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文介绍当年红军的几次反围剿战役情形，其中以大量笔墨概述了林帅在这几次反围剿中的战场指挥官作用。

1928年11月林彪升任红4军主力第28团团长，1930年6月升任红军主力红4军军长。几个月后，国民党十万大军开始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11月5日，未满23岁的林彪率红4军东渡赣江，向根据地中心实行战略转移。

毛泽东写诗连连称赞林彪
    许多红军战士对反“围剿”心里没底，林彪决定作一次战前动员。他站在打谷场上，深入浅出地说：我们现在集合兵力回到自己的“家”门口来打这一仗，是因为我们熟悉这里，老百姓又拥护我们。敌人对这里倒是很陌生，我们把白军引到山沟里来，牵着敌人跟着我们转，把它像蛇一样，拉得很长。在适当的时侯我们猛地一回头，把敌人切成几段，像獾子吃蛇一样，一段一段地把敌人吃掉。……
    12月28日，国民党军中将师长张辉瓒率第18师孤军东进。机会来了！林彪按照总前委指令，指挥红4军直扑龙冈以北的上固。12月29日，林彪接到情报，龙冈发现张辉瓒师，他立即下令：“上固无敌，敌在龙冈，望全军将士奋起精神消灭之。”部队正在行军，为了尽快把改变行军路线的命令传达下去，林彪让参谋把这个简短的命令抄在门板上，竖在部队必经的三叉路口。这实际上是一个动员令，敌人就在眼前，谁走得快谁就能抓到更多的敌人。
    龙冈位于江西永丰、兴国、宁都和青原区交界的中心地带，四面高山，中间是一条狭长的山谷，最窄处仅150米，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林彪果断地将龙冈辟为第一次反“围剿”的主战场，指挥红4军全歼敌人9000余。张辉瓒见大势已去，换上士兵服，躲进茅草丛中。林彪下令仔细搜山，活捉了张辉瓒，这是红军第一次俘虏国民党军的高级将官。
    第一次反“围剿”仅用时五天，红军诱敌深入，首战告捷，创造了4万红军粉碎10万国民党正规军“围剿”的奇迹。特别是林彪指挥的龙冈大捷，是游击战转向运动战的第一个战略性战役，毛泽东将它写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赋诗：“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1931年4月1日，蒋介石坐镇南昌，何应钦任前线指挥，国民党军20万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分四路开始第二次“围剿”。红军经过三个月整训，士气高涨。林彪率红4军冒着大雨，连续打了富田、白砂、中村、广昌、建宁，五战五胜，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再次赋诗：“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7月1日，蒋介石亲自担任第三次“围剿”军总司令，调集23个师又3个旅共30万人，从东、北、西三面进攻中央苏区，同时出动飞机侦察轰炸。
    红军仅3万余人，又分散在闽西，远离老根据地，毛泽东制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磨盘战术。林彪率红4军从福建西部大迂回，绕过整个根据地南部，连续十余天长途行军，千里回师到赣南的瑞金、兴国，再创三战三捷。两个半月中，红一方面军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歼灭国民党军17个团共3万余人，粉碎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
    11月初，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林彪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挂帅的红4军获得“英勇冲锋”的大红锦旗。

攻进漳州第一次缴获敌机
    1932年3月12日，红军整编成红一、三、五军团。林彪担任红一军团军团长，3月30日东征漳州。这是红军历史上远离根据地的一次重要行动。4月8日，红一军团由白砂到达龙岩以西大池圩，两天赶了150多里路。林彪亲自到龙岩城下侦察，作战前准备。4月10日拂晓，林彪指挥红一军团乘敌不备，很快攻占龙岩城，为漳州战役的胜利打响了第一炮。漳州战役是林彪指挥红一军团打的第一个大战役，他不仅精心部署，而且亲临前线。4月19日，林彪指挥红4军突破漳州外围的十二岭时，胳膊负了伤。他不顾伤痛继续指挥战斗，直到第二天上午8时，红军占领了漳州。50年代林彪再到漳州，曾对女儿林豆豆说：“我在这一带负过伤。”
    漳州战役歼敌第49师大部，俘敌3300余人，缴获长短枪6000余支和大量枪弹，大炮8门，以及大量布匹、粮食、食盐。更让林彪高兴的是，还缴获了一座设备完好的小型兵工厂和两架飞机。这是红军第一次缴获飞机，林彪围着飞机不停地观看，并拉着聂荣臻与飞机合影。5月1日，林彪、聂荣臻坐上飞机，到厦门上空散发传单。
此后，红军决定走山路返回江西。由林彪担任总指挥，一路上又连打几仗，在乐安歼敌一个团，接着打宜黄，又歼敌一个团。一星期内打了两个大胜仗，连克三城，俘敌5000余名，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满载而归。

第四次反“围剿”打了几个好仗
    1933年1月初，红军四天里取得金溪、浒湾两战的胜利，歼敌4000余名。战斗正激烈时，忽然南面公路扬起烟尘，林彪和聂荣臻骑着马，带着几个警卫员来了。他们快到阵地前时，尾随的敌人冲了上来，红4军第10师29团连指导员潘峰等率先甩开驳壳枪和机关枪，一阵猛打，把敌人打得连滚带爬退了回去。林彪像往常一样镇静，说：“同志们，你们打得很好。前面的情况怎么样？”听完战斗报告，林彪走上山岗，拿起挂在胸前的望远镜，专注地观察。然后他用手指着前面公路旁的一个小山头说：“占领那个山头，就是胜利！”林彪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来”，率先向山头冲去。远处传来冲锋号声，红7师、红9师也狂风暴雨似地扫了过来，敌人全线溃败，写着“铁军”标记的斗笠和枪械弹药丢了一片。
    2月6日，蒋介石亲自兼任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在南昌设立行营。指令陈诚率12个师16万人为中路军，编成三路纵队“分进合击”，开始了气势汹汹的第四次“围剿”。
红军开始第四次反“围剿”前毛泽东被迫离开，由朱德、周恩来指挥。林彪任红一方面军左翼总指挥，这是他首次指挥大兵团作战。林彪、聂荣臻多次建议，目前形势下不能分兵，被朱德、周恩来采纳。红军猛攻南丰三日，得知敌人十个师向南丰驰援后，向广昌以西转移。2月27日情报显示，敌人两个师进到宜黄南部的黄陂地区。本来按上级命令红一军团是在宜黄附近打遭遇战的，但林彪考虑敌人遭到打击，可能会缩回去，所以他连夜集中优势兵力，在乐安县东南、宜黄县南面磨罗嶂一带的峡谷里，布下一个大伏击圈。
天还没有亮，林彪就来到蛟湖以北的红11师指挥所，听取师长刘海云、政治委员刘亚楼的汇报，指示要把敌人放进来打。这天早上雾很大，林彪在山上不能直接观察敌情，他就摊开地图研究。这时小龙坪方向传来急促的枪声，林彪说：“糟了，打早了！”原来红9师一个连与敌先头部队遭遇，就抢占山头打起来。林彪严令他们马上撤退，以免暴露红军的意图。红9师那个连迅速撤下来。
    敌先头团从指挥所前经过，参谋请示打不打，林彪说“等辎重部队”；敌辎重部队过去了，林彪说“等护卫团”。直到敌人全部进入“口袋”，林彪才下总攻令。伏击战持续到3月1日，红军以较少伤亡打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大胜仗，一举歼灭国民党军主力第52、59师，以及一个旅加辎重部队，击毙敌旅团长、师参谋长各一名，俘虏了负重伤的敌52师师长李明。而敌59师师长陈时骥却不见了，俘虏说他长着一脸大麻子。经过一夜搜索，次日凌晨，林彪手下的军团电台队把陈时骥抓住了。
    1952年聂荣臻主持，根据史料整理黄陂、大龙坪附近战斗胜利过程的战斗详报，全过程总结了号称“中国工农红军史上最光荣最伟大的第一战”，林彪阅后同意并署名。1964年罗瑞卿向林彪汇报工作时，听林彪谈到第四次反“围剿”把遭遇战连夜改为伏击战，这才集中优势兵力，加上天时地利人和，这才打了个空前未有的大胜仗，活捉了敌人两个师长。毛泽东听罗瑞卿讲后，在很多场合都说过，1965年12月上海会议毛泽东再一次说起：我到现在才知道，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因为战场指挥员林彪改了当时统帅部的命令。
    1933年3月21日，红一方面军在草台岗地区打了一仗。黄柏岭虽然仅高五六百米，但山坡陡峭，是草台岗南面的制高点，易守难攻。红10师、11师几次进攻，均未得手，三个师长还都负了伤。彭绍辉被抬下来时，胳膊已经打残了。林彪是总指挥，坐在山坡上写作战命令。敌机一颗炸弹下来，把聂荣臻和参谋长彭雄吹倒在地，林彪则被气浪掀到山坡下。林彪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走上山坡，继续指挥战斗。他一再说：“一定拿下来，一定拿下来！”15时，林彪把作为预备队的红9师师长李聚奎和耿飙叫到指挥所，指着地图说：“从拂晓打到现在了，还没有拿下来。这样拖下去不行，现在用着你们了，你们9师从这个山垭口突过去，限你们两个小时拿下来，多了不给，怎么样？”见他们迟疑，林彪便说：“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李聚奎见林彪不是下命令的口气，思忖片刻说：“从山垭口正面强攻不利，敌人有两挺机枪就可以把山垭口封住，我们就攻不上去。”林彪说：“那怎么办？”李聚奎建议以一个团向山垭口佯攻牵制敌人，两个团从垭口左边的山上进攻，争取不超过两个小时解决战斗。林彪说可以，又问时间能不能缩短，因为对峙越长伤亡越大。李聚奎表示尽量在“一个小时内解决战斗”。林彪心里高兴，但脸上不动声色，连说“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敌人从山头上扔下一捆捆手榴弹，红军伤亡很大。李聚奎心中着急，两个参加过宁都暴动的老战士说：“不能这样攻了，从山凹爬过去，兜他们的屁股。”果然奏效，这时耿飙的27团也冲上来了。战后林彪笑了：“不到一小时，你们的军令状没有白立。”夺取黄柏岭的战斗红军伤亡较大，但消灭了蒋介石嫡系11师大部和9师一部，击毙了敌师长萧干及敌参谋长、三个团长，以及2000多敌兵，俘虏1700多人。至此，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
第四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7万余人，抗击敌人40余万，以弱胜强，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总参谋长刘伯承高度评价了红一军团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的作战，说红一军团在决战方面作用很大。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林彪担任红一军团总指挥，这一军团当时有两万支步枪，成了红军最可怕的一部分。多半由于林（彪）那非凡的军事才能，这一军团把一切奉派来剿的政府军击破，打败，或解除武装，而本身从未溃败。据说南京军往往只消一发觉在跟红军第一军团作战就溃退了。”
蒋介石在给参谋总长陈诚手谕中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的隐痛”“此乃本年来未有之惨事”，称林彪是“战争魔鬼”。国民党各大报刊悬赏10万元缉拿林彪首级。其实早在1932年9月13日，国民党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蒋介石兼总司令）的《武汉日报》，就刊登江西“剿共”新闻：“林彪被赣民土炮击毙。”而林彪依然活着，仍在不断地创造着战争奇迹。
    1933年7月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于“八一”建军节时颁发红星奖章，表彰有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林彪荣获一等红星奖章，编号007。

第五次反“围剿”林彪多次上书
    1933年8月15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一军团第14师和4个独立团正式组成中央军，林彪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在吉水、永丰、新淦、乐安、宜黄之间活动，以配合东方军行动。8月31日，林彪、聂荣臻指挥中央军主力向乌江圩敌人发动猛攻，激战四小时，全歼敌第80师第238旅两个团，共约4000余人，其中俘敌200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品，红军伤亡210余人。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前红军取得的最后一个胜利。
    9月25日，蒋介石在美、英、德、意等国大量财物的支持下，集中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总结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采用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在战略上采取持久战，依托堡垒，步步为营，逐步压缩中央苏区，然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达到消灭红军，摧毁苏区的目的。如果红军仍以运动战为主，大踏步进退，肯定还能取胜。而临时中央推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以堡垒对堡垒。两个月后，又推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命令红军实行阵地战、堡垒战。永安成为中央苏区保卫战的第一线战场。
    林彪连续6次上书中央军委，明确反对博古、李德（奥托•布劳恩）的教条主义指挥以及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出击”的战术原则，力主从实际出发，用机动灵活的诱敌深入、运动战的战法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1934年2月10日，林彪、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反映红一军团在建宁西北的守备阵地防线太宽，处处设防，处处薄弱，工事不坚固，又缺乏弹药，容易被敌人突破，突破后工事又会为敌人所用。建议不要处处修工事，力求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五天后，红一军团在凤翔峰打仗，又一次吃了堡垒的亏。林彪、聂荣臻认为重复了三岬嶂血的教训，一天两次致电中革军委：“我们时刻感到，从敌人堡垒外的近距离内或敌堡垒间隙中去求运动战，结果仍变成堡垒战。以大部队在这种场合想行短促而突然的突击，结果打响之后仍然不易拉脱，而成了对峙局面。这种战斗办法最好的成绩只能消灭敌之一部，否则仅仅将敌击溃，而不能消灭，但我们的伤亡和弹药的消耗都很大。因此我们觉得，须尽量避免这样的战斗，在距敌人半天或一天行程处隐蔽，在敌前进时于敌之运动中和初到时消灭之。”
    林彪、聂荣臻提出“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中革军委复电认为这个建议在原则上是对的，但同时警告红一军团坚决服从命令。2月24日22时，林彪、聂荣臻再次给中革军委电报，不同意“堡垒对堡垒”的战术，直言对作战原则的建议，无人理睬。
    4月3日，林彪以《关于五次反“围剿”之战术问题》为题，连夜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长信。信中重申了他和聂荣臻在电报中的意见，对中革军委指挥上的缺点提出批评，包括决心迟缓，丧失了不少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决心下后，对时间的计算极不精确；对部队任务的规定及执行的手段规定得过于琐细，使下级无所适从。林彪认为：关于敌人在五次“围剿”中所用的战略战术，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敌人并没有完全采取三四百米一推的方法，而是在发现我军行踪后采取缓进法，以吸引我军，而别的方面却在急进，形成包围或夹击态势。林彪举了近40天以来的例子，直言军委对作战的指挥有不少缺点，最大的缺点是决心迟缓，以致失了不少的可以取胜的机会。譬如五都寨战后，14日晨4点及以前即知敌要进太宁，却不下决心东移，反硬要我们把部队放在朱坊附近，放在敌人监视下不前不退，等军委17日下午定下来东移消灭敌人的决心后，部队移动到建宁时太宁已经失守。还有像军委要三军团绕道广昌的处置上，像6日9点电令一、三军团洽村绕山一带集结。军委在电令的字句及部署上都没有表现有立即消灭该敌的决心，似乎要待敌到三溪、三坑以后再等其向广昌前进时才打它的样子。如果立即包抄，我们是可以消灭敌人的。
    林彪说：决心定下后，在对时间的计算上是极不精确的。如五都寨之役，因为时间计算的错误，当然动作上就不能协同，如军委9日14点半电规定一、三军团10日拂晓攻击五都寨，结果一军团天亮才到山脚。三军团更迟，一军团打了三四点钟还不见三军团，三军团其实尚在木泥坑附近运动中。军委常喜用诱敌出击的战法，如打资溪桥之役，如打坪上圩、干昌桥之役，如下罗泊港之役等，但敌人因屡经惨败在我军主力与之对峙而以一部佯攻它时，它偏不出来，即使出来也不脱离其堡垒的机枪掩护，所以这种战法没有一次收效，失掉了敌到后的第一二天可打敌的机会。如下罗泊港之役，我们到中和圩曾电军委敌人工事不坚，但军委一连几日命令部队早出晚归地摆在敌阵面前眼睛鼓得很大做工事，一天到晚都热望着敌人送给我们消灭，但敌人丝毫也不理我们，结果我们成了守株待兔。最近有几次战役都是在得到敌进的消息不立即下打的决心，等以后决心下去了，我们到时敌已先到，我们见敌先到了二日就不打了（其实敌此工事尚未做好还可以打）。而用诱敌出击，但敌却不出击，此时我军等得不耐烦了又下命令硬打。林彪说：敌人步步为营，我们已经失去运动战的机会。想以堡垒对堡垒，积小胜为大胜，就此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失去运动战的机会，并没有失去过一回消灭敌人几个师的机会，因此我觉得我们主力通常应隐蔽集结于机动地点（判断敌人将向某地前进则位于某附近），有计划地尽可能造成求得运动战的机会，于运动战中以我主力军大量地消灭敌人，每次消灭它数个师，只有这样的仗才能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只有这样的仗才能转变战略形势，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而彻底解决问题，如专靠零敲碎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这样的战法虽能削弱敌人，但略有损失的敌人不久后仍可得到补充和恢复。同时在我们方面，虽能争取到一些零碎的、局部的胜利，但我们仍要付出不少代价才能取得胜利。在目前从敌我军队的质量说来，在运动战里，我军与相等之敌或与优势之敌作战，利用我侦察技术的进步、群众条件的良好和部队质量的优良，再加上活泼的指挥，则我们是一定能以少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敌人在运动中或初到时它虽数师集团行动，但在大的战场上我军只要冲垮它一部而乘胜猛烈扩张，其他之敌则会动摇，则会被挤垮，只要追击得好，迂回得好，就能把它完全消灭。
    林彪这封信长达8000多字，明确、大胆而具体地向中革军委提出意见，这在当时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中并不多见。但博古、李德置林彪等人的建议于脑后，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减员很大，下达保卫广昌的作战命令，红军9个师一字摆开80里，同敌人拼阵地战，以保卫红军的战略要地广昌。
    4月20日，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为左翼队，坚守大罗山等阵地，抗击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敌第6、79师。虽经反复肉搏，但大罗山阵地还是再次失守，红一军团被迫撤出战斗，退至饶家堡地区。下午，红一、三军团会合，与围攻饶家堡的敌第79师展开激战。林彪、聂荣臻率红一、三军团，战至4月21日拂晓。敌第97师增援，饶家堡阵地得而复失，红军再次撤出战斗，退至长生桥东南的山地，控制长生桥渡口。到4月28日，打了18天硬拼仗，红军主力伤亡5500余人，终因实力悬殊，被迫从广昌全线撤退。
5月4日，林彪打算写个短电报，讲讲对大罗山、广昌等战斗的意见，没想到气愤之下停不住笔，又成了一封长信。林彪看了蒋介石的战斗计划并结合最近的作战，认为除我军有大的胜利外，这个计划是不会有变动的。从蒋介石规定各路军出动时间、地点和到达时间，敌每次前进通常要走十几里甚至30里，在这种距离内完全允许我们进行运动战。6月是决战关头，战争胜利的条件充分具备着，但胜利的取得还要靠在战争中各级在各种情况中有正确的决心和动作。     
5月中旬，林彪与到前线来的李德当面辩论。李德建议林彪为《革命与战争》写一篇文章，阐明他的思想。林彪不顾中革军委必须无条件服从的三令五申，决定澄清李德所谓的“短促突击”。他把运动战的作战要则列为26条，同时结合对中革军委指挥作战上的失误进行批评。李德指示中革军委属下的《革命与战争》编辑部将林彪文章作某些修改后刊出。
    5月20日，林彪、聂荣臻致电朱德：“敌占广昌、建宁以后，战争已转到新的形势，因敌开始深入基本苏区，其每次推进的距离当更短，我军战斗方式将更趋向于短促突击，我军团如经常集结一处，无英雄用武之地。我们实行短促突击，是很少有大的运动战给我们打的可能。因此再次建议，中革军委如没有新的情报，敌人没有新的动向，则仍应采取运动战，集中主力，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但不管林彪怎样措词激烈，怎样一而再，再而三，李德仍指挥中央红军节节防御，屡战屡败。

自作主张两战温坊获得大胜
    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林彪按着毛泽东大踏步进退的战略方针，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所以对博古、李德等人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相当不满，他以个人名义或与聂荣臻一起向中革军委多次建议，要求改变目前的战略战术，不要再同敌人硬拼下去了，改用红军最擅长的运动战，打击和消耗敌人，以打破敌人的“围剿”。现在流传下来的林彪在红军时期写的两篇文章，都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向军委的建议。
    1934年7月13日，林彪致电朱德、周恩来，建议将红一军团主力后移，引诱敌人冒进。如果按照林彪的战法，五次反“围剿”未必会输，红军也未必非要长征。但中革军委命令部队进入永安，“抗击向永安进攻的李延年纵队，并掩护红九军团安全转运资材”。在国民党军的步步进逼中，中央苏区在堡垒对堡垒中越打越小，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宁化、长汀等狭小地区。
8月21日，红一军团主力与敌9师、83师在永安小陶矮岭一带展开激烈战斗，坚持了一天半左右。林彪发现敌欲决战的企图后，迅速率主力部队脱离战场，沿石峰、安砂、清流向江西开拔。接着投入连城、温坊战斗。
8月31日21时，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红一、九军团和红24师，利用有利地形迅速隐蔽，命令红3团跑步，从右翼爬山，迂回敌后。待进至温坊地区的敌第8旅进入红军伏击圈，突然发起进攻。9月1日10时，红军消灭敌第8旅两个团。9月2日，林彪、聂荣臻致电朱德，报告温坊战斗战果：“苦战一年，此役颇可补充。”
9月3日晨，李延年指挥敌第9师全部，第3师残部共七个团的兵力向红军阵地反扑。林彪指挥红一、九军团还击。红1师第2团担任主要突击队，趁敌军在运动中猛然出击。战斗从10时持续到17时。共歼灭敌军4400多人，其中俘虏2400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缴获大量战利品，这也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在保卫中央苏区一年的苦战中获得的最大战果。
    温坊打完之后，林彪奉命写了一篇介绍经验的文章，刊登在中央《红色中华报》和总政治部的《红星报》上。两次温坊战斗获胜是林彪抵制中革军委的错误指挥取得的，这是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惟一的胜仗。1934年2月，林彪指挥的山岬嶂战斗也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更多的是击溃战。林彪说：“……我们的战士一夜不睡做了一个碉堡，敌人一炮就打翻了。而敌人的堡垒，我们要用牙去咬去啃。”“多少次险恶的战斗，只差一点我们就要同归于尽。好多次我们司令部投入了混战的漩涡，不但在我们的前方是敌人，在我们的左右后方也发现了敌人。……”
毛泽东作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旁观者，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反‘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军事鬼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