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人】为了心中的航天强国梦――上海航天八院校友采访纪行
2014年05月15日 16时04分00秒哈工大报 浏览次数:741
哈工大报讯(商艳凯/文)在去往上海航天八院的路上,我在头脑中反复过着采访要问的问题。汽车快要行驶到元江路时,我透过车窗看到一个大型广告牌矗立在路边,上面写着“闵行航天城”和“以国为重、以人为本、以质取信、以新图强”的字样,显得格外醒目。我意识到,航天八院马上就到了。
负责迎接我的是航天八院办公室的一位年轻人。在他的带领下,我进入航天八院的办公大楼。每到一个门禁,都要刷胸卡才能通过。这让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了航天单位的那种神秘的气息和严格的规定,同时一种对航天工作和全体航天人的深深敬意也油然而生。
在这位年轻人的介绍下,我对上海航天八院也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上海航天八院隶属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又称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上海航天局。作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三大总体院之一,航天八院是目前我国唯一具备运载火箭、应用卫星、载人飞船和深空探测等多领域抓总研制能力的综合性大型科研生产联合体。而我在门口广告牌看到的16个字其实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核心价值观。
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航天八院完成了航天领域里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技术突破。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在此诞生,1981年研制的风暴一号运载火箭为我国首次成功进行了一箭三星发射,至今保持了运载火箭发射百分之百的成功率;研制的风云系列气象卫星被世界气象组织列入世界气象业务应用序列;作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主要研制单位之一,承担了神舟系列飞船、货运飞船、空间试验室关键系统、空间站对接机构的研制;同时积极开展以萤火一号火星探测器为代表的深空探测研究,为和平利用空间、造福人类做出了不懈的努力。2013年6月,神舟十号与天宫一号飞行器成功对接,其中极为关键的“对接机构”分系统就是由该院研制完成的。
“掌舵人”朱芝松:引领上海航天不断前行
众所周知,充满挑战的航天事业追求“百分之百成功”,而在航天重大工程、项目的研制发射第一线锤炼和选拔年轻干部是上海航天八院的最大特色。他们敢于让优秀的青年技术骨干挑起航天新型号研制的大梁。朱芝松校友就是从一线成长起来的年轻航天干部,曾经参与长征三号火箭、神舟号飞船的研制。2008年,39岁的他开始担任上海航天局局长,带领着这个优秀的团队取得了航天科技领域一个又一个新突破。
在航天八院的办公室,我见到了朱芝松校友。他刚刚开完一个重要的会议,看见我进门,脸上露出了笑容,起身与我握手,让人顿时有一种亲切感。我表明来意,他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
采访中,他将自己的成长经历娓娓道来,而我充当了一名忠实的听众。1969年2月,朱芝松出生于江苏一个军人家庭,1983年随父母到甘肃张掖后就读于张掖中学。高中阶段,他十分喜欢理科,数理化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曾多次代表中学参加全国数理化竞赛并获奖。
1985年,年仅16岁的朱芝松考入哈工大,他选择的专业是机械制造工程。他清楚地记得,看到哈工大的招生简章上面写着“工程师的摇篮”,而他从小就梦想做一名工程师,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哈工大。
大学4年,他深刻体会了“规格严格,功夫到家”这一校训的含义。在他的印象中,学生每学期要学习的课程很多,每天的课排得满满的,学起来也相当有难度。学生要从最基础的做起,每天必做的功课就是用丁字尺画图。老师讲课非常细致,要求也很严格,对待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他记得有一次老师布置作业,自己因为“偷懒”有两道难题没有完成,老师并没有批评他,而是在询问原因后对他进行了一番教导。此后无论习题多难,他都能按时完成。他还记得“材料力学”课很多人不及格,大家去找老师求情,老师却坚持自己的标准。“工作之后才明白,老师当时的严格是对学生负责,因为工程实践就是要求一丝不苟。”朱芝松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深有感触地说道。
那时的大学生活是怎样的呢?他调侃自己上大学时很“土”,一手拿饭盒,一手拎黄挎包。“哈工大的学生看起来都像是从农村来的,衣着非常朴实。”他笑着说道。他记忆最深的是“抢座”。从主楼到电机楼再到机械楼,后来食堂也用来上自习,仍然一座难求。用他的话说,“如果不带坐垫,就找不到座位。”大学期间,他还担任副班长,经常组织班级春游和秋游。记得有一次,大家骑车到呼兰,在一片空地上野餐。虽然吃得很简单甚至有些“寒酸”,但大家却玩得很开心。
让他印象更深刻的是,学校很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从大一开始,学生就要到校办工厂进行金工实习。虽然天气很热,老师却一丝不苟地手把手教。到了专业实习,学生要走出校门,跟工人一起吃住生活。大四那年,他就和同学到长春一汽实习了一个月。到了最后的毕业设计,老师手把手和学生一起制订方案,用精细线和虚线标注出来,改了一遍又一遍。谈到母校对自己的影响,朱芝松说,做事要讲究规格,功夫要扎实,这是哈工大人一种做事的文化,也是科学精神的体现。
1989年,朱芝松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新江机器厂(亦称800所)工作。他成了一名真正的工程师,实现了自己的工程师梦。从那时起,他就确立了新的目标,就是用扎实的专业知识,攻克火箭推进等技术难关。刚满20岁的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为了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他和团队成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常吃住在车间,几个月难得回家一次。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多次谢绝了外资企业的高薪聘请,只为了坚守心中的那个理想和信念。
“天道酬勤”是他经常讲的一句话,也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正是这种勤奋,让他在航天科技领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12发的研制中,他成功解决了级间杆系叉子焊接裂缝等难题和困扰多年的长征型号火箭二级燃料箱后底低压破裂等问题。在参与神舟号飞船研制过程中,他主持完成了神舟飞船大型金属膜片的工艺攻关,在国内首次解决了大型钣金金属膜片在加工中的技术难题,为确保中国航天一系列重点型号的研制和重大发射任务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2002年,第九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年”揭晓,时任上海航天局副局长的朱芝松成功当选。“不管怎样,我们不会像火箭一样就此升天,脚还是要落在地上。”在朱芝松眼里,伟大的航天事业始于细致和繁琐:导弹飞行要演算上万次;上万个元器件要保证个个匹配;为一次性的质量问题,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寻找故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如今,身为掌舵人的朱芝松承担着更多的重任,也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按照规划,“十二五”期间,上海航天局将会承担40发火箭和20颗卫星任务。在未来空间站建设上,航天八院除了承担电源、测控通信、对接机构等熟悉的分系统任务外,还将独立抓1个实验舱的任务。
“可以说,这些任务是我国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的强力抓手,而这要靠持续不断地创新。创新不是空话,要靠强大的人才支撑。除了解决优秀人才的后顾之忧,还要让人才有事可干,能干成事。为此,我们梳理出未来70项关键核心技术,通过‘核心技术攀登工程’等平台牵引,让年轻人加入到科研攻关中来。”谈到企业未来的发展,朱芝松校友踌躇满志。
朱芝松校友
张崇峰:16年只为太空那“一吻”
2011年11月3日凌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系统副总设计师张崇峰坐在北京飞控中心大屏幕前,亲眼目睹了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首次交会对接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那一刻,他紧绷的神经终于得到了放松。16年,所有的付出在那一刻得到了最好的回报。那一晚,张崇峰睡得特别香。
从事航天事业,要耐得住寂寞、远离浮躁,还要善于钻研、果断决策、敢于担当。从1996年开始,张崇峰带领研制队伍,经历方案、初样、正样阶段的研制,完成对接机构的关键技术攻关,完成了产品的研制、试验和正样产品的生产,建立了一套先进的地面模拟试验系统,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8年出生的张崇峰,现在担任上海航天八院科技委常委。我与张崇峰面对面交谈,从在哈工大学习的时光,到科研攻关中的故事,再到幸福的家庭,我们谈得很投机,也让我对张崇峰校友有了一个更立体化的认识。
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他的心中充满了对母校的感恩之情,因为母校培养了自己务实、踏实的工作作风。1993年,还在读博士的他,成了我校自动飞行器专业的一名讲师。那年,张崇峰获得了去俄罗斯进修半年,系统学习航天器总体设计的机会。
在伏尔加河畔的萨马拉航空航天大学的实验室里,他看到了俄罗斯的火箭、联盟号飞船的返回舱,这些深深感染着他。那时,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刚刚起步,航天八院迅速捕捉到了其中的战略信息,与哈工大合作开展了对接机构课题研究。也许是因为被交会对接任务的巨大挑战所吸引,当805所的领导向张崇峰发出邀请,希望他加盟对接机构团队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张崇峰清楚地记得在参观俄罗斯“能源”火箭公司对接机构研制车间时,一位车间主任自豪地说:“世界上所有的对接机构都是我们这里生产出来的。”俄方还直截了当地告诉张崇峰他们,对接机构的研制难度非常大,并极力怂恿中国航天人购买他们的产品。可是,俄罗斯方面仅对对接机构的设计专利费就开出了天文数字般的价钱,这让中国航天人难以接受。而中国要建立自己的空间站,空间交会对接技术是必须突破和掌握的。于是,张崇峰带领研制团队,开始了对接机构工程阶段的研制、试验工作。
搞载人航天的从来不允许有“万一”出现。2010年临近除夕,对接机构捕获缓冲试验已接近尾声。突然,捕获传感器信号异常,这对所有忙碌了多日正准备回家过年的张崇峰和他的团队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经过分析,这种故障出现的概率为千分之一,而且对首次交会对接没有影响。千分之一也许微乎其微,但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不带一个隐患上天,这是航天人的铁律。张崇峰立即组织开会讨论,拿出解决方案,直到除夕夜的6点多才离开单位。当天儿子发着高烧,家里也没有准备年夜饭,他们一家就在朋友家吃了顿年夜饭。大年初二,他就和团队全身心扑在了技术攻关上。经过九天九夜的奋战,他们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消除了这千分之一的隐患。
作为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系统副总设计师,张崇峰自从承担任务以来,天天都如履薄冰,他坦言:“如果事情没做‘透’,自己就放心不下。”为了解决一项又一项的技术问题,他经常要在上海、北京和发射场之间来回奔波。
把理论转化为设计方案难,要把方案变成符合工程应用需求的产品更是难上加难!如何模拟太空微重力环境下的对接过程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张崇峰带领研制团队提出了气浮平台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关键是建立两个平整度高和稳定性好的平台,整个平台在任何情况下平面高低起伏不能超过千分之三毫米,也就是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20。俄罗斯专家参观后,不由赞叹:“这是当今世界上水平最高的对接机构试验台。”
太空一“吻”,见证了16年的风雨兼程和执着坚守。回首这16年的攻关岁月,张崇峰深深地体会到成功的来之不易。16年来,对接机构的研制团队不仅研制出了对接机构,拥有发明专利30余项,器件国产化率达到了99%,而且建立了一整套系统的设计方法,取得了一系列关键技术的突破。
如今,交会对接成功圆了张崇峰最难割舍的梦。但他知道,这只是走出了第一步,艰难的跋涉还在后头。我国掌握这项关键技术后,能对后续任务起到支撑作用,未来我国要建立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要把中国航天员送上月球,航天人还任重道远。
张崇峰校友
侯建文:真情一片恋卫星
在来航天八院采访之前,我就听说,这里有两个响当当的人物,他们有着近乎相同的人生轨迹——先后毕业于哈工大,并一步步成长为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新一代卫星研制工作的领军人物。一位是侯建文校友,另一位是董瑶海校友。略有不同的是,侯建文比董瑶海的年龄稍长一些,人生经历也更丰富一些。
1983年,23岁的侯建文以优异成绩从哈工大毕业,被分配到航天八院工作,并被当时风云一号卫星姿态控制组组长徐福祥看中。从此,侯建文便在孟执中、徐福祥等我国著名航天专家的传帮带下,与卫星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卫星姿态,就如人的神经系统,是卫星多学科高新技术大集成中的关键。卫星在天空运行时,所有指令都要通过姿态控制系统对卫星进行遥测、遥控和图片传输。据统计,各类卫星运行失败的原因中,90%的问题出在控制系统。侯建文主攻的,正是这极富挑战性的世界难题。
让侯建文终生难忘的是风云一号B星的故障抢救行动。1991年2月14日,除夕之夜,测试中心突然传出让侯建文心惊肉跳的坏消息:卫星燃料告罄,在天空不断地翻滚,每分钟翻10个大筋斗……形势十万火急!经分析,风云一号B星在高空轨道受到高能粒子的意外袭击,计算机发生“跳变”,致使卫星运动失控,若不能及时有效地抢救,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卫星在天空绕地球旋转,只有当它飞到中国上空时,才能发出指令进行抢救。整整三天三夜,心急如焚的侯建文没合过眼。由于B星也为中国以外的客户服务,当时,美国用户得知卫星故障,表示要组织技术人员来帮忙。侯建文和他的同事们婉言谢绝,决心背水一战,用自己的努力排除B星故障。
在侯建文和同伴们的努力下,1991年5月1日,磁控制卫星姿态捕获和控制的仿真软件及试验研究取得了成功。失控两个多月的风云一号B星终于回归受控。要知道当年美国卫星也曾出现相似问题,美科学家花了10个月时间才将卫星控制住。这项技术最终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从1990年到1999年长达9年的风云一号C星研制中,侯建文根据风云一号A星、B星夭折的致命伤,把目标锁定在卫星控制系统自主化管理与自主化控制的技术创新研究上。为使卫星能在无人维修的空间环境下,确保两年持续稳定运行,侯建文研究开发了4项比国际同类卫星控制技术更简单可靠、精度更高,甚至国外尚不具备的新技术。更让他感到骄傲的是,C星每个部件都是纯国产——真正意义上的“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风云一号,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令国外同行刮目相看。
2005年7月6日清晨,原本沉寂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爆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在人们的注视中,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将实践七号科学试验卫星成功送入浩瀚的太空。经历了太多临难履险、攻关归零和成功失败,身为实践七号卫星总设计师的侯建文此时感慨万千,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实践系列卫星是国家对地球环境和空间环境等重大决策目标进行探测研究的试验型卫星,要求新、技术难、时间紧、责任大,特别是2002年8月立项研制的实践七号卫星,要求必须在2005年年中发射。3年就要上天,在卫星研制领域摸爬滚打近20年的侯建文,非常清楚自己作为该卫星的总设计师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面对困难和挑战,侯建文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他带领一支年轻的科研队伍,克服重重困难,历经33个月的拼搏,终于使这颗卫星按研制进度出厂并成功发射。经在轨测试,卫星各项技术性能指标良好。33个月完成一颗卫星从方案设计到整星出厂,这不但创造了上海航天卫星研制周期的新纪录,而且在国内也不多见。
当年自我校自动控制专业毕业时,侯建文虽然知道“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但仍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航天事业,别人问为什么,他坚定地回答:“是航天事业吸引了我。”几十年来,他在自己的航天生涯中,一次次地攻克技术难关,一次次地解决卫星总体和卫星有关分系统设计和试验中的难题,成长为一名卫星总设计师。
对于那些有志于献身航天事业的学子,他建议大家:“要想成为航天人,要学会自觉地、创造性地学习。航天事业的风险性更大,成败的影响也更大,没有创新性地学习,达不到航天事业的要求。大学期间要勇于创新,打破框框的限制,还要培养吃苦耐劳、奉献的精神。”
侯建文对母校的发展也有更高的期许:“哈工大有很多的尖端工业技术,可以满足航天工业的需求,同时也可以为航天工业提供更多创新性的人才。院校之间更多合作,将形成一种共赢的关系。希望未来哈工大能够为航天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侯建文校友
董瑶海:无悔的“风云”人生
26年与卫星相伴,从最初的风云一号到如今的风云四号, 董瑶海将自己的人生与风云系列卫星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1982年,董瑶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工大,就读于一系光学工程与应用专业。漂亮的主楼、严谨的校风、夏天中午睡觉要盖被子……对于当年的大学生活,董瑶海记忆犹新。在他的印象中,那时的生活很苦,平时吃的是不好消化的高粱米饭,偶尔能吃上一顿4毛钱一份的熘肉片就算是改善伙食了。对于酷爱体育的董瑶海来说,让他感到兴奋的是,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偶尔可以看到中国女排的比赛。一有比赛,不大的阶梯教室就挤满了人,那种热闹场面就像过年一样。
4年后,大学毕业的董瑶海服从国家分配,到航天八院所属的一个研究所工作。那时,才20出头的他对卫星可说是只知皮毛。在研究所的前几年,他做的大部分工作是基础的,如硬件、软件、设备电路等。
幸运的是,董瑶海赶上了我国气象卫星事业大发展的好时光,见证了风云一号系列4颗卫星的研制、升空。从A星到D星,卫星在不断地完善、更新,董瑶海也在不断地积累、成长。尤其是1991年B星上天半年后的抢险经历,为董瑶海进入总体设计角色拉开了序幕。那次,董瑶海与侯建文,这两位先后毕业于哈工大的师兄弟,得以并肩战斗。也正是在这场惊险的抢救中,董瑶海的工作能力和处理紧急事件的沉稳果断,受到了风云一号卫星总设计师孟执中的赏识,一步步成长为卫星的总设计师。
2003年,董瑶海被任命为风云一号替代卫星风云三号的副总设计师。如果说参与风云一号系列4颗卫星的工作是在学习和积累,那么担任风云三号副总设计师就是董瑶海厚积薄发的时候了。他说,卫星的设计制造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国大协作,就像报纸版面上不能留白一样,卫星的各个部件环节都要按时推进,缺了哪一部分都不行。
风云三号是我国第三代极轨气象卫星,作为国家“十五”计划重大项目,它的主要探测性能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相比风云一号,风云三号增加了微波遥感器,可实现全球三维、全天候、多光谱、定量气象探测。这样一个重大项目,带给董瑶海神圣感的同时也带来了沉甸甸的责任感。总设计师必须有广博的知识、掌握全局的能力和气度。为此,董瑶海更加用心地学习相关领域的知识:卫星轨道、太阳运动、结构动力学、姿态动力学等,董瑶海看了多少书自己也记不清了。
2010年11月5日,风云三号B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四号丙遥七运载火箭发射入轨。这颗星与2008年发射的风云三号A星一起,首次实现了中国极轨气象卫星上午星和下午星的双星组网观测,使得全球观测频次由12小时提高到6小时。风云三号B星作为中国第一颗下午轨道气象卫星,填补了我国在下午时间窗口内极轨气象卫星观测的空白,这对于经常在下午发生的中国南方暴雨的监测和数值预报精度的提高非常有用。
董瑶海说,作为航天人,感觉“最紧张的莫过于亲手研制的卫星随火箭发射升空的那一刻”。他将自己的工作与自己喜欢看的NBA作了一个形象的对比——NBA比赛最后的倒计时就像火箭发射的倒计时,比赛胜负往往在最后一秒才见分晓,卫星成功与否也要到最后一刻才能下定论。
然而,对董瑶海而言,卫星发射成功并不意味着工作的结束。为了保证卫星的运行质量,董瑶海和他的同事们还要在全国各地对卫星进行实地测试比对。风云一号B星上天后,他在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待了整整一年;C星、D星测试时,他更是跑遍了敦煌、乌鲁木齐、喀什等地,长期的野外作业使他对西北这片土地充满了感情。
董瑶海这样描述老一代航天人身上的特点:“他们很朴实,像农民一样,同时也很务实,功夫过硬。”这种特质在一代代航天人身上传承着,同时这种特质也和哈工大人身上的特质惊人地相似,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哈工大与中国航天之间长期形成的那种紧密联系。他希望,未来一段时期,哈工大可以延续这种联系,向中国航天事业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
董瑶海目前担任风云四号卫星总设计师。谈到个人的梦想,他说:“气象卫星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有了卫星,台风预报的时间和路径比原来更精确了。风云四号卫星的研制有一定的难度,需要有高精尖的技术,并且是我国首创的。希望有一天它成功上天了,让欧美国家都使用我们国家的卫星,并且夸赞中国的卫星真‘牛’,这就是我最大的梦想。”
董瑶海校友
后记
为期3天的采访结束了。虽然只有短短的3天,我看到的也只是航天八院很小的一部分,但却在我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无不深深地触动着我的内心,也让我对航天事业多了一份敬重。
这3天时间,我先后与4位哈工大走出的杰出校友面对面交谈,正如朱芝松校友所说的,在上海航天八院,优秀的哈工大校友还有很多。虽然这4位校友只是其中的代表,但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航天人对事业的热爱和坚守,看到了中国航天人不断追求卓越和创新的勇气和魄力,也看到了我们国家早日实现航天强国梦的希望和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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