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战略论：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

第四部了，非常感谢各位长时间的关注和支持！

如何维持军事力量
在人们的视野中，军事力量在产生之后就会立即被投入使用，而军事力量的维持这一环节则只是短暂的甚至常常是根本不存在的。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主观臆测的，当一个国家在进行大规模战争时，它立即开始动员其全部的预备役以期服务于战争需要，在这一过程中，这个国家将大量预备役转为其军事力量的直接构成部分的做法的确是在军事力量产生之后就立即投入使用，但是人们应该清楚，预备役之所以如此称呼而不是像适龄应征青年那样称呼，是因为预备役本身已经经受过了军事锻炼，因而他们实际上是具备战斗力的，只不过在平时未被征召的时候他们的这种战斗力并未直接构成军事力量本身。而预备役经受军事锻炼的过程本身，即是其获取、保持和提升其战斗力的环节。

当然，也有许多情形中，一个国家由于兵员不足或者前线的兵力消耗过快而只是在新兵刚刚入伍尚未进行任何形式的锻炼之后就立即投入到一线战场，而这些新兵在进入一线战场之后要么因为缺乏军事锻炼而直接牺牲要么在实际的战争锻炼中渐渐获取并提升其战斗力，这时，就可以说是实际的战争进程本身同时维持着这些新兵的战斗力。并且不仅仅是新兵，那些长时期地进行一线作战的老兵也会因为长时间地进行战争锻炼而得以提升他们的战斗力。在此过程中，军事力量的维持这一环节并不是不存在，而是由于被与其他环节同时进行因而不单独存在。

国家在平时就需要为供养军队而投入资源和财力，而战时军队则是在户外活动过程中消费国家在平时就供给给他们的物品，因此乍看起来战争并不会使军队损失什么。可是，这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维持军事力量而后者则是在使用军事力量的过程中维持军队的战力。军队在平时尽管要进行操练和演习并因此而投入体力和弹药消费，可是一旦他们被投入战场而他们就必须要用生命和实际以足以保障胜利的物资消费为代价。

军队疲惫了就要及时得到休息，军队受伤亡了就要及时进行疗养，军队受损失了就要及时进行补充，装备落后就要及时进行更新，弹药匮乏就要设法得到补充，武器损坏了就要及时进行修理，军队士气低落就要设法调节其情绪，军队的衣领匮乏就要及时进行补给。维持军队战力的方法，是与军队平时的活动需求紧密相联的。

维持军队战斗力的情形通常有三类：第一类是军队的战力受到损伤之后进行恢复；第二类是保持军队在平常状态下的战力；第三类是提升军队本身的战力。这三种类型的战力维持做法是紧密关联的，军队的战力受到损伤而进行恢复的同时也即是要使军队保持在平常状态下的战力和使得军队现在的战力得到提升；使军队保持在平常状态下的战力也即是为了防止军队的战力下降和为军队战力的提升作铺垫；提升军队的战力同时也有助于防止军队的战力下降和使得军队的战力能够在平常状态下就得到保障。

军事力量的动态存在
有时人们会以为军事力量一旦建立起来就会一直存在，而根本不存在如何维持的问题，这种看法很明显地是以军事力量本身即是静止不动的为假设条件的。然而实际情形却是，军事力量的存在本身是一种动态的，只不过这种存在动态因为有其自身的运转规律而总是在与军事力量的使用的对比中被认为是相对静态的。我们很清楚，一个人即便每天什么工作都不做，那他也需要满足他的基本生活需求诸如衣、食、住等，而他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本身即是一种动态的过程，而且这一动态的过程本身也肯定要消耗掉这个人的积蓄或者给他提供衣、食、住等条件的第三者的财产。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即是说在平时就需要维持着军队的战斗力，以便随时服务于战争的需要。

在人类军事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一段时期，人们以为在平时不需要维持军事力量，而只是根据战争的需求来临时招募或雇佣军队作战，他们的想法是，平时维持军事力量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因此在需要进行战争时临时招募或雇佣军队、在战争结束后就立即取消军队，这样就可以为国家节省出很大的财政开支了。这种想法本身也并不没有否定军事力量需要维持，而只是他们觉得平时维持军事力量成本太高因而想要省略掉这一环节。

美国的那些富豪们时常捐出大笔的财富用于慈善事业，一些人对他们的善行大加赞许，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富豪们之所以会这样做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心善，而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财产税过高因而如果他们将财富放置家中不用而他们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高额的财产税排挤出富豪的行列。

军事力量受损的情形
永久性受损，是指一部分军事力量在被使用之后就永远消失了而不会再重生。

暂时性受损，是指一部分军事力量在被使用之后能够经过一段落时间的调整而重新得以恢复。

军事力量永久性受损的情形，比如士兵在战场上牺牲之后，这一部分士兵就永远无法再生；军事力量暂时性受损的情形，比如士兵在战场上受伤之后，这一部分士兵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医治而得以恢复其战斗力。前一种情形的补救办法是，用另一部分军事力量来进行补充，而这就意味着你需要重新征召具有相同规模和战斗力的新军事力量，后一种情形中，处于医治阶段的伤兵在此期间无法供你投入战场使用。

军事力量受损的两种情形在某些时候是可能单独出现的，二战中苏联和中国的一些战斗单位在与德军和日军作战的过程中有时即是成建制地全部牺牲，在马基雅维利时代中，雇佣兵打仗时无人阵亡而只有少部分人轻伤的情形也常常出现。

除了在平时和战时的损耗之外，军事力量本身也面临着老化的问题。一部分人的观点是，只需要使得新征入伍的士兵数目抵得住同年退伍士兵的数目而既有的军事力量就足以维持下去。但是，在一种入伍年龄和退伍年龄差距极大的状况下，军事力量本身只会在现身军人的某一个年龄段中达到最高水平，过了这个顶点而军事力量就会不断呈现出下降的趋向。

古代人口紧缺的状况下，从15岁至65岁的男子都被要求服兵役。按照上述那一部分人的观点，只要使每年征召入伍的15岁男子数目大于或等于同年退伍的65岁月男子数目，而这支军队就能够维持下去。但是，这只是纯粹的数量上的维持，军队自身的战斗力在50个年龄差之间起伏不定、或高或低，进而导致军事力量被从内部牵制而无法充分发挥出作战效力。

现在，假设A国15至65岁人数不等的军队规模对等，另一个国家B国要求服兵役的军人年龄界限为25岁至45岁，那么后者所能保持的军队规模就相当于前者的三分之一。仅仅从数量上看，A国的军事力量的确占据着绝对优势，但是要从质量上来评定优劣对比情形就要颠倒过来了。因为B国军队人数虽少，但是其25岁至45岁之间的现役军人却都是身强力壮的青壮年，因而其军队的整体战斗力也就会时刻以最强的姿态呈现。

A国军队人数是B国的三倍，B国军队战斗力也至少是A国的三倍，这样看起来两国之间的综合军事状况似乎相差无几，然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因为除此之外，两国还都必须为确保其军事力量的持续存在而建立起足以支撑其既有军事力量的后勤体系，而真正的差距也就此拉开，因为A国为了维持与B国对等的军事力量必须建立起至少三倍于B国的后勤体系并且必然要为此而付出至少三倍于B国的军费和物资，但是对于B国而言，其后勤体系及其所必然要承担的负重就会比较轻松了。这样，在一个更大的国家战略层面，A国必定会因为其过于庞大的军事体系而损害其国家整体的长期发展，相反，B国却可以在不损害其国家整体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得以保持一支与A国具有同等作战效能的军队。

长期以来在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弥漫着这样一种论调，只需要管住出口和入口就可以掌控事物的整体。这种论调之所以如此盛行，是因为其简化、明了的管理法则契合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惰性。但是，这种论调不仅仅是简化了管理方法，而且也根本忽视了管理的中间过程。假如一名店铺经营者只关心每天收入多少和支出多少而根本不关心店铺本身的管理，而其店铺内部必定会因此陷入混乱，进而导致其运营程序出现严重问题甚至中断，结果收入和支出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设若水务公司只关注管道入口处如何抽水和管理出口处如何用水却对管道输水的中间过程不闻不问，可以想像，管道本身必然会不断老和发生意外情况，而一旦管理本身出现问题比如漏水或断节，不仅输送的水无法到达用户那里而且同时水务公司的水量也在白白地损耗，结果即是水务公司整个商业运营程序的中断。

当这种只抓两头、不管中间过程的管理方法蔓延到军队之中时，就变成了前面所说的一部分人认为只需要使得新征入伍的士兵数目抵得住同年退伍士兵的数目而既有的军事力量就足以维持下去的论调。这并不是要否定这种说法中所遵循的军事力量创造和使用的基本法则，而是说片面关注这两点而不关心军事力量本身的维持状况是极端错误的做法。

针对军事力量本身的老化问题，另一部分人的解决办法是，倡导军事人员年轻化，具体的做法是裁汰老兵和增加新兵。这种做法其实只是看到了表象，因而采取了一种权宜之策。要想彻底根除军事力量本身的老化问题，倡导军事人员年轻化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所谓根除军事力量老化的方法，则是要使既有的军事力量在军事系统的整体循环过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年轻化。不论一个国家的实际人口状况如何，也不论在其中究竟有多少人口适合服兵役，只需要选取其中身强力壮的哪一部分并据此划定专门的服役年限，这样，这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能确保其军事人员是所有人口中最为精壮的那一部分。

在平时，军事力量的消耗主要体现在军事力量本身的老化，意外的消耗也是有的但毕竟不是常态且属于极少部分。但是在战时，军事力量的消耗则是双重的，除了军事力量本身的老化之外，因为流血牺牲而消耗军事力量的情形就成为了常态并且属于绝大部分。虽然战争需求迫在眉睫，但是现役军人只要超过了法定服役年限同样要从战场上退出，当然在现实中也有许多国家出于战时的特殊需求而刻意修改法规以延长服役年限或者尽管没有修改法规但是却仍然要求退伍者继续为国家服役，不过，即使在这些情形中军事力量的老化问题也依然不能忽视。延长服役年限的做法只是人为地滞缓了因为军事力量老化所带来的损耗问题，而要求退伍者继续服役同样也只是暂时性地延缓了军事力量老化所造成的力量损耗。

军事力量的毁灭性必定存在于建设性过程之中，只不过其所发挥作用的形式与程度有所不同。现在的问题是，军事力量究竟如何才能直接达成建设性目的。答案是，军事力量可以进行转向使用。所谓军事力量的转向使用，是说可以对军事力量的装备进行改变以适应直接的建设性目的。一支军队全体装备上水管，而这支军队就可以直接进行浇灌行动，但是一些人担忧这样失去了杀伤力的军队究竟还能否称之为军队？现在一些国家所成立的专门的救灾部队，除了在名义上享有军队的称呼之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是否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在了事实上的消防队员？另一部分人则反驳声称，前一部分人的担忧是多余的、其思维是保守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军队本身的存在理由即是为了保家卫国，反过来，只要能够达成保家卫国的目的，无论军队做什么都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的焦点不在于用军队救灾是否是保守思维，而在于这样做究竟是否会改变军队的性质。我的看法是，军队是可以用于救灾这种非军事性用途的，但是设置专门的救灾部队必定会从根本上改变军队原来的属性。由此，非军事性用途，只能当成是军队的一种兼职或者至少必须与其毁灭性并存的职能，否则，一支只担负救灾职能的军队是根本失掉了暴力性质的军队，因而也是根本没有资格称之为军队的。

尽管人们在主观情感上都会对毁灭性嗤之以鼻，但是军事力量的毁灭性本身，也是有程度、大小、形式差异的，而研究军事战略的人，是不能凭借着主观情感而排斥对于军事力量毁灭性本身的关注和探究的。刀枪棍棒曾经被人们用作武器装备，但是刀枪棍棒的毁灭性能力与现在的核弹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军事技术及军事工具的进步，无疑会直接带来军事力量毁灭性在形式、程度上的巨大转变，然而，必须认识到军事技术及军事工具的进步不是单独进行的，而是存在于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一整体的军事系统循环过程之中的。尽管军事系统又在更大的层次上存在于国家这一整体系统之中，但是其他一切因素对于军事力量毁灭性的影响只能是在其牵涉或融入到军事系统之中时才能实际发挥作用。军事力量毁灭性的提高，必定会在同时也导致其建设性的增强，军事力量的毁灭性与建设性之间，才是真正的一体两面。

技术与人员
鲁登道夫是这样看待技术和人在军事力量中的作用的：“自古以来，军队中除能发挥力量的人之外，就属技术。刀、盾、箭、弓、战车、投石器、石筑胸墙，都是‘技术辅助器材’。技术常此以往，而器材——进攻器材和防御器材——却不断完善，出现了前送部队和兵器的必不可少的铁路、运输车、军舰和飞机，以及其他器材。没有这些‘技术’辅助器材，军队及其运用简直无法想象……但是，最终还是要看掌握技术辅助器材的人。技术和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人和技术这两个因素构成了军队的实力。然而人总是处在第一位的。虽然是没有生命的装备将人运往前线，但装备却是由人来操纵的，并由人赋予它以消灭敌人的力量。”

    军事硬力量、软力量与巧力量
正如同国力依据其使用模式可以分类为硬力量、软力量与巧力量那样，军事力量也同样可以根据其使用模式归类为硬力量、软力量与巧力量。
当军事力量被直接使用以达成某种目标时，它就是硬力量，但当它被间接使用来达成某种目标时它就是软力量，而所谓军事巧力量则更多地是就军事力量使用过程中的选择性和有效性而言的。由此看来，无论是军事力量以哪一种形式被使用，都始终是以现实中固有的军事力量本身为依托的。

军事潜力
这有别于第三部中所说的军事力量产生的基础条件，所谓军事潜力是就军事力量本身的质量可以得到改善这一情形而言的。

军事力量的永久性受损与暂时性受损，是针对于军事力量在被使用过程中发生的。第三种情形是，军事力量并没有被使用，然而却在本身被维持的过程中受损。这种情形的发生主要是自然的和无意的人为原因，比如武器装备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老化，在平时的军事训练中军事人员受伤甚至死亡。

由于军事力量即使在不被使用的状态也会受损耗，因此，维持军事力量这一环节其重要性就很明显的了。一个不注重维持其军事力量的国家，任凭它的军事人员素质下降、武器装备陈旧、战斗力下跌而不加以修护，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就会渐渐落后甚至变得不堪一击。中国漫长封建大一统王朝其军队在国家战略体系中的作用总是在天下安全之后就大大地被降低甚至被鄙视，如此不重视军事力量维持所造成的厄果是当内部或外部新的战争来临时其军队往往因不堪一击而屡屡战败、结果导致其国家也被取代或灭亡。所以，枪械要时常用特制的枪油擦拭，这并不是为了使枪械外表光亮，而是为了保持枪械的射击功能不被自然界的锈气所侵蚀；因而，即使没有战争的存在而美国人每年也要花费数十亿美元来修护它的航空母舰，以便维护其航母不丧失行动能力和战斗能力。

军事力量的维持，与房屋的定期修缮是同一种道理，房屋长时间不进行修缮而其内部就会满是灰尘、其房顶就会渐渐炸裂、其墙壁就会逐渐松驰，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危房。

因粮于敌
不可否认，有太多实例表明，在饥饿时虏获敌人的军需物资可以即时将军队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然而，你应该明白在任何时候，因粮于敌都是次生性的和不足以作为可靠手段的做法。

柳叶箭 发表于 2015-6-25 10:59

惭愧，始终无力出版，经济压力

军事力量的维持这一环节究竟能否省略？
符坚是前秦帝国的一位称得上贤明的君主，他在公元357年登上帝位之后励精图治、提升国力，并在与周边诸王国的一系列战争中征服了中国北方大片土地，随后符坚便将征服的对象投向了偏居于中国东南方的东晋王朝。在公元383年那场灾难性的“淝水之战”发生之前，符坚可以调动来参战的军队数量接近一百万，他将这些军队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准备向东晋王朝发起全面进攻，但是符坚的军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是在征服周边各王国的过程中强行拼凑起来、缺乏有力的训练，这时的东晋王朝政治腐败、偏安一隅，符坚本来可以充分发挥其军队在数量上的优势以压倒东晋王朝的。然而，东晋王朝的一个将领谢玄在广陵地区训练出了8万名精锐部队，东晋王朝即是依靠这8万名精锐部队为主力在淝水之战中大败符坚拼凑而成的百万大军的。

前秦皇帝符坚能够聚合起一支规模宏大的军事力量，但是他却并没有尽心将其整合成为一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而是急不可耐地投入到灭亡东晋王朝的战争之中，结果反而被东晋王朝经过长期严格训练的少量军队所打败而招致身死国灭。

一支混杂的部队在作战过程中损失了部分兵员，这种情形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损失的兵员是其中的比较精锐的部分；第二种是损失的兵员是其中战斗力比较低下的部分；第三种则是同时兼有精锐和战斗力低下的兵员遭到了损失。在第一种情形中，损失精锐部分同时肯定意味着这支军队的整体战斗力的下降，并且由于这一精锐部分构成了这支混杂部队的主干作战力量，因而这支部队的战斗力会呈现出螺旋状态急速下降的态势；在第二种情形中，由于损失的那一部分战斗力低下的兵员本身就无助于这支部队战斗力的发挥甚至是根本拖累这支部队，因而也就反向意味着这支部队的整体战斗力得到了提升，并且由于去除了战斗力低下的那一部分兵力，而使得这支部队的整体战斗力呈现出螺旋状上升状态；在第三种情形中，当精锐部分与战斗力低下部分的损失相当时，这支部队的整体战斗力基本上保持不变，但是当精锐部分损失的比重增大时其战斗力就会急速下降、而当其战斗力低下部分损失的比重增大时其战斗力就会急速上升。

一支精锐部队在作战过程中损失了部分兵员，而它的整体战斗力就会随之下降，这时如果这支精锐部队能够得到新兵的补充，它在数量增加的同时其战斗力也在下降，所以综合而言在得到新兵补充之后其战斗力只能维持到作战损失部分兵员之后的水平。但是，当这支部队获得了充足的时间来进行修整和操练时，补充的新兵因为其自身战斗力的提升以及与部队协同作战的程度的提升而能够使得这支部队的整体战斗力回复到其没有受到损伤时的程度。

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之际，姜尚回答周武王有关兵种之间对比程度的问题时形容说：当敌我双方的军队都能够在地势平坦的地段充分发挥其战斗力的状况下，一辆战车相当于八十名步兵的战斗力或十名骑兵的战斗力、一名骑兵的战斗力则相当于十名步兵的战斗力；当双方都要险要地段作战时，一辆战车相当于四十名步兵的战斗力或六名骑兵的战斗力、一名骑兵则相当于四名步兵的战斗力。姜尚认为，如果战车和骑兵不能布置在合适的位置而使其无法发挥出战斗效能，那么即使一辆兵车也难以抵挡住一名步兵的进攻。尽管姜尚强调说他叙述的只是大概的数字，但是从中还是可以看出他并不认为军队的数量与质量之间是呈现出确定的正比关系：十辆战车可以战胜一千名敌军、一百辆战车可以战胜一万名敌军；十名骑兵可以战胜一百名敌军、一百名骑兵可以战胜一千名敌军。

公元前264年至241年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的罗马人只是在战争爆发之后为了取得军事上的便利而仓促组建起一支规模庞大的海军，而他们的对手迦太基人不仅拥有数量占据优势的海军而且其战斗力及战斗经验也有着500年的历史积淀。然而罗马人的新海军舰队在第一次与迦太基人交锋时就取得了胜利，此后更是胜战不断，迦太基原本占据优势的海军在罗马海军面前简直不堪一击。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罗马人的这种胜利更多地缘自于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进取心态以及与此心态相匹配的的罗马国家的动员能力和造船规模，因为罗马人尽管取得了几乎每一场海战的胜利，可是他们因为缺乏海洋经验而导致的三次海难事件所造成的船只损失数目甚至超过了迦太基海军在所有海战中所损失的战船数目的总和。粗略的估计是作为海战常胜将军的罗马人在这次战争中总共损失了约700艘战船，而常败将军迦太基人则只损失了500艘战船。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呢？这就是因为罗马人在仓促间将新生的海军舰队投入作战而缺乏充足的训练，无论从时间条件还是训练经验上罗马人都无法使得他们的新海军具备与对手同等的战斗力，所以他们因为盲撞所取得的成就与其因为训练的缺失所导致的巨大海难损失是同时存在的。

经常训练和使用军事力量都包含了保持军事力量的功用，然而现有却有人鼓吹不使用军事力量即可达成军事目的，而那些以经济视角研究军事战略的人甚至认为在平时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纯粹是一种浪费，军事力量的维持这一环节现在变成了最为弱势的战略问题。

1941年11月，面临希特勒德军的疯狂进攻，苏联现有红军难以抵挡，于是斯大林下令大规模扩充军队数量，在11月的7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的红场亲自检阅这些刚刚召集起来的新兵，他们着装不一、满脸迷茫还没有受过严格的作战训练，但是在被检阅之后就立即被投入了对抗德军的战场之上。尽管将新兵直接投入战场的做法可以反向使得其受到实际战争的锻炼，但是考虑到普遍流行的关于二战期间苏联红军与德军伤亡比例为10比1的说法，我们可以推测出1941年那些未经训练直接被投入战场的新兵其在实际作战过程中与行军的伤亡比例即使没有超出10比1也至少是极为惨重。这其中的根源即在于，新兵们被省略了接受专门的军事训练这一环节。

补充而非替代
长期以来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力十分雄厚而它完全可以在其现有的军队遭受覆灭之后重新塑造出一支新的军队。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在于，它根本忽视了敌国不会容许战败一方有充足的时间重组其强大军队。军事力量的维持，是对于现有军队的补充而并非是替代，替代的情节并不是不可能出现，但是那肯定是军队整体无损的情形下所进行的部分替代。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在浙江舍弃旧有的明朝军队另行招募一支新军的做法就是在明朝整体军事力量无损的情形下所进行的部分的替代。

在战斗中锻炼军事力量
军事力量的维持和提升并非一定要经过事先精心的训练来保持和提升的，有一种情形是一支新征召的军队未经任何军事训练就直接投入作战，所谓在战斗中锻造军事力量就特指的这一种情形。然而你要明白，这种锻造军事力量的假设前提是被锻造者事先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也就同时意味着将有众多的不合格者会被淘汰。但是那些被淘汰的所谓不合格者并不是他们的体格、年龄等条件不足以从军，而只是因为他们之前没有经受过军事训练因而难以直接适应战场上的活动，结果只有那些出于侥幸或者适应性极强的少数新兵适应了战场活动并保存下来作为在战斗中锻造出来的军事力量，而这就会造成兵员的浪费。

没有谁天生就是合格的军人，那些在实战锻造过程中丧生的绝大部分新兵并不是因为他们不适宜成为合格的军人，而是因为他们直接承受的实战训练模式根本不合时宜。因此，你应当明白，在任何时候未经训练就直接将新兵投入作战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应急举动，其所造成的战争效果与兵员的巨大损失是同时存在的。
       
国民军事训练
依据户籍登记和征召所有适龄青年服兵役
身体确有残疾或者有疾病而无法服兵役的另行登记，登记时需要出具正规医院的残疾或疾病证明，除去脑力障碍患者之外，所有不适宜服兵役的人都必须接受与军事训练同等时限的军事教育。

务使每一个人都接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军事训练一定要在军营中完成，严格按照国家法定军事流程进行训练。

现在某些大学的新生军事训练，任意缩短国家法定的军训时限、肆意简化国家的法定军训流程，他们不是在军营完成军事训练而是在学校的操场上完成，他们不是用荷枪实弹来完成军事训练而是通过观摩军事教官如何保养枪械来完成操作流程。一些人争辩说，他们毕竟只是学生，况且一定要到军营中接受军事训练其时间和费用成本是很繁锁和高昂的，这些说法为了图一时的简便行事而根本不顾及国家的整体军事力量构成。

现在某些新兵征召地点，负责征召人人员以权谋私，只对那些走过后门的人予以开放，他们所破坏的不仅仅是一部分适龄青年的服役资格，而是国家整体的军事力量构成。

国家要想扩大军事力量产生的基础条件，就需要为全国所有适龄青年专门的军事训练投入足够的营地和设施。

后勤系统更新
在冷兵器时代，粮草这种占主导地位的后勤物资经常可以从军队所到的地区就近得到直接的补充，即便是在军队规模巨大必须要依靠宫廷提供专业的后勤补给时，就近征集粮草也是被当作是军队后勤补给的一个重要来源而考虑和实施的。然而到了火药时代，像食品这种东西，是可以就近从城镇居民和市场那里直接得到补给的，可是像枪械、弹药、汽油、火箭弹这些专业性很强的军事物资则只能由特定的后勤机构进行专门的补给。一支远洋海军舰队在茫茫大海之中根本无法像陆军那样从就近的社会生活中得到补给而只能凭借着其所储存的军需品和运输船队来保障其后勤供应，而像轰炸机这种高速度的空中作战单位则根本无法就近从平民的社会生活中取得补给，因为那样只会阻碍战斗机高速度作战效能的发挥。因此我们可以说，军事力量越进步而其后勤补给系统的专业性就越强。

人需要每天进食以维持他的体力，而食物并不构成一个人的组成部分，相同的道理，军队需要不断地进行后勤补给以维持其战力，而后勤补给却并非军事力量本身的构成部分。

军费开支比例
为了在平时保持住足以达成防守目标的军事力量，必要的军费开支成为了军队赖以存在和维持的保障。古代那些在边疆地区实行军队垦田平时为农、战时为兵的做法也是为了能够节省军费而又不至于损害军事力量本身。

当财政收入未被划归为军费开支之前，并不构成军事力量的要素，但是当一部分或大部分财政收入被划归为军费开支之后，这些财政收入就变成了军事力量的构成要素。

军费开支比例除了确保军事力量得以维持之外，还有助于通过限制和合理调配军费开支来避免使得国家走向军事极端。

财政支出与军事物资
要想使一些信奉“金钱战争理论”的人相信战争财政支出与军队实际所能获得和消费的军用物资是两回事是极不容易的，长期以来，在一种量入为出的精密计算逻辑中，一个国家的军队所消耗的军用物资总是要通过其所获得的军费拔款来购买，因而军队实际所能获得和消费的军用物资也顺理成章地被认为是由一个国家对于军事领域的财政支出来衡量和决定的。

在许多时候，军队自身也能够创造力量，一个国家的军工生产系统除了服务于国家的整体战略目标之外，也会在平时和战时为军队自身创造财富和军用物资。此外，军队在实际的作战过程中也经常因为俘获敌方的军用财富形式与军用物资而充实自己的军费和军用物资。

如果我们暂且抛开军费开支比例本身的变动而将军费开支当成是一个常量的化，那么实际军用物资的多少就可以当成是一个变量。变量在某些时候的变动甚至足以改变人们对常量及事情的整体看法。

军费开支的比例和绝对值
军费开支的比例，是通过计算一个国家对于军事领域的财政支出与其财政收入总数之间的比例，来达到衡量和评定一国军事发展与其国民社会长期发展之间关系的一个指标。

军费开支的绝对值，则是一个由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总数与其军费开支比例之间的正因数关系所决定的。军费开支的绝对值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军队所能够实际获得的财政拔款的多少，它对于一个国家的军事发展起着实际的决定性作用。

美国军费开支的绝对值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几乎占据了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军费开支绝对值总数的一半，但是人们千万不要因此而得出美国军费负担沉重不堪甚至因此而已经损伤了其国民社会的长期发展，因为美国军费开支在国民财富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像许多人想像的那样高，只是由于美国国民财富总值太过庞大以致于它相较于许多国家而言颇低的军费开支比例依然为它带来了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军费开支数目的绝对值。

现在我们看到某一个国家，由于它的惯例是公众作为纳税人有权知道政府每年的各种开支，因此这个国家的政府对于其军费开支必须每年定时向国会提供出一份详实的开支报告和预算下一年度的军事开支。当这个国家决定进行战争时，它的政府便会向国会申请批准此次战争所需要的费用开支，这笔开支如果太少就不足以保证它的战胜胜利因而政府的荣誉与权威就会下跌甚至于导致本届政府倒台，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政府索要的开支太过巨大以致于远远超出了进行此次战争所必需的费用，那么这个政府同样会因为其不被认为是那种精明的政府而遭到公众舆论的声讨和国会的弹劾而倒台。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形，无论这个国家的政府成功地为此次战争向国会申请了多少费用，它既不能表现出不够用因为那样会使人觉得它的预算不合理、同时也不可以体现出来太多用不完因为这样同样会使人觉得它的预算不合理，结果是这个政府力求追求一种精确的军费支出报表并且一定要严格按其预算的费用与时间表进行战争而不顾及实际战争形势的变化对于军费开支需求的变动。

GDP数量与质量构成对于一个国家军事力量构成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原本就构成了该国实力的必要构成部分，然而之所以会出现一部分人对经济质量问题的质疑和担忧，那正是因为在现实中一部分人片面强调经济数量并以经济数量的多少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为大国的主要标准，结果就是经济质量问题被严重忽视。

制度与纪律的作用
只注重外表而不讲求实际效益，这就叫做形式主义，传统的军事书籍常常将纪律列为军队之关键要素，并且不顾实情地说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这其实是一种极端的观点，教师的工作是教学，学生的任务是学习，工人的职责是做工，假设说老师的天职不是教学而是为社会培养人才，学生的天职不是学习而是为了将来谋取文凭，而工人的天职不是做工却是贡献社会的话，那就是留念于微言大义而不讲求实际，妄想用伦理说教来解决具体事务，都是不合理的。而那种说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的人其实并不懂军事，说一类人的天职是什么是要根据他们所主要从事并为之服务的工作而言，而军队显然是为适应战争需要而产生与变化的，虽然战争并非总是存在，但是军队的一切活动都是为战争做准备的，如果一定要说天职的话，也只能勉强这样说，军人的天职是打仗。

现在的印度，很看重其军队的外在形象却极少让军队接受实战检验，通过阅兵的方式向国人展示就感觉很自豪，在事先设定作战方案及胜败结局的情形下进行军事演习，如此很看重形象而极少进行实战检验的军队，它的实际战斗力是很令人怀疑的。这种做法只能暂时振奋人心，却不是长久的做法。

中国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们听从老师的话就像天生的条件反射那样，然而却没有谁会说他们有战斗力。既然纪律是被设计用以保持军队战斗力的，那么，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军队战斗力本身而放松纪律的约束就应该属于一种应急的措施。19世纪50年代清朝汉将曾国藩就发现，他有时不得不默许他的下属湘军进行掠夺活动，以便维持湘军的战斗积极性。历史上，也确有过众多蛮族征服者们刻意用掠夺财富、珍宝、美女来刺激他的士兵们奋勇杀敌的例子。但是，以上的情形也只有在形势所逼而无可回避的时候才可能会暂时拯救你的军队。

一支军队的纪律再好，也并不能因此就说他们的战斗力强盛，纪律固然重要，却非唯一的决定因素。纪律涣散，军队的整体战斗力就会被拖垮，僵硬地强调军人的纪律服从，官兵就会因为固执的服从行为而丧失战术上的灵活性。

常备军，是你可以随时投入使用并且被当成是现代国家机器一个必备组成部分的那一部分军事力量。

常备军与可动员兵力总数之间的比例
一般而言，常备军是一个国家在大部分时候所能保持的规模最小的军事力量，但是也并非总是这样，一个穷兵黩武或者崇尚武力的国家有可能在平时保持着规模异常强大的常备军，而像冷战期间的美国和苏联为了确保自己能够赢得最终胜利而在平时也保持着规模异常庞大的常备军。

以一个国家在常规状态中一次性所能动员的全部兵力为标准，其所保持的常备军数目总是会小于这一标准。但是，对于常备军数量与一个国家总的可动员兵力规模之间，并没有确定的关系，甚至于我遍读世界各国的军事著作也没有发现过有关这一方面的论述。不过，我还是想要根据自己的军事理论体系对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作出一些参考性的论述。

根据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一军事循环系统的整体过程，常备军所体现的必定是在日常活动中所能直观展现出来的那一部分军事力量，也即是军事力量的维持这一环节中所要维持的那一部分军事力量。这样看来，常备军在理论上就应当占据一个国家全部可动员兵力的三分之一。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确保在最坏的情况下，比如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因遭遇某些不可抗拒的原因而迅速覆灭，而这个国家也至少还能够征召起一支规模相等的新的常备军。

但是，常备军在可动员兵力中所占的三分之一的比重，应该是理论上的最大限度了，超过这一限度而一个国家的军事系统就难以正常地运行，而低于这个限度的情形却还是可以作进一步的论述。

现实中的情形是，绝大多数的国家在绝大部分时候所能保持的常备军数量总是要小于其全部可动员兵力中三分之一的比重。某一个大国的可动员兵力粗略估计也至少会有两、三千万，可是其常备军的数量却只有二百多万，另一个大国可动员的兵力不会低于一千万，然而其常备军的数量却只有一百五十万并且还继续呈现出缩减的趋向。

理论上三分之一的比重，也只是在理论模型上刚好可以确保军事循环系统顺利进行的标准。但是现实中低于这一比重的情形，事实上则可以使军事系统能够得到充盈的力量长期循环下去。然而，低于这一比重的情形，并非没有弊病。由于军事力量原本就构成正常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而常备军作为军事力量的直接体现则更是承载着国家机器本身的存在和持续进程，因此假设一个国家所保持的常备军数量比重过低，而其国家机器本身的威权和功能也必定会因此受到直接的损害。

假设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国家只保持一支十万人规模的常备军，而这个国家甚至连维持国内正常秩序的能力都没有，而让一个人口只有一千万人的国家去保持一支规模超过一百万人的常备军，那么这个国家必定会因此不堪重负、直至破败。

那么一个国家在保持常备军的时候，究竟应该在数量上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我的看法是，首先应该在理论上遵循不超过其全部可动员兵力三分之一的比重，其次常备军的数量必定要足够确保这个国家维持其正常国家机器的运转，最后，在这两者所划定的范围内，常备军的数量最好遵循着越多越好的原则。因为常备军本身就构成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而一个国家在其正常的承受范围之内常备军越强大，同时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本身也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以军事力量循环系统中三分之一的常备军比重为出发点，一个国家全部可动员兵力中，每三倍于其常备军数量的可动员兵力可以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军事循环系统，这样这个国家常备军所战比重越小而其其能组成的独立军事系统也就越多。但是，这只是从数量上加以论述的，一个国家内部的军事系统未必越多越好，甚至于多个独立的军事系统会从内部拖垮这个国家。我的看法是，一个国家最好只保持一个军事系统，只要能够确保这个军事系统作持续的良性循环，而这个国家的军事战略就会不断进步。

常备军所遵循的军事力量循环系统
在全面战争中，参战者总是倾向于将兵力保持在最大规模，即使这一最大规模不是其全部可动员兵力，也至少会不断接近这一标准。这样，在战时一个国家所能保持的军事力量就远远超出了前述三分之一的比重，当然在战时所动员的军事力量与常备军的概念还是有着很大差异的。

一般而言，常备军在战时总是要进行扩充的，而战时的军事力量也正是在常备军的基础上得以增强的。不过，常备军究竟是否要在战时进行扩充，还要以一个国家在战时具体的战争需求来衡量。像美国这样拥有150万常备军的国家，想要攻击一个中等国家或者小国，是根本不需要对其常备军进行大规模扩充的，因为其既有的常备军规模已经足以保障它赢得胜利，但是，假如一个中等国或小国不幸与美国进行战争，而其常备军就必定要进行大规模扩充，因为其既有的军事规模根本不足以应对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不仅仅是全面战争，在有限战争和常规型战争中，一个国家的常备军也面临着究竟是否需要扩充的问题。假如两个国家之间所进行的战争规模远远小于其各自所保持的常备军规模，那么这两个国家的常备军就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扩充，或者交战一方尽管军事力量强大但是另一方只凭借少量军力就可以将战争进行下去而后者的常备军也可能不会扩充。

成建制的军队在作战过程中损伤人员而导致在编人员减少，这时就需要及时进行补充以填补空缺。进行填补的军事人员不一定就会是预备役，在某些亟需人员补充的时候甚至可以就地招收那些未经军事训练但是体格适合的平民入伍，但是，如果时间和条件允许，也可以通过调动战略预备队来进行补充，而在此种情形下进行补充的战略预备队也可以是预备役，这是用预备役来补充编制内缺额的一种情形。此外，预备役也可以直接用来补充编制内缺额，因为预备役曾经接受过完整的军事训练，因而他们进入编制内后只需要熟悉本队的编制和战法就可以使军队恢复其原来的战斗力。

将预备役用作预备队的情形也可以按照预备队本身的分类分为两种：一种是用作战略预备队；另一种则是用作战术预备队。在许多人的眼中预备役与预备队被混淆为同一个概念，因而他们也就不会觉得有将预备役用作预备队的必要了。但是预备役与预备队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一点我同样会在预备队一章中作详尽论述。但是由于战术预备队最好要现编的军事人员，关于这一点我在第五部预备队一章中将进行详尽的论述，因而同理预备役可以是但并非是战术预备队的最佳人选。剩下的一种，也即将预备役用作战略预备队就成为无可厚非的选择了，但这也只是表明预备役有这种用途，因为无论何种形式的预备队都未必一定要由预备役来充当。

预备役承担其他的非战斗性军事职能，是指用预备役来承担后勤、物资运输、后方秩序的维持等作战力量难以顾及到的区域和责任。这却绝非是说要预备役替代警察部门来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或者要预备役来替代运输部队来承担专门的后勤职能。预备役承担这一类的职能，通常只是出于辅助性的目的。

影响预备役的因素：人口规模、国防需求、军事制度
预备役的多少与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一个甚至连防卫本土的常规服役人员都不足的国家，除非它完全依靠国外雇佣军，不然它是根本没有预备役的；而在一个人口规模刚好能够提供充足的常规防御力量的国家，也是不会有预备役的；但是，假若一个国家有着庞大的人口规模，其所能提供的常规服役人员远远要超过其正常的防御需求，那么它就有了提供预备役的多余的人口。从这个角度看，预备役又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家过剩的军事力量。

人口规模相同的两个国家，因为其国防需求的不同而可能导致其所需要的预备役数量也有所不同。一个地理位置优越或者因为接受其他国家军事庇护而不需要在平时保持大规模兵力的国家，就可能会保持更多的预备役，但是另一个地理位置复杂或者其常规军事力量庞大的国家，其所能提供的预备役数量相应地也就会减少。

军事制度影响预备役，比如公元前7世纪至2世纪的北非迦太基帝国，当时的迦太基国家盛行雇佣兵制，其征战和国防的主导性力量均为外国雇佣兵，这时其本土适宜于服兵役的公民在接受过军事训练而又没有服现役的时候就可以称之为预备役。

预备役的数量与质量
由于预备役是非在役军事人员，因而很难像常规的军事力量那样通过他们所从属的团队和所操持的武器装备来评估其战争能力，这样数量就成为衡量和评定预备役的主要说词。然而预备役的衡量和评定也并非仅限于数量，质量还是存在并且可以进行测评的。而预备役的质量测评则可以从其接受军事训练的长度、内容、其脱离军队的时间长短、甚至其本身现在的体格状况等方面来进行。

雇佣军
“依我说，君主用来保卫本国的军队，或者是他自己的军队，或者是雇佣军、援军，或者是混合的军队。而雇佣军和援军是无益的，并且是危险的，一个人如果以这种雇佣军队作为基础来确保他的国家，那么他既不会稳固亦不会安全，因为这些雇佣军队是不团结的，怀有野心的，毫无纪律，不讲忠义，在朋友当中则耀武扬威，在敌人面前则表现怯懦。他们既不敬畏上帝，待人亦不讲信义；毁灭之所以迟迟出现只是由于敌人的进攻推迟罢了。因此你在和平时期受到这些雇佣军掠夺，而在战争中则受你的敌人掠夺。这是因为，除了一点军饷之外，他们既没有忠义之忱，也没有其他的理由使他们走上战场，而这点军饷并不足以使他们愿意为你牺牲性命。当你不打仗的时候，他们情愿给你当兵，但是如果发生战争，他们就逃避或者一走了事。”

雇佣军被定义为，将战争当成是一种可以获取收入的职业战争人群，他们既非为了政治信仰与民族大义而战，也非为了军事荣誉与军人职责而战，所有决定和影响他们战争动机的是雇主付给他们的报酬的多少。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雇佣军是广受批判的职业，然而美国在对外战争中使用雇佣军的经验表明，雇佣军在作为国家军事力量的补充部分而工作时，其效能甚至会超过常备军。

现代国民军创始者马基雅维利对于雇佣军的态度
雇佣兵在马基雅维利之前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因而自然有其存在的合理理由，然而在马基雅维利眼中这肯定不构成雇佣军优越于国民军的一丝理由。马基雅维利之所以坚持要建立国民军，不仅仅是因为雇佣军不大可靠和耗费巨大，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政府和国家的强大和独立更多地要依赖于武力而非其它，而政府和国家对于武力的这种严重依赖性又决定了只有建立起自己的国民军才能够使得政府和国家的强大变成现实。

一个方面军可以划分为数个军团，一个军团可以再划分为几个军，一个军又可以细分为几个师，一个师继续分为几个团，团接着又细分为几个营，营以下继续划分为连、排、班这些更小的单位。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一具军有确定的几个师或者一个团有确定的若干班，可是当我们这样表述时，我们只是道 出了这个军或团的主战部分而并非它的绝对数，因为除去细化的单位编制之外每一级的军或团指挥部没有被包涵进来。（班的单位由于人数过少因而其班级指挥官与作战单位连为一体的情形除外）

军队编制的真正目的
军队编制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确保军队的作战效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在这一前提下，方便管辖、利于统计等只不过是附属于其上的次生效应。

罗马军团中最小的编制规模是十人为一小队，明朝戚继光所缔造的那支戚家军其最小的编制规模是十一人为一小队，曾经在某个时候一些国家的军队最小编制规模为6个人一级的班，这种6人为一班的编制规模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于一些国家的军队之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更多的国家其军队所普遍采用的最小编制规模是5人班。此外，也不排除某些时候一些军队的最小编制规模遵循着当事国的某些传统习俗，比如中国人的十二生肖、西方基督教的耶稣七天受难记。

如果只是为了方便管辖和统计便利，那么很明显，十人或5人为一个编制单位是很便利的，尤其是在考虑到绝大多数人更容易用以10为单位的编制来轻松计算总体兵力的习惯，无疑10人队或10人班是最为恰当的编制了。然而，实际的情形却并非如此，军队进行编制肯定不单是为了统计方便。

仅仅从统计方便的角度看，10人为一队与100人为一队的编制方法之间是没有根本差异的，但是实际上，军队人数同为100人的两支军队，一支以10人为单位编为10队与另一支将100人直接归为一队，然后两支军队进行交锋，结果就会大不相同。10支10人队在作战过程中以小队为单位灵活多变、整体协作，而100人队则在实际的作战过程中显得笨拙沉重、缺乏协调，古代那些以少胜多的水上战役中，获胜一方就常常会是那些战船体积较小、行动敏捷的一方。

军队编制所根本涉及到的，是军事力量的使用方法问题，每一种具体的战术都是要遵循着军队的基本编制的前提下所作出的重新组合。

师、军的编制
法国大革命期间开始普遍采用师的编制，师最初被设计成用来承担独立作战任务的步兵与炮兵联合作战单位，进行师的编制有助于在分散兵力作战时不至于使被分散的各个部分兵种单一、无法单独作战而招致战斗次序混乱。

普鲁士-德国
一战时各国的陆军师的人员编制约为1.2万到2.8万。
二战前夕，各大国相继取消的了旅一级的军事编制改由师直辖团一级作战单位以便于指挥作战。

集团军
由数个师团或者军构成，集团军的指挥官通称为司令官或司令员。

集团军群
由数个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集团军构成，集团军群的指挥官通称为司令官或集团军群指挥官、统帅。

武器装备与战法更新
武器装备得以更新的原因有四种：自动更新、军备竞赛的刺激、技术竞争、战争等实际活动的刺激。

自动更新所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国家的军事力量处于一种平静的状态既没有与其它国家进行军备竞赛、技术竞争也没有进行战争的需要，武器装备的更新需求并不迫切甚或可有可无，只是因为那些对武器装备感兴趣或者长期服役的军人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而自然地创造出新技术和新武器。在传统时代中，以此种更新模式为主的国家，要么是已经成为已知世界中的主宰者或者是正处于自满自足的停滞状态，传统时代漫长的东方大一统王朝就总是在天下平定之后满足于既有的军事状况、15-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其军事技术水平也是长期地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在这些国家，并不是因为国家鼓励而武器装备的自动更新成为了主要模式，而是因为没有其它模式才使得自动更新的模式显现出来。但是，到了1500年西欧的那些新型民族国家发展起来以后，由于国家在平时就很注重立法来保护知识产权、社会的发展需求也为技术的发明创造者提供相应的物质奖励，因而在这些国家里武器装备的自动更新在平时也会成为主要模式。

军备竞赛的刺激，是在说竞赛的双方在军事力量规模的增加成为已知数之后想要通过改善武器装备的质量来进一步提升各自的军事力量优势。由于军备竞赛总是蕴含着极不确定的战争风险，甚至于明显会导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因此这种情形下的武器装备更新模式与军队进行实际战争活动以达成政策目的时所刺激武器装备更新的情形相同，即都是属于次生性的。

技术竞争，是以直接的技术上的对比与优越感的需要而进行的。与军备竞赛刺激武器装备更新以增强军事力量优势的模式所不同的是，技术竞争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在技术水平上赶超别国或者保持本国在某种技术水平上的领先地位，这与是否要进行战争并无必然联系。当人们听到俄罗斯人与美国人在反弹系统领域进行竞争时，很容易联想到俄、美将要进行大规模的核战争了，这主要是缘自于现实世界政治格局中俄、美之间紧张的对抗关系。但是，当人们听说俄罗斯人在与中国人进行着太空航天领域的竞争时，尽管这并不必然排除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一定紧张，但是很明显地这与两国之间是否要进行战争并无直接联系。

进行战争等活动的刺激，是指军队在实行进行的各种政策运用中出于更好地达成军事目的而进行的武器装备更新。这种更新模式，可以是想要纯粹地提升军事力量的使用效力，也可以是受到了其他军事参与者的刺激。关于战争的刺激，是为了更快地获取胜利而鼓励进行军事装备的更新，但是也存在着其他情形，比如一个国家进行军事演习时发现了自身武器装备的不足因而进行更新或者与其它国家一同演习时由于自身武器装备的落后而受到刺激反过来再进行武器装备的更新。1946年美国军用的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因为体积过于庞大、运转不灵而在实际操作中屡屡出现问题，因而没有竞争压力、也没有战争需求而美军就自动地逐次更新其军事电子计算机。

在一种常见的情形中，尽管你对军事力量的维持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但是由于你只限于维持军事力量的现有水平，而其它国家的军事力量正在发生质的飞跃，这样相比较而言你的国家的军事力量水平就是落后了。一个士兵在平常就非常注意保养他的枪支，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使得他在任何需要的时候都能够毫无障碍地使用枪支了，可是如果敌人的枪支已经得到了更新换代而你在平时将已经落伍的枪支保养得再好也是无济于事的。

军事技术的进步只是战争的次生品
在战争过程中，军事技术的进步只是战争本身的次生品，而绝非其目的本身。战争的直接目的是消灭和打败敌人、间接目的则是要服务于国家战整体战略需求。

军事技术并非独立产生或者首先产生而后才以单独的姿态对军事力量的进步发挥促进作用，真实的情形往往是现实军事活动的需求刺激了人们对于新的军事技术的追求，而得到发明的新的军事技术又反过来促进了军事活动的发展。否则何以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皇家海军战胜了它在欧洲的各个海洋对手之后才开始发生，而在它发生之后英国的海洋霸权反而因此而得到增强。

人们不能为了刺激军事技术的进步而倡导进行战争
在那些倡导竞争的人眼中，竞争有助于刺激技术进步因而是有益的，然而他们却并没有认清楚竞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打败对手、获取利润，竞争者出自于竞争根本目的的需要而改进生产技术而绝非相反。17世纪英国的政治革命所催生出来的两党制只是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政治斗争的副产品，而绝非其根本的目的，人们不能因为这两派势力斗争催生出了有益的两党制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国家内部应当鼓励各派之间进行政治斗争。

古代海军封锁与现代海军封锁
在以风帆和浆陀为动力的古代世纪中，一支海军想要对另一个国家的出海口进行封锁，如果这一出海口是较为宽阔的海面，那么指挥官就不得不尽量将他的战船排列长度拉长，而如果在狭窄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那么指挥官就需要相应地增强战船排列的厚度。前一种做法是为了尽可能地使得敌国出海的船只进入我方的攻击范围之中，后一种做法则是为了不至于使得冲击的敌国船只能够冲出我方的封锁线。由固定的巡逻船只发现敌船遗迹然后立即通知海军指挥官再由海军指挥官判明形势作出拦截的战法，只是在战船的机动性能得以大大改善的情形下才变得更加有效，然而这种作战方法在现代卫星通信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也呈现出一种落后的趋向。

我们可以根据历史叙述来对古代世纪中的海军封锁进行某个侧面的还原：当敌国的一艘或者数艘船只居然冲出封锁线而我方指挥官想要击沉或者俘获敌军战船时，他就需要调出一艘或者数艘战船进行尾随追击，并且由于那个时代的战船攻击是以桅杆撞击、箭弩射击和近距离登船搏斗来进行的，因此追击者只有在追赶上了敌国的船只时才能对它进行攻击。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现代世纪中，封锁者追击敌国船只的情形，由于我方的战船上装备有舰载导弹，并且战船的机动性能已经胜过古世纪战船的千万倍，因此这就大大增加了追击过程中攻击敌船的能力。这是因为，尽管敌船也会具备与我方战船同等程度或者更优越的机动性，但是由于舰载导弹的发射半径是如此遥远，以致于你能够利用它来对其发射半径之内的任何敌船进行攻击。

这种古代与现代海战追击模式的对比，可以用一个同心圆来加以描绘：在这个同心圆的中心位置，是一个看上去像上圆形的黑点，在这个黑点的外围是第一个同心圆，之后是第二个、第三个同心圆，其中第一个同心圆代表着古代世纪中的战船攻击范围，第二个、第三个则代表着战船攻击范围得以扩大的海战时代。由于古代世纪中战船的攻击范围是以近距离的接触为界限的，因此代表其攻击范围的同心圆就比较小，在近代由于火炮技术的进步而加大了战船的攻击范围，因此代表其攻击范围的第二个同心圆就会变大，之后舰载导弹技术的出现使得代表其攻击范围的第三个同心圆变得更大。

战法更新
没有一成不变的战法，也没有永远高明或者低下的战法，战法的更新与否、高明或者低下并不取决于它们本身的巧妙与否而是取决于运用它们在实际使用军队过程中所发挥的实际效能的高低。由于武器装备得到了更新，而尚用原来的战法不能适应新的武器装备的应用因而需要更新战法，这就是因为原来的战法在实际操作中无法使得新的武器装备发挥出应有的效能。

让21世纪拥有最新军事装备的美军去操作军事技术水平处于20世纪中期的某国的军事装备，而美军士兵也难以发挥出其现有的战斗效能，这不是说美军士兵们不精通最新的战法而是说最新的战法根本难以用来操作旧有的武器装备。

实际作战效能，是衡量一切战法的根本的也是唯一的标准，那种以追赶时髦为目的的“新战法”与军队困守旧有战争模式而不知变通的做法都是有害于军队的。

一名手持重机枪却难以承受负重的士兵比不上一个赤手空拳的老兵，一个不熟悉战机飞行模式的空军人员其战斗力甚至还不如一名普通的步兵。

战斗力这种东西，务必要每天都保持训练，只有这样，才能首先保证战斗力不会下降，而要想进一步提高战斗力，则每天的训练都必定要充足且有效。一个人一天不刷牙而他的牙齿就会黄，这个人每天都刷牙其首要的功用即是保持自己的牙齿不会变黄，而想要使得他的牙齿更加雪白明亮，他就必须在每天刷牙的时候下狠功夫。

在实际的操作模式中，人们常常看到，一支军队的数量得到扩充但是其战斗力却不增反降，出现这种现象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数量的扩充超出了军队现有的承受能力因而破坏了军队原来的数量与质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另一种则是战斗力本身没有随着数量的扩充而得到及时的改善因而同样破坏了数量与质量之间原本的结构关系。数量与质量本就是统一于事物发展整体的构成部分，因此那些期待数量的扩充就能提升战斗力的想法是在静态的思维模式中将数量与质量的统一关系割裂开来。由数量的增加所导致的战斗力的提升，从来都不是前者单独起作用的结果，而是战斗力本身随着数量的增加而同步进行改善的结果。
这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数量与质量之间并非正比例关系，而是一种函数上的曲线关系。

训练水平
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其在使用时所发挥的作用，要远远胜过临时性的动员与宣传。
望梅止渴与画饼充饥的技巧只能凑一时之效，而并不是保持军队战斗力的根本途径。止痛药、兴奋剂也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一个国家军队战斗力的保持如果依靠这些手段，那么这个国家的国防就十分威胁了。

身材短小的日本兵经过严格的训练之后其单兵战斗能力丝毫不逊于美国大兵，中欧的日耳曼人经过普鲁士人特有的军事训练模式之后便成为欧洲第一流的战斗队。

演习
演习的目的在某些时候是为了显示当事国的军事力量以吓阻其他国家的异常举动，而在此处我并不想要对演习的各种目的作出详细的叙述，我只打算论述演习的作用即为了保持当事国的军事力量。

由于现代国家进行军事演习基本上都是以代表本国军事力量的军队获胜为最终的结果，因此，这使得演习更像是影视导演在编排场景-在何时何地进行模拟中的战争、如何进行这种战争、战争的结果谁胜谁负等通常都是早已经定格或者说是人为地限定了。当一个国家单独进行内部的军事演习时，它们通常都是这样做的。而当两个国家联合进行军事演习时，它们除了向对方显示出自己的军事优势之外通常还针对着潜在的第三方国家。美国人在进行核战争模拟时总是倾向于将美国的核优势压倒俄罗斯获取胜利为预定结局，而俄国人则力求使得模拟的结果显示出俄国有着足够的能力抵消美国的核优势，中国人在进行红与蓝两军的军事演习时又总是以红军的最终胜利为结局。

然而，尽管如此，演习对于维持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却仍然是一种很有益的途径，通过演习，一个国家的军队能够在尽可能接近现实的模拟战场中得到锻炼，他们的战斗力水平也会因此而得到显示和考验。

应当在平时就训练军队在所有可能想见的最为恶劣的条件下行军和作战。
现在，某些国家进行演习，代表这个国家的红方军队因为其统帅部在室内指挥作战时悠然地开着空调、造成电压过大电力中断，结果红方军队输给了代表敌人的蓝方军队。过后，红方军队总结声称部队中明文规定不得在演习中开空调而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没有自觉遵守，一些军事观察者也附和着这种声调却不去深入思考造成电力中断问题的根源所在。我的看法当然不是要完全阻断电力在演习过程中的作用，因为那些高科技的电子设备离开了电力根本不能发挥作用，但是，除了切实能够对战争进程发挥实际作用的那些电子设备之外，像空调这种能使人舒适安逸的装备究竟是否必要？当一线的作战部队在险象丛生的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时候，他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天气都不会有空调这种装备来帮助他们寻求安逸的环境，可是那些端坐在指挥官室内的统帅部却怡然自得地享受着空调带来的舒适环境。根本的问题还不在于装备了空调而究竟是否应该在演习过程中开启，而在于一旦爆发实际的战争，真实的战场环境究竟是否允许统帅部在空调带来的安然环境中指挥军队。所以，我的看法是，在平时的军事训练中，根本就不应该装备空调这类寻求舒适安逸的装备，无论统帅部、中层指挥官还是一线作战部队，都应当在最为恶劣的环境条件下进行训练。只有这样，在真实的战争爆发时，他们才会对一切可能出现的恶劣环境习以为常和应对自如。

演习流于形式原由可以归结为三条：完美逻辑、一边倒和例行公事
所谓完美逻辑，是指某些国家对于演习过程本身的设计追求程序和结果的完美配合，比如演习偷袭行动，就事先设定好进行偷袭的所有条件、然后再按流程进行偷袭、最终取得了出敌不意的效果。设计一种作战模式以突出强调某一种先进装备或作战战术，然后就按照标准的流程来进行、最终取得了圆满的战果。

一边倒的现象应该是普遍存在的，这主要体现在代表某国自身的那一方总是会取得相对于另一代表敌国那方的胜利。无论前者在演习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战术、也不论他们的战术究竟是否切实可行、更遑论程序的进行是否有问题，总之结果一定是后者遭遇失败。所以，美国人在冷战期间进行的演习总是以代表西文阵营的蓝方胜利和代表东方阵营的红方失败而结束，如果2003年之后一个反感美国的伊拉克政府进行军事演习那么其结果也必定会是代表伊拉克的那一方完胜代表美国的那一方。

军事训练的途径有两类，一类是直接受训或者说一次性受训，另一类则是间接受训或者说二次性受训。所谓一次性受训，即是指将新兵即将编入的正规部队中所要求的一切军训需求一次性全部训练完毕；所谓二次性受训，即是指新兵先进行一些基本的军事训练，然后再按照其正式编入部队后之具体需求再次进行特定的军事训练。

假如一部分新兵刚刚被征召，只是在两天内就进行了队列训练，而迫在眉睫的战争需求要求这一部分新兵必须立即投入战场作战，那么这一部分新兵尽管事先就进行了队列训练，但是由于其主要的和绝大部分技能是在一线战场上直接经受点火锻炼而掌握的，因此也可以归结到一次受训的情形。假如陆军新兵完成了陆军中所要求的各项军事训练，但是由于海军或者空军预备役数量难以满足迫切的需求，因此将陆军中刚刚完成军事训练的新兵调入海军或空军中以满足作战需求，而这一部分新兵就必定要在海军或空军中接受新的海军式或空军式训练，否则就无法适应这两个军种的特定需求，对于这种情形则可以将其划归为二次受训的情形。

实际上，要想使新兵在一次训练中全部掌握或者掌握各种核心的技能是非常困难的，不仅仅是因为无法在事先确定某一部分新兵之后实际编入的那支军队其各项具体需求究竟是否对口，也还是因为军事技术与军事工具也总是在不停地发展变化着的，因此，即便是将现有的全部军事技术与军事工具操作方式都教授给新兵，而在此训练过程之中新军事技术与军事工具又会出现，等到训练完成之后，这一部分新兵仍然无法掌握所有的军事技术和军事工具操作方式。但是，之所以仍然存在一次训练的情形，这是就其所训练的内容与军事技术及军事工具发展的对照关系而言的。只要在规定的训练期限内，军事技术及军事工具的发展速度滞缓或者即使得到突飞猛进却并没有普遍被采纳、又或者即使被采纳了又在短期内无法对实际战争发挥重大作用，这种情形就可以存在一次受训的说法。这种道理同样适用于将新兵直接投入战争中进行锻炼的情形，再也没有谁比处于一线战场上的士兵们更了解如何实际操作武器和使用军事技术了、也没有谁比一线战场上的士兵们更加清楚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杀伤敌人了，但是，一线战场上的一次性军事训练也只是相对于新兵们所直接编入的那一部分军队实际的需求而言的。

将已经接受完某一个军事之军事训练的新兵调到另一个军种中接受该军种军事训练，不仅在程序上是紊乱的，而且在实际上也会增加新兵受训的难度，因为该一部分新兵已经习惯了前一个军事的操作模式因而必定会对新军事操作模式产生抵触或不适应，这种先入为主的模式本属人之常情，可是一旦这样做了而之前所进行的军事训练变显得没有必要和浪费时间与精力了。所幸，此种军事间转换进行二次训练的情形毕竟只属于极少数，而绝大部分二次受训的情形是有着合理的程序安排与层级递进的。

拉练
拉练是对军队在平时所进行的各项训练活动所进行的整合运动，而演习则是模拟在实际的战争进程中军队如何战胜敌人。判别拉练与演习的一个显著的标准是，前者没有预期的和想像中的敌手，而后者则有着明确的模拟作战对象。

制造危机感
战略家们总是习惯于将情况设定到最坏状态，并以报忧不报喜的心态来处理现实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而当他们处理具体的事务时又总是倾向于首先设想这样做的坏处然后才寻求这样做的好处。

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极容易被人们误解为是穷兵黩武的想法，但是，真正的尚武精神，其所注重的是讲求实际作战效能的作战心态。摒弃尚武精神，以为一切都可以用说辞和谋略来化解，这就是脱离实际、不讲求实效，尚武精神讲求的是对待战争的态度和方法。


当代的军事训练
现在一部分人以为武器装备的操作日趋复杂，因而士兵们只需要掌握各种操作技巧就可以发挥出巨大的效力来。这样的论调所导出的结论是对于兵员的甄选被刻意放宽，以为武器装备的操作复杂性夺过兵员本身的差别，这就是武器决定论的一个翻版。

现代国家已经普遍实行了义务兵役制，根据这种兵役制，一国所属的全体国民、无论男女都要在适龄时履行服兵役的义务，既然全民皆兵那么是否也意味着兵员的甄选问题就不存在了呢？对此，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即便是在全民皆兵的背景下，也还是有一部分适龄人员因为身体、心理或行为上的缺陷而根本无法到军队中服兵役。现在的问题是，适龄服兵役的人足够充足，而一个国家的现役部队和战时征召体制所需要的部队数量总是小于前者，这样，针对于这个国家现役部队的战斗力和军事素养的提高，也就有了充足的遴选空间。

在这一方面，马基雅维利善于军队遴选的定义仍然可以用作参照，即遴选就是将国内优秀的人才召集到军队中来。适龄服兵役者与国家实际所需要的军事人员数量之间既然存在着落差，那么为什么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军事人员的构成呢？要知道，无论武器装备操作的复杂化还是技术水平的突飞猛进，对于军事战争而言其作用始终都是相对的，至少到今天为止，军事人员依旧构成军队首要的和主导性的因素，这样还有什么理由不去首先关注军事人员的遴选问题呢？

例行公事，正是由于完美逻辑和一边倒现象的存在所导致的自然结果。由于演习有着惯用的程序设计和结果配合，演习的胜利与失败总是被设定好分配给一方和另一方，这样，一次次的演习就变成了套路和熟悉的胜利预演，所谓例行公事即是在这种熟悉的模式和毫无悬念的结果中自然呈现。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而言，演习蜕变成了自娱自乐的过程都是一件悲哀的事情。所以，除了一个国家内部举行自我演习之外，一些国家之间还常常举行联合演习。举行联合演习的国家，如果只是联合起来打击同一个预期的敌国，久而久之，仍然难以避免使演习流于形式。但是，如果不同的国家以彼此为对手进行模拟演习，各个国家都使尽混身解数，判别其流程、战术和作战效果的不再是单独的预期设定和标准结果，而是各方之间实际碰撞的真实结果，那么联合演习的效力和作用就会得到极大的提升。我这样说，并非是要完全否定一国单独或者两国联合打击预定对象的做法，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演习是由一国单独或者几国联合进行的，而在于进行演习的一国或者联合的几国究竟是否最大限度地以真实的战争进程考量。假如一国内部进行演习的时候，能够摒弃红方与蓝方所象征的那种代表敌我双方的情感因素，或者不如此却不对演习结果作事先的预定和之后的干预，能够以不可预期的最终获取成功的那一方为意，这样演习至少不会再变得一边倒了。进行演习的时候，不对某一方设定必须遵照的标准流程，对于某一种先进武器装备和作战战术的检验不再以标准的流程为意而是取决于演习各方在实际进程中运用的自然结果，那么演习也会很容易地突破完美逻辑的梦幻状态。演习的过程变成了自然进行的事情，演习的结果依据每一次演习的自然进程而出现，完美逻辑和一边倒的标准模式和惯性思维不复存在，这样，每演习一次就会做出不同的尝试和取得不可预期的效果，那么所谓例行公事的现象自然也就会消失了。

可是，现在的某些国家，只要进行军事演习就一定要使得代表本国的那一方取得最后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就避而不谈此次演习的结果。演习进程一定要按照标准的流程来操作，然后得出预期的结果，每进行一次演习都要突出某一种先进武器装备和作战战术的效果，这样的演习，其作用不再是检验军队的作战效能，而是变成了展示自我思维模式、先进武器装备和某种作战战术的新闻直播室。对此，我只能很不客气地说，对于这样的国家，演习真的变成了演戏。

军事训练的最终目的当然是要供国家来使用以达成政策目标的，然而在这里我们所要说的是军事训练的直接目的。军事训练的直接目的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训练战斗力；第二类是维持战斗力；第三类是提升战斗力。

所谓训练战斗力，针对的是一支刚刚组建的新军或者刚刚征召而来的军事人员，因为新军或刚入伍的军事人员之前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并且他们极为缺乏战斗力，因而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就主要是训练其具备战斗力了。

维持战斗力，所指代的是已经受过完整的军事训练、其战斗力已经达到某种成熟的水平，因而在平常保持进行军事训练的首要目的便是维持其既有的战斗力。

提升战斗力，同样针对的是已经接受过完整军事训练并且其战斗力已经达到某种成熟的水平。只不过，在这类训练中，训练的目的不再满足于维持既有的战斗力，而是要在既有战斗力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以上三类情形，是就现役部队而言的，除此之外，针对于预备役也有过专门的军事训练，但是只要预备役是在部队服现役的时候接受军事训练，这就必然要符合以上三种类型中的一种或多种。只不过，当预备役退伍后，其因为军事训练所具备或得以提升的战斗力暂时封存起来了。

相比于军队的组建问题从来都极少受到关注和重视的遭遇相比，军队的训练问题比较多地被古代和现今的军事研究者们所关注和重视，这大概是因为军队的训练与他们所更加关切的军队的使用问题紧密相联的缘故。

一部分人认为通过严苛的军事训练可以将一支弱施训练成虎狼之师，在他们的眼中不是军人本身的素质而是严苛的军法构成了战斗力的来源。此种论调并不是毫无道理，现代西文新制度经济学中强调适合的制度可以创造经济效益的理论就与此类似，不论人们对于制度还是经济谁先谁后的问题如何争论不休，制度的确在某些时候可以对经济增长产生促动作用。相同的道理，严苛的军法是可以在某些时候促动军队产生强大的战斗力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角度，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建立在现实的社会体系之中并赖以发挥作用的，同理，任何一种军法都是建立在现实的军队之中并依赖于军队体系而发挥作用的。所谓的军法，只不是构成了促动军队形成战斗力的一个要素，尽管在有些时候这个促动要到明显地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过分夸大这一要素的作用就只会使人们的思维走向极端。一个四肢残疾的人无论进行何种程度的军事训练也都无法像一个正常的军人那样冲锋陷阵，这并不是说前者无法形成战斗力，而是说军事力量产生的源头没有控制好再往后想要通过即时的军事训练来扭转此种缺陷是很困难的。严苛的军法的确可以促动军队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但是，新兵们原本就良好的身体素质同样有助于形成强大的战斗力，这即是说军法的作用是相对的，只不过在不同的情形中其所发挥作用的程度及形式有所不同。

军事屯田制
有一种情形是，国家为了达到巩固某一部分人烟稀少之国土的目的，而派遣军队前去开垦，军队的士兵们只要在那时开垦一定规模的土地和经营一定的期限就可以在当时获取适当的生活条件以便在当地安家。中国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就曾经这样做过，然而事实是，这一部分进行开垦的军队最后已经演变成了当地的居民而并非国家正规的军事力量。

由于军队补给供应线困难或者补给品短缺，因而军队不得不自己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供应问题，但是，你应该明白，这种做法与军队在战争中通过掠夺敌军的供应品来解决自己的补给匮乏的做法都只能是权宜之计而绝非是可以长久依赖的做法。这并不是说军队没有能力进行生产活动或者他们轻视生产活动，而是说长期的生产活动极容易磨平军队本身的暴力属性而最终使得他们沦落为平常的生产劳动者和丧失了保家卫国的功能。

军队如果长期被用来从事生产活动，而他们的军事训练必然松懈、其实际战斗效能也必定会随之降低。但是，对于那些长期身处战争威胁的地方而言，从事生产活动的军队由于必须准备随时应对可能的战争，因而他们的军事训练也就会自动得到延续、其战斗力也会因此而得到维持甚至由于经常进行实战而得到大幅度提升。

我的看法是，除了在那些经常有实际战争发生的地方，军队可以长期地从事生产活动，但是这样的话军队的压力就会比较大；而如果军队所驻扎的地方长期没有战争的威胁或者极少发生实际战争，那就只让一部分军队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如有可能就尽力控制这一部分进行生产活动军人的比例。

西汉王朝前期为了在边境地区应对强大匈奴骑兵的不断骚扰，就曾经进行过军事屯田，当时大批的内地居民、囚犯和一部分军人被迁往边境地区平时进行耕作等生产活动、战时则拿起武器抵抗匈奴军的劫掠，这种兵农合一的制度不仅巩固了汉朝的边境地区而且为后来汉武帝时期汉朝大规模反击匈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条件。然而，同时人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平时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从事生产活动而真正进行操练的时间却太少，结果使得这一部分屯田的军队只是在小股的匈奴骑兵到来时能够勉强应付，一旦大队匈奴骑兵入侵而仍然不得不依靠汉朝驻扎在边境附近或者从长安政府调派的正规部队来进行抵抗。

事实是，军队屯田与军队经商一样，都极容易消磨或者腐蚀军队的战斗力。

军队经商
南宋初年，负责抗击金军的四支宋军主力张浚军、刘光世军、韩世忠军、岳飞军由于当时新生的南宋政府无力供养庞大规模的军队，因而常常需要自谋生计。这四支军队的日常补给来源有三种：南宋政府断断续续且十分有限的财政拔款；富商巨贾偶尔的资助；军队内部人员营生。

富商巨贾偶尔的资助绝非这四支军队主要的补给来源，南宋政府有限的财政拔款是常见的途径但是却不足以供养军队。因而，军队内部的营生就成为了这四支军队日常补给的主要来源。

我的看法是，由军队内部人员做生意来维持军队日常补给的做法是非常之举和不值得提倡的。这道理与众多国家和政府明令禁止官员做生意是一样的，因为无论初衷如何、也无论实际可操作性有多大，只要官员做生意而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政权权力就必然要与他们个人的商业诉求联系到一块，这就是腐败滋生的温床之一。同样，如果军队长期自己做生意来维持补给，而军队统帅、军队指挥官甚至普通士兵本人的军事能力就必然要与其个人的私欲相混合，这并不是说军队做生意就一定会招致腐败而是说这样做极容易给军队腐败制造温馨的环境。要知道，一支整天只想着生意经的军队其战斗力必然会受到腐蚀。

17世纪初期明朝对抗后金军的一个将领毛文龙在一次对后金军的作战失利后就带着他的残部退守到足以威胁后金政权的一个海岛觉华岛上并从此长期盘踞在那里。由于觉华岛面积狭小、物资储备短缺而岛上的明军面临着供给匮乏的困境，于是毛文龙便想着利用岛上的资源与其他地区进行商船贸易以解决明军的军需问题，他真的这样做了并且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岛上聚集的明军越来越多而毛文龙也由此而得以形成事实上独立一方的势力。毛文龙最终没有背叛明朝，他和他的部下一直对后金和改名后的清军保持着对抗关系。毛文龙的做法不是凭借着他的兵力寻找清军进行决战，而是凭借着海岛的地理优势随时抓住机会登陆清军的领地以袭击和疲扰清军的后方，他凭借着此种战法在长期的积累中消灭了一部分清军的军事力量，但是他的主要作用则是从后方牵制住了清军的注意力而使其难以放手对明朝在东北的边境城池进行入侵。

毛文龙及其军队在觉华岛上以经商来换取军队补给品的做法原本是极容易腐蚀掉明军的战斗力的，但是由于当时的明朝正长期与清军进行战争而毛文龙身为统帅其本人又始终对明朝保持着忠诚因而时常率军出击清军后方，这样经常的实际锻炼就抵消掉了经商对于明军的那种腐蚀作用。

可是，在更多的时候，军队经商或者从事非法交易活动所造成的恶果是常人所难以想像的，一些国家的海军利用战船来进行走私，由于他们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武装力量和在海上航行的合法权限，因而使得他们的走私难度大大降低。军队走私的现象，每年给国家财政收入造成极大的损失，这其中的根源就在于军队本身没有被严格禁止从事一切与生产活动有着的事情或者虽然严格禁止了却并没有认真执行。

军事力量是如何产生的，组成军事力量的那些要素的属性是否在其产生之初便已经具备并影响到军事力量后来的运作呢？如果一个军事战略研究者不关注军事力量的产生环节，那么他肯定无法回答这一类问题。

日本研究罗马史的权威女作家盐野七生认为罗马的军制=政制=税制。一名执政官统率两个军团，这是一般性的说法，其中就包含了其同时所属的两个盟国辅助军团，一名副执政官则可以统率一个军团。

在执政官被选出来之后，公民大会接着会依照惯例造出二十四名军团营长，这二十四史军团营长将会被均分到两名执政官所统率的四个军团之中。选举军团营长的年龄标准是，其中的前十四名资格较浅的人必须已经服役五年，而另外十名则必须已经服役过十年。至于海军中服役的军官选举，骑兵则必须服役十年，而步兵则须年满四十六岁且已经服役过十六年，并且也有财产限制。步兵的服役年限通常是十年，但是如果遭遇特别危急的情势，服役的年限则会被延长至二十年，此外只有那些服役十年的步兵才有资格担任政府公职。
关于那二十四名军团营长的任职状况是，资历较浅的那十四个人按照4：3：4：43的比例依照他们被选出来的顺序或者执政官本人任命时的顺序依次分派到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军团。而那十名资历深的军团营长则按照同样的分派顺序以2：3：2：3的比例依次分派到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军团。

在选派完军团营长之后，罗马人还要挑选组成其各自军团的不同部落中服兵役的人，来自于不同部落的士兵中会被要求挑选出四名年龄和体质近似的青年士兵以作为军官们挑选的样板。挑选的顺序是，第一轮挑选过程中，第一个军团的军官优先挑选、第二、第三军团次之、第四军团最后挑选，在第二轮的挑选过程中第二军团优先、第三、第四军团次之、第一军团则最后，依次类推。

罗马人这种选举军官和挑选士兵的做法带有典型的遴选性质，没有一个人因为才能杰出或体格健壮而受到特别的待遇，也没有哪一个军团会被刻意地贴上精锐或疲软的标签。罗马人意在确定一个稳固且十分有效的军团编制模式，然后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需要很迅速地复制出一个战斗力强劲的军团。

罗马军团的战术编队也都有固定的次序，因为罗马士兵们需要自带武器装备，而这要受到士兵们私人财产的限制，罗马法令对此也做出了规定。罗马的战术编队分为四个部分：前战部队、前线部队、中线部队和后线部队。

前战部队是由那些最年轻的人和财产划分处于最低等级的人组成，前线部队则是由青年组成，中线部队是由壮年士兵组成，而年龄和资格最老者则组成后线部队，年龄和装备构成了区分这四个战术编队的标准。后线部队的人数固定在六百人并不会因为军团总编制人员的变动而变动，中线及前线部队有一千二百人，剩余的前战部队则占据了军团编制中剩余的人员数目。

前线部队统一佩戴头盔、刀剑、标枪和小盾牌，他们的头盔上不能镶嵌装饰品而只被允许披上用以识别他们的狼皮或者布块，他们配带的标枪是直径约一指宽、柄身长约三尺的木柄标枪，为了能够达到杀伤敌人却又不被敌人捡起使用的效果，他们特意将标枪的枪头打磨成细薄尖锐的状态，这样在他们投出去之后枪头就会弯曲而敌人就不能用之作武器了，他们的小盾牌则是直径三尺的圆形木质盾牌。

罗马军团的前线部队是要全副武装的，他们按照要求统一配备一块木质长盾，这种长盾表面凸出、长四尺、宽二尺半，厚度与手掌的厚度相似，长盾由两层木匠粘合而成、外层包裹着一层布、最外层则套上牛皮，长盾的上端和下端则镶嵌着铁皮，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磨损。前线部队士兵在其身体的右翼佩带着一柄西班牙式长刀，这种长刀刀尖锋利且两刃都可以杀伤敌人，据说这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大西用庇阿在征战西班牙时率先配备给他的士兵的。前线部队头戴装饰有三根羽毛且耸立的铜盔并且装备有护径，他们还携带着一粗一细的两支标枪，这应该是他们要根据敌军的装备程度来区别投刺的缘故。盔甲并不构成罗马士兵装备的主要部件，但是罗马人别出心裁地在胸间装配着一块胸牌用以防护他们的心脏，而那些财产等级高的士兵们则会装备一种叫做锁子甲的盔甲。罗马军团的中线部队和后线部队几乎相同，区别在于前者携带投刺用的标枪，而后者则携带专门用以刺杀的刺枪。

由于罗马军团的编制是，每一个军团都有一个盟国的辅助军团，因而我们在换算一个军团所掌控的总的人员数目时可以以罗马军团为标准将其数量乘以二、再加上其骑兵数量的二倍。盟国的辅助军团中，步兵数量通常与罗马步兵相同，而骑兵则往往是罗马骑兵的三倍，罗马军团的步兵数量通常保持在五千二百人而其所配给的骑兵数量则只有三百人，因而步兵构成了其主力。

罗马人习惯于将其军团布置在战线的中央位置，而由其盟国的辅助军团分置两翼。但是分置两翼的并不是辅助军团的全部，因为根据惯例执政官会要求其在盟军军团中指派的十二位盟军长官为他挑选出三分之一的骑兵和五分之一的步兵作为精选部队，其余的盟国士兵则被分为两团分置左右两翼。关于被挑选出来的那一部分精选部队，我推测是要被当作是预备队来使用或者是用以补充罗马的步、骑兵阵线的。

罗马军团的作战流程
罗马军团的作战流程中是，前战部队率先将标枪投向敌人然后后退至军团的两侧进行掩护并且负责寻回仍然可用的标枪以补充给主战部队，与此同时整个队伍开始疏散，接着前线部队的前两列用短刀与敌军进行格斗、而其后面的六或七列士兵则投标枪，再接着中线部队前行替代前线部队，而同时前线部队后撤休整，这样交替循环，后线部队通常在战斗中保持着单膝跪地的姿势以便作好随时投入作战的准备，可是由于后线部队是被当成战术预备队来使用的，因而只有在战局难分难解的关键时刻或者在撤退的过程中才使用后线部队。罗马人这样使用其战术预备队，部分地缘自于他们对自身战力的自信、部分地是他们对于战术预备队的理解偏差。因为自信和在实战中常常能够凭借前线及中线部队就取得胜利，因而后线部队常常不被使用，可是另一方面，由于根本就没将后线部队当成是必然要投入战斗使用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因而这一部分后线部队事实上很难说是战术预备队反倒更加类似于战略预备队。有关战术预备队与战略预备队的区分，我已经在《战略论》中作了详尽的论述，在此我只作简要的说明，战术预备队是投放在战场附近用以在关键时刻投入战斗的那一部分兵力，而战略预备队则是设置在交战国关键地带或者中心地带用以随时支援和改善整个战局的那一部分兵力。

罗马军团的独立战斗特性
罗马军团最大的特征是其能够承担起独立作战的任务，这种军团建制与拿破仑战争中法国的师级建制颇为类似。独立师的建制本来是要用以发挥出最大的作战效力，可是对于拿破仑而言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他本人超人的战场指挥才能反过来压抑了师的这种独立作战能力。与拿破仑法国不同的是，罗马人很少依赖某一个或几个超世之才来左右前途和命运，罗马人的军团建制有着一种持续的遴选和更新效能，军事指挥官依据其服役年限经常变更、军团士兵也经常更新，可是，能够持久地保持不变的却是罗马军团的建制和由其固有建制而自然衍生出来的战斗力。

罗马军团的这种独立战斗特性，意味着只有能够保障其各个军团独立战斗能力得到最大发挥的指挥官才可以成功地指挥更多的军团赢得胜利。像坎尼战役中一次损失7万到8万人的情形，正是由于罗马人的对手汉尼拔引诱罗马人进入其所设计的作战轨道之中而使其各个军团不得不在密集的阵地中不知所措地作战。而大庇阿和凯撒能够通过一个或几个仅有的军团赢得重大胜利的情形，也可以佐证出大规模密集的协同作战无助于罗马军团独立战斗特性的发挥。当罗马人在战争前期敌视地集结起超大规模的军团与汉尼拔交战时他们总是遭受惨败，可是当他们分割兵力、同时组建起三到五个方面军之后他们就渐渐扭转了之前的那种极端被动局面，此外，罗马人还应当感到幸运的是他们的对手汉尼拔是拿破仑那种具备超人指挥才能的统帅，因而罗马人力量较前期薄弱的各个方面军所面对的就只有一个异常强悍但规模十分有限的敌手。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只要罗马人集结起大规模的军团作战而他们就一定会遭受失败，战场的情势变化与战争的最终胜利从来都是要取决于敌我双方的态势变化的。面对规模庞大的罗马军团，除非对手能够像汉尼拔那样将罗马人引入密集的轨道之中或者集结起同样强大甚至更为强大的战力来与罗马人决一生死，否则想要战胜罗马军团也是极不容易的事情，而假如规模庞大的罗马军团恰好由某一个善于发挥出各个军团独立战斗特性的执政官来指挥，那么想要战胜这样一支战斗性能得到充分发挥且规模庞大的罗马军队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罗马军团的独立战斗特性也只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即便是由一个杰出的指挥官来指挥且他懂得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罗马军团的独立战斗特性、同时敌人并不擅长于抓住罗马军团的弱点，罗马军团在此种情势下遭受失败也是常有的事情，这正是因为其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的独立战斗特性仍然不能够抵消敌人的优势。

希腊人最为著名的是他们密集的步兵方阵，可是罗马军团却总是能够击败他们，罗马人几乎从来不用集中大规模军团的方式，而是派遣一个或者几个军团到达希腊本土作战。希腊人的密集步兵方阵受到其战法和施展究竟的限制而规模是很有限的，但是其绝对数量却叫是优于其对手罗马人，可是罗马人的一个或者几个独立战斗特性得到发挥的军团却能够战胜数量居于优势的希腊方阵。

汉尼拔在罗马共和国境内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主要是凭借着他个人英明的战术与军事战略选择而实现的，罗马的体制允许罗马年年都能够推选出杰出的军事统帅来担任执政官，这些由杰出军事统帅出任的执政官本身就与罗马的国家战略整合为一体，而迦太基人却只能期待着军队统帅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战胜敌人，他们将国家的整体战略利益寄托于某一个或几个军事才能突出的人身上。诚然，汉尼拔的军事才能要高过同时代罗马的所有将军们并且在整个西方军事历史上都占据着首要的位置，而罗马推选出来的执政官也并非总是杰出的军事统帅而只是从众多军团统帅中选取军事才能较为突出的人，但是这正是罗马体制创造军事天才的方法，不是期待着基因、遗传与天赋而是凭借着体制的激发与刺激而尽可能使得所有军事才能突出的人得以进入国家战略的整体构建框架之中，结果是平均才能并不特别突出的罗马军团指挥官们合力战胜了迦太基的一个军事天才汉尼拔。

罗马军团在战争过程中的活动
罗马人很完好地遵循和实践了军队在战争过程中的三大活动：营地活动、行军活动和作战活动。

营地活动
罗马人安营扎寨的地方，较少受到地形位置考虑的限制，他们无意于将军营驻扎在那些险要的地段以求减轻士兵们的劳作，每一次安营都不会打折扣并且会一如既往地按照既定的营寨模式来进行。罗马人这样做的功用之一，便是方便每一个人都能够像生活在熟悉的城镇之中那样很方便地找到自己所处的位置和由此而产生归属感。

罗马人通常会选择比较开阔、相对平坦的地区扎营，每一次他们都要找到所选地区内某一处视角最佳、且处于中间地带的位置插上军旗，这一位置是专门给军团执政官留下的。然后罗马人会以执政官的营帐所在地为中心，向四周延伸并丈量出连长为二百尺的一块正方形的土地，这便构成了罗马军团营地的主要板块。

以上所描述的是通常情形下一个执政官统帅两个军团时扎营的状况，在有些时候出于战争的需要，罗马的两个执政官会联合行动，这样在扎营时就会有四个军团。不过，罗马人并不因此而改变扎营的模式，各个执政官所统属的军团都照旧按照原有的模式扎营，区别只在于这两个执政官兵营区是背对背衔接的，而衔接的地方则是特选部队所驻扎的地方也即各个执政官单独扎营时的背后那一面。然而，两个执政官共同统帅军团时并非一定要在一块扎营，但是当他们分开扎营时他们仍然会采用背对背的扎营方式，只不过这时候广场、财务官区域和执政官本人的营帐会安置在两个营区的中间地带。

安营之后，罗马人就会按照惯例严格执行营地的巡逻与警戒活动，这不仅是为了确保营地能够不在敌人突然袭击的情形下陷入混乱，更是为了士兵们能够在一种安稳的环境中休息和恢复体力。营地中巡逻与警戒活动，是区别于作战过程中的前哨行动的，这是因为两者的目的及活动场所不同。

在营地活动中，如果巡逻的士兵们疏忽怠慢或者撤离岗位，他们通常会被棒杀，假如有人逃跑他们也会发现根本没有容身之地，因为家乡的人会以为他懦弱和擅离职守而不敢接纳他。在营区中偷窃、作伪证或者成年男子发生同性恋，都要被鞭笞至死，此外，那些因为连续三次犯了同一种罪行的人也要受到同样的刑罚。

罗马人的营地活动安排得如此周详，其确保营地活动万无一失的措失异常严厉，这展现出来了他们对于作战基地的重视。

行军活动
罗马人行军开始，通常需要经由三道讯号：第一道讯号发出后，所有人开始收拾行装，只不过出于尊重的缘故他们通常不会在执政官之前拆下帐篷；第二道讯号发出后，所有士兵都要将他们的行装放在随军运载牲畜上整装待发；第三道讯号发出后，队伍最前列的连队开始出发并由此而带动整个队伍前进。

罗马军团的行军都有着固定的行列和阵势，通常从盟军中挑选出来的特选精锐部队会排在队伍的最前列作为开路先锋，而盟军的右翼则排在特选部队之后承担起前卫的角色，执政官所统率的第一个军团紧随盟军的右翼之后、接着是第二个军团，两个军团的行装则放在后面紧随队伍而行，在最后面则是盟军的左翼，其任务是防卫队伍的后方。

罗马人的这种行军队形并非一成不变的，当情势紧迫时他们就会根据需要变幻不同的队形。如果遇到地形开阔的地带，他们通常会将部队分为前线部队、路线部队和后线部队三部分呈平行横列前进，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随时应对可能来自于敌军的袭击和攻击行动。此外，由于行装通常都被安置在行军的各个部分之间，因而假如侧面受到攻击，罗马军团就可以趁着敌军攻击方向的对面后退以保持战斗队形，如果后方受到攻击而特选部队就会迅速穿插过队伍的行列到队伍的最后方去充分先锋部队，行装及牲畜在战斗的过程中则会有专门的一部分兵力来进行保护。

作战活动
罗马人极为重视赏罚的作用，而构成其赏罚主干的有两部分：坚守岗位和勇敢精神。
在我看来，罗马军团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百战百胜神话的根本原由，应当首先归结于其坚守岗位的精神，这意味着他们能够依照各自的分工贯彻执行其作战任务，而每一个士兵做好都履行好自己本职的作战任务那么军队整体的作战效能就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为了贯彻士兵们的实际作战效能，罗马军法中也有对士兵们虚报战功的严厉惩罚，这种惩罚与撤离职守一样都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如果一个士兵受命去掩护某一部分部队，而他却因为害怕战死而逃离，这个士兵就会被处死，一个因为害怕而在战场上丢掉武器的人，会被认为是耻辱的和要同样要受到严厉惩罚的。这样，那些被指派去掩护部队的士兵们就因为逃离会被处死而断绝逃跑的念头坚守作战，并且因为这样的情形敌人通常占有明显的优势因而他们常见的结局是战死。而那些丢掉武器的士兵们则为了要避免此后将要受到的羞辱及惩罚而拼命地返回战场找回他们丢掉的武器，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战死要比受到羞辱和惩罚好受得多。

所有促使罗马军团能够长期获取战场胜利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它的一两个指挥官的聪慧与否、也不在于它本身是否足够幸运，而是它的军团编制与由这种军团编制所衍生出来的战法使得它能够在它已知的世界中成为常胜之军。罗马军团的这种编制与战法其沿袭性可以从西汉王朝的西征大将陈汤在征战中意外遭遇罗马军团将之打败并且最终收编一事中得到印证。

对于当时东、西方世界中汉朝与罗马这两个强大但是自此互不影响的大帝国而言，促使其军事力量之间发生碰撞的事件是公元前36年西汉王朝的西域副都护使陈汤矫诏发兵攻打西域胆敢挑战汉朝权威的郅国，汉军在作战过程中意想不到地遭遇了郅至国的一支奇特的部队，这支部队据陈汤传记述构成重木城防御工事并且其士兵用圆形的盾牌构成鱼鳞状的防御阵法、尤其令汉军惊诧的是防御势态如此明显的这支军队居然不是真正地进行防守而是保持着这种阵势呼啸着向汉军发起攻击行动，汉军强大的骑兵与弓弩后轻易地击溃了这支阵势奇特的军队，随后汉军收编了这支军队并将他们带到中国的祁连山下进行安置。一直到了20世纪40年代英国的一位名叫德效谦的汉学家为了解开公元前53年罗马执政官克拉苏东征安息受挫时那支因此而消失的6000名罗马军团士兵的谜团而撰写了《古代中国之骊罢城》一方，在该文中他断定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骊罢县人即是那支消失了的罗马军团的后裔并且推断这支消失了的罗马军团向东流窜到了中亚并与西汉军队发生过交锋后在西汉的疆域内定居下来，而中国的学者们则通过研究意外地发现西汉王朝的陈汤在西征郅国时所遭遇的那支奇特的部队其作战阵势竟然与罗马军团惊人的相似。于是公元前53年那支消失了的罗马军团此后的行距得到了还原，这支军团在克拉苏阵亡之后向东突围一直到了中亚并以雇佣军的形式被当时的郅国所收编，而在公元前36年尽管这支军队已并非完全地保留着17年前的那种装备与人员编制但是其士兵的基本构成与作战的阵法却得以保留下来，直到这一年被汉军所打败并收编后带回西汉的祁连山下安置在一个根据罗马帝国在中国人的词汇中中叫做骊罢的说法而称作为骊罢县的地方。

罗马军团中最为士兵们感到恐惧的是什一抽杀法，这种法令规定，如果某个连队因为极大的压力而出现集体离岗逃跑的情形，其的属的军官会拒绝处死所有的人，但是却会命人详细统计逃跑的人数及其名单，然后以抽签的形式人这些被统计者之中抽出十分之一左右的名单，而这十分之一被选中的人就不幸地要代表所有被统计的人接受惩处。行刑的军官首先用木棒象征性地敲击受罚者，然后士兵们则一涌而上将受罚者乱棍打死。其余未被抽中的逃跑者们也不能因此而产生侥幸心态，因而等待他们的将是难以忍受的屈辱，这一部分人会被关禁闭，只能食用与牲畜同样的大麦即麦麸而非配给士兵们的小麦，并且这一部分人会被要求驻扎在营区之外没有防守的地方，他们还要受到随时可能出现的敌军的袭击威胁，所有这一切都会给当事者在整个队伍面前造成极大的羞辱感。一部分现代学者们争论说什一抽杀法其实极少施行因而并不是罗马军团用以实施惩罚的常态。这种说法是相当然的和仅限于表面的，因为什一抽杀法最主要的效果在于使每一个士兵都切身感受到如果他们集体逃跑会遭遇什么样的下场，尽管实际上因为士兵集体逃跑而实行的什一抽杀极为少见，可是这却并不代表它不存在或者不经常发挥作用，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军法中有这种令人恐惧的惩罚方法的存在，所以才对士兵们每一次的作战活动都产生了警惕作用。由于罗马军法中有对撤离岗位的严厉惩处，所以实际上能够给什一抽杀法提供实施对象的情形也极少，因为前者已经对防止士兵的逃跑发挥了屏障作用。

罗马人对于士兵们奖赏的目的与惩罚刚好相反，后者意在使士兵们产生和回避屈辱感而前者则意在使士兵们产生和向往荣誉感。罗马军团中惯常的做法是，对于每一次作战中表现勇敢的任何士兵，指挥官都会首先集合部队然而在众人面前将那些表现勇敢者叫出列。指挥官会当着全军的面表扬这些勇敢士兵们在战场上的英勇行为，然后依据军法规定对其中表现杰出者颁发奖赏。对于在常规的小规模遭遇战中表现勇敢的士兵，奖赏的方法是：杀伤一名敌军奖励一支枪矛；如果杀死并且掠夺一个敌军步兵就会得到一个杯子，倘若对方是骑兵则会奖励马匹的装饰品。这些奖赏看起来其实际人含金量并不令人激动并且奖赏的对象所表现出来的英勇行为通常是其自愿而非必须的，然而这就像当着全体学生的面将一块染着红色颜料的三角布块颁发给表现优异的学生那样，其给当事者所带来的荣耀感是立竿见影的。罗马人奖赏的真正对象是在正式的作战中因为坚守岗位而取得优异战绩的人，在进攻敌人的城池时，第一个登上敌军城墙的人被会授予一顶金冠，然而由于攻城这种情形并非某一人之力而是一线攻城部队协同作战的效果，因而保护攀登城墙的士兵免于死亡的人也会被奖赏，而因此其性命被挽救的金冠获取者也必须将其金冠呈现给保护他的人，假如他不愿意这样做或是分不清楚谁保护了他，而他所属的营长就会按照调查的结果强迫他这样做。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救了另一个士兵的命，后者就会终生视前者为再生父母而对其敬重有加，这种惯例也会影响到士兵们的家属及邻里。不仅在军中，而且在家乡，那些受到军官们奖励的士兵们也会受到家乡人的尊崇，他们会在当地的宗教活动上享有优先权并且荣及乡里。

秦国军制定军功为二十等，从低到高依次为：1级，公士；2级，上造；3级，簪袅；4级，不更；5级，大夫 ；6级，官大夫；7级，公大夫；8级，公乘；9级，五大夫；10级，左庶长；11级，右庶长；12级，左更；13级，中更；14级，右更；15级，少上造；16级，大上造 ；17级，驷车；18级，大庶长；19级，关内侯；20级，列侯 。在这二十个爵位中，1到4级相当于士；5到9级相当于大夫；10到18级相当于卿；19级和20级相当于诸侯。军功爵位的获取办法是，兵士斩杀敌人一颗首级获取一级爵位、田一顷、宅九亩、服劳役的庶子一名。

商君书•画策第十八中说士兵们不是为了空洞的义理而战，而是为了他们切身的荣誉与现实性的物质刺激条件而战；军队强悍的战斗力也并非是出自于统帅的精明训练，而源自于他们的无路可退与奋勇直前的大无畏精神。基于士兵们自身作战潜能的主动发挥，利剑与长矛只是在技术上增强了他们的攻击能力，他们的勇敢和主动攻击精神使得盾牌和盔甲都变成多余的东西了。近距离的厮杀和搏斗是士兵们最为习惯的作战方式，因为这样他们才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割取敌军的首级并凭借此来换取军功。战争的过程，也不是逻辑上的谋略与阵法之间的施加与反应，而是赤裸裸的杀戮将六国的谋略与阵法碾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