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和解应是纪念抗战70周年最重要主题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认为，中日两国和解，应当是纪念70周年最重要的主题。中日和解是两国人民的需求，是东亚国际社会的需求，也是全世界的需求。有关世仇国家的和解，我举两个例子，第一是法国和德国，第二是俄罗斯和德国。

法国与俄罗斯堪为中国走向和解的典范

在历史上，法国和德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次数远比中日两国要多。2004年6月6日，为纪念二战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由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施罗德共同奠基的纪念碑在诺曼底海滩上竖立起来，宣告一个新的和解时代到来。希拉克总统说：民主、自由、和平的光芒从欧洲升起，和平的大门永远开启。施罗德总理说：德国知道应负的历史责任，将与法国携手走向未来。法德两国的和解，不是出于战略平衡的需要，也不是出于进口先进技术的盘算，而是基于价值观认同，永远放弃战争，永远和平。

二战期间，苏联和德国血战的惨烈程度与中日战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统计，德军在苏联战场的死亡人数，与日军在整个东亚战场的死亡人数差不多。战后，俄罗斯搜寻二战中德军士兵的遗骸，总计建设了十多座规模宏大的德军公墓。最大的一座德军公墓位于俄罗斯斯摩陵斯克州，埋葬了8万德军士兵的遗骸。在二战中，斯摩棱斯克州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亲人死难。最初修建德军公墓的时候，也曾经遭遇阻力，但是在州政府、俄罗斯大学生以及德国墓地基金会的帮助下，德军公墓终于修建成功。这些公墓保护很好，绿草如茵。常有德国人到这些公墓凭吊自己的亲属。

2010年8月，在斯摩陵斯克州举行德军公墓落成仪式，邀请了德国国防部长德迈齐埃等德国官员前来参加。斯摩棱斯克州副州长发表演讲说：不要被复仇的情绪所左右，不要把负罪感强加给德国人。德迈齐埃说：公墓的落成是我们两国和解的象征，俄罗斯和德国要建设新的伙伴关系，不应被过去战争的历史绊住脚步。

法国和德国、俄罗斯和德国的和解，对我们处理中日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我们这里一些研究人员提出对日外交的对策建议时，往往会说，我国科技创新不足，为了实现国家富强，需要日本的技术、人才、管理经验，所以要和日本搞好关系。这样的眼光，不够长远，我们应该致力于中日两国携起手来，维护东亚永久和平。

欧盟的一些国家之间，历史上也曾有长达上百年的战争，但现在为了和平发展，各国出让了一部分国家主权。比如各国的货币发行权没有了，海关没有了。各国还让渡了部分司法权。欧洲法院的判决，各国都要执行。这样就在欧盟范围内实现了四个自由：企业、金融、产品、人员自由流动。不管是波兰人还是罗马尼亚人，只要解决语言问题，就可以到德国、英国、法国等国求职。这是符合人性的一种安排，是有利于各国人民幸福的制度安排，这是人类的巨大探索和进步。欧盟给我们做出了范例，我们亚洲也要联合，也要朝着亚盟这个方向走，放弃仇恨。因为仇恨没有未来。

中日和解、合作的历史不能忘

关于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我们要记住两个历史，不能只记住一个历史。两个历史指的是，一是二战的苦难史，二是战后和解合作史。

先看战争灾难的历史。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人员伤亡惨重，财产损失巨大。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各受害国的49所法庭经过10年审判，判处死刑991人，有期徒刑3437人。这就在国际法意义上解决了战争责任惩罚问题。战后70年，成千上万国内外文本对日本战争罪行给予了充分揭露。二战后，以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谈话为代表，日本政府领导人先后25次对中国做出道歉，承认日本走了错误的道路，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日本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吸取教训，永远不走战争的路。我认为，日本道歉问题可以告一段落。从1972年到2008年，中日两国签署了四个重要文件，两国建立了战略互惠关系，确认今后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再看和解合作的历史。1956年10月6日上午，毛泽东来到北京展览馆参观日本商品展览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举办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展览。毛泽东看了展览之后，对日方贸促会会长、展览会总裁村田先生说："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日本人民是勇敢、勤劳、智慧的人民，我们希望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毛泽东还对日方负责人说："请向天皇陛下问候！"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向日本天皇致意。日方人士感到意外，但立刻郑重地向毛泽东表示感谢。毛泽东临走时，在题词簿上写道："看了日本展览会，觉得很好，祝日本人民成功！"毛泽东的谈话，构建了中国对日和解政策的基础。

1984年3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时候说：把中日两国关系放到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超过了我们之间的一切问题的重要性。邓小平还说："我是热衷于中日友好的一个人，讲历史要讲全面，就算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也有很多日本人反对这场战争，帮助中国。"邓小平的讲话，是促进中日和解的指导方针。

从1979年起到2007年，日本陆续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也就是ODA项目，向当时急缺资金的中国提供利率极低的贷款，可谓雪中送炭。现在国内银行贷款，利率在百分之七到八。世界银行贷款的利率差不多在百分之六。而日本提供给中国的贷款，贷款利率是百分之零点几到百分之三，而且还款期限最长到50年。日本ODA贷款总额36412亿日元，相当于350亿美元。这体现了日本反省战争责任、帮助中国建设的诚意。日本援助中国的项目，都是规模大、周期长、技术难度高的基建项目，范围遍布全国各省。如京九铁路、南昆铁路、朔黄铁路、首都机场扩建、上海浦东机场、武汉长江第二大桥、武汉天河机场、北京地铁二期、北京污水处理厂、北京到哈尔滨的光纤电缆等一共160项重大工程。到2008年，日本认为中国相当发达了，日本也遭遇了经济困境，停止了对华ODA援助。

邓小平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将领，是伟大的爱国者。他在1978年10月访问日本的时候，对天皇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今后一切积极向前看。

按说，离战争越近，仇恨记得越清楚，离得越远，仇恨自然会渐渐淡化。比如，中国元朝曾两次侵略日本，但现在不提了，为什么呢？离得太远了。邓小平曾经亲历过抗日战争，他都可以说，过去的就过去了。但是今天，似乎事情又过不去了，这不合道理呀。因为今天离开二战的时间已经很久了。邓小平都可以过去，我们为什么过不去呢？我认为是因为民族主义燃烧，使中日两国关系遇到很多困难。民族主义，既有精英民族主义，也有大众民族主义。情况往往是，精英集团为了达到自己的某些目标，操纵大众民族主义，给国家安全造成危险。

日本电影中国绝迹是从邓小平立场上的大倒退

我们打开电视，会看到大量抗日电视剧，近年来播出300部，有些剧剧情无聊，只是播种仇恨。为什么要播这么多的抗日剧？有的编剧出来解释说，这是上边让他写的，写别的通不过，写这个就能通过。看了这些电视剧，观众脑子里的日本人的形象就是猪头小队长。这就使很多人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1940年代。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他要求有关方面把日本当代电影拿到中国来放。邓小平说要让中国人看看日本当代电影。这才有了《追捕》、《阿信》、《人证》、《血疑》、《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等影视在中国播映。很多人看了《追捕》，都成了高仓健的粉丝。片中女主角，中野良子扮演的善良、正直、勇敢的真由美，也在中国大受欢迎。可是现在，日本当代电影在中国影院绝迹了，这是从邓小平的立场上大幅倒退。去年某一天，传说日本影片当代电影《贞子》要在中国上映。很多人接到短信说，不许看这部电影，谁看谁是汉奸。为什么看一部日本电影就成了汉奸呢？中日两国并不是敌人，而是战略互惠伙伴。这种社会舆论不是民族主义是什么呢？其实，中国电影院并没有播出这部电影。这种情况使我们非常担忧。

还有我们2012年8、9月份的反日游行，在长沙、青岛等地放火，打砸抢，非常野蛮。对我们的国际形象造成很大负面影响。这是粗野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成为一些人升官发财的利器

现在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是，有些人把民族主义当成敲门砖，当成个人升官发财的利器来用，李鬼打李逵，造成很大混乱。比如我在2002年发表文章《对日关系新思维》，提倡超越道歉，推动中日两国和解，为此我承受了很大压力。另一位支持新思维的教授时殷弘也受到谩骂。当时批评最激烈的一位学者，是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金熙德。他写了本日文书，批评提出新思维的我和时殷弘，把我们两人名字放在封面上批判，说我们向日本右翼势力投降等等。他这本书，被说成"表现了爱国主义情操"，他也被提拔为日本所副所长。后来，经有关部门调查，金熙德原来是个日韩间谍，被逮捕并判处有期徒刑14年。大家看看这件事，不是令人啼笑皆非吗？现在颇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挥舞"爱国主义"旗帜，打击那些真正爱自己国家、爱自己人民的人，浑水摸鱼攫取好处。希望在座的年轻人能够警惕这些人。

幸好，中国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理性在增加。2014年，我在好几个地方演讲对日新思维，获得很多年轻人的理解和支持，这和十几年前我刚刚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时的情况大不相同。2014年，中日关系还很紧张，可是赴日旅游却成了中国年轻人最热门的路线之一。春节期间，中国赴日本旅游人数增加了300%。由于中国顾客光顾，东京三家最高档的百货店销售额增加了425%。有中国年轻游客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厌烦了两国之间的吵架，喜欢日本文化和日本产品。

我从这里看到了希望。

如果日本不拍片，谁还了解它的文化啊

和杰哥你妈了个鸡吧

这货交给ISIS处理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