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合作范围暂以第 2 款规定的情报交换为限，今后可根据形势变化再作进一步协商，以扩大合作范围；
4） 中国驻加工作队可自设电台，并享有使用和发送密码之权利，用于直接与重庆的中国政府通讯联系；
5） 中国驻加工作队有权将所获情报（含合作方提供的情报）通过电讯或邮路发送回国内，且不受英方检查。通讯中的加密措施由中方自己负责。
6） 中国驻加工作队的薪饷、电机、器材等均由中国政府提供和补充；
7） 中国驻加工作队驻地、设备、密码本和人员安全应由英方负责保卫，使之不受任何损害和干扰；
8） 中国驻加工作队之住所为军事机要部门，除获得双方认可的联络官以外，任何英、印军民不得入内。
另外，协议还规定了前往驻地过程中运输方面的职责分工以及途中不接受任何入境检查的细节。后者主要是为了防范别国窃取我相关技术。
从协议条款中不难看出，我工作队完全是以主动和主导的姿态出国援战的，这在当时其他战线上是很少见的。
此刻，对日空军电讯侦译业务已由原来的军事委员会移交给航空委员会（其实就是空军）主管，因此，组织工作队赴印事宜也交由航委会负责。1942 年 3 月，在成都成立了一个综合侦译日本空军密电的专门业务机构，为了对外保密，它被命名为“航空委员会空军监察总队”。下设若干监察区队，分头负责各不同地区的侦译业务。原技术研究室的成都工作队改番号为第 3 监察区队；而重庆工作队改番号为第 2 监察区队，且移驻昆明；新建的第 1 监察区队驻扎重庆；新建的第 4 监察区队驻扎洛阳；还计划新建第 5 监察区队驻扎在东南地区……同年 8 月，驻印度的那支工作队定名为“第 6 监察区队”。
有趣的是即将派驻印度的第 6 监察区队在组织派遣上出现了“一国三公”的多头现象：其一，军令部第 2 厅负责与英方谈判，它代表中国政府签定协议书，所以英方误认为 2 厅厅长杨宣诚全权在握。而实际上杨什么也不是，他只不过是个奉命行事的角色；其二，航委会倒是主管业务部门，它负责人员、器材、空运出国等具体事务；其三，是出国人员中有部分来自于军统系统的电讯训练班，也即军统有权推荐人员进队，它自然是什么地方都不忘插一手的。殊不知，权利显赫的“戴老板”、军统特务大头目戴笠就因为插手此事而几乎毁了此事！
说来话长。当时军统第 4 处负责电讯业务，处长魏大铭极力推荐他手下的倪耐冰担任赴印第 6 监察区队队长一职。倪某早年曾是国民党上海国际电台的电讯老手，但对密电的侦测和研译却是门外汉。不得已，只好再委派一名译电专家同往，并任队副，他就是原就在航委会第 6 监察区队工作的邱沈钧。因此，实际上倪耐冰成为行政主官、而邱沈钧就是业务主官。
1942 年 5 月，倪耐冰打前站，提前去印度与英军取得联系并做好安置准备。而邱沈钧则在重庆，在驻重庆的空军第 1 路军司令部的协助下，完成筹备器材与编队工作。至 8 月份，国内准备工作全部就绪，30 余人集中在重庆的上清寺空军招待所，随时准备出发。
而已在加尔各答的倪耐冰来电称，境外所有事宜已于 7 月份安排妥当，只等队伍开拔。同时，也转达了英军希望中国工作队早日抵达的“迫切愿望”。在国内的邱沈钧副队长建议于 9 月率队出发，于是航空委员会将计划同时上报给军令部和军统局这两个“婆家”，以征询它们的意见。
军统方面放出话来，说是“戴先生想要接见区队全体队员”，但具体日期“以后再行通知”。然而大家绝对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拖就没了音信。尽管多次请示，但军统方面总是推脱，说“戴先生太忙”，于是接见的事就遥遥无期了。只要他这位阎王爷迟迟不接见，队伍那敢开拔！？
由于英方的一再催促，连倪耐冰也耐不住了，只得在 10 月初飞回重庆，以打探虚实。经过研究，大家一致推举他直接向上司戴笠陈词，说明英方的意见，并暗示万一英国佬等不及了、极可能直接找老蒋抱怨云云。倪耐冰照此法炮制，果然见效。在各方压力下，戴笠不得不在 10 月中旬邀请全队人员去他的公馆就餐。戴公馆离军统总部不远，里面环境幽静而隐蔽，是一座外人不易注意的小洋楼。
松林坡戴公馆
酒过几巡，戴笠就忍不住对英国佬骂开了，其深痛恶绝之词不绝于耳，令在座的无不暗自惊讶。他是这样评价英人的：“他们是世界上出了名的老奸巨滑，你们去印度，与英国人打交道，一定要事事处处留心，态度要硬，决不可软。应寸步不让，否则就会吃亏，上他们的当！” 他还蔑视道：“英国人外强中干，实在不中用。不到半年就被日本一脚踢出香港、马来亚和缅甸。难道他们这次会坚守住印度？我就不信！”
在酒席行将结束之际，他这样告戒这群一头雾水的赴宴者说：“你们到印度去要机警些，看形势不妙就赶紧回来，不要到头来，他们把你们扔下跑了，你们还莫名其妙哩……”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戴笠对英国人如此耿耿于怀呢？大家事后才知道，他之所以一再拖延赴印工作的行期，事出有因：原来早在抗战初期的 1939 年，他有一次搭飞机自重庆去香港，刚下飞机，就被知道他底细的启德机场上的香港警务处人员扣押，而且一下子就拘留了二十多个小时，而且还是关在一间“又脏又臭的小牢房”里。后经军统驻港特务多方营救和国民党外交部的一再交涉，才获得自由。所以，他一直认为这是英国人对他的莫大侮辱和打击，是终生难忘的奇耻大辱，所以，在派人协助英军作战一事上，不暗中捣乱才怪呢！只是碍于蒋介石已经同意此行，才不敢过分而已。
1942 年 19 月 24 日，几经“磨难”之后，正式番号为航空委员会第 6 监察区队的全体队员携带器材和密码文件终于登上了从重庆直飞昆明的专机，然后再分乘 2 架飞机分批抵达加尔各答。
队部设在加尔各答市东北角一个叫作“皇后公园”的地区，这是一片军事禁区。中国人住在禁区的中心位置，那是一栋很大的 2 层洋房，前面是一片开阔的绿荫，环境甚佳。
刚到时，英国方面已经热情地为中国人配备了西餐大厨师，而且一天要开 5 次饭。可不久，大家就开始抱怨吃不惯洋菜洋面包，于是不得不由航空委员会驻加尔各答办事处觅来一位中餐厨师，来给大家做饭，他的工钱自然仍由英人支付。结果是，全队人马的薪水由航空委员会驻加尔各答办事处发放，而房租、饭钱和外出交通费用均由英国方面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