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5“闪电Ⅱ”尚未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仅仅是到目前为止（译者注：指2009年）。上图展示的是这款隐身攻击/战斗机的早期试飞场景
就在B-2从“黑计划”中问世的那一刻起，苏联人就开始讨论打击隐身目标的问题了。“有矛必有盾”，苏军总参谋长谢尔盖•F•阿赫罗梅耶夫元帅（Marshal Sergey F. Akhromeyev）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全国记者俱乐部”里这样说道，时间是1989年7月，B-2隐身轰炸机首飞后没几天。阿赫罗梅耶夫是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最顶级的军事顾问，毫无疑问，他的国家将采取措施以应对隐身战机的威胁。
参与隐身飞机项目的工程师们始终都清楚，他们的工作就是一系列的权衡和折衷，旨在大大提升美国飞行员的战术优势。曾在20世纪60年代测试过巡航导弹的工程师们注意到，低频雷达可以捕捉到低可探测飞机那平滑、隐身的外形。例如，B-2轰炸机的设计理念是，它有可能会被短暂地探测到，但接受地面控制的截击机将无法获得足够的雷达回波强度以追踪这款轰炸机并将其击落。
一件微妙的事情
针对反隐身目标的讨论集中在两个主题上：第一个是如何根据获得的雷达回波强度减少而提示存在隐身目标；第二个是辐射到空间中的无线电频谱──通常简称为“射频”（RF）──在战斗空域是否仍然正常。有些人认为红外波段将成为未来目标探测领域所重点关注的波段。
被雷达发现是一件相当微妙的事情。如果说隐身技术是改变雷达的预期回波的少数方法之一，那么反隐身时必须克服这些问题。
目前的种种反隐身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被极大地夸大了，这部分是基于一种长期的误解，即隐身飞机是无法被探测到的。所谓的“隐身飞机”从来没有打算做到完全不可视，也没有人宣称它们能做到这一点。F-117、B-2和F-22的设计师们的目的是“推翻”现有的防空战术，他们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这一点的：
一、把雷达回波集中到固定的几个方向，使得攻击飞机在已知空域中具有最小的雷达回波反射，而不是360度全向辐射──这样，隐身飞机就会使得具有威胁性的雷达“指离”，或者说回波太短暂、不稳定而无法被探测和跟踪。
二、开发相关的机载系统用于定位威胁，并把飞机反射面积最小的一面正对着雷达。
三、对B-2轰炸机而言，优化在高低空的飞行路线。
四、对F-22战斗机而言，将隐身与1马赫以上的长距离飞行结合起来──后者也称为“超音速巡航”。
因此，针对隐身的种种反制措施始终是为隐身飞机设计师们所考虑的，而且是他们先进的设计理念的一部分。每项低可探测性特征──从外观设计和涂层到密封和天线──都要对其优点和缺点进行评估。长期的维护保养和对实际部署的低可探测性飞机的测试就像一张张日常通知单，提醒人们隐身飞机所需要的综合平衡。
在隐身设计的种种折衷权衡之中，红外信号是最典型的之一。要减少红外辐射是很困难的，但这长期以来一直是低可探测性飞机的设计要求之一。我们的对手在红外搜索和跟踪能力方面的进步当然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对地对空导弹而言，挑战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延迟其发现或模糊其跟踪。在这里，隐身的持续优势仍然给防御一方带来了几乎无法承受的负担。更值得关注的或许是SA-10和SA-20这类导弹针对非隐身飞机的更远的探测距离。
那些参与隐身项目工作的人终日沉浸在这些设计权衡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在论证新一代武器系统，例如F-35战斗机、下一代轰炸机和海军的“无人战斗航空载具”（UCAS）时，“隐身”始终是项目论证者的要求之一。F-35战斗机也是以“隐身”作为其最突出的生存能力特征的。
没有人表示隐身飞机在未来不会面对挑战。防空系统、雷达和反隐身措施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善，但飞机的低可探测性特征也是如此，正如我们在F-117、B-2和F-22的隐身特征的演变中所看到的那样。
下一波“增强生存能力”的军备竞赛直接取决于如何最好地利用信息──例如通过共享隐身飞机使用的几乎不可能被截获的数据链。现在提升隐身平台──包括B-2、F-22以及未来的F-35──交换威胁和任务数据的能力正当其时。
对美国空军隐身飞机的最大的近期威胁并不是在一些外国的飞机制造厂中的秘密研发项目──它们一旦出现在机库中就立刻会被发现。真正的威胁是，出于获得空中优势和执行全球打击任务而对隐身飞机的明显需求已经从国家安全的讨论中退出了。
我们的行动能力仍然取决于在预定的战场上所能获得的军事优势。如果不能利用美国在隐身技术上的非对称优势的话，可能就会迅速导致美国军方受到严重的限制而无法开展安全的行动。面对这种美国单方面放弃其最大军事优势的前景，我们潜在的敌人必将报以哂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