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还有这么一出：周恩来为何饶过害死贺龙的凶手

事实清楚后，杨贵非常气愤，向华国锋建议：“应该以诬陷罪给李仲公判刑！”华国锋将杨贵的意见转达给周总理。周总理轻轻嘘了一口气说：“算了吧，李仲公已经80多岁了，不要说给他判刑，就是把结论告诉他，也会吓死他的。”
周恩来为何饶过害死贺龙的凶手
贺龙元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1969年6月9日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迫害致死。197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为贺龙冤案平反昭雪，但在平反前还有一个重要疑点没有查清，即1968年3月李仲公上交的1927年贺龙写给蒋介石“求降信”的真伪。
李仲公是何许人？李仲公，1898年生，贵州贵阳人。早年肄业于北京法政专门学堂，1913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研究系，1916年与李大钊等人发起创办《晨钟报》（后改名《晨报》），1924年在上海加入国民党，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务，是国民党要员中有名的诗人、书法家。解放后任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宣传部长。1950年7月21日第42次政务会议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1956年2月8日第24次国务院全体会议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78年5月26日被撤销参事职务。1978年6月死于北京。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考虑要重新调查李仲公检举贺龙“求降信”的真伪。周恩来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给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杨贵、施义之和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曼恬。
1974年9月23日，周恩来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找杨贵、施义之和王曼恬谈话。华国锋取出两封信对他们说：“这是国务院参事室李仲公上交的1927年贺龙写给蒋介石的‘求降信’，请你们很好地研究一下，找有关单位做出技术鉴定，鉴别信的真伪，作出结论，并报周总理。”
“求降信”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大革命时期，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独立15师师长。蒋介石认为贺龙仗打得很勇猛，是个难得的人才，在1927年以后几年间，曾先后派人游说贺龙，许以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省政府主席职务，还要在上海、南京为他建造别墅，外加一笔巨款，企图拉拢贺龙，为其所用。结果，蒋介石派去的说客不是被贺龙抓起来，就是被枪毙了。蒋介石为此伤透了脑筋，蒋曾哀叹：“贺家军难得，贺龙更难求。我还不曾花过这么大的代价！”
李仲公就是蒋介石派去游说贺龙的第一个说客。李当时的头衔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27年3月初，李仲公到武汉，执行蒋介石策动国民党将领反对武汉国民政府，与其一起反共的使命。李仲公不惜花费巨款宴请贺龙，邀他听堂会、打牌。贺龙从李仲公的出手就看出他是奉命来活动的。贺龙先是佯装有兴趣与蒋联络，并利用打牌的机会与李仲公套近乎，待李向贺龙透露蒋的真实意图后，贺龙遂将李仲公逮捕，甚至要把他枪毙。但蒋介石当时并没公开反共，考虑到各方关系，贺龙将李转押给国民革命军第8军总指挥唐生智，唐生智将李放掉了。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要给一批民主人士安排工作。李仲公跑到中南海找到相熟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以他是贵州人、熟悉家乡情况为由，要求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职务。周恩来对李明确表示，你有想法可以提出来，但中央要统筹考虑的。在得不到周总理肯定答复后，李仲公耍起赖来，纠缠不休。此时，周恩来忽然想起，他听贺龙说起过李仲公。于是，打电话将贺龙叫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贺龙一进门，周恩来便指着李仲公说：“贺胡子，你认识他吗？”贺龙听说此人正在跑官，一见李仲公已明白了七八分，当即接口说：“认识么，老朋友了。”贺龙看周总理一眼又说：“李先生，那年在武汉，我送你到唐生智那里，后来你怎么就走了呢？”李仲公心中有鬼，害怕贺龙抖出他的老底，敷衍几句后，马上起身告辞。后来，李仲公只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他认为是贺龙从中作梗，从此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号召揭发贺龙，李仲公为发泄不满，便采取报复行动，诬陷贺龙。之后，就有了李仲公上交所谓贺龙的“求降信”。
杨贵从华国锋手中接过信件，与施义之、王曼恬仔细查看后发现，信用的是印有红色边框和竖线的纸张，毛笔书写，落款的年代距今已40多年，纸张已经发黄，字迹也已变暗，从表面上看，时间确已久远。杨贵认为，如果从辨别字迹来确认信的真伪，难度很大，因为人的字体会随时间的流逝发生改变。再有，万一是别人代写的呢？不如将辨认字迹和所用信件的纸张、墨汁同步进行鉴定。施义之和王曼恬同意杨贵的意见。
几天后，化验的结果出来了，信件所用的纸张是建国后生产的，与40年以前造纸用的纸张完全不同。书写用的墨汁也是解放后生产的，里面含有建国后才能生产的成分。由此可以确认，李仲公上交的贺龙“求降信”确系建国后伪造的。
周恩来听说鉴定结果后，肯定杨贵等及时查清了李仲公诬陷贺龙案，从而为贺龙元帅平反清除了最后障碍。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1974]25号文件，正式为蒙冤去世的贺龙元帅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事实清楚后，杨贵非常气愤，向华国锋建议：“应该以诬陷罪给李仲公判刑！”华国锋将杨贵的意见转达给周总理。周总理轻轻嘘了一口气说：“算了吧，李仲公已经80多岁了，不要说给他判刑，就是把结论告诉他，也会吓死他的。”
1975年6月9日，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周恩来不顾病痛和医生的再三劝阻，前往参加。在安放仪式上，周恩来深深向贺龙遗像鞠躬7次。周总理握着贺龙夫人薛明的手难过地说：“我对不起贺龙同志，对不起你们！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说完，热泪长流。薛明安慰总理要保重身体。周总理哽咽着说：“我的时间也不多了。”在场的人都落下了泪。人们很清楚，此时的周总理已到前列腺癌晚期。
1978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李仲公审查小组作出的《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李仲公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元帅，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待，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但考虑李已年近九旬、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80元生活费，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
粉碎“四人帮”后，有一次杨贵去国务院开会，会间休息时，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告诉杨贵：“你知道调查诬陷贺龙的案子，周总理为什么选定你们三人吗？贺龙的案子是周总理批给华国锋和我承办的。你们三人是周总理提的名。当时周总理也怀疑李仲公上交的信件是诬陷，但又必须查清楚，不然，江青他们会揪住不放。安排谁去，周总理是经过精心考虑的。施义之是部队的，又是公安部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王曼恬是江青的红人，有什么情况会给江青透气，江青也就不再找麻烦了。你呢，办事认真，周总理是依靠你的。案子处理得很快，很顺利，总理很满意。”纪登奎最后感慨地说：“我们都应该学习周总理的领导艺术。他考虑问题细致周到、深谋远虑。”徐世强

李仲公之女李幼华谈"李仲公诬陷贺龙"事件始末

《文史天地》 2009年第11期

我是李仲公的女儿。现旅居德国，为德籍华人。李仲公与贺龙过去历史舞台上的一段小插曲，而今却变成了一个大话题。现在，中国大陆境内的许多报刊杂志及网页上，均可以看到“贺龙受害始末”、“李仲公为什么诬陷贺龙”之类的文字。近年来，我清理父亲留下的笔记、文稿之类的遗物，加上我对这一事件的亲闻亲见，并走访了一些健在的当事人，有必要站出来说一说这件事情，作为一面之辞公诸于众，供历史研究者参考。

一
父亲李仲公是贵州贵阳人，十八岁考入北京法政学堂。1913年底受汤化龙、孙洪伊进步党资助，与李大钊等人东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回国后担任教育部编审员、众议院首席秘书，与李大钊等人共同创办《晨钟报》。1918年应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之邀回黔，任黔军总司令部参赞和贵州政治会议委员，参加过护国、护法诸运动。1922年。父亲再次东渡日本继续完成早稻田大学学业。此时。父亲胞弟、我的五叔李侠公正留学日本明治大学，父亲与黔籍学生周逸群(日本庆应大学学生)、毛景周(日本士官学校学生)等人结识。1924年2月回国参加国民革命，东征时担任东江绥靖委员会秘书长。与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周恩来共事交往。

1926年7月，父亲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身份随蒋介石出师北伐进驻长沙之际，贺龙由湘西遣派毛景周到长沙面见父亲，请求收编，给予名义和款械，随从北伐。”此时，父亲负责分化吴佩孚系袁祖铭部黔军工作，贺龙时为袁祖铭委任的旅长。在父亲的眼里，贺龙还是一位由“土匪”起家分投于川黔地方军阀的“土军阀”。为了分化袁祖铭势力，扩大国民革命军阵营，加上有同乡好友毛景周的“疏通”，父亲遂向蒋介石进言委任贺龙为国民革命军师长，并向所部拨发补给和枪弹，毛景周因此担任了贺龙师教导团团长。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打下武汉后，贺龙在武汉以感激的心情亲自拜见了父亲。

1927年3月，国民党宁汉之争正烈，父亲的态度是既不赞同蒋介石绝俄反共，又不赞同邓演达、唐生智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倒蒋，企图维护北伐团结统一局面。当时，蒋介石深知父亲的思想，遂令父亲率领秘书处随中央党部迁汉，也好为他作一些“缓冲”工作，但有关反共的右派活动均交由秘书处机要科长陈立夫专管，不使父亲与闻。而父亲此时的身份是总司令部秘书处长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党部)书记长，汉方均认为他是蒋介石的“亲信”。这时，贺龙的部队驻扎在九江、汉口之间的武穴，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动反蒋独裁，准备出兵讨蒋之际，贺龙因受到唐生智“你帮我们打蒋还是帮蒋打我们”的威胁，就用“计捕李仲公”来取信于武汉政府，保全他的部队。3月13日，父亲在汉口泰(或“秦”字)晏里川军驻汉办事处邀约朋友吃饭，也邀约了贺龙和他的秘书长、父亲的贵阳同乡严仁珊。贺龙借此向唐生智密报说李仲公在川军驻汉办事处召集西南在汉师、旅长和川黔军代表开秘密会议，策动刘湘领衔反对武汉中央，并由川黔出兵讨伐武汉等情形。唐生智将此情况上报武汉国民党中央，由谭延闽召集中央“临时会议”，同邓演达、徐谦等人商讨办法。由于徐谦力主拘捕，决议将父亲“暂予扣留”。交唐生智执行，唐便将此任务交贺办理。3月15日夜晚，贺龙邀约父亲到他的办事处“宵夜”，遂将父亲押交唐生智总指挥部柯留，直到4月17日始由邓演达保释出来，邓将原委告诉了父亲。

1929年(或1930年)春夏间的一天，已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父亲在南京交通部接待了一名持有贺龙信件的“密使”，父亲看完来信后，将信留了下来，来人要求回信而受到父亲的拒绝。随后，贺龙又两次派人送信而要求回复，均遭到父亲的拒绝，将来信扣留下来，没有转报蒋介石。后来父亲在国民政府内历任招商局总办、安徽省教育厅长、贵州临时行政特派员、内政部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发起，从事反蒋爱国民主活动。

国共和谈破裂，父亲仅担任国民党立法委员而拒绝国民党当局南逃之命，由南京秘密潜回苏州隐藏起来。1949年6月，父亲在苏州接到郭沫若北平来信：“仲公兄：赐信奉悉，已将原函转致恩来。待有好音，再行奉报。专复，顺颂暑安。弟郭沫若顿首。六、二十”。7月，父亲与卢郁文等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联名发表了起义宣言，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脱离国民党政权。8月父亲自苏州赴北平，周恩来拟安排父亲待西南解放后去西南工作。1950年7月周总理安排父亲担任政务院参事，而安排已任政务院参事的五叔李侠公回西南担任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民政厅长。父亲在北京，分别应周总理和郭沫若之邀，两次与贺龙在饭桌上相见，见面握握手，礼节性的打招呼而已，没有直接交谈过。后来贺龙托人送过一件獭皮大衣给父亲，他一直穿到去世。他曾几次和我说：“这是贺龙送给我的。”

二
在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参事室，父亲担任过西南区组召集人、学习组长，兼任国务院法规编审委员会委员，参加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讨论起草工作。1957年，父亲作为中共“反右”斗争的“马前卒”，常参加高级国务会议。1959年7月，父亲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动员参事们积极撰写文史资料。此时，有一位叫李奇中的参事经常来我家与父亲交谈，后来才知道他俩合写了一篇《袁祖铭被杀内幕》的文史资料。也许是父亲在与李奇中关于袁祖铭所部的交谈中，无意识地把他与贺龙的关系及贺龙信的事情吐露出来了。

根据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的《贺龙传》记载，1967年1月20日，贺龙和夫人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9月被正式立案审查了。北京城内到处都有“打倒走资派贺龙”等大字报。1968年3月，参事室多次举行座谈会，号召参事们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 ”，贺龙的历史问题被重点提了出来。从1968年2月29日起，中央专案组就派人到我家中向父亲了解贺龙历史上的问题。专案组每次都是两人一道来的，穿军装者为多。根据父亲留下的参事室《调查证明材料介绍信》，来人有由学柱、周栓增、李德儒、刘士兰、朱延忠等等。专案组开始对父亲很客气，有礼貌，要求父亲配合，后来的一批人对父亲说话就不客气了，威逼父亲交代贺龙历史上的“叛变”问题，并追逼贺龙的信。父亲一直都说“原件已被爱人吴澄华在苏州烧掉了”，只能告诉大概内容。父亲与专案组调查人员的谈话是在我家客厅，有时从上午一直磨到下午，许多时候保持沉默，无话可说，相视而坐。我的姐姐李绍华到中午还给他们煮过面条吃，搞得家无宁日，这样僵持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有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吃饭，进门后我看见一根擀面杖不知为何斜立在走廊墙边，专案组的人和父亲在客厅里谈话。当时 我因为听见有客人在，马上意识到他们又来了，就没再去想。专案组的人起身“告辞”，我和母亲走在他们的后面送到门口，回过头来我看到走廊墙边立着的擀面杖已不见了。我将此细节告诉母亲吴澄华，全家都很紧张，认为专案组要对我们家下“死手”了。同时，一位调查人员与父亲对坐，另一位就到我家中每个房间查看，我母亲只得跟在他身后满屋子乱转。他们并对父亲说“再不交出来，我们是有权力抄家的”，父亲一直不清楚信到底还在不在，本来就没想理睬这件事，所以也没有去找。这时，我们也不得不找了，否则抄家找到就很被动了。于是我母亲、姐姐和我三人翻箱倒柜，把家中的各个角落都认真地翻了一遍，在父亲的一堆旧文件书报中，终于翻出了署名“贺云卿”的两封信，全家都呆了。

贺龙的两封信找出来后，我们叫父亲马上交出去，父亲说：“你们不懂政治，再说交出去别人会认为我是在落井下石报复贺龙，让我再想一想办法。 ”假如父亲当时将找出来的信一把火烧掉，也不会出现最终“身败名裂”的结局了。我父母经过几天的思量，决定交由周总理来处理是最好的选择了，也认为总理是很了解父亲的为人和贺龙的历史的。为防后患，母亲叫我姐和姐夫王树珍找来照相机把信拍照下来，因不懂照相技术，冲洗出来完全看不清楚，放在家中的书桌上好几年。如何才能将贺龙的两封信送到总理的手中呢?父母想到了可以信任的参事室工作人员秦萍和张云，认为他们一定有办法万元一失地将信送到总理的手中。 1968年3月29日，父亲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由参事室送出。贺龙的两封信原件，最后由张云、秦萍与周总理的联络员郑凯取得联系后送出去的。后来，这两封信被中央专案组认定为贺龙叛投国民党的重要物证。

贺龙写给李仲公的这两封信的内容，根据父亲留存下来的抄录件是这样的：“(一)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此被严仁珊等之欺骗，既予兄之难堪，复陷龙于绝境，至终无以自解，至今每一思及恨痛交并，故去、今屡拟托熊贤卿、贺贵严诸兄代向中央解释，藉明心迹，终以山河阻隔，音问无由，恂恨事也。近阅报章，始知冯逆叛状益彰，全国声讨，弟亦为党员一分子能不愤慨?甚愿率所部万余健儿就近直捣逆巢，灭此朝食，以报党国而慰主座，伏乞我兄代呈主座为荷，馀不一一，诸希亮察，如能帮忙，即请设法示复，以便正式派人晋京面候教益矣。手此。敬叩勋安。弟贺云卿亲笔上，五、十六。(二)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函计达，十六年秋间之事，完全为奸人利用结果。虽促成宁汉统一，而弟一人之牺牲，其痛苦不可言状。始知今日之政治须多受教训方能渐得其中之奥妙矣，弟本武夫且生性忠实，何能快慰，应付当今千变万化之时局耶?不能为天下人谅者理应然也。爱我如兄将何以教我?前言皆系至诚，务求敬代陈主席，请求一切为盼。临颖神驰，不禁依依，此叩大安。弟贺云卿亲笔上，五月二十六日。”根据父亲留下的致周总理信的底稿。内容是：“久未谒见，时在念中。兹有一事，我手中有贺龙在1929 年由湘西派人到南京要求我代帮助向蒋投诚的两封亲笔信，是这个大叛徒叛党的铁证。如由信内送上。虑交不到落入别人之手。拟请于万机之时召见片时，当面奉呈，并补陈有关情况，亲聆教导。特此函达之予核裁。敬祝健康，并致革命的最后敬礼!1968年3月29日。”

信送出去几天后，周总理办公室来了一个人到我家中，很客气地说：“感谢仲老对革命的支持，仲老的信总理已收到，总理让我们转告希望仲老注意保重身体!”根据来人的语气，不像是专案组的那帮人，一定是总理派来的人。父亲知道总理收到贺龙的亲笔信后，相信总理一定会妥善处理的，一颗悬着的心也就落了下来，清静了一段时间。

中央专案组如何知道李仲公手里的亲笔信的呢?父亲一直没有弄明白。最近，我由德国第一次赴贵州给父亲扫墓，并转道北京看望了秦萍等老人。闲谈中，秦萍老人心直口快，向我讲述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并说知道贺龙写给李仲公亲笔信的只有李侠公和李奇中两人，她的猜测有可能是参事室参事李奇中说出去的，李仲公因此“脱不了手”。

三
在中共中央为贺龙平反的过程之中，中央统战部多次把父亲叫到统战部落实贺龙写给他的信件问题。父亲回到家中很气愤地说：“童小鹏要我承认那两封信是假的。”父亲当即作否认，坚持贺龙的“亲笔信”是真的。并对童小鹏说：“你说信是假的，难道是我李仲公造的不成?”童小鹏说：“不是说你造的，如果是有人假借贺龙的名义写的，你也不知道。”现在想来，是不是提示李仲公肯，定是“别人假冒贺龙的名义写的”，给李仲公一个台阶下，可恨李仲公又臭又硬罢了。

周总理逝世后，父亲知道没有人保护他了，已预感到不知那一天会受到处理。1978年5月12日，父亲生病住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至6 月20日去世，住院四十天。父亲住院期间，参事室派人到医院向医生了解父亲的病情，问“有救没有?”医生说他“年纪大了，危险!”这些对话都是我们在医院的走廊上听到的。还交代我们“如果李仲公不行了，无论白天晚上，无论几点钟，一定马上通知参事室”。之后的一天，参事室通知李仲公的亲属在家等候领导上宣读重要文件。要求直系亲属不得缺席。当天，我母亲、姐姐和我在家中等候指示，参事室副主任白光涛和一位工作人员到我家中宣读了《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决定说：“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的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是李仲公伙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代。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但考虑李已年近九十，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生活费八十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对父亲的处理决定，我们见父亲病重没有告诉他。因此，父亲到死都不知道他的“罪状”。20日早上6点30分父亲去世，9点参事室召开会议向参事们传达对李仲公的处理决定。父亲逝世时享年92岁，其骨灰最后由我的母亲送回贵阳老家安葬了。

父亲当年交送周总理的两封贺龙信，在当时要为贺龙彻底平反的政治环境中所作的“鉴定”是值得怀疑的，“原件”还在吗?也许将是一桩历史“悬案”了。我的父亲(一个十足的书呆子)连半导体收音机都不会开用的人，文革开始，亦没有和任何人有什么交往。年过八旬他如何能够伪造出两封信?他与贺龙的这点交往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恐怕算不上什么大事。现在看来，贺龙当年秘密致信李仲公，是在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中所采用的一种斗争策略，以减轻国民党的军事清剿压力，谋求革命队伍发展空间，不能就说他有“叛投”国民党反动派之意，也不影响他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没想到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他政治上的致命“软肋”，“叛投国民党”的所谓“铁证”。

父亲从政多年，看见并经历过许多政治斗争，只有政见上的分岐，不存在个人恩怨，诸如他对待蒋介石先生的态度。父亲作为蒋介石北伐时的文胆谋士，最终因政见不合而分离，但人格上是敬重的；作为中共政权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诚心诚意膺服中共的领导，在中共“反右”斗争中充当了“马前卒”，在中共的内部斗争中成了“牺牲品”，他与贺龙的结果都是以悲剧而告终，值得后人深思和借鉴。

今天，看到我的祖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政治民主，民富国强，我们这些海外中华儿女由衷地感到自豪，都不愿去回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但历史是值得人们借鉴的，理智地尊重史实，才能有效地对后人起到借鉴和教化作用。我们不能忘记先贤“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箴言啊!

贺龙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陷害，其中一条十分重要的罪名是说他曾“通蒋”，向蒋“说情”“乞降”。而进行如此恶毒陷害的关键人物，是国务院参事室原参事李仲公。那么，李仲公为什么要陷害贺龙呢？

作为蒋介石亲信，李仲公差点被贺龙所杀

李仲公，曾是一个十分反动的人，后投机革命。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处长，成为蒋介石的亲信。1927年，宁汉分裂。蒋介石、汪精卫两人都在积极做争取对方手下军队的工作。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李仲公为蒋介石出了不少主意，他重点拉拥护汪精卫的军队，意图使这些军队反戈一击，站到蒋介石一边来。在1927年初到重庆策动刘湘拥蒋反共之后，李仲公又来到汉口，准备策动驻扎在汉口的一些将领拥蒋，反对仍打着拥共招牌的武汉国民政府。当时，贺龙的部队归属于唐生智指挥，而唐生智拥护汪精卫。汪精卫仍然打着革命的旗号，仍然表示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联合共产党，因此，许多共产党员也都聚集到武汉，打算继续与汪精卫合作。贺龙是坚决拥护革命的，真心诚意要率领军队为革命出力，而总指挥唐生智当时也支持汪精卫。可是，李仲公却打算争取贺龙站到蒋介石一边。李仲公不认识贺龙，于是他就找过去的老相识——贺龙手下第十五师司令部秘书长严仁珊，求严引见贺龙，却并不说明要见贺龙的目的。严仁珊答应找机会引见，李仲公就在严家住了下来。

贺龙一贯与部下关系好，经常与部下交往，也经常到部下家中走动。他不光是到师长家里去走动，也到更下一级军官家里走动。对此，严仁珊是了解的，他要李仲公住在自己家里耐心等待。果然，有一天，贺龙来到严仁珊家中，严仁珊乘机对他说：“蒋介石的秘书长李仲公要来见你。”其实李仲公当时只是蒋的秘书处的处长，还不是秘书长，严仁珊也搞不清楚，就这样介绍了。

贺龙一听是蒋介石的秘书长要见自己，立即提高了警惕，问：“他来找我干什么?”

严仁珊说：“他没说有什么事，只说要见你。”

贺龙想，蒋介石手下的人要见自己，肯定有事。他本不愿意见面，但考虑到，需要摸一摸李仲公到底想干什么，也好了解蒋介石的意图。再说，李仲公现在就在严家，近在咫尺，不好推辞，便答应同李仲公见面。

贺龙第一次见到李仲公，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当年李仲公30多岁，一脸奸笑，虚伪得很，同时，又自恃是蒋介石身边的人，表现出一副春风得意的派头。

贺龙只说了几句寒喧的话，便不再多说话了。李仲公见贺龙不愿意说话，也只说了几句客套话，就告辞了。

李仲公处心积虑要拉贺龙。第二天，他请在武汉的川、黔将领吃饭，预先便托严仁珊给贺龙传话，请贺龙务必出席。第二天，贺龙出席了这次宴请。出席宴会的多是川、黔将领，连各军、师都派代表出席了。宴席也很丰盛，还请汉口名伶清唱。贺龙一见这种挥霍的举动，就知道李仲公是有任务的。当即把情况报告唐生智。唐生智心中清楚，李仲公此行是蒋介石派来拉军队的，他立即指示贺龙寻机将李仲公抓住。

贺龙得此指示，通过严仁珊告诉李仲公，就说自己晚上到严家陪他打牌。当晚，李仲公与贺龙相邀在严仁珊家中打牌。陪同打牌的还有同样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为蒋介石游说杨森的杨殷之。4人正在打牌之际，唐生智派人秘密通知贺龙，要趁此机会，逮捕李仲公。

贺龙得此命令，立即下令手下卫士，将李仲公当场逮捕，并将杨殷之同时逮捕。贺龙逮捕李仲公、杨殷之二人后，唐生智马上报告给汪精卫。汪精卫听说二人是蒋介石派到武汉瓦解自己手下仅有的武装的，顿时大怒。唐生智、汪精卫当天就决定：枪毙李仲公、杨殷之。但在讨论决定时，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出面为李仲公说话，原因是邓演达与李仲公有旧交。邓演达还以自身担保李仲公。邓演达在国民党中是比较有影响的，汪精卫、唐生智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支持自己，不能不给邓演达面子，结果放了李仲公，只杀了杨殷之。

因为这件事，李仲公与贺龙结了仇。李仲公是个心胸狭窄的人，他在心中十分忌恨负责抓他的贺龙。但不久后，贺龙领导南昌起义，后来又南下广州。起义失败后，贺龙又回到家乡组织革命武装力量，后来又参加长征。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贺龙始终在革命队伍里担任领导职务。身处国民党阵营的李仲公，只能在心中忌恨贺龙。

一晃时间过去了20多年。1949年，李仲公见蒋介石大势已去，脱离国民党阵营，开始与共产党合作。共产党执行最广泛地争取和团结大多数的方针，对于过去做了坏事，但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人，既往不咎，还给予一定安排。在这样的背景下，李仲公被安排在国务院参事室任参事。

新中国成立后，贺龙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是解放军高级将领。李仲公的地位与贺龙无法相比，也与贺龙没有任何工作接触。虽然他心中一直记着贺龙差点杀掉自己这件事，仍然对贺龙十分仇恨，但他想报复贺龙，也报复不了，只能把仇恨埋在心里。

旧怨未去，李仲公对贺龙添了新仇

谁也没有想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件正常的小事上，李仲公暗自对贺龙结下了新仇。这完全是李仲公多心所致！

事情是这样的：

1950年6月，中共中央筹组西南大区军政委员会，李仲公听说这件事后，不甘心自己担任的职务，十分想到西南军政委员会中任职，他对组织部门提出，自己对这一地区情况比较熟悉，希望能够让他到西南大区军政委员会中担任一定职务。由于李仲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表现积极，他的名字进入了初选名单。但是，军政委员会在当时是一个重要权力部门，组织上选择人进入这个机构是十分慎重的。因此，组织部门在确定初选名单后，又在包括民主人士在内的一定范围征求意见。没有想到，在多方面协商讨论进入军政委员会人员名单时，西南人士纷纷提出李仲公在重庆“三三一惨案”中的责任问题，于是，有关单位即着手对此进行调查。

调查的结果表明，李仲公在“三三一惨案”中确有责任。在此情况下，到底要不要李仲公进入军政委员会？情况报给周恩来。周恩来想到，贺龙曾在1927年逮捕过李仲公，贺龙会了解李仲公的一些历史情况，于是便写信向他询问情况。本来，此前贺龙对李仲公要求进入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一些人提出反对意见及组织上对他进行调查等情况，并不清楚。周恩来来信询问，贺龙才知道有人对李仲公进入军政委员会有不同意见。贺龙是个秉公办事的人。他于同年6月19日回函周恩来，信中说：

关于在武汉时期李仲公被捕的经过情形，我尚记得是1927年2月间(日期记不清楚了)，我在汉口严仁珊家中，经严的介绍，说他是蒋介石的秘书长，与其相识后，互相谈了几句客气话。第二天，李假刘湘的办事处（汉口日租界）请客，我亦前往，席间尚请有汉口名票清唱。我当时观察，李由南京来汉口后，这种挥霍的举动，就知道他是有任务来活动的。席散后，当晚又在严仁珊家中一起打牌。此时唐生智派其秘书长前来告谓我：李仲公是来汉口捣乱革命的，要我将他逮捕起来。打完牌之后，我即将李用汽车送至唐的总指挥部，经几日后，被邓演达将其保出，这就是逮捕李的经过情形。

贺龙此信，完全是按照历史事实而述，并且写得很简单，并没有任何个人评论，可见贺龙待人宽厚，与人为善。周恩来通过贺龙的信，大体了解了历史情况。为了更慎重些，周恩来还专门写信给聂荣臻，了解李仲公的情况。聂荣臻回信说：“李仲公问题详贺龙信为证。”

有聂荣臻的证明，事情就十分清楚了。最后，中央根据各方的意见，在中央拟任命西南大区军政委员的名单中划去了李仲公的名字。

没有进入西南军政委员会，李仲公认为是时任西南军政主要领导人贺龙不同意。后来他又听人说，是因为过去他到武汉帮助蒋介石拉军队的事才没有让他进入西南军政委员会，他便由此想到，是当时亲自抓他的贺龙向中央反映了历史情况。因此，李仲公更加怨恨贺龙。

1957年，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提出要扩大统一战线，要安排一些民主人士进政府担任职务。中央根据这一指示，决定扩大安排民主党派人士到政府各部门任职。当时身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李仲公再次不满意自己所任的职务，想要到政府中去担任实际领导职务。他直接找到周恩来，提出可否安排他到贵州任省长。中央对李仲公的这一要求十分重视，决定广泛征求意见。当征求已在中央工作的贺龙的意见时，贺龙提出：1950年因历史问题，都没有让李仲公进西南军政委员会，现在如果让他担任贵州省省长，更不合适，因为省长是地方政权的一把手，派什么样的人去任职，一定要慎重。中央同意贺龙的意见，没有让李仲公去担任贵州省省长。李仲公由此更深深地恨贺龙，伺机报复。

挟私报复，李仲公等到了陷害贺龙的机会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贺龙并没有被打倒。李仲公虽然想报复贺龙，也没敢发作。1967年，北京街头已经有不少给贺龙贴的大字报。李仲公见了，心中暗喜。但老奸巨猾的他觉得，这些大字报都是群众贴的，还不能代表中央精神，还要等等看。于是，他依然暗中做准备，没敢跳出来陷害贺龙。他明白，像贺龙这样的大人物，光靠群众说打倒，是不行的，必须中央说话才行。当1968年初江青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一次十万人大会上公开高喊出“打倒贺龙”的口号时，李仲公认为，江青说话了，这是代表中央精神的，陷害贺龙的时机成熟了。但是，当时李仲公已经患病，基本上不能走动，他想找造反派陷害贺龙，也走不出屋子。后来他转念一想，以他这样的身份，直接出面去陷害贺龙，不太合适，也让人不相信。他知道，江青等人鼓动造反派打倒贺龙，一定会找历史上与贺龙接触过的人了解情况，早晚会找到自己的，他等待着造反派找自己。

果然不久后，1968年2月中旬的一天，北京体育学院造反派组织成立的贺龙专案组(分支)的人员靳海东来到了李仲公家，向李仲公了解20世纪30年代贺龙的有关情况。当时，这些造反派组织并不了解许多当时贺龙的情况，只是想泛泛地了解一下贺龙在那个时期干了什么，想从中找出一点儿对打倒贺龙有利的“证据”。他们是在得知李仲公过去和贺龙有过矛盾后，才找到李仲公的。当时，李仲公身体并不好，但他不顾病体虚弱，滔滔不绝，从1927年汪精卫政府谈起，一直谈到20世纪30年代，对当时贺龙在武汉的情况的每个细节都谈得非常详细，以至于第一次竟没有谈完。靳海东后来回忆说：这次谈话给我的印象是：李仲公故意把事情谈得很详细，并留下许多我们要了解的问题活口，以便我们再去找他。

造反派们回去研究了一下，认为李仲公肯定还有话说，便于3天后，再一次派靳海东带几个人来到李仲公家，请他接着谈。此时，李仲公早已经打定主意，要使出最狠毒的招数陷害贺龙。于是，他谈着谈着，突然说：“在30年代，贺龙还曾给我写过信，想通过我向蒋介石说情、乞降，可惜信在我来北京时，被我爱人烧掉了。”

靳海东听后，大吃一惊，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回到北京体育学院后，立即向造反派头头刘长信汇报了这件事。刘长信听后竟高兴得跳了起来，说：“这个线索太重要了，必须紧紧抓住。你明天就去让他写个材料，不然老家伙一死就没证据了。”

第二天，靳海东又来到李仲公家，要求李仲公把信的情况写一个材料给他。李仲公立即答应。其实，李仲公早在靳海东走后就动手写了一个陷害贺龙的材料，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后来，靳海东回忆说：我们找李仲公时，他事先早就有所准备，准备了一张小纸条。他写时，还不时地看一下手中写得很小的纸头。1000多字的材料，很快就写好了，中间还有许多年月日和人名。

李仲公陷害贺龙的材料很快就通过红卫兵小报传了出来。江青知道后，立即批示贺龙专案组，要去北京体育学院了解情况。贺龙专案组得到江青批示后，立即派人到北京体育学院，看了李仲公写的陷害材料，还专门听了靳海东的汇报，最后，贺龙专案组的人告诉北京体育学院造反派头子，不要再去找李仲公了，继续调查的事就由贺龙专案组负责。他们临走前，带走了李仲公陷害贺龙的材料。

李仲公陷害贺龙的材料写得并不长，但却是十分恶毒的。现将这份写于1968年3月28日的材料摘录如下：

贺龙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前是一个由土匪起家，分投于四川、贵州地方军阀的山头主义的小军阀。我和他认识是在1926年7月，我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身份随同蒋介石从广州出师北伐进驻长沙的时候，他由湘西派了一个日本士官学生、曾在东京与我们相知的贵州人毛景园见我。打下武汉后，在1927年2月我到汉口，才开始和他见面的。但到是年3月，由于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发动反蒋独裁，准备出兵讨蒋，贺龙受到唐生智以反蒋还是拥蒋向他威胁。他为了取得汉方的信任而将我出卖并将我逮捕后，就和他断绝关系了。1928年的春夏之间(月日记不清了)，我在南京伪交通部。有一天忽然有他派的人持着他的信来见我(这是贺龙于参加南昌暴动之后又拖着他的队伍回到湘西老巢建立山头的时候)。我看了信，对于来人来见3次都予拒绝，要回信也置之不理。但信是留着的。可惜此信存在苏州住宅，在1949年8月我来北京之后，我的爱人为了防后患，把它取出烧掉了。但信里的要点我是记得清楚的。内容是：称我为次长，称蒋介石为总座。首先是说：1927年3月之事，完全是出于严仁珊的计陷，极力对我道歉，望加原谅。接着是力述参加南昌暴动是迫于当时的情势，实非本心，要求我代向蒋介石解释，仍愿当年追随北伐的宿衷，再予收编为国军，誓效忠于总座及国民政府，敬慈援助并候示复。末署贺龙呈上等语。

李仲公在材料最后写道：

以上就是我所知的关于贺龙这个头号大叛徒的一个铁证。我今天所以把这个材料揭发出来，绝不是出于修旧怨报私情的动机，而是完全出于捍卫、拥护伟大的毛主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的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片忠诚。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尖锐激烈斗争的运动中，也是我作为一个党外的革命干部所应有的一种战斗任务。因此，我就把它揭发出来以作批斗这个罪大恶极的大叛徒的一种材料。

为了说明解放后他与贺龙的关系，李仲公还特意做了如下一条补注：

在全国解放后18年的当中，除了在1949年8月我来北京之后的一两个月内，由于周总理和郭沫若同志约我聚餐和贺龙见了两面以外，始终就没有直接会见过。

伪造信件，李仲公陷害贺龙步步升级

贺龙专案组把这个材料拿给江青。江青看后，指示专案组要再到国务院参事室去找那里的军代表了解一下李的情况。贺龙专案组找到国务院参事室军管会的人，请他们看了李仲公写的材料。国务院参事室军管组看了材料，采取了慎重态度，对这份材料作了如下批注：“李仲公是党外人士，现任国务院参事，所谈情况仅供参考。”

江青手中拿到了李仲公写的这份材料，如获至宝，她立即和康生商量，要开一个会，把贺龙的案子定下来。会议是1968年5月16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的，康生、吴法宪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先是由负责调查的有关人员汇报情况，当汇报到李仲公说1928年贺龙曾给他两封信后来因搬家被烧掉时，康生立即说：那两封信为什么留下又烧了?那两封信一定更重要!

吴法宪立即接着说：“应给李仲公做工作，要他交出这两封信。要告诉他，如果将这两封信交出来，是有功的。”

这次会议决定继续对贺龙进行调查，调查的重点是找李仲公，让他交出贺龙的两封信。会后，贺龙专案组立即开会讨论，决定将工作重点放在要李仲公交出那两封信。他们决定派专人去找李仲公谈。6月下旬的一天，贺龙专案组的赵秀峰、刘士艺来到李仲公家，他们反复说明那两封信的重要性，要李仲公打消顾虑，交出那两封信。李仲公听后，一阵沉默。他自己心里清楚，自己的谎话说大了，哪里有什么两封信，原来就是自己为了陷害贺龙而编造的。但是，李仲公陷害贺龙的决心是下定了，谎话也要当真话说，而且，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没有那两封信，他决定自己伪造。他对专案组的人说，容我找一找。专案组的人走了以后，李仲公便动手伪造信件。伪造之后，他思来想去，最后决定等专案组的人找他时，再交出。

时间很快就到了1969年7月。这时党的九大已经开过，贺龙被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无论是江青、康生、专案组的人，还是李仲公，都认识到，贺龙已经失去了中央的信任，必倒无疑了。于是他们又积极行动起来，陷害贺龙。1969年7月，贺龙专案组第三次派人来找李仲公。来人专门做李仲公的工作说：九大已经召开了，原为政治局委员的贺龙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你还有什么顾虑呢?李仲公表示，自己没有顾虑了。他立即拿出自己伪造的两封信，交给来人。他为了圆自己的谎话，还煞有介事地对来人说，原来，是他老婆害怕，不让他交，他才谎说烧了。

李仲公伪造的所谓贺龙1929年给他的两封信中，第一封信写道：

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岁因严仁珊等之欺骗，既导兄之难堪，复陷弟于绝境，并终无以自解。至今每一思及，恨痛交并，故志今属擢，托熊贡卿、贺贵严诸兄代向中央疏解，借表心迹，经以山河阻隔音信等由，恂恨事也。近阅报章知冯逆叛状益彰，全国声讨。弟亦为党员一分子，能不愤慨。甚愿即率所部万余健儿就近直捣逆巢，灭此朝食，以报党国，而慰主座。伏乞我兄代呈主座为荷。信不有诸，希亮察，如能帮忙，即请设法示复，以便再正式派人晋京回候教益矣。

专此敬叩勋安

弟贺云卿亲笔上

五月十八日

第二封信写道：

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补达，十六年（指民国十六年——引者注）秋间之事完全为奸人利用，结果虽促成宁汉统一，而弟一人之牺牲其痛苦不可言状，始知今日之政治须多受教训方能渐得其中之奥妙矣。弟本武夫，且生性忠实，何能快慰应付当今千变万化之时局，不能为天下人谅者理应然也。爰我如兄将何以教我，前言皆系至诚。务求敬代陈主席请求一切为盼。临颖神驰，不尽依依。此叩勋安

弟贺云卿亲笔上

五月二十六日

李仲公还为此写了说明：

1929年5月中，我连接到贺龙请我代他向蒋介石解释、愿意投蒋的两封亲笔信(署名贺云卿，云卿是他的字)。我之所以交出这两封信，因为这是贺龙叛党的铁证。李仲公亲笔。1969、12、26日于北京。

李仲公为了让人相信他伪造的信，还画了信封的格式是：

专呈交通部李次长仲公勋启

贺云卿上

专案组拿到李仲公伪造的这两封信后，讨论时有两种意见，有人认为，这就是贺龙求降的铁证。有人则认为，这两封信，不一定真实，可能是李仲公后来伪造的。在有两种意见的情况下，专案组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他们决定上报康生，由康生定。康生看了看这两封信，认为是真的，他最后一锤定音：“这两封信是贺龙通敌的铁证！”

康生此话一发，专案组就决定按他的意见办，把这两封信作为贺龙叛变投敌的证据使用。

“铁证”如山，李仲公的陷害将贺龙逼上绝路

当时，虽然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想打倒贺龙，但贺龙对中国革命有很大功绩，在党内军内都有很高威望，加上林彪、江青等人指责贺龙的都是一些观点、做法上的所谓“问题”，仅仅靠这些，他们还打不倒贺龙。可是，李仲公所诬陷贺龙的，性质就不同了，李仲公所刻意编造的谎言是：贺龙早就背叛革命，想投靠蒋介石，向蒋介石乞降。这个问题的性质，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放得很大。李仲公甚至不惜用伪造假信的手法陷害贺龙，而李仲公的假信竟然被当时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正“红”得发紫的康生，在毫无鉴定的情况下拍板认定是“铁证”。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好说话了。

在此情况下，林彪等人加紧了对贺龙的打击迫害。轰击贺龙的“罪恶炮弹”，经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之手，一发又一发地打来。在康生的亲自主持下，开始了对贺龙的罗织诬陷，一项项诬陷被罗织在一起，主要有：１９６８年４月３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中央写信，诬陷贺龙、叶剑英配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企图篡夺军权。江青、康生亲自出马诬陷贺龙搞反革命活动，说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有无线电俱乐部。贺龙与刘仁、与团中央王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枪７００条。黄永胜亲自出马诬陷贺龙是大土匪、大军阀、大阴谋家，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江青、康生诬陷贺龙搞“二月兵变”，等等。

康生觉得陷害贺龙的材料差不多了，就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贺龙专案组的全体人员。这次，康生亲自给贺龙定了案，他说：“贺龙这个大土匪，历史上叛变投敌，他的现行反革命活动也一定会有，可以由‘此’到现实的这个‘彼’，由这个问题想到另一个问题。”在康生讲话的两天后，即1969年５月１８日，贺龙专案组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了《贺龙专案组案情进展综合报告》。

林彪一伙为了搞倒贺龙，对贺龙过去的一些下属干部、贺龙子女乃至亲友部下，加紧了刑讯逼供，不少好干部含恨而死。其中死得最惨的是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大将许光达。

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这样迫害贺龙，最主要的是：他们认定李仲公伪造的信件是真的。他们还认定，这两封信是贺龙最主要的罪证。由此可见，李仲公陷害贺龙，特别是用伪造信件的手法陷害贺龙，对贺龙的打击是巨大的。直到贺龙被迫害致死两年以后，1971年5月17日，贺龙专案组最后一次写的所谓《贺龙罪行的审查的报告》，仍然把李仲公伪造的两封信当作贺龙“罪行”的主要“证据”使用。

冤情昭雪，李仲公信件经公安部门鉴定揭穿

那么，李仲公伪造信件陷害贺龙的事情是怎样被揭穿的呢？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意识到，林彪迫害贺龙，贺龙是冤枉的，表示贺龙是搞错了，要平反。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开始亲自过问贺龙遭受陷害一案。

1974年，周恩来在处理大量遗留的党和国家要事之后，开始腾出手来处理李仲公的诬告信问题。他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要对李仲公写信诬陷贺龙的问题“进行彻查”。周恩来要求，对于李仲公提交的两封信，要拿到公安部门去鉴定。同年9月23日，公安部得出的结论是：这封“求降信”所用的纸张、墨水是1940年以后出产的，显然是李仲公伪造的。

情况清楚之后，调查人员都十分气愤，知道这件事情的中央许多领导干部也十分气愤。许多人提出，一定要严肃处理李仲公。最后，意见反映到周恩来。周恩来也对李仲公竟然伪造信件陷害贺龙的事十分气愤，但他从全局角度考虑各种因素，最后表态说：把调查结果告诉他就能把他吓死，算了，他已经80多岁了。周恩来最后在材料上批示：约李仲公一谈，告以在1968年交出贺的1929年5月两封信，非贺龙亲笔，且贺字云青，并非云卿，代笔定非新近之人，可以断为伪造之信……望李老实交待，可得宽恕，否则将进行彻查，以弄明真相。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中央派专人找李仲公谈话。谈话是在国务院参事室一个会议室里进行的。当中央工作人员把公安部鉴定意见摆在李仲公面前时，他无法自圆其说，只是呆坐在那里，浑身冷汗直流，最后他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是自己伪造了信件陷害贺龙。

1978年5月26日，有关单位对李仲公交出的两封信进行了结案报告。《报告》写道：李仲公在“文化大革命”中交出的两封伪造信，是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同志的铁证，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报告》指出：李仲公搞伪造信件陷害贺龙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基础。首先，李是一个多年的反共政客，他对贺龙同志1927年在汉口拘捕他的事耿耿于怀，有报复思想。二是1950年6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李未被选上，他怀疑贺龙同志把他刷掉了。三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四人帮”掀起一股打倒老帅的妖风，李听说江青在一次体育馆开的大会上叫嚣要打倒贺帅，很显然，在此气候下，李认为有机可乘，因而炮制两封伪造信，妄图鱼目混珠，借机整倒贺帅。《报告》在最后还提出了对李仲公问题的处理意见。

这个《报告》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对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写道：

李仲公，男，现年88岁，原籍贵阳市人，原任国务院参事。关于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的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的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这是李仲公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同志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待。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查办。但考虑李已年近90、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生活费80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

事情清楚了，陷害贺龙的李仲公也受到了处理，但在当年，李仲公对贺龙的陷害却是致命的。1969年6月9日下午3点，贺龙含冤去世。贺龙去世后，没有开追悼会，没有人送花圈，也没有他的老战友和老部下为他送行，只由几个医护人员在专案组的安排下，把贺龙的遗体送到八宝山火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对贺龙冤案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审理，为贺龙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而陷害贺龙的那些人，则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1950年5月1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约见李仲公，谈到赴西南任职之事。周恩来称：“有人说重庆‘三·三一’惨案是你传达命令的。”李仲公当即回答：“1927年的‘三·三一’正是我在汉口被扣留的时候，不说我的思想和主张，做这种事是不可能的，而且在被剥夺自由的当中，事实上无代蒋传达命令的可能。刘湘已死，请向现已被捕的当日惨案之祸首王陵基、蓝文彬查询，果有其事，自应负责。”周恩来最后称：“如果相信，今日何至约你来谈？”周恩来曾对李仲公说：“你从前虽然不赞成蒋反共，后来也反蒋，但你可以做邓演达而不做，革命的立场终是动摇的。”李仲公向周恩来提出，“惟考虑去西南的问题，我已深感不适，要求留京，在你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以资学习。”其间，周恩来调查了李仲公的历史。1950年6月19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将《关于1927年2月间在武汉逮捕李仲公的情况》函交徐冰转周恩来。

1951年7月21日，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名，中央人民政府第42次会议通过，任命李仲公为政务院参事。同年11月，被周恩来指定为参事室西南区组召集人。其间，1952年派赴上海近郊参加土地改革。1954年12月，李仲公转任国务院参事。

在国务院参事室，李仲公曾任学习组长，兼任国务院法规编审委员会委员，到各地参加考察。

1957年5月27日至6月19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国务院参事及秘书厅非中共人士参加“整风鸣放座谈会”。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在会上当众宣读了他批评一些人“对中共提意见有片面性，只许自己提意见，不许人家作说明”之后收到的一封匿名恐吓信。国务院参事李仲公在会上也自称因批评了对中共提意见的人而收到了一封对他进行威胁的匿名信。

27年是贺抓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