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一部失败的村庄史

小岗村，一个早已进入了改革开放辉煌历史的村落，如今在陈桂棣、春桃的笔下，却是一部失败的总记录，一道僵化了的旧风景。仅此一点，就能够让那些多年以来努力把小岗村推向神坛的领导们大为光火，也会让小岗村里的乡里乡亲浑身不舒服。

这正是我愿意阅读这本书的理由。尽管我对报告文学这样的文体非常不适应，尽管我总是在怀疑两位作者无所不在的、全景式的眼睛，但我还是把书读完了，而且几乎完全相信书里的内容，包括那些细节。原因在于，我有长达15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有6年的地方政府公务员经历。我知道乡亲们的心态，我也了解小官僚们在处理各种经济事务时那种骄横、无知的做派。但话说回来，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有我这样的阅读经验，因此我对这本书的写作方法表示了我谨慎的怀疑。与陈桂棣、春桃面对面聊天，我建议他们以后抽空将调查的背景、各种文献都陈列在书里，让这本书不仅有报告文学的情绪，也有社会学著作的严谨，如此，《小岗村的故事》很有可能就是那种可以流传下去的好书之一。

不过，少数情况下，事实本身可能比方法更有价值。当我们直面小岗村三十年的发展史，一本书籍的写作技术显得就很不重要了。我们看到，多年以前，十几个衣衫褴褛、腹中空空的农民把身家性命赌上，摁上鲜红的指印，只是为了包产到户，拿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生产自由权利。在土地上种什么，怎么种，这本来就是农民与生俱来的经验，轮不到意识形态或者是官僚来干预，来指导。把土地包给农民，让他们自由选择，自由耕作，这就是著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部经济学意义。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对市场的尊重与回归，可能就从这里开始。发端于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它的核心价值落在了两个基本的经济学常识上：

第一当然是产权建设，小岗村人的包产到户模式，是农民的土地从一大二公的无产权状态向有限度的、半模糊状态的农户土地耕种权的回归。正是因为在产权问题上有所进步，中国农民终于靠自己的双手，在自己的土地上解决了温饱问题；

第二则是自发秩序，我们看到，这种对经济学常识的回归和认同，并不是从官方和意识形态开始，而是一群近似于文盲的农民的自我选择，他们靠着生存下去的本能，靠着理性经济人的基本需求，在一个偏远的小村庄，为自发秩序的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最鲜活的见证。

理论意义上，小岗村人在这个时候已经解决了持续发展的路径问题。如果按照土地产权和自发秩序的基本框架继续朝前走，三十多年之后的小岗村应该是一个富庶、发达且文明的小城镇了。但三十多年之后的事实并非如此。陈桂棣、春桃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在小岗村调查，看到的却是另外一些让他们难以接受的事实。著名的小岗村并没有真正富裕起来，和江浙沿海一带的村庄相比，小岗村甚至可以说还处在贫穷状态。一些看上去气派的建筑，都是上面的领导拨款建立起来的。最耀眼的，还是那座人人都要去看的纪念馆，而不是每个村民的幸福生活。小岗村人为了致富，必须像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样，去沿海一带打工，在外地积攒一些辛苦钱，然后回到小岗村盖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昔日带头分田到户的农民严洪昌，这些年在小岗村做什么都不成功，眼见着一年一年过去，严洪昌老了，家里却不富裕，儿子只好离开家乡，去城市里寻找生存的可能。

此情此景，陈桂棣、春桃提出了一个问题：“曾经不怕杀头大无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小岗人，为什么却无力再现当年的雄风，续写昔日令人炫目的奇迹呢”？

可以说，这本书大绝大部分内容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很多有意思的故事纷至沓来：夭折的养殖场、三家工厂随风而逝，瓶盖厂被炸，严洪昌和小岗村人在长达三十年的岁月里，是试图靠办企业，靠做生意来致富的，但每次都铩羽而归。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窃以为，还是出在人们对常识的不尊重上面。中国人在回归常识的道路上，向来是缓慢的，不情愿的，小岗村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还是在产权归属上严重不到位。

联产承包责任制本来就不是一种产权制度意义上的根本性革新，它只是在生产形式上政府对农民的一种宽容。但当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却又为中国的农村改革提供了一种方向，那就是沿着农民土地产权建设的道路继续朝前走。也就是说，如果不给予农民清晰的土地私有产权，那么农民就没有必要的资本在市场上继续进行博弈，政府管制的行政力量就会像枷锁一样继续牢牢控制并压抑住农民的市场行为。

有一个细节印象深刻，并真正刺激到我了：

严洪昌打算在村里办一个养猪场，资金、销售渠道都到位了，就差一块建场的土地。村民们开始就这个问题开会讨论，大家吵成了一锅粥，还没有结果。

这个时候，严洪昌的妻子段永霞说话了：“我喂过过年的鸭子，养猪的事情我承包了”。

一直没说话的严俊昌，见段永霞把这事揽过去，拿出了当家人的口气问：“我不给你地，你哪有地见猪场？”

段永霞奇怪地说：“怎么没有，我有我自己的承包地。”

严俊昌一下子站起来，大声训斥道：“哪有你的地，你的地在哪里，地都是共产党的，队里的，你有屌地。”

土地产权问题以如此具体的形态出现在几个农民的吵闹之中，让人惊悚。假如当年小岗村的改革一开始就直奔土地产权而去，而不是简单的包产到户，我相信严洪昌和段永霞夫妻两个人的养猪场早已经蔚为大观了。可惜的是，体制就摆在那里，所有人都不得动弹。严洪昌自己辛苦找来的资金，辛苦寻觅的销售渠道，以及辛苦琢磨出来的创业计划，都必须回到生产队里和大家一起研究，而不是只靠他自己的自然人身份，就做出一种并不复杂的商业决定。而严俊昌，我当然知道他如此凶狠、如此正确的口气，他的理由在哪里。他虽然目不识丁，但却是能揣摩领导意志的农民，他能从广播里领悟到土地是政府的看家砝码，任何人对土地的盘算，都是一种对党、对人民的犯罪。他认为这才是他的常识，他的法律，他凭借这样的常识，这样的法律，就可以毫不留情地对段永霞发起攻击。

其次，小岗村的基本经济活动遇到了来自各级政府的种种管制。

事实上这是一个悖论。按照中国人的既定思维方式，一个小小的村庄，受到各级政府、各级官员的看顾，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大好事。官员对小岗村的垂青一点都不虚妄，不是划拨物资，就是直接贷款。但有意思的是，任何一笔物资，一笔资金，从高层来到小岗村，基本上所剩无几，中间有多少人在卡留，无人追究。但也正是如此，小岗村和小岗村人的自由发展权利却经常受到拦阻。官员的理由很简单，现在的小岗村，不是小岗人的小岗村，不是凤阳县的小岗村，甚至不是安徽省的小岗村，小岗村是全国人民的小岗村，是红旗，是偶像，不是谁可以随便乱动的。

严洪昌的个人创业史，或者说小岗村的经济发展史，就是在这样一种悖论中走到了今天。他办了养鸭厂，正在红火的时候，县里忽然来人，态度强硬，鸭子不许喂，理由是严重污染小岗村环境，群众意见很大。而且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小岗村的形象，影响各地参观人员对小岗村的美好印象。严洪昌显然没有就此歇手，他的本事很大，接下来一口气办了三个小企业，结果不到一年，就被乡党委书记以管理的名义没收了，说的是你在我们管辖范围内办企业，没收你的企业，还有错吗，我不管你有什么权利，那都是共产党给的，你能不接受共产党领导吗？这样的失败仍然没有打垮严洪昌，隔几年，他居然把长江村的一堆企业拉到小岗村周围，而且声称要建设一个工业园区。这个时候，县委县政府来了，领导声称，长江村的几个企业放在凤阳县城更合适。就这么一句话，严洪昌的计划破产了。

第三，应该是小岗村缺少由企业家主导的市场创新。也就是说，小岗村这些年的的确确没有涌现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严洪昌看上去好像可能成为这样的企业家，但他最终没有。又要扯到政府和市场的分工问题了，政府管理公共需求，市场和企业从事生产经营，这是一个常识，而在常识面前，我们的各级领导们总是不愿意低下骄傲的头，政府一定要办企业么？政府官员一定要参与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么，为什么不放手让严洪昌好好经营？这究竟是一种利益驱动，还是政府官员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错位？这真是一种荒谬的格局，小到区区一个小岗村，大到一个国家，几乎所有人都以为政府才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正是这种看上去正确的错误思维，导致中国一直无法产生伟大的企业，也一直不能产生伟大的企业家，多少像严洪昌这样天生就具有企业家才干的人老死江湖，最后只留下一声叹息。

第四，小岗村人至今可能仍然不明白自由迁徙的意义之所在。

今天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有所改观，与他们大量流动到城市打工有极大的因果关系。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农民工的自由流动和迁徙，今天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就不会如此醒目。自由迁徙由此成为农民工改变自身境遇的最好手段之一。我看到，严洪昌有两次醒目的迁徙经历，第一次发生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他在家中已经是无以为生，因此咬牙离开了小岗村，并发誓再也不回来。事实上严洪昌就在周围的中小城市游荡，他先是做泥瓦工，慢慢他竟然做起了包工头，几年之间就成为小岗村最富有的人。而第二次迁徙，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他遇到了困境，只好外出。这一次他去福建，去浙江，找到了大好的商业信息，并决计将这样的商业活动带到了小岗村自己的家中。

这正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自由迁徙的价值。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由此形成：只要严洪昌固守在小岗村，他做什么生意都不顺利，凡事都必然失败；只要他离开小岗村，他立即就能赚到大把大把的钱。严洪昌已经六十有余，他坐在我的面前，表情严肃且沧桑，但并不木讷，我感觉他在思考。也许是他这样的人天生就有浓厚的故乡情怀，所谓光宗耀祖，接济乡民，这是他的价值观之所在。当然，严洪昌也许意识到，小岗村名声在外，它巨大的无形资产，应该能给自己带来直接的市场效应，事实上他也这样做了。

某种意义上，在小岗村里，严洪昌真的是一个能通天的人物，他能够直接走进中南海，在万里的陪伴下四处游走。他能够一个人跑到上海，找到当时上海滩上最有钱的企业家，甚至找到主管经济的市政府领导，为小岗村喊来项目，资金，甚至是营销渠道。他见过的大领导太多了，以至于到今天面见任何人，他都习惯性地像敬礼一样和人打招呼，貌似有领袖挥手之间的气质，又有点小人物的胆小和拘谨。他一生没有真正摆脱那块土地对他的控制，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以我这些年对企业家的观察，严洪昌这样的人，一辈子只要抓住一次机会，他就会发达起来。可惜六十多年过去，严洪昌一次机会也没有抓住，他至今仍然是小岗村里的一介普通农民。他似乎心灰意冷，又似乎心有不甘。好在他的儿子似乎看到了父亲失败的理由，去年的春天，来到了北京，自己注册了公司，打算真正做一件与小岗村的土地没有关系的生意。而严洪昌，终于以父亲的名义来到北京，儿子说要好好给他操办六十大寿，让父亲安享晚年，而严洪昌看上去似乎还在思考，也许他还在思考小岗村究竟应该怎样才能发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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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穷成长在农村，正好亲生经历了从公社生成到包产到户模式的转变，可以说比作者以及厕所大部分ID都有发言权。
作者这种以不同时期的视角或标准去判定30多年前的成败，这本身就是荒谬之极！所谓成功或者失败，如果有公认的标准的话，那也应当放在某一个时间段，世界上也没有常胜将军。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又取代了封建社会，那封建社会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我家所在村是个郊区蔬菜产地，当年我父亲是生产队长，当年出工不出力、吃大锅饭现象突出，以及蔬菜统购统销的政策等体制导致产品品种与市场需求脱节，农民收入难以增长，当时国企也类似。
包产到户后，各家各户积极性得到极大发挥，市场供应很快就非常丰富，包产到户之前那年过年，年底分红100多块钱，包产后那年单单完成任务的收入，夏季我算过账，有近千元。所以，当时农民是欢迎包产到户的。

当然，随后的一些矛盾也出现，如土地分割造成小规模重复无序竞争以及无法机械化等等问题，造成农业发展的瓶颈，这与大规模企业化的农业生产相矛盾，但不能否认这个时期包产到户的成功。

我那生产队的农民，都是解放前从各地逃荒要饭，解放后定居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村，几百户人家只有几个识字的。一个农村生产大队的经营管理，跟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其实也差不多，都需要解决生产销售以及人员薪资分配等等许多问题，每种体制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瓶颈，需要更新改革甚至打破，然后是螺旋式发展。

中国整个国家的发展也是如此，必须经历各类失败甚至沉痛的教训，某些人特别要揪住你失败的那个片段，大加渲染，来贬低、否定你的全部。作为一个成熟的人，不能被这种言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