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空军“雷鸟”飞行表演队使用的是 F-4E 型，在经过 5 个表演季之后被 T-38 取代，而原因是 F-4 油耗太高。F-4 作为表演用机是合格的，它又大又沉，动力充足。J79 引擎在菱形编队时发出令大地颤动的撕吼，在当时，没有表演机可以象"鬼怪"这样展示出美国强大的制空力，也无法发挥出如此令人难忘的震撼力
当然，实干不等于蛮干，数量不等于质量，但没有一定数量基础的质量是不现实的。在摸索的过程中，会走一些弯路。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路上，需要更多的实际上不是探索，而是验证。这个过程可以有的放矢，较少无用功。但到了接近世界前沿甚至超越之后，“失败乃成功之母”就是更常见的情况。美国海军的沃特 F7U 采用缴获的德国思路，采用超前的无尾布局，但由于缺乏对这一全新技术的深刻理解，设计上有很多技术问题没有解决，投产后有 1/4 损失于飞行事故，仅使用 8 年就退役了，是早期喷气战斗机的一个失败的典型。但康韦尔（后通用动力，现并入洛克希德）克服了 XF-92 的动力不足和 F-102 的系统性能不足问题后，推出了号称最优秀的截击机 F-106 和第一架超音速轰炸机 B-58，占 50 年代世界航空技术的领先地位。航空科研不是巫术，只要方向对头，知其然是可以用时间和金钱堆出来的。如果有发展航空技术的决心，就要有用时间和金钱堆出一个航空技术基础的胃口。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今非昔比，这已经是可以做到的了。
不论从那个角度看，B-58 都是一架壮观的战机，她拥有苗条而有蜂腰的优雅机身，简洁的三角形机翼，在机翼下吊舱中那四台动力强劲的 J79 发动机
实干的另一方面是经验的连续积累，稳健的长跑比断续的冲刺最终跑得更远。搞大型工程项目和拍电影一样，完成之日就是遗憾之时，遗憾的是如果重来一遍，可以把很多地方做得更好，而不必像现在这样将错就错。紧接着再搞一个同质但更进一步的工程，这是积累经验、规范研发过程的最好时机。现代战斗机是一个很昂贵的系统工程，不大可能随便就再搞一个。但连续研发、渐进拓展处于技术前沿的研究机，这不光可以提供必要的预研和技术储备，还是一个很好的保持研发团队势头和积累经验的做法，非常值得考虑。
三、技术主导和战术主导
“只要方向对头”是实干结硕果的一个前提，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技术方向当然是战术和技术的有机结合，但在不同时期，技术方向常常有不同的重点。在和平时期，常常是技术引导战术，技术发展作为技术方向的主要动力；在战争时期，常常是战术引导技术，战术要求上升为技术方向的主要动力。在战后到 50 年代末，冷战打得如火如荼，但大规模战争没有爆发。这一时期，航空技术以动力、电子、气动、材料为引导，追求速度、高度、爬升率等硬指标。60 年代后，美国深深卷入越南战争，战争实际指明了单存追求速度、高度、爬升率的做法的局限性，航空技术除以涡扇为代表进一步发展动力外，转向以航电、武器系统综合的方向，追求机动性、多用性等实战性能。进入 70 年代以后，技术再次引导，隐身、超音速巡航成为主要追求目标。
技术引导可能脱离战术需要，事后诸葛亮是容易做的，但是站在技术前沿，常常会被眼前的种种可能所迷惑，最闪光的道路不一定是通向光明的道路。美国空军在 50 年代对速度和高度的追求导致了超出实际的双三（三倍音速、三万米升限）要求，最后证明成本太过高昂，实战价值有限，除了 SR-71 侦察机和下马的 XB-70 轰炸机，不了了之了。美国空军还沉迷于全自动截击，从目标截获、识别到武器释放、战果核实，全程自动化。作为一个“降级”版本，新研制的“鬼怪”式战斗机取消了航炮，只装备导弹，后来只得临时加装航炮。越南战争实际表明，这种纯技术思维离战场实际太远，导致了 60 年代中到 70 年代中战术引导技术而设计的 F-15、F-16、F-18 这一代新型战斗机。当前的主要技术潮流是隐身和超巡，但美国空军在这一次明智地选择了性能相对均衡的 F-22 而不是隐身和超巡更优秀但机动性可能有所欠缺的 YF-23。
洛克希德 YF-22 较好地在隐身和机动性之间达到平衡，团队中波音的复合材料经验和通用动力的战斗机经验使得系统技术风险较小，获得入选
诺思罗普 YF-23 虽然隐身和超音速巡航性能更好，但技术风险也大，没有入选
美国正深陷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战争，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为兵力部署捉襟见肘而焦头烂额，但美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相对处于比较被动的战场支援地位。一方面，在地面的步兵分队尚且不能挖出无孔不入的游击队，远在万米高空的战斗机又如何能做到？在另一方面，要求作战飞机更加适合战场需要，把重点从隐身突破和远程打击转移到战场监视和近距火力支援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明确要求美国空军加强发展长航时无人作战飞机，这有可能给美国战术飞机的采购和发展带来一个引人注意的转折。说不定越南战争后战斗机设计中战术引导技术的现象会重演。
四、公司科研和国家科研
美国的飞机公司一直有科研的传统，各自为战的公司科研有自主创意的灵活，更是技术储备的根本。但公司科研在本质上是“自私”的，是不共享的，也是可能和空军的发展思想不尽相符的。美国海军的航空技术在传统上比较保守，通常落后于美国空军，但美国海军在武器科研上常有神来之笔。因此美国的政府航空科研主要由美国空军和 NASA 两大部分组成，空军科研注重实战需要，NASA 更加超前。战后美国航空技术的发展是和 NASA、空军、公司的三结合机制分不开的。
美国的第一架超音速研究机 X-1 是 NASA 和美国空军联合设计的，只是委托贝尔飞机公司制造，实际上没有多少贝尔的东西在里面。道格拉斯 X-3 研究机的试验数据在美国空军的命令下向全美国的飞机公司公开，洛克希德 F-104 的短梯形翼就是基于 X-3 的成果。美国空军在 50 年代就开始电磁特征的理论计算，洛克希德“臭鼬”工厂的间谍飞机从 U-2、SR-71 时代就开始使用这些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在隐身研究上卓有成就，以至于成为 40 年后重登战斗机王座的资本。诺思罗普在隐身技术上自研有得，在参加 DARPA（军方的科研领导机构）的项目后起飞，以后成为 B-2 的基础。变稳、线控、压缩升力等都是 NASA 和空军主持发明的，变后掠翼也是在 NASA 主导下由贝尔和格鲁曼首先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