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犹如在烈火上浇洒了汽油。

　　1980年8月22日，美国国防部的高层官员公开发表声明，明确确认了隐身飞机计划的存在。国防部长布朗在一次面向全国的五角大楼电视新闻简报会上表示：“隐身技术使美国能够打造现有防空系统无法成功拦截的有人和无人飞行器系统。”他接着又说：“我们已经以一种令我们满意的方式证明了，这一技术是完全可行的。”

1988年B-2首次公开亮相，《航空周刊》记者就驾驶小型飞机偷拍，使B-2尾喷口设计曝光

　　国防部长布朗的这些暗示在政治界造成了一片哗然。首先，卡特的批评者们对此大加鞭挞──当然了，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批评都是错误的──五角大楼正在泄露国家安全方面的秘密，只是为了帮助卡特抵御里根对其弱化军备的指控，卡特为此不惜冒着可能会导致美国国防能力恶化的风险。最初的消息泄漏发生在布朗的新闻发布会之前，这预示着其似乎是起源于白宫，而不是五角大楼。

　　不过，五角大楼方面发现自己仍然遭受了来自各方各面的抨击。长期为《华盛顿邮报》担任防务专栏作家的乔治•威尔逊（George C. Wilson）在1980年9月8日发表的一篇名为《五角大楼政治化的风险》（The Risk in Politicizing the Pentagon）的文章中疾声厉色地写道：“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也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与他的任何一位前任相比，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现在让其自身和五角大楼都变得更加‘政治化’了。而且，布朗此举给候选人吉米•卡特带来的任何短期政治利益都有相当大的风险，且远远无法弥补此举造成的长期损失──这种长期损失不仅针对的是卡特总统，而且针对的是在有关国家安全这一无比重要的领域中达成理性决策的整个过程。”

　　作为少数几位受国会中“鹰派”尊重的卡特政府官员，布朗把类似的指控抛到了脑后。他说，正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得知美国在隐身技术方面的努力，而且知道这一技术的存在与国会有关未来轰炸机装备的辩论是相关的。

　　罗纳德•里根对此的回应是相当苛刻的。在1980年9月4日于佛罗里达州举行的政治集会上，里根抨击了卡特，他声称华盛顿方面的泄密和有关评论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打击”，并让莫斯科方面能够“提早10年”开始寻求一种对抗隐身技术的方法。更有甚者，里根声称，布朗亲自“以透明的方式违反了这个国家最高度的军事机密之一，此举只是为了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卡特政府那惨淡的国防建设成绩上转移开。”

事态剧变

　　哈罗德•布朗是一位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他反驳说：“作为一名科学家，我感觉受到了冒犯……这是因为里根以一种随便的态度来对待事实。作为一名公职人员，我对他的肆意扭曲事实感到愤慨。”他补充说，他并没有披露可能会危及隐身飞机项目的秘密资料。

　　隐身计划的泄露和政治斗争在创造“政党新标签”方面产生了颇不寻常的效果：民主党人暂时成了“亲隐身技术派”（而且进一步可引申为“反B-1轰炸机派”），而共和党人看上去却成了“亲B-1轰炸机派”（而且进一步可引申为“反隐身技术派”）。

五角大楼公布的首张B-2隐身轰炸机外形图

　　当罗纳德•里根在大选中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吉米•卡特之后，这一有关美国空军轰炸机的难题也即将要见分晓了。

　　罗纳德•里根总统和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 Weinberger）在1981年1月秉持着一套全新的国防计划而走上了美国的政治舞台。这两位人物制定和规划了相当大范围和规模惊人的国防建设工作，他们预计，在这种过度的压力下，苏联将难以再在军备竞赛中跟上美国的步伐。

在1983年于白宫玫瑰花园（Rose Garden）举行的一场公开活动上，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与罗纳德•里根总统在一起。里根总统是“亲军方”且想要为美国打造强大的军力的，但他在财政上是审慎的。温伯格对那两个轰炸机项目（B-1和B-2）仔细地研究了好几个月，然后向里根总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为了履行自己在竞选活动时的承诺和维护自己的信誉，里根总统需要支持B-1轰炸机项目，但这个问题很快就变得复杂化了。由于在1980年大选中的“泄密”举动，B-2轰炸机现在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也是在同一场大选中，B-1轰炸机却遭受了重大的、来自政治方面的冲击。

　　里根总统再也无法像大选前那样“随便”地支持研发一款新型轰炸机了。现在他必须做出抉择：究竟选择支持哪一款轰炸机，B-1还是B-2？

　　在这两个选项当中，B-1轰炸机已经提出了最直接的政治问题，因为这款机型已经做好准备要投产了，如果选择支持这一项目并向前推进（即投产）的话在短期内就需要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在政治方面，反对B-1轰炸机的势力是激进的，甚至可以说是狂热的。

涂有三色迷彩的B-1A 74-0160，注意该机的脊背向前延伸，内部安装了电子战系统

　　考虑到B-1轰炸机的研发时间推迟了多年，所以有些人对B-1的作战能力存在严重的质疑。哈罗德•布朗后来就B-1轰炸机的境况而这样说道：“在1977年，取消B-1轰炸机项目的决定好歹还能勉强通过；而到了1981年，恢复B-1轰炸机项目可以说是一丁点儿希望也没有。”

　　显然，里根政府的官员们不会同意布朗的上述论断，但是温伯格也不会不经审查就批准B-1轰炸机项目重新“上马”。总而言之，温伯格并不相信“枪骑兵”是最好的选择。

　　在一片混乱的有关轰炸机选型问题的工作中，温伯格强烈地依赖于他选定的顾问们。有趣的是，这些顾问中居然还包括哈罗德•布朗本人。布朗和其他B-2轰炸机的鼓吹者认为，如果美国想要继续维持有人驾驶突防轰炸机的实力，就必须做到对苏联那套正在变得日益精密有效的综合防空体系“隐身”起来。有人说，如果无法隐身的话，克里姆林宫就有可能会相信它有能力在一次旨在“解除核打击能力”的首轮突袭中消灭美国的战略力量，然后阻止美国轰炸机群发起的任何“二次核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