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闪电，有人发现岸上的海神庙里烛光烁烁。喔！原来是一名泰国海军军官。他在不停地祷告着：佛主保佑吧，明天天晴，C801打好，中国人成功。

C801反舰导弹国外海域靶试成功纪实
作者
于克里 刘慎发 张建刚
内容
1993年4月，《泰国日报》、《曼谷邮报》、《新中原报》等几家泰国新闻媒介同时发出一则消息：“一发C801反舰导弹飞离泰国湾昭伯耶号军舰的发射平台，射中32公里外的靶船。”　 “C801！我们中国的！”　
“32公里？嚯！超过了法国的‘飞鱼’导弹了！”　
当这一来自泰国南部海域暹罗湾的振奋人心的喜讯传到北京，航天工业总公司三院上下无不为C801大扬军威、大扬国威而欢腾雀跃，奔走相告。　
面临三个“第一次”的考验
1993年3月末的一个下午。北京首都机场。三院刚刚卸任不久的老院长、C801导弹总设计师姚绍福，以C801靶试中国高级代表团团员的身份，乘上了飞往曼谷的班机。　
此时，他顾不得欣赏北国盎然春光，也顾不得去考虑即将迎来的南国的烈日骄阳。在他的耳际，一遍遍回响着领导的嘱咐：这次赴泰执行任务非同寻常，一定要组织好，一定要成功。压力大呀！　
此时，他眼前出现了C801十多次辉煌的靶试记录，使他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飞机驶入曼谷上空。姚绍福的思绪从幸福的回忆拉近到严酷的现实：C801在国内靶试久经考验，可到国外海域打靶却是第一次；在国外采用新的方法做动态精度试验也是第一次；在我国造的护卫舰上进行导弹首尾垂直发射还是第一次。三个“第一次”，困难是不言而喻的。C801能不能冲破难关，向世人显示它在世界飞航导弹中应有的地位？　
中国老师真诚　“佛主会显灵的”
早在二三月间，中国方方面面的专家组成的动态精度试验和打靶试验两个代表团，就先后来到了位于暹罗湾北部的萨塔希普海军基地。　
用中国专家的话来说，我们到这儿来，不仅要通过C801成功的打靶试验长中国人的志气，同时要用实干和真诚弘扬中国人的精神。　
4月的泰国，正值热季，气温通常在摄氏36度以上。舰船甲板经烈日烘烤，温度高达65度。热！太热！适应了亚热带气候的中国专家，还真头一回领教这凶猛的“热老虎”。　
以热抗热。他们用满腔热情对付酷暑。脚烫得难忍只好缠上布，衣服湿透了，拧干水再穿。泰国的摄像师为之动情，摄下了不知多少感人的场面。　
暹罗湾平静时，宛如含情脉脉的秀女，可发起怒来又像疯汉，掀浪3米！偌高的海浪，使中国专家受不了舰船的颠簸，呕吐得一塌糊涂。有时出海测试，一天要往返几个航次，为了不影响工作，大伙儿轮流操作，你吐的时候我干，我吐了你再干一会儿，实在不行了，就躺在床上闭闭眼。从年近花甲的老专家，到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小伙子，80%以上的人没能逃脱“晕难”。　
人虽晕着，可说出来的话还是那么浪漫：吐吧，吐它个七七四十九天，C801会给我们回报的。　
在基地，泰国海军将士称中国人为老师，就连海军基地司令见了中国专家，也总是老师长老师短的。何以如此尊敬？还是听一段小故事吧：　
4月5日下午，离发射时间只有3天了。中国专家发现，在导弹对接过程中，指挥仪软件上有一处以往从未出现过的疑点，而且概率极小。　
中国人对人讲究以诚相待，对工作提倡精益求精。既然眼下是一种协作，那么更该如此。姚绍福与他的精兵强将一起，抓住疑点不放，从头到尾作了数十次模拟试验，直到消除了疑点，才各自回去休息。　
多少个日日夜夜，这批中国飞航导弹事业的精英们过硬的技术、严谨刻苦的作风，给泰国海军官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发射日期定在曼谷时间4月9日上午10点30分，首发弹号：0335。据说，这吉祥的日子和号码，都是泰方请大师给掐算出来的哩！　
果然，4月8日，久旱的泰国南部地区突然下起倾盆大雨。与靶场气象打了十几年交道的中国专家们，预感到明天会有一个好天气，戏称：这是佛主“显灵”了。　
借着闪电，有人发现岸上的海神庙里烛光烁烁。喔！原来是一名泰国海军军官。他在不停地祷告着：佛主保佑吧，明天天晴，C801打好，中国人成功。　
C801，OK 中国OK
1982年英阿马岛海战中阿根廷用一发空舰型“飞鱼”导弹，使英国最先进的驱逐舰——谢菲尔德号葬身海底，从此，“飞鱼”蜚声世界。　
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域，但在近代却成了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的舞台。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国防，多少炎黄子孙献出了青春乃至生命，努力研制着属于中国自己的导弹。　
也许，C801太年轻，有的人还不认识它；也许，是出于某种偏见，有的人老是说：中国的不行。但泰国海军司令维戚上将对中国的C801充满信心。在这次试验中，他蛮有把握地提出，C801应该超过“飞鱼”，应该比“飞鱼”打得更远、更准！一位看守靶船的泰国青年海军，用泰文在靶船上写下了：“永别了，伴侣！”几个字，这一小小的举动，感动了中国专家。发射的时刻到了。“佛主”果真“显灵”了，雨过天晴，碧空万里。　
一大早，二十多艘各类舰船出海，四艘导弹护卫舰排成一列，驶入预定海域。八十多名泰国将军在船上观看这次实弹打靶。　
9时45分，一架直升飞机出现在离靶船不远的空中。这是一架指挥机，指挥官是一名海军中将。机上有两名中国代表团团员。　
直升飞机绕靶船盘旋，摄像机紧紧盯着靶船。　
“10分钟准备！”　
“5分钟准备！”　
“1分钟准备！”　
时针指在了10时30分。“开机！”随着指挥官的口令，摄像机镜头锁定靶船中心。　
“进去了！打中啦！”　

多用途超低空反舰导弹—C801
透过镜头，中国摄像师白岳峰最先看到了最最不敢看又特别想看到的瞬间！两位中国代表团团员的眼睛对视着，半天，谁也没有说一句话，任凭直升机兜起的海风吹干了挂在脸上的泪水，吹干了湿透的衬衣。　
坐在飞机前舱的泰国指挥官，像小孩子撒欢似的，一手摇晃着大拇指，一手用拇指和食指做成“OK”，久久地向中国摄像师致意。　
熊熊大火过后，蘑菇状烟云徐徐上升，蓝天碧海被衬托得分外壮观。距靶船32公里外的20多艘舰船，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靶船周围。　
“正中靶心！”　
“靶船的上层建筑全部破坏！”　
“船上的六个反射体，四个被炸毁，两个倒下！”　
人们赞叹着，欢呼着。　
维戚上将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把中国代表团的同志请到舰上的会议室里，打开几十瓶美酒香槟，举杯高呼：“C801，OK！”、“中国，OK！”　
C801的成功是飞航人的骄傲，它标志着我国飞航导弹研制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2002年12月

于克里：中国航天三院《海鹰报》副总编
刘慎发：中国航天三院《海鹰报》总编
张建刚：中国科工集团海鹰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

标题
驯火福星——姚绍福
作者
左赛春
内容
告别桃源煤油灯 科城学电气
桃源是湖南西部的一座美丽山城，但这里并非陶渊明笔下的真正世外桃源。当农家子弟姚绍福第一次从政治老师口中听到“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加上电气化”时，这句列宁的名言一下子照亮了他的心扉。　
在煤油灯下长大的他，幼稚地认为电气化离人类的最高理想是最近的，什么时候农村的孩子都能在明亮的电灯下读书，那该多好啊！于是，他与几个要好的同学约定，考大学一定报电机专业。结果他们全部如愿以偿，挎着土布包步入了湖南大学电机系的大门。　
大学还没有毕业，品学兼优的姚绍福便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留学。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电气工程师，姚绍福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营养，各门功课都十分优秀。每天临睡前，在校园的400米跑道上放飞自我是他的最爱，游泳池边也经常可以看到他灵巧的身影。姚绍福还是一位“神枪手”呢，在小口径步枪射击中，曾经创下十发97环的佳绩。　
如数家珍——姚绍福为来宾介绍三院产品
回国后，姚绍福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从事导弹研究，电气工程师之梦化为泡影。30多年后，刘华清上将在视察由姚绍福参与研制的某型号导弹时，十分自豪地对杨尚昆主席说：“这是百发百中的导弹。”蓦然回首，我们似乎能从“神枪手”和“神弹手”之间找到某种必然的渊源。　
“小二黑”玲珑一代 九一八痛雪国耻
被称为“中国飞鱼”的某型号导弹在预研之初，并没有正式列入计划。因为个头小，又没有合法身份，姚绍福和科研人员爱怜地叫它“小二黑”。随着一系列难题的攻克，当年不起眼的“小二黑”已出落成一位正式列项的“帅气小伙”，并正式命名为C801。
1984年，在该型号第一发导弹试射成功后，接连两次失利给C801蒙上了一层阴影。作为接管C801的总设计师，姚绍福忧心忡忡。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他带领参试人员废寝忘食地查找原因，并提出了多项改进措施。故障排除了！姚绍福率队奔赴试验基地，创下了我国海防导弹试验史上最光辉的记录：6发6中，弹着点离靶船中心偏差不超过一米。军方首长毅然决定：第7发免试。海军试验基地也特意送来一面写着“玲珑一代”的锦旗。姚绍福别提有多高兴了，那天，滴酒不沾的他，聚餐时也频频举杯，劝大家开怀畅饮。　
C801定型前，海军提出要打一发装有战斗部的战斗弹。1985年9月18日，这发导弹直接命中目标，把1000多吨排水量的靶船一举击沉。这艘靶船是当年日本人留下来的护卫舰，叫丁子号。击沉丁子号后大家奔走相告：“我们在‘九一八’把日本的舰艇打沉了，今天洗雪国耻了。”　
偏差不超足球门 白岩松怕当门将
海湾战争中，导弹如同装上“火眼金睛”般地指哪儿打哪儿，给姚绍福以深深启迪，一个研制更精确、更大射程导弹的“小九九”开始在他的心里萌生。1993年，当姚绍福将海军首长带到下属厂所，并展示了“镇宅宝”后，海军首长很快敲定：这个大射程的导弹就交给该院研制，起名“强国弹”。　
虽然这种导弹的研制进度要求很紧，但姚绍福根据现有技术储备情况，坚持使用国产发动机。1996年某海域，发射口令刚落，导弹就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追查结果，是发动机的问题。打这发弹时姚绍福不在现场，他得知消息后坚定地告诉大家：“国产发动机是造定了。科学研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只要慢慢吃透技术，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1998年6月，最后一次飞行试验前，发动机却又出了毛病。已是66岁的姚绍福率队出征前对发动机研究所所长说：两周时间，问题必须归零。实际上是将他一军，造成一种兵临城下的气氛。可到了试验基地，却听到了要把试验队伍从靶场撤回的消息，这位敦厚的专家也有倔犟的时候：“对不起，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让我撤，除非免了我的职。”于是他继续组织攻关，发动机的问题很快迎刃而解，“强国弹”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日子。总设计师姚绍福与副总指挥刘振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几年来的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姚绍福一任老泪纵横。那天，他在试验队员的簇拥下点响了高高挂起的大红鞭炮，一位年轻的队员给他献上了在芦苇丛中采摘的一束花。那天，也是“强国弹”的一个转折点，这以后它写下了研定结合6发5中的辉煌。　
建国50周年阅兵仪式当天，姚绍福被邀请到中央电视台国庆特别报道演播室。当时白岩松问：“即将经过天安门广场的‘强国弹’怎么样？”姚绍福风趣地说：“研制很成功，打击精度可达到百公里外足球门大小那么准确。”白岩松也幽默地回敬：“幸好我当时不在足球场上守门，否则会把我也打掉了。”　
不知是巧合还是姚绍福真是“有福之人”，只要他去试验现场，发射成功的次数就比较多。有人开玩笑说：“导弹是不是命中，只要看看姚绍福的脸就知道。若脸是圆的，就一定能成功；要不就有问题。”　
对于“福将”和“圆脸”的传言，姚绍福一笑了之：“其实没有什么福将不福将的，关键是平常把工作做细，一丝不苟地把问题解决好。”可要做到万无一失绝非易事，非得有超人的付出不可，问题不归零，导弹可不认谁是“福将”、谁的脸“圆”。　
经过一番栉风沐雨的整改，导弹在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把靶船打了个一米见方的窟窿。海航司令员高兴得话都说不出来，喜形于色地将双手张开，比画着：“打了这么大的洞。”并对姚绍福许下了诺言：“今天招待每位参试人员半斤对虾。”福将欣然领命。　
直筒裤改牛仔 《水浒传》中寄豪情
姚绍福满脑子奇思妙想，经常能从毫不起眼的生活常识中找到灵感。某型号导弹弹体小巧秀美，但由于左右各捆绑一个助推器，使得发射箱显得过于庞大，人们戏称这是空中小姐嫁给了大力士。后来虽改成了桶形，但姚绍福觉得这个前后一般粗的造型既不美观也不适用，便对设计人员说：“‘直筒裤’体积大，也不好看，应该做成腰细腿长的‘牛仔裤’，能不能设计成鳄鱼头样的椭圆体形式？鳄鱼嘴一张开，导弹就发射出去了。”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易拉罐、洗衣机、汽车加注车等看似跟航天不沾边的事物也常得到姚绍福的妙用，过人的想象力与他广泛的兴趣爱好不无关系。姚绍福爱看历史题材的VCD，这已成为科研人员和基地VCD店中的公开秘密。其实，与玩游戏一样，姚绍福看VCD，不过是调剂心理的一种方式。这些VCD带回北京后，大多被放到了“回收站”里，在姚绍福高强度的工作中成为“尘封的记忆”。但历史类书籍却一直令姚绍福手不释卷。悲悲切切的《红楼梦》他不爱看，他爱看壮怀激烈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大概是水泊梁山与渤海湾的芦苇荡有某种相近之处，姚绍福又尤喜看前水浒，投降后的宋江他很不喜欢。不亢不卑、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拍板决策、勇于承担责任，是姚绍福的英雄本色，这种内在的人格魅力与他那执著、耿直的大将风度结合得如此完美。　
身为我国反舰导弹家族“族长”的姚绍福，是这个家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言：“也许是前世注定的缘分，把我与飞航导弹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年近古稀的他，仍有鹰击长空之志，心里想的是导弹，嘴里说的是导弹，手中仍“鼓捣”着导弹……

2002年12月

左赛春：曾任中国航天三院三十五所党委办公室干事

标题
黄瑞松劈波惊巨澜
作者
赵栋材
内容
1999年10月1日，国庆50周年阅兵的观礼台上，在众多的嘉宾中，有一位身材高大挺拔、满头银发的老者，他跟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怀着一颗激动的心观看阅兵式，当新型舰对舰导弹方阵通过天安门前时，他的心骤然间砰砰地急跳，他的目光紧紧盯着车队慢慢驶过，像一位慈祥的父亲看到了引为自豪的儿子。周围的人不知道，那便是他多年为之呕心沥血的海防导弹，终于看到它雄纠纠、气昂昂地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作为“父亲”，他是多么骄傲呀！这位老者就是该型号的总指挥、国家导弹专家——黄瑞松。　
黄瑞松1938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国家级专家，研究员。1956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自动控制专业。1963年初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工作，1965年初调入七机部三院总体设计部工作，历任研究室主任、部主任、三院副院长。1990年被国家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曾三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其中一次为一等奖，还荣获航空航天部“劳动模范称号”和“航天奖”。　

黄总在飞机杨
坚信成功会有时
1993年9月25日，台湾试射成功最新导弹“雄风二号”，射程是105公里。“105公里！”国际军界哗然，这可是继美国的“捕鲸叉”、以色列的“加布列”之后，又一型“王牌”导弹。
中国海军十分清醒：“雄风二号”的出现，在保卫祖国安全和统一的道路上又增了一重障碍。海军首长果断决策：中国要尽快定型一种“杀手锏”武器——强国弹。　
几乎与此同时，京西的一座绿树掩映的大院里，一群导弹精英也在盘算着：时间，只有三年多；发动机，要全部“国产化”。只有一个字：难。　
征服过无数型号难关的黄瑞松，面对“强国弹”研制时间紧、技术难度大等诸多问题，感到有一定心里压力，但他有必胜的信心。难题不会因为人的信心坚定而消失，有时反而故意与人捉迷藏。某次试验，在技术阵地准备过程中，三发弹在单元检查测试中都没问题，但只要一封舱进行全弹测试，就出问题，采取了各种措施，怎么也解决不了。转眼一个月过去了，一发弹也没准备出来，黄瑞松急得满嘴起泡，吃饭都很困难，试验基地的人就跟他开玩笑说：你们是不是该回去了，解决了问题再来靶场吧。作为技术组组长，他就不信问题找不出来。尽管高度表承制单位认为自己单元检查正常，没有问题，但黄瑞松一直怀疑问题可能是在高度表身上。星期天，他只带研制高度表的同志一起去试验场，把三发弹上的高度表取下来，通电观察，高度表的信号有抖动，凭着经验他在三个高度表上分别拍了一下，这时信号出现异常现象。他当即指出高度表内部有缺陷，拆开高度表一看，因焊接不当，关键信号的屏蔽线的接地线已腐蚀断了。问题找到了，试验顺利进行下去了。　
发动机是导弹的“心脏”，是“强国弹”能否顺利研制下去的关键。然而，1997年一年内5发弹3发失利，都是动力系统的问题。虽然人们理解初次使用国产吸气式发动机不可能一帆风顺，但试验期因此一拖再拖，有人终于忍不住开始发牢骚：“再失败大家的脸都被发动机丢尽啦。”第三次失利当晚，厨师为了安慰大家，专门做了一桌可口的饭菜，结果竟没有一个人来吃。有人蒙上被子大哭，有人病倒在床上，发动机研究所的所长写下了辞职书。一时间，试验队的“气温”骤降到冰点。有人形容那一天是：“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为试验队总指挥，黄瑞松心中同样难过，当时其他院领导、总设计师都不在基地，他的作用就是冲锋阵地上坚挺的红旗，指引方向，坚定大家信心。他逐个房间走，安慰试验队员：“失败不是坏事，总结了经验教训，我们离成功就更近一步，大家要有信心和耐心。”　
在试验队全体人员大会上，他举起双臂对大家说：“别难过，我来指挥大家唱支歌——《团结就是力量》。”这首鼓舞士气的歌被连唱了三遍，大家唱得铿锵有力，很多人一任泪水横流。歌声坚定了信心，所长收起了辞职书，与队员一起投入到排障第一线。顽强与智慧终于迎来了突破性进展，故障复现了，大家穷追不舍，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尽管接下来的试验仍布满荆棘，但这次重要排障，为国产发动机带来了希望。　
在科学试验的道路上总是困难重重。发动机问题刚解决，又因电路问题导致一发弹失利。至此，年内三院飞行试验已有5发弹失利，全部试验队被迫撤出靶场，回院进行全面质量整顿。回忆起那段往事，性格豁达乐观的黄瑞松禁不住老泪纵横。对黄总来说，从事型号导弹研制几十年，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他对失败原因进行分析，有的是技术问题未吃透导致的，而更多的是因为管理混乱、技术状态控制不严造成的。一个导弹有上百道工序，上千个零件，各色导线密如蛛网，要做到没有丝毫差错，全凭规范化管理和全体职工较高的质量意识。就在黄总领导的“翻箱倒柜”严查质量问题时，竟查出舵机电机中以断了的钻头代替销钉的事件。黄总听说后大发雷霆，车间主任被免职，主要责任者停职培训。为预防同类事件发生，他严格程序管理，操作工人若不见工艺、检验双签字，不接活；上一道工序为保证质量可以拒绝交付产品；下一道工序可以因为质量问题拒收产品；不许因时间紧而放松质量把关。作为技术副院长，他深深认识到科学管理的重要性。为了确保信息反馈及时，他深入到分系统的每个环节，掌握设计、生产第一线的信息，办公楼里几乎看不到他的身影。他当时对身边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在质量问题上永远不存在小题大做。”　
半年多的全院整顿终见成效，1998年下半年靶试连续成功，四发四中，最后又以超常规的进度、研制程序以及优异的成绩，在1998年年底完成了定型飞行试验。庆功会上黄瑞松特意穿了一件红红的茄克衫，频频举杯。那天人们看到高大魁梧、红衣白发满脸喜悦的黄总满眼泪水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跑到外面去放鞭炮。　
少年壮志一生酬
黄瑞松走上飞航之路与他童年时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有关。回忆儿时，印象最深的不是学了多少字，背了多少首诗，而是在校内操场上蹲踞着的日本碉堡以及虎视眈眈端着枪的日本兵。与“少年不识愁滋味”相反，黄瑞松是少年早知“仇”滋味。一颗强国的种子埋在了少年心中：总有一天中国人会不再受欺负。　
13岁时，黄瑞松就去报名当志愿兵，因为年龄太小未能成行。上高中时，报名当飞行员，体检未通过。1956年8月，黄瑞松终于实现了参军的愿望，考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导弹控制专业。虽然不能在前线冲锋陷阵、杀敌报国，但制造先进的武器不也一样可以实现报国之心嘛。在校期间，黄瑞松在老师的带领下，对引进的导弹进行分析研究，开始了与导弹打交道的生涯。　
从1964年起，黄瑞松先后担任多种近程、中程海防导弹的主任设计师，领导解决了若干型号的关键技术问题，在“九五”、“十五”计划的国防科技发展研究中，担任飞航导弹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老骥伏枥，2001年63岁的黄瑞松仍担纲三院预先研究的重任，并在新的型号研制工作中唱着主角。　
高新技术排头兵
飞航导弹作为航天大家族中的成员，不仅科技含量高，而且新陈代谢很快，这就要求技术领导要有预见性和前瞻眼光。　
20世纪80年代初，黄瑞松在不断学习和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仿真试验在导弹研制中的重要作用，时任总体设计部主任的黄瑞松及时提出建设飞航导弹仿真工程方案。他知道仿真这项高科技在导弹研制中应用，会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是研制型号的必要手段、必不缺少的环节。当时许多人根本不了解仿真是一个什么概念，于是他不辞辛苦到处宣传，争得了上级领导认同和支持。　
从1983年他开始组织制定发展战略和工程具体实施，经过近20年的建设，建成射频制导仿真系统、计算机图像生成系统（CIG）和五轴仿真转台组成的可见光成像制导仿真系统，初步建成了导弹一体化设计（AVDIM-30）系统，并成功应用于我国第一代电视制导的空地导弹仿真试验中。　
大多数科研人员对仿真技术的认识和应用，也有一个渐进过程。起初大家认为，研制时间够就用一用仿真，时间不够就不用。那时仿真室主任要主动到其他研究室问：“你们什么时间要做仿真试验呀？”而现在却是其他室主任主动到仿真室部：“什么时间安排我们的仿真试验呀？”从实践中科研人员已经看到仿真带来的好处：在型号研制中缩短30～40％研制周期，提高40%以上飞行试验成功率，节约研制经费30～40％。黄瑞松对仿真技术的倡导与坚持，使三院的仿真技术走在了全国前列。　
科学研究发现，大部分人的性格会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保守，不愿尝试新事物。已过花甲之年的黄瑞松，没有丝毫保守观念，他总是大力支持新技术开发及应用。为防止导弹被拦截，增加导弹的隐蔽性，弹上隐身技术使用已迫在眉睫，他不怕新技术试验失败而降低成功率，专门用一发弹作为隐身技术改造演示验证弹；还有，创全国之先的激光陀螺，也是在他主管的型号上首先使用。　
生性耿直不讲情
黄瑞松身边的人都知道他是耿直脾气，说话急，嗓门大，连走路都急匆匆，铿锵有力。文革期间，黄瑞松在三院总体设计部二室当工程组长。尽管当时工作秩序不正常，在他的带领下，工程组的大多数同志仍一心一意搞科研，但也有个别人在办公室打扑克，黄瑞松看见了，抓起扑克一把扔了出去，毫不客气地说：“你们不工作可以，不要影响办公室里其他人的工作与学习！”从此以后，打扑克的人见了黄瑞松就像老鼠见了猫。　
对待科学试验，黄瑞松的耿直就是实事求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在他负责的某型号中，定型前的打靶全部成功，领导认为可以定型了，他却认为不具备定型条件，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需要继续攻关，虽然意见未被采纳，但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后来的定型飞行试验受到挫折，证明了他的耿直是正确的。　
对于试验中的技术问题，黄瑞松的意见从不含混、模糊，作为型号总师、工程总指挥，他不仅提出自己的意见，还要从各种不同的意见中去伪存真，作出正确的决策。他不喜欢最后一个发言，而是经常在试验现场同其他技术人员或军方代表争得面红耳赤。有人说他没有总工程师的风度，他却说：“理不辩不明，你们别管我的大嗓门，权当我不是总师，我提出我的想法，你说你的意见，你说的有道理，按你的办，咱们先民主后集中。”他就是这种性格，技术争论决不搀杂个人恩怨。　
某型号出现断轴问题，为了复现故障，并将复现结果提供给试验基地进行评审。一名试验队员在短短三昼夜，从北京坐火车到兴城。办完事，从兴城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赶回兴城。因为时间紧买不到坐票，就在拥挤的硬座车厢里蹲了一夜。黄总知道了这件事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只能这样啊！”他不是不关心队员，他不是不想让试验队员们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可责任令上白纸黑字的定型时间写得清清楚楚，“军令如山倒”，责任令重如山。他可以让队员们放慢节奏，放松神经，可那些觊觎着中国的人并没有睡大觉。他确实“只能这样啊”。

2002年12月

赵栋材：中国航天三院团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