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赢得冷战的最重要经验或许是在军备竞赛中的经济效益原则，也就是说，用最经济的方法实现最大的军事力量。因此，在国防预算容许的情况下，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大产量全速生产、换装，这样单位成本最低。这也有利于军方尽快形成战斗力，符合军备竞赛需要。但这个模式要求不断研发和生产新型装备，以避免军工科研与生产的断续性和再启动时的额外投入。另一方面，美国质量建军的原则和雄厚的科技基础使得美国军事装备经久耐用，升级空间充足，使得装备更新周期不断延长。这正是美国军工的一个怪圈，也是美国军工基础持续萎缩的根本原因。
为了扭转这个局面，有人提出，在军购中改变过去以降低单位成本为第一准则的做法，改以维持航空工业基础为第一准则。这包括改变“赢者通吃”的传统做法，而是订单分享。赢者通吃有利于最大程度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订单分享不仅抹杀竞争和有损规模经济效益，还有专有技术分享导致技术同质化和重复生产线的工装成本问题，投产初期的磨合过程也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进一步提高单位成本。但要是饱汉撑死、饥汉饿死，这就不是效益问题了。美国海军早已开始了这样的做法，“伯克”级驱逐舰就是在英格尔斯和巴斯钢铁两大船厂之间平分，“洛杉矶”级和“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则是在通用动力电船部和纽波特-纽斯之间平分。美国空军的F-35或许会是最后一个赢者通吃的战斗机项目。
更重要的则是延长生产期限，这可以避免生产间隙中等米下锅造成产能流失和产业基础萎缩。但这使得每年的公司运营、设施折旧和人工费用更加集中地分摊到较少的战斗机上，同样要增加单位成本。延长生产期限的另一个危险是夜长梦多，使得全寿命订购计划容易受到国防预算波动和国防重点变更的影响。比如说，F-22的生产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冷战结束和反恐战争的影响，无人机、防地雷装甲车和无底洞一样的反恐战争费极大地挤占了F-22的经费空间，迫使F-22的订购数量大幅度减少，提前结束生产。延长生产期限和降低年产量还有一个隐含的问题，在国防预算紧张的时候，很容易受到进一步降低年产量的诱惑，这能有效地降低每年的采购预算，但实际上最终使得单位成本上升到不可忍受的地步，法国“阵风”战斗机就是一样。但这也是在预算不足时保存战斗机工业基础的唯一办法，经济效益只能作为次要考虑了。
生产能力是一个方面，研发是另一个方面。在911事件的2011年之后，美国军工的利润暴涨，但研发开支比重不增反跌。以波音、洛克希德、L-3、雷西恩、诺斯罗普5家较大公司的军工业务为例，在1999年到2012年之间，这5家的军工收入从707.7亿美元增长到1425.7亿美元，增加了一倍。军工研发投资从23.6亿美元增加到33.1亿美元，增加了40%，但实际上正好与通胀率重合，也就是说，事实上持平，没有增加。按研发占收入的比重计算，更是从3.33%降到2.32%，降低了1/3。不过各公司的做法不一样：洛克希德在1999年的研发开支是8.22亿美元，2012年为6.16亿，按通胀应该增加到11.5亿，实际上减半。同期波音的研发投资则增加了57%。这或许与洛克希德与波音的经营状态有关，洛克希德在这13年里经历了F-22停产和F-35边试飞边生产的痛苦磨合，只有F-16和C-130J还在“贴补家用”；而波音不仅有F-15、F-18E和C-17的生产，还有民航客机方面的丰厚盈利补贴。但是说到底，公司只对有盈利前景的东西投资研发，在民用的高科技领域尤其如此，产品更新很快，不大力研发就跟不上了。但军工研制和生产周期在不断加长，研发就成为超级长线投资，不仅近期效益糟糕，长期风险也显著增加。另一方面，军方由于预算压力，强调成本第一的采购模式，重视现成、低风险技术，进一步抑制了高风险的长线研发。近年来，美国国防部一直试图要求军工公司增加研发投资。但在国防预算大幅度下滑的现在，军方的研发投入大幅缩水，在这个时候反过来要求公司增加研发投资就显得苍白。
F-18E依然是一架优秀的战斗机，Block III升级后，更是具有强大的战斗力。美国海军并没有把继续订购的门关死，加拿大、澳大利亚、科威特等外国用户也有可能订购。波音自称有能力自费维持F-18E的生产线，但在没有明确的订单前景的情况下，长期维持空转的生产线对波音是不可忍受的浪费，波音很可能决定停产。美国有意在2015财年启动下一代战斗机的预研，用意正在于维持美国军事航空工业基础，但成效取决于投入力度和投产时间，象征性地给点维生素片是不行的。有意思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军事航空技术依然处于世界前列，但英国国力下滑，英国军事航空工业也经历了一场完美风暴，在风暴后再也没有恢复过来。F-18E停产所预示的是一场完美风暴。今日美国与彼时英国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但风暴来临时，美国还是不禁打了一个寒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