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佬赫尔曼”真是德国人,而且是德国犹太人,但他不叫赫尔曼,他的名字里甚至没有赫尔曼,他叫盖尔哈德·诺依曼。他是美国喷气发动机科技的先驱和领军人物,他与尼尔·伯杰斯一起主持设计的通用电气J79涡喷发动机开创了美国战斗机的二马赫时代。但他和其他同时代来到美国的德国人不一样,既不像冯·卡门、冯·诺依曼、爱因斯坦那样在战前为逃离纳粹迫害犹太人而来到美国,也不像冯·布劳恩那样在战后被俘后效忠美国,而是一段绕道中国的离奇、惊险的经历。

盖尔哈德·诺依曼(左)与尼尔·伯杰斯在J79涡喷发动机前的合影

  盖尔哈德·诺依曼于1917年10月8日出生在奥得河上的法兰克福(Frankfurt an der Oder),位于波兰、德国边境,曾属于普鲁士的勃兰登堡。这和名气更大的经济重镇法兰克福不是一回事,后者的全称是美茵河上的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在德文中furt是渡口的意思,和英文中的ford同源,所以沿着主要河流的渡口城镇有很多以furt结尾,如“猪渡”斯温福特(Schweinfurt)、“兔子渡”哈斯福特(Hassfurt)等。法兰克福是法兰克家开的渡口,中世纪统治欧洲大部的查理曼大帝就是法兰克人,所以有几个法兰克福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工程师盖尔哈德·诺依曼和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没有血缘关系。工程师诺依曼的父母为已经放弃犹太人习俗的“世俗犹太人”。思想启蒙运动在欧洲兴起后,很多知识界、文化界的犹太人反思犹太人在欧洲的困境,认为应该走出犹太人的宗教、文化和社交的自我封闭小圈子,融入主流文化,放弃犹太教和犹太人传统,马克思、门德尔松都是这样的情况。诺依曼很小就对科技名堂著迷。这也是查尔斯·林白孤身驾机飞越大西洋的年代,航空激发了所有人的想象力。15岁的时候,他加入了学校里的滑翔俱乐部,成为同伴里第二个放单飞的学生。离开学校后,他跟着一个有名工匠学汽车发动机的修造手艺,偷空把淘旧货淘来的破摩托车整修一新。诺依曼这手精湛的手艺受用了一辈子,包括到了后来不需要亲自动手时,依然牢记工程技术说到底是动手的科学这个道理。1935年,诺依曼进入米特威达工程学校(现米特威达应用科技大学),这是萨克森州著名的工科院校,有说法是德国最老的工科院校,1867年就建校了,奥迪汽车的创始人奥古斯特·霍什和电视PAL制式的创始人沃尔特·布鲁赫也毕业于此。

米特威达工程学校

  1937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二战阴云密布欧洲,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也变本加厉。诺依曼20岁了,按照德国法律要应征入伍,但因为大学学业而推迟入伍。1938年,中国抗战已经一年了,国民政府试图以德械武装的中央军作为抗战主力,并“航空救国”,着重从德国征召懂航空的人,帮助建立强大的中国空军。诺依曼尽管自认已经不是犹太人,但也懂得远离纳粹的道理,前往柏林中国大使馆应聘远赴中国。薪水不错,还可以推迟入伍,而且旅费全包,这是很好的求职机会。

  1939年5月,诺依曼飞往伦敦,转机前往香港,途径法国、突尼斯、利比亚(当时称特里波利坦尼亚)、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印度、缅甸、泰国(当时称暹逻)、法属印度支那(包括如今的越南、老挝、柬埔寨),这才抵达香港。他应该向中国的西南运输公司报到,等待工作分配。但他抵达香港时,发现公司不辞而别,而且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旅费虽然全包,但薪水没有着落了,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诺依曼茫然了。无奈之中,他只好与德国驻中国大使馆和柏林的中国大使馆联系,询问下一步指令。指令没有到来,但是还好,香港的远东汽车公司的美国经理克劳德·怀特帮他找到一份机修工作,并安排了香港签证。从小在普鲁士吃苦在前、自食其力观念下长大的诺依曼聪明肯干,老板也很赏识,三个月里薪水翻了三倍。香港阔佬对于车行里有一个白人在干活也感到新奇,诺依曼的德国手艺更是不负众望,车行生意火爆。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两天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英国对德宣战,诺依曼一夜之间成为敌侨,被关押到九龙的喇沙书院,还有100多德国人也被关押在这里。后来这些德国人都被释放,但只能在工作和居住场所半软禁,不能随意走动,更不能离开香港,德国护照都被港英当局收走了。诺依曼继续修他的汽车。

  二战还在遥远的欧洲继续打着,但这是一场奇怪的静坐战,英国、法国叫嚷得很凶,但西线无战事,英法还在等着纳粹德国的祸水继续向东涌去。但希特勒另有打算,1940年4月,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5月10日,德国入侵法国,荷兰和比利时也陷落。阿登攻势不仅绕过马奇诺防线,直插英吉利海峡。马奇诺防线的法国重兵集团被包围,在比利时的英国远征军也有被包围的危险,只得仓惶向英吉利海峡撤退。6月3日,敦刻尔克大撤退结束,英军有生力量大体撤回,但重装备基本上丢失在法国,法军主力投降。西线的静坐战突然变成为生存而战,英国人不想任何有可能成为德国间谍的人留在香港,香港的德国人的日子突然严峻起来。诺依曼得到港英当局命令:要么在48小时内离开香港,要么被关进位于斯里兰卡的集中营。但港英当局继续扣押诺依曼的德国护照,拒绝发还。

  在纯属巧合的场合下,诺依曼碰到兰霍恩·邦德。这个与大名鼎鼎的007间谍同名的美国人在中国航空公司(Chinese National Air Corporation,现国航的前身)工作,他为诺依曼在中航找了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安排好在没有护照和签证签证的情况下把诺依曼带进中国,送往昆明。这不仅躲开了英国人的关押,更为诺依曼的航空生涯打开了门。

兰霍恩·邦德当时是中国航空公司的副总裁

  在昆明,诺依曼碰上克莱尔·陈纳德上校。这时的陈纳德实际上已经从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他的听觉出了问题,还有慢性气管炎,但主要是和上司不对付,得不到晋升,怒而辞职。1936年1月,陈纳德应邀到杭州笕桥的中央航校担任飞行教官;1937年6月,被宋美龄任命为空军顾问,帮助建立中国空军。卢沟桥事变后,陈纳德愿为中国效力,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与中国和苏联空军指挥官共同指挥战斗。他还在湖南芷江组建新航校,后到昆明航校担任飞行教官室主任,负责给高级班授课。就在这时,诺依曼碰到了陈纳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