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一、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减免了一部分农村税收。从夏收开始，国家提高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对粮、棉、油实行了超购加价。财政用于这方面的补贴，当年达到78亿元，比预算超过13亿元。同时，国家对低产缺粮地区，共减征农业税47亿斤。此外，对农村社队企业，各项减税免税的数额，全年共达20亿元，比预算超过3亿元。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79年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每人平均达到83.4元，比上年增加9.4元。
二、积极安排劳动就业，增加部分职工的工资和实行奖励制度，职工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1979年，共安排了城镇待业人员和其他人员以及国家统一分配的大中专应届毕业生共903万人，提高了40%职工的工资级别，调整了部分地区的工资类别，在国营企业中普遍实行了奖励制度，还对职工发给了副食品价格补贴。全国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年平均工资达到705元，比1978年增加了61元。这一年，国家财政用于这方面的资金，总数达到75亿元，比预算超过25亿元。同时，国家还从基本建设投资中拨出专款，同地方和企业的机动财力合在一起，用于建设职工住宅，竣工面积比上年增加66%，是建国以来住宅建设最多的一年。
三、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财权，增加了他们的机动财力。1979年，国家确定全国49个大中城市可以从工商利润中提取5%的城市建设资金，地方可以从县办工业企业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收入分成等，增加地方机动财力共20亿元。同时，在全国国营企业中普遍实行了提取企业基金的制度，并在四千多户工业企业和商业系统中试行了利润留成的办法，企业得到机动财力40亿元。以上两项，国家财政共拿出60多亿元，比预算超过20亿元。
四、较多地增加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资金，适应人民购买力提高的需要。1979年，支援农村人民公社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共计90.1亿元，比预算超过19.6亿元。同时，国家除了安排轻纺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23亿元以外，还增加了轻纺工业挖潜改造措施费和专项贷款15亿元。这一年全国轻纺工业的增长速度达到9.6%，而重工业增长的速度为7.7%。人民生活迫切需要的各种主要日用工业品，如棉布、化纤织品、纸、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电视机、合成洗涤剂等，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是多年来少有的。
五、国家按照规定对恢复名誉的干部和职工补发了工资，有特殊困难的给予了补助。用于这方面的开支，据不完全统计有十几亿元。
对此， 1980年8月30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财政部长王丙乾《关于1979年国家决算、1980年国家预算草案和1981年国家概算的报告》中强调：“在一年之内，我们办了这么多非办不可的事情，是多年来没有过的。”
这就是我国改革的开端！对这样寅吃卯粮的改革，当年增收的农民，返城的下乡知青，恢复高考的大中专生，增加了工资、有了奖金和副食品价格补贴的干部工人、分到了住宅的城镇人口，有了建设资金的城市，增加了机动财力的地方，得到了机动财力的企业，面对着琳琅满目的商品，举国上下曾有几人没有拍手称快、跟着叫好，却是疑惑、痛心了呢？！有几人曾想到，这样超出国力的改革必须是以大批关系国计民生根本利益的下马为代价的呢？又有几人能想到，这样杀鸡取卵的改革形成的必然是民富国穷、难以为继的超前收入和消费呢？
五项改革，加之1979年国防战备费超过预算20.4亿元。以上六个方面超过预算，共计110多亿元。由此，1979年国家决算总收入为1103.3亿元，支出大于收入170.6亿元。为了弥补这个差额，动用了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历年财政结余80.4亿元，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了90.2亿元。
王丙乾在报告中指出：“由于国家用于调整价格、增加工资、扩大就业等提高人民生活方面的开支增加较多，而国内基本建设开支尽管做了压缩，但不可能一下子调整过来，战线仍然过长，决算比预算超过了53亿元。”
同时，王丙乾还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还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财政上负担的价格补贴较多，1980年各种价格补贴共达二百多亿元。其中，有的是基本消费品补贴，如粮、棉、油、肉、蛋、蔬菜、民用煤等，约120亿元；有的是农产品超购加价补贴，约五十多亿元；有的是农业生产资料和支农工业品优待价补贴，约30亿元。如果加上房租补贴、交通补贴和其它补贴，数字还大得多。这些价格补贴，都是冲减财政收入的，这就不能不对财政收入的增长发生影响。但是应当肯定，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这种价格补贴，对于保证人民生活的稳定和改善，促进全国安定团结，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应当把这件事办得更好。”
由此可见，所谓改革，其发端就是以“提高人民生活方面的开支增加较多”实现“收买人心”，以“保证人民生活的稳定和改善”实现“促进全国安定团结”为目的的举措。当时获利的地方、企业、生产队，广大的人民群众，怎能不欢欣鼓舞、心花怒放呢！这无疑巩固了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集体的政治地位，然而也种下了现今恶果的种子。所以，经历过的人，多数都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对此，1980年2月，时财政部长吴波向中央驳斥了“赤字无害”论，他说：“没有物资，靠赤字和票子，既不能发展经济，也不能改善人民生活，市场还会出问题。用赤字办好事，必然适得其反，好事办不成，还要引起严重后果。” 所以，中央便在12月份将1981年的赤字压缩到了25.5亿元。
1981年12月1日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财政部部长王丙乾的《关于1980年国家决算和1981年国家概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显示：
1980年国家决算：总收入为1085.2亿元，财政赤字为127.5亿元，比上年缩小43.1亿元。为了弥补赤字，财政上向银行借款80亿元。
报告解释说，国家用于1979年以来，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减免农村税收、增加职工工资、安排劳动就业等措施的财力共230多亿元，比上年增加150多亿元。1980年工农业生产比上年增长，而财政收入则比上年下降，主要就是因为从收入中冲减了这些方面的花费而形成的。
由此，在1979年农业前所未有的丰收，所谓“政治经济形势前所未有的好”的同时，1979和1980两年的合计赤字高达298.1亿元，竟然大大超出了1958至1961四年合计的180.35亿元，这是建国历史的最高记录，是影响至今的根本性变化。为此，国家增发了137.5亿元货币弥补国库亏损，致使1980年底全国市场货币流通量比1978年增长63.3%，远远超过同期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16.6%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37.3%的幅度。这样，就引发了第一次通货膨胀。
与此同时，令人深恶痛绝的腐败初露端倪。王丙乾在报告中强调：“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还有不少单位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请吃请喝，滥支滥用的问题，有的甚至发生私分产品、走私行贿、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严重违法乱纪的行为。”
（四）
面对着巨大赤字和通涨的双重压力，面对着大批下乡知青返城带来的巨大就业压力，在濒临危机的背景下，延续至今的所谓改革开放初步形成了：
第一、从1979年起开始恢复了外债内债，不仅1979年和1980年分别国外借款了35.31亿元和43.01亿元的，而且1981年开始发行国库券，长达20年之久的“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局面被打破了。
第二、从1979年起开始扩大农村社队的自主权，开放集市贸易，恢复并适当扩大自留地，实行各种形式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收缩银根、控制物价，“关、停、并、转”压缩基建投资，企业实行利润留成、拨贷款、利改税；批准一些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设立经济特区。
其实，所谓改革也不过就是“三自一包”政策的翻版和对企业只取不与，以补充财政亏损。然而，这就动摇了“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是“挂共产主义的招牌，实行资本主义政策”（接见老挝爱国战钱党文工团团长、副团长和主要成员时的谈话）的修正主义开端。
不仅如此，这样的改革仅经过两年实践，就于 1981年6月7日 ，被《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武断地称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
1982年9月1日 上，邓小平中共十二大在开幕词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会强调“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
由此，却导致了企业奖金增长远远超过了生产率的增长，几百万“停工待料”的基建职工和城市 “待业”人口引发了犯罪率增高，不得不强化了公检法队伍建设，机构人员和行政支出开始膨胀。所以，1981年至1983年，内外债务和赤字加总的国家亏损额度合计，还是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这样，虽然1979年至1984年，仅仅5年，国民生产总值就翻了一番，可是在把债务收入也计入正常财政收入后，国家财政仍然赤字，压力空前！
正因如此， 1984年10月10日 邓小平指出：“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81页）
尽管同月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然而所谓全面改革的实质却是：把农村大包干移植到城市，以“减政放权、放权让利、企业承包”为主，目的就是增收节支、弥补财政亏损。
于是，从下半年开始简政放权、价格双轨制、企业承包和工资改革，全民经商，不仅导致了加工业超常增长，而且诱发了信贷和消费基金双膨胀、官倒私倒横行，权钱交易盛行、楼堂馆所大兴土木、滥发奖金实物化公为私、集团购买规模飞涨。结果，不仅承包企业“穷庙富方丈”，而且出现了大量高消耗、高污染的乡镇企业，“打白条”和“卖粮难”，农民收入连年下降，农业发展徘徊不前。自此自今，不仅动摇了以农村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而且农村市场开始萎缩。
1985年3月27日 ，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尽管赵紫阳的《政府工作报告》以愉快和自豪的口吻说：“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总形势很好，不只是一年好，而是连续几年好，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但是，会议《关于1984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5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却显示：1984年，国家财政总收入为1465亿元，其中：国外借款收入35亿元，国库券收入41.5亿元，赤字50亿元。
后实际决算：财政赤字为44.54亿元，加上国外借款收入、国库券收入，合计亏损达121.04亿元。
由此，财政巨额亏损居高不下，虽然人民收入和生活提高了、也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旗帜，可却是国库空虚了，第二次通货膨胀了。
所以，1986年六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七五”(1986-1990年)计划，基本原则和方针之第一是：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相互适应、相互促进。
至此，改革开放才上升成为全局性的指导思想！并于1987年10月由中共十三大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然而此时，国家的年亏损已经突破了300亿元，内外债务也分别突破了100亿元。因此，零售物价指数在1985年后连续上升的基础上，1988年飙升至18.5%，创造建国40年之最，导致当年财政价格补贴高达319.6亿元，商品供求差额为2731.3亿元，引发了抢购风潮，而1989年物价指数又高达17.8%。
面对危机， 1989年3月20日 ，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题为《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方针》。23日，邓小平指出：“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准备用两年或更多的时间来解决问题。”
（五）
1989年春夏之交，社会危机终于爆发了！
1989年至1991年的“治理整顿”，有效控制了集团购买力和楼堂馆所建设，遏制住了消费基金膨胀和通货膨胀，解决了粮食收购“打白条”问题，农业连续丰收，工业增长速度基本恢复正常，出口贸易持续增长，经济秩序有所改善，却导致了全国几千个建设项目下马，60%的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破产倒闭。
由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资本主义列强的制裁，还有“菜篮子工程”和城市居民的副食补贴，财政亏损加大，1989年至1991年，每年的国家亏损已经连续突破了500亿元和600亿元，而且内外债务也分别接近200和300亿元。
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1989年的4.1%、1990年的3.8%，回升到9.2%，达21662亿元，粮棉产量都是历史第二个高产年，油、糖、烤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1992年1月6日 ，李鹏指出：治理整顿的任务基本完成。 1月18日 至 2月21日 ，邓小平发表谈话，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 10月12日 至18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会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至此，改革突破了既定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生产资料，粮食、矿产、土地进入市场成为商品，房地产、股票、期货三大投机全部开通，所有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翻番。不仅形成了全国性的开发区圈地热，而且股票和海南房地产创造了百万、千万富翁的神话。
正因如此，爆发了历史空前的经济高涨和全民经商运动，连高级领导机关，乃至军警部队都大张旗鼓的倒买倒卖，市场繁荣兴旺，私营经济发展、乡镇企业大上，社会腐败横行、经济犯罪猖獗，拖欠干部教师工资、大批国有企业亏损停产，投资和信贷再度失控、连年飞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993年增长70%跃至1.3万亿,1994年再增40%。
这一方面拉动了国内生产总值自1993年起，每年以近万亿元的速度递增，到1997年超过7万亿元，另方面却导致财政亏损又创新高，从1991年到1994年：
一是、国家年赤字从连年稳定的200亿元左右，突然直破500亿元，年亏损从664亿元直线上升，到1994年年度国债额突破千亿元。
二是、中央财政的债务收入已经从以往偿还旧债本息、弥补新赤字后还有余，转变为已经约等于偿还旧债本息与新赤字之和了。
由此，国内货币供应量增幅达35%以上，1992年开始出现第三次通货膨胀，到1994年，物价上涨率高达21.7%， 35个大中城市的食品类价格上涨34.1%。
吸取治理整顿教训，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实施软着陆。曾将存款利率提升到12%左右，五年期以上有12%左右的保值利息，成为世界罕见的高利率。
1995年“八五”计划结束，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百分12，1995年达到57600亿元，扣除物价因素，是1980年的4.3倍，然而国家的年负债额已经破2500亿元，相当于中央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三和中央本级收入的三分之二多！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家实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退耕还林还草，粮食敞开收购，成功实现了经济增长软着陆，从11%以上，降至8%左右，而且通胀消失，市场供求恢复正常，可大量私营企业破产、大批乡镇企业倒闭，国有企业的亏损面高达百分之四十九，银行贷款形成巨额烂帐。
不仅如此，尽管1994年至1997年，不含债务的全国财政收入年均递增18.8%，年均增加额超过1000亿元，达到8651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6.6倍，年均增长11.3%，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仅为11.6%，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收入仅占48.9%，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中央财政的赤字比1979年增长了4.7倍。
1997年中央决算报告：中央财政总收入4830.72亿元，赤字558.45亿元。中央财政债务收入2476.82亿元，其中，用于偿还国内外债务本息1918.37亿元。
也就是说，当年中央财政的债务收入已占总收入的二分之一强！其中五分之四是借新还旧。若同时加上银行不良贷款，财政账面债务率就达50.9%。
我国财政处于危机，社会经济面临着亚洲金融危机，举步维艰。
1998年3月19日 ，朱镕基临危受命，记者招待会上他不无悲怆地说：“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于是，从1998年开始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除了用连续八次降息的扩张货币政策、增发特别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大公共支出的积极扩张性财政政策启动经济外，还以住房货币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城市化建设为重点刺激经济，推行国家银行商业化、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改制，倡导扶植私营经济。
由此，此后五年中我国经济止滑趋稳，增长年均在7.7%。 |
发表于 2015-3-24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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