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大正居然就是被个押解战士用石头砸死的。

“大清洗”——锄奸运动

1939年春天，国共关系急剧恶化，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都成立了锄奸部，发起了一个旨在清洗汉奸特务的锄奸运动。冀中军区锄奸部怀疑军区内部有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供给部是它的大本营，技研社则是它的活动中心，熊大缜无疑是首要分子。他们广撒罗网，抓捕了熊大缜等技研社全部技术员。接着又把供给部、炸药厂、印刷所、卫生部、医院、电台、银行、学校、报社、商店、教会等机关中平津来的所有知识分子全部抓了起来。其中还包括刘云、陈影、黄秀等女大学生，总共一百多人，搞成了一起轰动天下的大特务汉奸案。张珍是“引狼入室”的罪魁，当然也在劫难逃。受审次数最多。受刑最残酷的当然还是熊大缜。
“罪证”

解放后，在北京市安全局档案室所存熊档案材料有三十二卷，仅口供就有八十一页。他的主要罪名是国民党CC特务，主要罪证则是一封密信。密信是1938年8月通过平津保交通站顺子牙河从天津给供给部送来的一批“肥皂”（TNT）里夹带的。内容是：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见了，你们需要的东西，已送了几批。急需的物资，最好在秋收之前，由河运较方便。信尾署名是：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就因这个署名，被锄奸部坚持认为是国民党在天津的特务机关。白纸黑字，铁字如山。而后来的调查证明，事实上它却是一个国共合作的统战组织。当时的天津地下党负责人姚客广（即姚依林，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朱其文（解放后曾任中国驻越大使）等都为此作过专门证明。

冀中抓捕关押了这么多知识分子，严重影响了这里的抗日斗争，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派彭真和许建国等人前去复审，复审最后的结论是：逼供不足为凭，锄奸扩大化应予纠正。结果是除熊大缜作为首犯尚需进一步审查之外，其余人员全部无罪释放。然而更为悲惨的还在后面
1939年夏秋之交，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起了更为疯狂的大扫荡。7月下旬的一天，在军区机关的转移途中，锄奸部一名叫史建勋的战士负责押解犯人，半路上因与熊大缜发生口角，一怒之下，竟擅自决定要将熊大缜处死。面对死亡，面对这天大的奇冤和屈辱，年仅二十六岁的熊大缜都想到了些什么，我们已经无从推测，但当史举枪向他射击时，他却像在运动场上一样叫“暂停”了。作为供给部部长，作为技研社和兵工厂的创业人，他深知每一颗子弹的来之不易，不，他不能死在自己亲手制作出来的枪弹之下。他诚恳地建议省下一粒子弹去打日本鬼子，自己则宁愿被石头砸死。
于是，史建勋放下步枪，真的找到了一块大石头……一颗本来可以跟他的同学们、跟两弹一星的功臣们一同站在领奖台上接受勋章、鲜花、掌声和国人永远景仰的巨星，就这样倏地一下子过早地陨落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悲剧还没有最后谢幕。到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为了批判吕正操将军，又旧案重提，到处串联，大搞株连，批斗、抓捕、关押了包括叶企孙等在内的当年的所有涉案人员。叶先生以古稀之年而蒙牢狱之灾，已做了青海省检察院检察长的李猛等人竟至于受迫害致死。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全国大部分的冤假错案都先后得到了纠正，而身在皇城根前已含冤而死的叶企孙先生却迟迟得不到平反昭雪。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症结就是牵涉到熊大缜案。熊案里记得明明白白，是叶企孙介绍熊大缜参加了CC特务组织。叶先生为人一生只钻研学术，从来不过问政治，未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一个根本不是CC的人，怎么可能介绍另一个参加内部组织系统极其严密的特务组织呢？
熊大缜之死似乎更成了覆盆之冤，一因年代久远，而又遭到了一些身居高位者的重重阻挠。但熊大缜的亲人、师友、同学、海内外许多清华人却一直耿耿块垒填膺，尤其是钱伟长先生，更为之多次吁请，吕正操将军以八旬高龄，犹且念念不忘，撰文致信中共河北省委，说明当时情况，提出要求要为熊大缜平反昭雪。直到1986年10月，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取证的大量事实，终于作出了《关于熊大缜特务问题的平反决定》。此时距熊大缜被害已近半个世纪，“文化大革命”结束也已整整十年。

中共河北省委对熊大缜的平反决定是1986年8月20日作出的，然而直接受此冤案牵累的熊大缜亲友并没有及时获得这个决定，其后还被告知不要在公众中扩散。如在熊大缜领导下任处长的祝懿德，直到11月才见到这个决定。原因是当年参加处死熊大缜的一名锄奸队员已升为河北省委的重要领导，他就坚决反对这个决定。幸亏不久后他死了。这个干部，他临死前还坚持认为处死熊大缜是无可非议的革命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