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家庭抓不出腐败分子来”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大家对胡耀邦的评价？
高勇：只要为群众做了好事，群众是不会忘记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是知识界、理论界的事情。平反冤假错案让很多人受益。如果不是胡耀邦当时那么抓，是不会平反那么多人的。
为什么那么多人怀念他？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包括后来他去世时，我在他家协助接待群众吊唁，青海有一个村民自己走不动了，就派女儿到胡耀邦灵堂去磕个头。群众就是这样的感情。现在每年4月15日（胡耀邦忌日），或者耀邦的生日11月20日，我们到他家里去，经常在客厅里呆着，就突然来几个人，到他那儿磕一个头就走了。
新京报：除了他做的事情，跟他个人的情况有关系吗？
高勇：他的家庭抓不出腐败分子来，没人办什么公司。而且他这个人接触群众相当多，耀邦到哪儿就一头扎进群众里去，都是跟大家讲怎么富起来的事情。所以人们的印象都很深。他的事情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口碑很好。
“他每天睡得比我们晚，不是看书就是看材料”
新京报：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你做了他五年多的秘书。你们之间是如何相处的？
高勇：我们当时就住在富强胡同6号。那个四合院是三进四合院，我们住在第二进院子里。耀邦的办公室和会客厅在中间的三间房。东边的跨房是卧室和卫生间，西边的跨房是书房。我住的是院里的东厢房，刘崇文（胡耀邦的另一位秘书）在西厢房。我的老婆孩子住前院，耀邦的母亲和岳母、胡德平他们也住前院。当时德平他们都上学了。平时不在家，礼拜天回来。
我们平时都住在四合院里边的办公室。耀邦开团中央书记处会议也是在客厅里开。我住的房间有三部电话，一步都离不开。耀邦的办公室没有电话，他不直接接电话。三部电话包括一个普通电话，一个保密电话和一个军用电话。所谓红机子就是保密电话，另外两个是黑机子。军用电话很少用到，除非部队上有人给他打电话。普通电话就多了，机关各个部门都打。保密机有专用线路，只有保密机才能拨通。
新京报：工作之外的时间，你们会一起打牌吗？
高勇：我不会打牌。他想打牌的时候会说，你把谁谁谁叫来打牌。打牌也是几伙人，都不一样。我曾经跟他一起去顺义、密云等远郊区打兔子，晚上开个吉普车去打兔子，冻得不得了。耀邦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拿个猎枪。汽车灯一照，兔子傻了，站那儿不动，他瞄准了就打。
生活上一般我们不在一起吃饭，耀邦吃饭一般都是警卫员李汉平给他端到办公室去，不跟其他人一起吃。他吃饭很快，不管别人。包括请客的时候，他吃完就走了。
新京报：他工作上有什么特点？
高勇：每天都比我们睡得晚，都是说你们睡去吧。他不是看书就是看材料，一般都是12点之后睡觉。
“没有受到过优待，自己的事儿从来不找他”
新京报：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之后，你们保持什么样的交往？
高勇：我们经常晚上7点以后去中南海勤政殿看他，和他聊上几句。他愿意跟老熟人谈话，会让大家反映社会上有什么情况。我们没想过沾他什么光，因为他自己很讨厌这个东西。
新京报：作为他的秘书，你是否得到过优待？
高勇：没有。我自己的事儿从来不找耀邦。我父亲也是老八路，后来从部队转业。我父亲从大跃进开始受批，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反革命，牙都被打掉了。耀邦去世以后，李昭才知道我这个情况，她说你爸爸在那挨整那么多年，你怎么不跟耀邦说一下？我说我自己家的事儿，不好跟他说。
“胡耀邦诞辰百年， 我看书稿三百多万字”
新京报：你现在和胡耀邦家人保持着什么样的联系？
高勇：现在去的也少了。李恒（胡耀邦的女儿）有时给我打个电话，我们俩保持联系。李昭已经94岁多了，身体还可以，但是思维不行，不大认识人了。以前会想半天说你是老高吧，现在不行了，连我都不认识了。
新京报：作为胡耀邦身边的秘书，你和其他类似身份的老人联系多吗？
高勇：耀邦身边有几个秘书还在世。我们几个也见不着面，都走不动了。遇上耀邦去世或生日的日子，会约一下去看看。
新京报：平时都忙些什么？
高勇：这两年主要是忙耀邦一百周年诞辰的事情，光看书稿就看了三百多万字。比如我刚才说的，胡耀邦文选的编辑工作。
新京报：你现在的生活和胡耀邦依然相关。
高勇：是的，这两年特别忙，还接受了一些采访。有找我要相关材料的，有让我提供老照片的，还有人写相关文章给我看的，这些挺多的。
新京报：你现在每天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高勇：我现在不看新闻，只看天气预报。每天上午买菜做饭，下午在电脑上看看邮件，晚上一般看戏，看完天气预报就开始看戏。
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采写/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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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胡耀邦到哪儿就一头扎进群众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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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1 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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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1 09: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