“壮了胆”。同别连科告别时，美国人干脆利索地亮出了最有力的王牌：“如您照我们的建议去做，几小时后我们就可飞往美国。机票已订好，一切手续均有效。如您还有什么要求，我们均可满足……”
日本防卫厅特别情报处官员指出：在预定的时间，苏联驻日使馆一等秘书来到了专门隔开的房间。3名保卫人员占据了“战斗部位”，眼睛直盯着他。之后，别连科在另3名安全人员的陪伴下也走进了房间。别连科盯着双脚，甚至连招呼都没同目已的同胞打。当别连科在15米长的桌子的另一端坐定后，苏联外交官抬起头来说：“我是苏联大使馆代表。您的同志请我们转达，在这对您来说不轻松的时刻他们同您在一起。苏联政府知道，您对发生的事件没有责任。我们清楚，您并非自愿在日本降落的。您偏离了航线，您是迫降的。我们知道，不顾您的抗议，您被投入了监狱，日本人对您施用了麻醉剂。不过，即使假定您犯有错误，我们坚信您也没犯我说的错误。即使犯了这种错误，在此情况下我可以以中央的名义向您保证，您将会受到宽恕。我来此是想帮助您回家的，回到亲爱的妻子、儿子和亲人身边……”
别连科没让他说完。他站起身来，像先前那样避开外交官的眼睛，嘟嚷道：“我是自愿飞到日本来的……我请求在美国政治避难……不必劝说我……”
“叛徒！”外交官恶狠狠地大声对他说。“您知道叛徒的下场！我们迟早会把你抓回去的。不论你呆在何处，我们都会找到你！”
日本情报部门的主要官员显然对案件的这种转折感到满意，他关掉了录音机，微笑着对苏联外交官说：“您可以随意了，我们不再打搅您了。”
在后间，日本外务省代表对别连科说：“您表现得太好了。”他递给别连科一瓶俄国伏特加酒。别连科提议马上同“日本朋友”喝干它。
当天深夜，由加强民警勤务班保护的汽车把别连科送到了机场，那里停放着等待起飞的波音-747客机。
头等舱已为苏联飞行员随行组包下，别连科在日停留期间每天见面的美国人吉姆已等候在那里。飞机起飞后，吉姆拍了一下别连科的肩膀微笑着说：“我们飞走了！现在等待您的是和以往完全不同的生活。”
机组人员给叛逃者送来了一瓶俄国伏特加酒，供其消磨时间。别连科有了醉意，话多起来，请示提出更多的问题。当大家都开始打盹后，他给自己斟了半杯酒。他也想睡会儿，却睡不着。后来在审问他时，他承认脑子里老排解不掉苏联大使馆代表“我们迟早会抓到你”这句话。
后来，在同“美国朋友”坦率交谈时，他这样描述自己横渡太平洋时的心态：“即使不对我起诉——这本身是难以置信的，我回去后又能改变什么呢？什么也改变不了。西方等待我的又是什么？不知道。父亲、母亲、姨妈会不会遭殃？未必。克格勒很容易弄清楚，我们已多年没见面了。柳德米拉和儿子吉玛呢？也不会。她的双亲是相当有影响的人，不会允许发生这种事。那谁会遭殃？天晓得……”
别连科逃往日本那天，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正在巴黎访问。记者们冲着他问：“美国将如何处置苏联叛逃者？”基辛格回答：“美国多半要向他提供政治避难。如果不是这样，你们可以认为我的意见一钱不值。”
第二天，1976年9月7日，福特总统得知了苏联飞行员的消息，接到了基辛格国务卿巴黎讲话的报告。他说：“应立即向苏联飞行员提供政治避难。”
这期间，苏联外交部向东京发出了照会，要求立即归还飞行员和战斗机。苏联在日本的谍报人员受命采取一切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接近飞机。就在别连科飞抵函馆的当天，机场办公室大楼就出现了苏联代表，他自称是“停靠在函馆港进行维修的苏联商船的船员”，请求允许同自己的同胞别连科交谈。
日本特别机构的工作人员要他立即走开。但机场上很快又出现了3名苏联代表，其中一人自称是塔斯社驻东京记者站站长，另外两人是苏联民航公司代表。他们申明说，他们受托要把已损坏的飞机运送到苏联船只上。机场主任回答说：“很遗憾，飞机规处在警察的保护下，我无权满足你们的要求。”
苏联驻日大使得米特里·波良斯基向日本外务省长官宣读了一项声明，语气之严厉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声明断言，别连科是迫降的，指责日方是在“制造谎言”。莫斯科威胁说，如不交还飞行员和飞机，将导致“不良后果”。
如此强烈的外交压力，日本当局开始动摇了。日本外务省多次向美国国务院发出通报：东京开始“倾向于尽快归还苏联飞机，允许俄国人保留自己的面子”。这些话美国人连听都不愿意听，把飞机运往美国已列入五角大楼的计划。
美国前国防部长道纳尔特·鲁斯费尔德回忆说：“当时我们需要米格飞机，需要查明它是由何种金属材料制造出来的，试验它在不同状态下的飞行情况，还想将它拆散，然后再复原并飞向天空。”
华盛顿向日本提出了另一方案：让米格机在日本滞留一个月——这段时间对美国人仔细研究该战斗机已经足够了。日本人同意这一方案，条件是：美国人一定要着便装工作，日本专家参与观察。很快，莫斯科从其在美国和日本的谍报人员那里得到密报：一大批美国军事人员已到达函馆，以便拆卸“米格”飞机。苏联驻东京大使向总部报告说：制止对飞机研究的良机再也没有了……
然而莫斯科对华盛顿的宣传攻势仍在继续。美国国会执行赫尔辛基协议专门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收到了别连科妻子柳德米拉的一封信：她呼吁美国国会议员“重申自己忠于人权的原则”。苏联大使馆高级代表尤利·沃隆佐夫来到美国国务院，要求同别连科进行“相当长时间的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