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并非人人同意给前进航空管制官座机装备武器。反对者认为，T-6 不足以携带充足的武器执行任务，而且更多的武器，装甲意味着要装备更重，更复杂的飞机，和前进航空管制官座机必要的轻型与简单性相违背。那么，无武装的 T-6 只好用别的方法来攻击敌人。1950 年 11 月末，一架 T-6 在回航途中发现两名北朝鲜士兵在用一艘小船过河，这架 T-6 俯冲下来掠过小船，螺旋桨激起巨大的声浪，两名士兵吓得跳进河里，一直没敢回到船上，躲在船底推着小船到了对岸。“如果他们没有冻掉点什么，那么肯定得了重感冒。”驾驶员维克.科勒中尉回忆道。
朝鲜战争时期携带武器的 T-6
但 T-6 不能靠螺旋桨做武器，远东航空军的行动研究办公室最后建议，为每架 T-6 配备两挺.50 英寸机关枪，每挺备弹 400 发。.30 英寸机关枪也可以，但前进航空管制官们普遍认为威力太小。T-6 同时增加挂架，可以挂载小型炸弹或者火箭弹，更可混合挂载高速空射火箭弹和白磷火箭弹。可以发现，总结了上单翼，低速滞空时间长，维护和起降要求低，双引擎，良好视界，挂载多种武器，导航系统和无线电优良等要求后，一架OV-10呼之欲出。以当时的技术水平生产这架日后颇受好评的前进航空管制官座机并非难事，只是由于观念滞后和军种之争，我们要在近二十年后才能目睹这架飞机的出现。
OV-10
早期的工作——目视航空侦察
战争初期，前进航空管制官的主要工作是搜索前线地域，寻找并标定实施近距离空中打击的目标。为了系统化整个空中支援体系，前进航空管制官被配属给各个陆军师，负责侦察师作战地域内的目标，与陆军团级和师级战术航空管制组配合工作。根据计划，每个师每日昼间都至少有一架 T-6 不停在师地域上空飞翔。尽管前进航空管制官和地面战术航空管制组都负有侦察和搜寻敌方目标的任务，但前进航空管制官们包揽了几乎所有发现。战争初期的 18 个月中，高达 93％的近距离空中打击目标是由前进航空管制官发现并指挥攻击的。
被击毁的朝鲜人民军 T-34
雄心勃勃的“蚊子”们并不满足仅在前线侦察，他们的中队长卡尔顿少校向司令部提交一份“纵深航空侦察”的计划书：安排一天内出动 90 架次 T-6，每次出动 15 架，其中 6 架深入敌方纵深侦察计划轰炸区域，6 架在敌方战线的浅近纵深活动，2 架进行“特别目视侦察”，1 架作为机队总指挥。这份计划书立刻被驳回，毫无商量余地，主要原因在于陆军师级指挥官们的反对。各个 T-6 机队配属的师只关注自己的作战地域，T-6 对敌方战线浅近纵深实施侦察已经令他们十分不快，深入纵深侦察更令他们反感：T-6 都抽走进行侦察，如果此时我的防线忽然需要近距离空中支援怎么办？得益于这些前线守财奴，美军空袭对中朝军队在战线后方进行调动的干扰并不大。
随着第 6147 中队的规模不断扩充和联军反攻深入北朝鲜纵深，到 1950 年 12 月中队已经能抽出不少“蚊子”进行纵深航空侦察，而各个师所配属的 T-6 也被允许更深入的侦察敌方战线浅近纵深，因为美军已过于深入，急需了解不断变化的战场形势和北朝鲜军队调动。T-6 对纵深轰炸目标的侦察为远东航空军在朝鲜的行动提供大量宝贵的目标情报，但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及时发现秘密集结和调动的大批中国志愿军。
战术航空管制系统的建立
地面战术航空管制小组向一架低飞的 T-6 传递敌军位置的信息
1946 年版本的 FM31-35 确实是一份相当好的空地协同作战条令，但和所有的制度一样，在实际应用中都遇到无法避免的困难。这份条令以二战时期美国陆航在欧洲作战的经验总结为基础，强调在技术和组织上完善空地支援体系，包括指挥、通讯等预设网络，使预先策划好的空中打击行动顺利贯彻并取得最佳效果。但在朝鲜，这一条令立刻显出它的弊端。整个条令以贯彻预先策划的空中打击为基础，因为欧洲战场上 80％以上的空地支援行动是在 24 小时前策划并准备好的。在朝鲜，中国志愿军连续发动突如其来的攻势，双方战线常常急剧变化中，令大多数空地支援行动属于临时召唤性质，解救战线某一点突然出现的重大危机。这种情况下，不仅计划赶不上变化，预设的空地支援程序也常常无法施行。
建立呼叫空中支援的通讯网原本是陆军的责任，但在战争中，由于战线快速变化和缺乏必要设备，陆军从没有建好过这一网络。但陆军有自己的办法，利用师或者团的固定电话线路或者炮兵通讯线路来呼叫空中支援。固定电话线铺设更加跟不上部队的移动，因此呼叫空中支援的权力最终还是落在驾驶 T-6 的前进航空管制官肩上。不仅是前沿通讯，T-6 和战术航空管制中心之间的联系也充满问题。由于通讯缺失，战术航空管制中心索性每 15 分钟就准备好一个任务的基本出击架次安排，要求来了就派出去，够不够用另说。这种情况下，当前线战事激烈时，由于通讯繁忙常常要不来足够的支援架次；当战线平静时，派来的空中支援架次又太多，只好送去执行聊胜于无的武装航空侦察。通讯的问题，确实让第5航空军和远东航空军将领常常头大无比。怎么办？
第 6147 大队的 C-47 通讯中继机
问题的解决常常是实践中的一闪念。1950 年仁川登陆后，联军展开反攻，随着战线急速推进，通讯等一系列问题极大限制了驾驶 T-6 的航空管制官们正常工作。此时忽然有人灵光一闪：能不能有一架飞机专门收集前进航空管制官们发来的要求，然后转给战术航空管制中心呢？
一架 T-6 立刻被赋予这项任务，它飞翔在前进航空管制官与战术航空管制中心之间，收集他们的要求并传递给战术航空管制中心。这一辅助手段极为成功，一架 C-47 立刻被派遣担任通讯中继机，机上有7名管制官与各架 T-6 联系，收集他们的要求并传递给战术航空管制中心，弥补因为过分集中而相当不灵活的战术航空管制中心的运作缺陷。
战事逆转
1950 年 11 月起，入朝参战的中国志愿军向北进的第八集团军和第 10 军发动猛烈攻势，迫使联军节节后退，战争形势全面逆转。随着联军退过三八线，杜鲁门总统的立场不得不回到原来的目标：在这场战争中保存大韩民国。自 1951 年初起，远东航空军加强实施战术攻击的第 77 混成编队力量，全面攻击志愿军的后勤线和交通线。1951 年 1 月至 6 月，远东航空军共出动 54,410 架次实施战场遮断，22,800 架次实施近距离空中支援。如此频密的攻击下，远东航空军内指挥战术攻击的奥托.P.韦兰德将军写信给空军总参谋长范登堡将军，自豪的宣称“战术空中力量将为我们赢得这场战争！”在他看来，第 5 航空军频密的战场遮断攻击已经摧毁了志愿军的后勤和交通体系，不仅显示在战术选择上，战场遮断明显优于近距离空中支援，更为北约在西欧的防御提供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