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足为奇的一点是，S-199很难维护，以色列的地勤机械师被迫在夏季炎热的天气里努力让这款飞机能够飞行。我（译者注：即本文原作者罗伯特•甘德特）在2015年7月9日采访了当年的志愿飞行员米切尔•弗林特（Mitchell Flint），后者回忆说“同一时间在天上的‘捷克飞刀’的数量从未超过四架”。
当以色列人抱怨S-199惨烈的飞行安全记录时，捷克人却将坠机事故归咎于飞行员对这种机型缺乏经验。捷克人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志愿飞行员们在赶赴中东严酷的战场环境之前仅在捷克斯洛伐克接受过最低限度的训练。那些习惯了美制P-47、P-51、F4U等战斗机的宽间距起落架的飞行员并没有为适应梅塞施密特那怪异的窄间距起落架做好准备。
目前，以色列唯一一架保存下来的阿维亚S-199战斗机存放在位于内盖夫沙漠哈茨里姆（Hatzerim）空军基地的以色列空军博物馆中
直到1948年7月9日早晨，“捷克飞刀”才展现出其最致命的特征：这一天，莱纳特被指派领导一支四机编队，对设在埃里什（El Arish）的埃及空军基地进行空袭。驾驶第二架飞机的是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安德鲁斯（Stan Andrews），他在起飞时飞机突然急转弯，并迅速倒扣了过来，并把跑道堵了整整15分钟。整个任务一开始就发生了这样不利的情况，导致莱纳特手头上只剩下三架战斗机了，而且燃油也不够了，于是他们选择了一个更近的目标，即埃及人控制下的加沙海港。
最终，只有两架S-199返航，未返航的那架“捷克飞刀”是由另一名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年轻飞行员鲍勃•维克曼（Bob Vickman）驾驶的，他连人带机失踪了。搜索者和无线电监听人员通宵达旦地进行了尝试，但始终未能发现维克曼的下落。
第二天，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故。7月10日，在加利利海附近，两架S-199突然出现在了两架叙利亚的俯冲轰炸机面前。领头的飞行员是英国退役老兵莫里•曼恩（Maury Mann），他不等第一架轰炸机投完炸弹，就在几秒钟内将其击落；曼恩的僚机飞行员是来自南非的莱昂内尔•布洛赫（Lionel Bloch），他在第二架轰炸机的后方左右摆动，追赶着敌机一路向北飞进了叙利亚。这是曼恩最后一次见到布洛赫了——第二架S-199也失踪了。
7月11日早上，一位名叫西德•科恩（Syd Cohen）的南非前医学院学生跳入了一架S-199的座舱，试图找回那位失踪的同胞。凭直觉，科恩捏了一下机鼻上安装的机枪的扳机，他感觉到了两挺机枪的嘎嘎作响，但也感觉到了另外一些东西，一种另外的振动。降落后，科恩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所有三个螺旋桨叶片上都有弹孔，原来是使机枪在两个叶片空档间射击的同步协调器存在缺陷，维克曼和布洛赫很可能打坏了自己的螺旋桨。
1948年10月，以色列人在内盖夫沙漠发起了代号为“约阿夫行动”（Operation Yoav）的进攻作战，每架可以飞行的S-199都投入了战斗。阿隆驾机对海岸的目标执行了轰炸和扫射任务并返航。在准备降落到赫兹里亚机场时，他通过无线电报告自己的起落架出了问题。这是S-199的另一大缺陷，即一个或两个前轮无法放出。补救措施是猛地向上和向下推拉战斗机的机鼻，以便将起落架从机翼的容纳凹坑中“甩”出来。
当阿隆用上述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时，地面上的观察者发现了更多令人不安的迹象：战斗机的机鼻上冒出了一团灰色的烟雾。临时塔台中的控制人员通知阿隆检查他的发动机温度，“温度正常”，阿隆回答道。这是他的最后一次通话了，短短几秒钟后，阿隆的战斗机俯冲下来，坠毁在跑道旁边，并燃起了熊熊大火。
当天晚上，飞行员们挤在他们的临时酒吧里，谈论发生了什么。阿隆当时已成为以色列人心目中近乎神话般的英雄，他就像那位年轻而有魅力的大卫，战胜了如巨人歌利亚般的阿拉伯空军。“中队里的每个人都哭了”，鲁迪•奥加滕在《不容失误》（No Margin for Error）一书中这样回忆道。他还说：“在我经历的所有战争中，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
鲁迪•奥加滕，他在二战期间为一名美军战斗机飞行员，后来在加入以色列空军第101中队后获得了王牌身份
人们一直未能找出导致阿隆坠机的明确原因，不过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伤心了，战争已经达到了高潮。尽管禁运一直存在，但仍有越来越多的战斗机进入了以色列空军的装备序列，包括3架从美国走私来的波音B-17轰炸机、4架从英国走私来的布里斯托尔“英俊战士”战斗机和2架被拆散了装在箱子里，上面标有“农业设备”的美制P-51战斗机。对第101中队的飞行员而言，最棒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向以色列提供了作为二战剩余物资的“喷火”式战斗机。
以色列凭借其日益增强的空军逐渐控制了天空。截至1949年1月7日，即第一次中东战争空战的最后一天，“喷火”共击落了15架敌机，P-51摧毁了4架。至于S-199，尽管发生了一系列惨烈的事故，但它们还是获得了7个空对空战果。
以色列空军装备的“喷火”式战斗机
尽管阿维亚S-199战斗机具有一系列不良的特性，但它们的确在以色列早期的空中力量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战争初期，仅仅是让敌人看一眼这些飞机的存在就使侵略者感到恐惧，并激起了人数上居于劣势的以色列抵抗者的斗志。对此，吉迪恩•利希特曼说：“这真是令人惊讶。”“所以我们飞了它，我们阻止了敌人。”如果没有S-199，那么1948年爆发的第一次阿以战争可能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