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接-《战略论：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本人曹恩硕新作《战略论：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继续在此新帖中连载，敬请继续关注，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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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在开端附上《战略论：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的简要目录，仅供了解，再次感谢！

第一部分：理论战略学的尝试（1）
第一部《 战略论：战略学三大流派之间的对立》
总导论
第1章 三元的战略哲学
第2章 战略学三大流派之间的对立
第3章 尚谋派：《孙子兵法》
第4章 尚谋派：《战略论：间接路线》
第5章 尚谋派与重权派的混合体：《战争艺术概论》
第6章 重权派：《战争论》
第7章 重权派：《韩非子》中的战略思维
第8章 重权派：现实主义政治学的逻辑
第9章 奠基派：《总体战》
第10章 奠基派：《理论后勤学》
第11章 奠基派：“根据地”与《论持久战》
第12章 奠基派：《大国的兴衰》
第13章：三大战略学派之间的对立与交融
第二部分：军事战略论（2-5）
第二部《战略论：军事战略的三个环节-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
序  言
第1章：战略的要领
第2章：水生态循环系统
第3章：战略定义       
第4章：评估军事战略的方法
第5章：战略、战术上的进攻与防守       
第6章：战略目标
第7章：战略与战术关系
第8章：权与谋之间的关系
第9章：间接路线与正面接触
第10章：崇尚谋略与迷信暴力的危害
第11章：战略的“生命线”
第12章：实现军事战略三个环节之间的良性循环
第13章：美国的对外战争模式
第14章：军事系统战
第三部：《战略论：军事力量的产生》
军事力量的产生-为保障战略目标的实现而创造军事力量
序  言
第1章：军事力量产生的基础条件
第2章：军事力量产生的一般流程
第3章：数量的作用
第4章：后勤系统
第5章：军队统帅的权力来源
第6章：政治与军事关系
第7章：军事力量产生理由
第8章：军事力量的产生
第四部：《战略论：军事力量的维持》
军事力量的维持-为保障战略目标的实现而维持军事力量
序  言
第1章：军事力量的构成要素
第2章：如何维持军事力量
第3章：军费开支比例
第4章：制度与纪律的作用
第5章：常备军
第6章：预备役与雇佣军
第7章：战斗单位的编练
第8章：武器装备与战法更新
第9章：战力的提升
第10章：军事制度       
第11章：军队组建与训练
第12章：设置四个专门的军事机构
第五部：《战略论：军事力量的使用》
军事力量的使用-为达成战略目标而使用军事力量
第一篇：军事力量的使用
第1章 军事力量的使用要领
第2章 为了达成更大的战略目标而节省使用军事力量
第二篇：军事力量的常规使用
第3章 国防力量的使用要领（一）
第4章 国防力量的使用要领（二）
第5章 国防力量的使用要领（三）
第6章 战略中心与战略重心
第三篇：军事力量的次级使用       
第7章 军事力量的次级使用
第四篇：军事力量的非常规使用-战争
第8章 军事力量的非常规使用-战争
第9章 战争的几种类型划分
第10章 金钱战争理论的谬误
第11章 军种划分
第12章 战术
第13章 预备队
第14章 军队在战争过程中的活动
第15章 机动性
第16章 战地指挥官的位置
第17章 战争天才
第18章 机会与运气
第19章 环境与情报的作用
第20章 谋略的作用
第21章 道义的作用
第22章 讨敌檄文的作用
第23章 战斗的要点
第24章 战争属于非常规型战略范围
第25章 一体化作战
第26章 战争专业化
总 论：战争精神的复兴
附录1：《战略论》参考文献资料
附录2：军事战略的一般教益
附录3：军事战略研究报告

重权派：现实主义政治学的逻辑
    那些投机者们阅读《君主论》是为了获致钻营取巧的方法，而现实主义政治学的研究者们则从《君主论》中看到了权力政治。现在，一个战略研究者研究《君主论》，受到了现实主义政治学的权力政治启发而想要从中找到实力与战略之间的关系。

马基雅维利
在西方世界，马基雅维利是与中国的韩非具有同等地位的政治学家，他们都是那种因其善于讲述政治斗争技巧而常常被人们与耍阴谋诡计的做法联系起来的人，然而二者相通的地方还在于这两者的政治学著作中都蕴含着一种极富国家战略特色的思维模式。

权术、法律与军队之间的关系
权术是君主所必须掌握的统治技巧，而法律和军队则是君主用来约束臣民和进行统治的工具，军队则是君主所主要依赖的统治工具。
马基雅维利虽然认一切类型的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但是他依然坚持认为良好的法律依赖于良好的军队的存在，“如果没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同时如果那里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马基雅维利为此避而不谈法律问题，而只是将军事问题列入他集中讨论的范围之内。

君主必须依靠自己的武力来保持君主国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研究君主国性质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君主在困难的时候是否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屹立不移，抑或是常常需要他人的援助。”这一点，“我认为如果由于人口众多或者财力充裕能够募集足够的军队，同任何入寇者决战于疆场，他们就是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屿立不移的人。另一方面，我认为，如果不能够同敌人决战于疆场，而只是被迫躲在城墙后面进行防御，他们就是常常需要他人援助的人。”

雇佣军、援军、混合军队都不可靠
马基雅维利为了论证雇佣军的不可靠，特意给雇佣军首领们的才干评定设置了一种两难困境：“雇佣军的首领们或者是能干的人，或者是不能干的人，二者必居其一。”接着，马基雅维利以一种二元论式的诡辩模式来论证雇佣军首领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都是不可靠的：“如果他们是能干的，你可不能够信赖他们，因为他们总是渴求自我扩张；因此不是压迫自己的主人——你，就是违反你的意思压迫他人。反之，如果首领是无能的人，他往往使你毁灭。”与此相对应，在进行战争时，君主应该自己亲自统帅军队，而共和国政府则应当委派其自己的公民前往战场担任指挥，而为了防止共和国委派的公民像雇佣军首领们那样不可靠“如果被派的人结果力不胜任，就必须予以撤换；如果其人胜任其事，则必须用法律加以约束，不要让他越出指示范围。” 马基雅维利认为由君主自己的武装力量武装起来的人不会像雇佣兵听众雇佣兵队长那样容易地服从于君主自己的某一个公民。马基雅维利的结论是，“只有君主自己和武装起来的共和国才能够取得巨大的进展，而雇佣军只能造成损失。”

马基雅维利口中所说的不可靠的外国援军特指请求一个外部的强国派遣来援助自己的军队，他甚至认为这种外部强国的援军对于君主的危害要更基于雇佣军。这是因为援军团结一致并且完全听众于外国政府的命令，如果援军战败而自己就会遭受毁灭，而一旦援军战胜他们及其胜利的战果就会被用来为他们服从的那个外国政府服务，并且如果这个外国政府想要凭借其取胜的援军来加害君主的时候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雇佣军虽然在胜利时也常常会反过来加害君主，但是由于雇佣军组织的不统一性和隶属的复杂性使得他们难以在短时间内立即做出有害于君主的事情来。在马基雅维利的眼中，雇佣军的懒散怯懦与外国援军的英勇强悍都会对君主造成极大的危害。因而“英明的君主总是谢绝使用这种军队，转而依靠自己的军队。他宁可依靠自己的军队打败，而不愿依靠他人的武力制胜，因为他并不认为用他人的军队赢得的胜利是真正的胜利。”

混合军队，指雇佣军、外国的援军与本国军队的混合，由于雇佣军与外国的援军的危害都是很明显的，因此本国军队也必然要受到这两种军队危害性的影响，结果会使得混合军也同样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建立可靠而坚强的国民军
结论是，“任何一个君主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它是不稳固的。反之，一个君主国在不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实力带着信心防卫自己，它就不得不完全依靠侥幸了。明智的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意见和论断：‘世界上最弱和最不牢固的东西，莫过于不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的声誉了’。” 马基雅维利紧接着给出了自己的军队与他人的军队的含义，“所谓自己的军队就是由臣民、市民或者你的属民组成的军队。所谓其他一切军队就是雇佣军或者援军。”

1505年佛罗伦萨共和国组建民兵的法令
马基雅维利负责起草这一份法令，这使得他得以有机会将自己对于建立新式国民军的思想得以体现并且使得他能够亲自挑选某些人来组成国民军。根据这一法令，有马基雅维利参与其中的一个政府委员会将从佛罗伦萨统治地区内的托斯卡尼农村征召1万名民兵，征召的范围限于该地区18-50岁的男性农民，这支民兵由每300人组成的小队构成，其训练时间只是在节假日期间（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在平时破坏农业生产）并且是按照德意志雇佣兵的操练方法进行训练的。由于担心从城镇中征召民兵会有利于城镇居民对抗政府，因此这次征召只限于农村地区，而马基雅维利则只是将这看作是建立国民军的初步尝试，因为他坚持相信以后必然会将城镇居民以及共和国统治下的其他所有适合于服兵役的臣民都征召进来，马基雅维利还谋略征召骑兵但是没有如愿。

柳叶箭 发表于 2014-11-20 11:04

多谢，更新继续中

法家的政治思维，实质上也是一种现实主义政治学，其与当今政治学中所研究的三种现实主义政治学在本质上都是以国家实力作为研究主线的。

耕战是使国家走向强大的根本，法度则是保障耕战得以贯彻实行的根本途径

有度第六
国家没有能够永远保持强大的，也没有永远处于弱小状态的。执法的人强大国家就会变得强大，执法的人弱小国家就会变得弱小。韩非认为，曾经强盛一时的国家现在之所以遭遇亡国的厄运，是因为它们的群臣官吏都专做乱国的事情，而不致力于治国。而当年之世，能够去除私欲遵从国法的国家就会民安而国治；能够去除私行而遵奉国法的国家就能够兵强而使敌国变得弱小。

亡征第十五
韩非列出了能够使国家灭亡的四十七种征兆，而出现这四十七种亡国征兆的原由只有一个，即是这些国家的君主不推行法治。
其中，君主容易暴怒而穷兵黩武、喜好打仗，放松农耕而不重视军事建设的国家，就会灭亡；国家府库空虚而大臣们却富足、常住居民贫穷而外来的客居者却富裕，农民和战士困乏而从事工商业的人得利的国家，就会灭亡；看到根本的利益而不去追求，明了祸乱产生的根源却不及时制止，对于带兵打仗的事知之甚少，用仁义来粉饰自己的，就会灭亡。

显学第五十
官吏所征收税赋的对象 从事农耕的人，而国君所养活的却是那些以学术文章为生的人。对等从事农耕的人课以重税，对于以学术文章为生的人则多加赏赐，这样想要使艰苦耕作的人努力耕作少说空话，也是不可能的了。讲求气节、看重操守的人，只要一听到对自己不利的话就必定要仗剑械斗，而君主又一定会礼遇这些人，以为自己是礼贤下士。对于在战场上斩杀敌人首级的有功之人不予以奖赏，却厚加礼遇那些仗剑械斗的游侠之士，这样想要使民众勇敢作战不要私斗，也是很难的了。国家安定的时候就奉养儒生和侠士，国家危难的时候就用战斗来打仗。所供养的并不是所要使用的人，所要使用的人并不是所供养的人，这就是国家祸乱的根源。

心度第五十四
能够专心致力于耕作的国家就能够富裕，能够同力战胜敌国的国家就会强盛，富强之势从不断绝的国家就能够称王于天下。所以说称王天下的途径，在于知道将要开创什么，将要阻止什么。阻止奸邪行为的国家一定会称王，所以称王天下的方法不在于期待国外并不混乱，而在于使自身变得不会陷入混乱。期待国外不会混乱的国家在国内它的法度就会受到严重削弱，使自身内部不会混乱的国家它的执法者就会强大起来。所以明君治理国家的办法，在于推行使国家不可乱的法度。
专注于发展实力的国家其爵位就会贵重，爵位贵重了那么其君主就会尊崇，君主受到尊崇就必定能够称王于天下。国家不专注于发展实力而依赖于私学的，它的爵位就会卑贱，爵位卑贱而君主就会被看轻，君主被看轻那么国家就必定会被削弱。所以说治理国家使用民力的方法，在于能够闭绝外势和禁止私利从而致力于国家可以依赖的实力发展，这样就一定可以称王了。

现实主义政治学
在1511年马基雅维利前往比萨的时候，罗马教皇的军队攻占了佛罗伦萨废黜共和国、恢复了美第奇家庭的统治，而由马基雅维利参与组建并在一定程度上实践其军事思想的那支佛罗伦萨民兵没有像马基雅维利所热切期望的那样能够用来保卫政府。然而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这并不能否定马基雅维利倡导进行新军事变革和建立国民军的意义，因为这支民兵只是有限地尝试了他的新军事变革思想并且其数量及操练水平也实在很有限。

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统治谋略之间的关系
马基雅维利很注重研究君主的统治技巧，在《君主论》中，几乎所有的章节都涉及到了君主应当如何进行统治这一问题，然而，假如人们只是看到了这一层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话，那么我确信他们研究马基雅维利所得出的结论肯定会是片面的。与马基雅维利之前以及之后数百年间直到今天那些整天想着如何用投机取巧和钻营的方式来空手套白狼的人相比，马基雅维利强调君主在运用政治斗争技巧时应当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军队而绝非其他，这一点也是马基雅维利的权术与前者的根本不同之处，前者只是在没有实力作支撑的状态下的空想与机会主义者，而马基雅维利口中的权术则是君主在使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的过程中所应进行的有根有据的斗争技巧。

新军事变革
马基雅维利的新军事变革思想是建立在他所认定和假设的雇佣军、援军及混合军队不可靠而只有君主自己的军队才真正可靠的前提之上的，新军事变革思想的核心内容也即是依托于建立起可靠而强大的国民军这一条线上来的。

列入重权派的理由
马基雅维利讲究的是政治斗争技巧，但是他的谋略与权术是立足于君主所掌握的可靠而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因此这使得他涉入到了军事战略乃至现代国家战略的某些方面，那即是建立和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于一个国家的兴盛至关紧要。因此，就战略层面而言，马基雅维利一样都是主张国家主要要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和战略目标。强调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并且将军事力量当成是主要依靠的手段，因而将马基雅维利的军事战略思想列入重权派。

地球人的那点事 发表于 2014-11-21 08:58

非常感谢您的继续关注，一定

isaac 发表于 2014-11-21 16:57

可能是人类的某些共性，不论时代、空间差异，都具有相通的地方

战略基础：《总体战》
总体战的军事战略性质
《总体战》总共分为七章，其中前三章“总体战的本质”、“民族的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基础”、“经济与总体战”是在讲总体战的性质和基础条件，第四章“国防军的兵力及其内涵”是在讲军事力量本身的构成，第五章“国防军的编成及其使用”是在讲军事力量的使用，第六章“总体战的实施”和第七章“统帅”其实都是在讲述总体战如何实施这一问题，而本章节对于鲁登道夫《总体战》一书的解析也即立足于这种构架之中。

总体战对于军事战略基础的依赖
民众的生产功能与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战略基础；
民众对于军队的物质和精神支持是军事保持其斗志和战斗力的条件；
军队在前线的作战目的与结果是与民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鲁登道夫自述他在比利时的列日作战头几天对于战争的感受：
“陆军和海军，如同德国土地上的橡树一样，扎根于祖国。他们靠国土生存，从中汲取力量。他们能够得到，但不能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只有依靠家乡给予的精神和物质力量以及人员补充才能战斗。陆军和海军正是靠着这支力量的支持，在战争的千辛万苦中去争取胜利，去英勇献身，去忘我奋战。有这样的军队就能够保障德国的最后胜利。祖国正是依靠这支军队，进行着这场对整个世界的巨大战争。至于盟国的援助，以及根据陆战法对被占领土地的资源科用，皆属次要因素。”

“陆军和海军必须不断从祖国获取新的精神活力、人员和作战物资，并藉此保持其战斗力。”

“祖国必须在人员和物质力量上为作战提供最大限度的保障(今天，我认为还要增加精神力量）。”

“后方不仅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国防力量的生存根基——不允许出现任何裂痕；而且是纯洁丰盈的力量源泉——必须保持久盛不衰。惟有如此，才能使陆、海军的精神坚如钢铁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人民内部需要强大，仅这一点就能给军队以源源不断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和军队的力量已水乳交融，无法分开。军队在前线的战斗力完全取决于国内人民的战斗力。”

在总体战中，一个国家的后方基地、全民支持与全体民众的力量转化都属于军事战略基础的范围，鲁登道夫一再强调这种军事战略基础对于战争胜负的关键性作用。民众参与总体战的途径并不是直接出现在战场上与敌人交锋，而是在背后为前线军事及整个国家的战争活动提供精神和物质力量支撑。

鲁登道夫得出的惟一结论“战斗力渊源于国内，表现于阵前”最能说明军事战略基础与战略力量本身之间的关系了，战略力量从国家的内部资源与生产转化体系中汲取，而只有当它被应用于战场时才能够显示出其巨大效能。也正是因为如此，破坏或者摧毁敌国的后方军事战略基地也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敌方武装力量的战斗力也取决于敌国人民的战斗力”因而在一战中，“敌国自始至终都在竭力摧毁德国人民的精神团结”而在未来战争中，“敌人除消灭我武装力量外，也必将以瓦解我人民的精神团结为目标。”“这种强有力的作战手段（攻击敌人的后方战线）的威力”德国人也可以反过来加以利用，“这一斗争应首先由国内展开，经中立国直达每一条战线。”

民族的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基础
“军队扎根于人民，是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民的力量表现在其体力的、经济的和精神的力量上，并决定了军队在总体战中的力量强弱。” 鲁登道夫更强调精神的作用，“精神力量在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中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使军民团结如一，休戚与共。”在旷日持久的维护民族生存的战争中，“精神团结能最终决定这场争取民族生存战争的结局。”“单单依靠精神团结，人民便可以不断向艰苦搏斗的军队输送新的精神力量，就能甘为军队工作，甚至在战争艰辛和敌人攻击下，也能始终保持克敌制胜和不屈不挠的信念。”

但是，民众对于军队的精神支撑并不是单向度的，军队也必然要通过他们的辉煌战线来鼓舞人民，在总动员被实施以后军队在国家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也就开始消退，“接着，人民和军队的精神状态也会日趋低落；战争延续时间越长，这种情况越趋严重，如果前线不能以胜利消息给军队和人民以直接的精神鼓舞，那么军队和人民的精神力量最终便会丧失殆尽。”

“我们需要一个精神健康、身强力壮的民族，它能坚忍不拔，持续作战，摧毁敌人的意志；它能在前线、后方甚至敌占区泰然承受战争带来的苦难；它能识别各种危险，并不因战争的延续而产生丝毫动摇。” 鲁登道夫将妇女视作为战时后方的支柱力量并且由此而得出妇女在后方的工作与男人在前方的战争活动同等重要，“总体战是无情的，它要求男人和妇女都要不遗余力，奉献一切。战争不仅针对男人，同时也是针对妇女的，她们亲眼看到战争是如何威胁着她们的孩子和丈夫的生命。妇女对于促成民族团结具有无穷的精神力量。当有作战能力的男人开赴前线或从事其他军事勤务时，妇女只能自己依靠自己，她们还要为人民和军队从事经济工作。为繁衍人口，妇女要在总体战中冒着生命危险生男育女，妇女的这一责任与男人操戈杀敌维护民族生存同样重要。”尽管传统的宗教意识无视妇女的权利而鲁登道夫则认为“男女虽有两性差异，但应享受同等权利，应利用妇女本能，繁殖人口，加强维护民族生存的力量，使她们在平时和战争的艰难时刻，与男人一道成为民族精神团结的维护者。”

鲁登道夫并非是那种信奉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由民主社会的宣传者，他之所以如此看重妇女的权利，只是为了释放女性在战时的工作能力从而为前线提供工作支撑，而他将妇女在后方的工作与男人在前线的作战活动视为同等重要做法的原由则在于为他的民族的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基础这一论断提供佐证，“总体政治要想在总体战中发挥和保持全民的最大力量，就要特别认真地对待妇女在民族中的地位问题。只有当妇女在民族和国家中与男人和孩子相比，不是处于劣等地位，而是获得与男人同等地位时——这符合我们的种族遗产——她们才能完成其所负的义务。”

经济在总体战中的作用
鲁登道夫十分看重国家内部对于战争资源与必需品的自主供给能力，“战时一个国家依靠本国资源提供的补给品、饲料和原料越多，对于人民和军队以及总体战领导来说就越是一大幸事，总体政治也就越易实施。”但是鲁登道夫又认为没有一人国家能够出现这种有利的局面，作战的需求是五花八门的，国际贸易对于国家各种需求的满足是必不可少的，“倘若一个作战国的国际贸易中断了，其物资供应也自然被切断，人民和军队的需求也因之无法得到满足。”正因为如此，“各大国都力争在和平时期就在至少战时能够自给的领域实施自治，进而从国外进口原料，大量储备，使人民的供给和军队的装备至少有一定的保障。”相比较而言，“如果一个国家的供给在遭到破坏之后也能基本维持，那么它与一个战时只能通过中立国和海洋少量进口的国家相比，对国外物资供给的需求就要少得多。”

“人民和军队的食品、饲料、燃料供给是头等大事。”“人为了工作和战斗，首先要生活和维持生命。马匹和牲畜只有靠饲料才能维持生命；机器只有靠燃料才能运转。”

军队自身的力量构成
为了防止在长期战争民族团结精神的涣散和不利的战争困局，“就必须在战争开始之际，将由全民力量组成的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和编制合理的军队提供给军事当局，而不应留待开战后在各方面进行补救。”

军事力量的物质构成条件
“胜利属于兵力强大者”，而兵力的强大则主体体现在数量上的优势，“弱军也曾有过胜绩，但世界大战最终向人们揭示，还是我们的数量居优势的敌人取得了胜利。在战争中，数量常常起着决定性作用。”为了达到在在数量上占据优势的目标，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是最佳的选择途径，“实施总体战的全民自卫力量需在平时准备就绪，战争一经爆发便可投入战斗，这是在维护民族生存斗争中必不可少的要求。”

良好的军事训练对于保持和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具有重大的作用，为此，保障民众服兵役的时间期限以确保他们真正达到预期的作战水平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良好的军事训练包括体魄和意志的锻炼，加之精良的装备，可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并给其以安全感和优势
感，而民族生存的战斗意志是一切的前提。尽管所有国家都比过去更加注重军事训练和优质装备，但总体战领导仍可进行优于敌人的训练，以求略胜敌人一筹。” 鲁登道夫辩解说一战中德军在西线的失利是因为指挥不当，而并不是德国陆军的战斗力不如敌人，但是在长期的战争进程中，其他各国奋起直追，“各国军队都十分注重提高战斗力的训练，相比之下，德国军队的训练优势日渐消失。”德军军队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并且由于敌对国家拥有全世界的军备工业，因而它们的军队能够比德军更空间得到充足的休整和补充，结果是造成在数量上居于劣势的德军需要比敌军付出更大的力量。

军队由士兵及军事技术、武器装备等各种辅助作战器材组成，“人和技术这两个因素构成了军队的实力。然而人总是处在第一位的。虽然是没有生命的装备将人运往前线，但装备却是由人来操纵的，并由人赋予它以消灭敌人的力量。”“总体政治的义务就是将有作战能力的人征召入伍，赴敌作战。同时，还要使部队装备保持最佳状态”，为此，“平时就要装备各种用于战胜敌人、保存自己和保护人民的技术器材。”因为在“战时制造和维修技术器材均需耗费时间。这是技术装备的弱点所在。”

军事力量的精神构成条件
总体战为民族生存而战的本质“要求极大地增强士兵在独立行动中的精神力量”，而一旦士兵丧失了精神活力，后果就是不可想象的。“总体战及其没有生命的技术辅助器材，向士兵提出前所未有的要求。这一点怎么强调都是不过分的。它不仅取决于训练的深化，而且尤其需要通过增强精神力量来加强军纪。”

为了佐证精神力量对于军队的重大作用，鲁登道夫十分看重宗教意识的作用，“我们种族遗产的精神特性要求自觉性，即行动的自主性，德国的宗教意识赋予每一个人以维护民族生存的重大义务。对种族遗产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宗教生活和宗教意识的尊重，正是战斗向军人提出的要求，是使部队坚不可摧的真正的军纪的基础。是军纪而不是誓言将军队凝聚为一个整体。”而德国的情形是，“德国的宗教意识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总体战所要求的民族团结和军纪都建筑在德国宗教意识之上。”

当时世界各国对军队及其训练和装备的关注促使鲁登道夫将“精神创造胜利”这样的论断改为，“坚强的精神创造胜利，同时还需要健壮的体魄。德国的宗教意识能造就坚强的精神，铸造健壮的体魄。”

为了激发军队的精神力量，在军事教育中除了对军队进行作战训练之外，还应当对军队进行强化民族感情的教育。

“在总体战中，军纪将受到最严峻的考验。军纪应按总体战的要求，在军队尤其是后备军中加以精心维护。”“军纪将整个军队凝聚为一体，惟有如此，军队才能发挥效力，同时才能保证军队有统一意志的行动。军纪将单个人组合为一个整体。”

鲁登道夫特别强调军官在监督士兵训练和精神团结中的作用，“他们要实施广泛的监督，贯彻士兵和部队训练教育的基本原则，加强部队建筑在级别基础上的内部团结。在民众军队和总体战的时代，军官只有明了民族团结和军纪的基础及其意义，扎根于民族之中并了解士兵和民族心理的本质，才能胜任其所肩负的任务。”

最后，在鲁登道夫看来，“数量、训练和装备是一支军队的外表，只有精神的和道德的内涵才能赋予军队以力量，使其坚持旷日持久的总体战。”

军事力量的使用
在鲁登道夫所处的时代，军队的编制无外乎陆军、海军和空军这三大军种的编制，这一点在此我并不想作过多的论述，而只是想重点论述鲁登道夫对于使用国防力量作战的看法。

在鲁登道夫看来，“军队是个庞大的组织。军队的各个部分并不都直接参加作战，但须合力击溃敌人的抵抗，决战时刻尤其如此。” 鲁登道夫显然也并没能摆脱克劳塞维茨式进行决定性会战的思维模式，“决战能够决定战争胜负，会战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作战行动。会战必须投入战斗部队。他们要向敌人施展其战斗力，以其压倒优势的火力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

除了军队与军队作战之外，在总体战中，人民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敌军作战目标，而当某一个国家沦为战场之后，该国的人民就会因此而遭受直接的苦难，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敌军会借机通过宣传战来瓦解人民的精神团结。此外，有一种特殊的战争形式叫做民众战争，民众战争总是受到强权政治即“法规和惯例”的掣肘。“民族的痛苦需要这样的民众战争。但只有当民众具有牢固的精神团结和强烈的争取民族生存的愿望时，这种民众战争才能成为可能。”由此可以，鲁登道夫始终是将民族的精神团结当成是总体战成功进行的根本保障条件的。

鲁登道夫眼中并没有那种对于当时军事技术与战争方式固定不变的保守看法，相反他认为战争是多变的，“军队的种类名目繁多，其组织形式和战争中的使用方式也五花八门。”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即民族的精神团结。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未来战争，鲁登道夫告诫说“军队和人民必须时刻做好准备，为民族生存贡献其全部力量。”（第87-115页。）

我的总结
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所遵循的战略思维模式是遵循着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基本环节的。然而，由于鲁登道夫更加强调的是民众的团结对于总体战所发挥的基础作用，因而我将《总体战》归类为战略基础派。

考虑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的社会状况，可以得出鲁登道夫创造和实践其总体战模式的几个背景条件：一个世纪之前的拿破仑战争模式已经塑造出了全民动员的经典模式，而反法同盟国受教于他们的敌手同样实行的全民皆兵模式同样属于总体战的模式；尽管法国人的总体战模式在此后一个世纪内几乎销声匿迹，但是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流行，却为总体战模式的再度复活铺平了道路；当一战中遭遇完败的德国人重新思考未来的战争时，他们已经认识到仅凭一种兵役制度是根本无法解决战争问题的，因此，必须要塑造一种模式能够使普遍义务兵役制在其中发挥中最大的作用来，而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的问世刚好契合了此种需求。

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具有双重属性，即兼具军事战略属性和国家战略属性，因为而他既以军事战争思维模式来考虑问题同时又是以国家整体动员进行战争作为论述主题的。总体战思想发展到今天，其内涵和形式也早已发生重大的变幻，只是，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读到过能将总体战模式超脱出传统的军事战争模式之外的著作。倘若在现在或者今后有一位研究者，完全跳出军事战争的思维模式来探究总体战，而他必定会发掘出另一种全新的总体战模式。

两个战略基础
第一个战略基础是国家战略基础，第二个战略基础则是军事战略基础，这也就是鲁登道夫口中的总体战具备双重属性的原因之一。国家战略基础，是指人口、土地、资源等看得见、摸得着的要素，军事战略基础累加于国家战略基础之上并且使得一个国家的整体都可以成为它的构成要素。这样，鲁登道夫就很好地阐述了军事力量如何产生这一环节，那就是以民族的爱国热情和全民的总动员为基础条件，建筑于其上的军事力量自然就会根据需要而竹，并且由于这个国家已经作了整体的人员、物资和精力的准备工作，因而军事力量的产生这一环节从一开始就具备了雄厚的基础条件。如果一个国家只征召志愿者入伍或者按照传统的做法只使征召的军队参与战争，那么很显然军事力量的基础条件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是总体战却要求激发民族的爱国热情来使得他们都将参与战争当作是天生的权利和责任，这样不仅入伍的兵员从一开始就十分充足，而且由于未入伍者也会通过各种与战争相关的活动来直接或间接参与战事，因而军队就不是在单独作战甚至有些情形下军队只是在战场上发挥辅助作用。一个战略基础雄厚却只依靠军队作战的国家，与一个全民参与战争的国家相比，后者显然具备更大的战略优势。

奠基派：《理论后勤学》
乔治•赛勒斯•索普和他的《理论后勤学》
传统的军事研究者们只关注军队的后勤补给结果而根本不关心后勤的本质所在，事实是，后勤无时无刻不在军事战略的每一个环节发挥作用，这倒不是说后勤等于战略本身，而是说后勤与其他一切战略要素统一在战略的整体框架中发挥着各自应有的和相互间的协调作用。一个人无论做或不做什么事情，他时刻都需要体力支撑以至少维持他的生命存在本身，人的体力分支遍布他的身体的各个部位，然而他的体力本身却构成一个独立的概念和拥有其独特的循环体系。后勤之于军事战略，正如同体力之于人的整体构成，有着其独立的概念和自身独特的循环体系。

传统的军事理论太过集中关注于军队本身如何在战场上作战这类战术问题，因而将包括后勤在内的其他一切要素都视作为附属于军队作战这一过程的某一个构成部分。一个人在平时总是以其头脑中的思维意识为核心，只是在他身体的某个部分遭遇激烈的疼痛时他才会下意识地关注到这个部位，但是，我们绝不能以为人的思维意识就比人的身体构成更重要或者认为后者只不过是前者的附庸。只有那些在战术框架中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和对军事战略一知半解的人才会以为后勤附属于战术，一个真正的军事战略家，从来不会认为后勤或战术竟能替代战略目标本身而占据着主导位置。

作者在此将《理论后勤学》归类于奠基派，其理由是，后勤只不过是在军事力量的维持和使用这两个环节中发挥着作用，而后勤本身所关注的是如何创造和继续创造充足的资源手段以供给军事力量。

尽管在现实军事活动中，后勤总是与军费开支密不可分，然而在实际应用于过程中后勤却绝不能用军费开支来代替、更不能以军费开支作为衡量后勤工作的根本指标。因为后勤，是要给军队提供鲜活的资源手段以创造和维持军事力量的，因而军费开支只有在通过后勤工作转化为具体的枪、炮、弹药、食品、服装等可供军队直接使用的物资之后才能发挥实际的效用，一个人要维持体力当然不能信用金钱而必须用金钱来换取具体的营养食品，金钱只构成人维持体力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你可以很容易理解一个以种植为生的农民根本不用花费大量的金钱就能够有着充足的粮食补给维持其生命。同样，国家划拔军费开支也只不过构成军事后勤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国家也可以通过划拔具体的物资来维持军队，并且军工生产体系本身也可以创造出具体的军用物资。后勤既然构成军事战略的三个环节之一，就必然要遵循着军事战略讲求实际效能的风气，以金钱来衡量后勤工作和空谈后勤、不讲实效的做法根本不能使得后勤工作对军事战略发挥出应有的实际效能。

战略这种东西，一旦你应用于它，就自然地将与军事活动有关的一切要素包含进来，然而在那些将战略等同于谋略和战术的人那里战略与作战活动却并列起来或者就被当作同一个要素，在那些将后勤视作为战争活动三大领域之一的人那里战略又被视作为与后勤同一档次的一个领域。战争活动这一概念当然可以用来指代军队的一切活动，可是这种说法只是在战争爆发之后才成立，而战略的概念和内涵显然要远远大于战争活动，在平时和战时、在战争和其他军事活动之中都可以应用于到战略。《理论后勤学》中所犯的错误，就是将战略、战术与后勤三者并列为战争的三大活动，而事实上战术、后勤乃至战争本身都应当很自然地包含进战略之中。

只关注军队如何作战的人，最为关心的是军队能否喝到水，而以后勤工作为任务的人则主要关注如何为军队创造更多的水。按理说，这两种人按照其各自所处的位置相应地关注的焦点并无可厚非之处，可是的假如两者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太过固执和极端，而作战和后勤就会脱节。除非有一个能够统筹全局的机构或既定的体系，可以按照其自身的运作程序自然地将后勤部门所创造出来的水输送到军队的各处，这样军队才能够专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而后勤部门也能够专注于如何创造更多的水，不然，要想保障水的供应而后勤部门的职能就必须扩展到无所不及的地步以致于军队除了在战场上杀敌之外其他的一切问题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作者在此处将《理论后勤学》归类为奠基派的另一个原由是，它不可避免地从之前极不重视后勤工作的做法中不知不觉滑向了另一个过分看重后勤工作的极端。认识和把握到后勤工作的重要性当然更加有助于战争的胜利，可是假如为在后勤方面投入过多的精力以致于忽视了其他方面，胜利同样是很渺茫的。作者在此处提取的是后勤工作的重要性和它得以扩展的内涵，而摒弃的是则是认为后勤最为重要的极端看法。

后勤，虽属战争活动的三大领域之一，但是其在本质上属于军事力量的创造这一环节，后勤对军事力量的维持和使用这两个环节的作用，是在第一个环节的基础和前提下进行的。而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和使用却必须在军事战略的整体框架中才能协作发挥出最大的效能，因而后勤也必须放到军事战略的整体框架之中来看待和应用。

作者反对的，不是将后勤的内涵扩展到军队各个部分，而是反对后勤越俎代庖地将除作战以外的一切事项包揽在内的极端做法。后勤发挥其本身的作用为军队创造出力量并依据其职能延伸将所创造的力量输送到军事力量的维持和使用这两个环节之中，而真正促使其在其他两个环节发生作用的，则是军事战略的整体框架，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整体框架而后勤与其他两个环节才不至于杂乱无章、彼此倾轧，在这样一个军事战略整体框架之中，后勤才能像其他两个环节那样专注于创造力量以发挥其本来的职能，创造出来的力量才能依据这个整体框架所设计的三个环节之间的协调功能而自动地对其他两个环节发挥应有的作用。

索普总结克劳塞维茨关于战术、战略和后勤的论述为：“战术是一部分、战略是另一部分；后勤是其余部分。” 他这样做的依据如下：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将军事艺术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军事艺术就是在斗争中运用现成手段的艺术，称为作战方法最为恰当；广义的军事艺术当然包括一切为战争而存在的活动，也就是包括建立军队的全部工作——征募兵员，装备军队和训练军队。”正是克劳塞维茨首次将战术和战略这两个概念明确区分开来，“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是为了战争的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

尽管克劳塞维茨提到了后勤活动的作用，但是他却将战争论述的焦点放在了如何使用军队作战上而认为后勤活动与直接的作战活动有着质的不同：“我们的区分只与使用军队有关，而且仅仅是针对使用军队说的。但是在战争中还有许多活动，虽然为使用军队服务，但是又不同于使用军队，其中有些同它的关系较密切，有些同它的关系较疏远。所有这些活动都与维持军队有关。维持军队是使用军队所离不开的，是它的必要条件，这就象建立军队和训练军队是使用军队的前提一样，但是，仔细考察起来，所有这些与维持军队有关的活动总还只能看作是斗争的准备(不过它们和斗争非常接近，贯穿在整个军事行动之中，是和使用军队交替进行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这些活动象其他准备活动一样不列入狭义的军事艺术，即真正的作战方法之内。而且从理论的首要任务是把不同种类的事物区分开来这一点来看，我们也必须这样做。谁会把给养和管理这一套琐碎的事务列入真正的作战方法呢，它们虽然同使用军队经常有相互作用，但在本质上是和使用军队不同的。”

索普认为随着新发明的不断涌现、军队人数的增多和作战规模的扩大克劳塞维茨所提到的那样后勤活动其作用日渐突出而其所包含的内容和项目也日益增多，但是他却认为克劳塞维茨关于战术、战略与后勤这三个概念的区分仍然正确，只不过在他那个时代中后勤已经可以单独分列开来作为战争的第三学科了。

索普认为后勤学科需要得到拓展，为此他批判了当时一些美国军官和战争研究者们有关“后勤只是运输和补给”这种狭隘的后勤观念，他将这归因于这些军官们照搬《战争论》的概念，“因为他们并未同冯•克劳塞维茨关于战略和战术的定义展开争论，给果他们所理解的后勤概念非常之狭窄。”

后勤是战争科学的第三大分支
索普将后勤这一概念从传统的战术或战略论述中分列出来并且赋予了它以独立学科的地位。索普认为“后勤学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也可以使用‘理论’后勤和‘应用’后勤这两个术语。”前者是就后勤的学科作用和一般原理进行的探讨，而后者则是依据前者对后勤工作作出的具体应用的探讨。但是，为了强调后勤分科的重要性，索普直言他将论述的焦点放在理论后勤学上。

索普将1812年拿破仑征俄之战惨败的原由归结为其没有认识到后勤的关键作用而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后勤部门，“当他确认战略和战术显然是战争活动的两大独立部分时，他却没有认识到(或者为时太晚时才认识到)，后勤工作乃是战争活动的第三个独立部分。”传统的战争理论只关注或者主要关注如何使用既有兵力这一类的战术或者战略问题，而后勤的作用只是在论述如何使用兵力的过程中被偶尔提及或者一笔代过，以致于索普抱怨地写道“说来也怪，我们今天在图书馆中所能找到的名副其实地论述后勤的唯一经典文献，却是出自拿破仑麾下一位杰出的军官之手。那就是若米尼男爵，他在《战争艺术概论》一书中，单独用整章篇幅论述了这个主题。”在《战争艺术概论》的第六章“后勤”中，若米尼论述的视角是在两军对战时后勤工作的重要性，在这一章中若米尼用了大量的概念来论述后勤的作用，以致于索普认为若米尼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只消一看他列入后勤工作范围的种种活动之后，人们就会产生如下怀疑：留给战略和战术的活动，究竟还能有多少，(实在微乎其微)。”尽管如此，索普仍然肯定了若米尼对于后勤重要性的强调，因为索普认为若米尼亲自参与过拿破仑征俄之战因而“这就使他得以了解战争史上最闻名的一次后勤失败的全部事实。”

“几乎每个平民都熟悉‘战略’和‘战术’这两个术语，几乎每个有见识的爱国志士都知道：战略涉及的是调动和使用全国武装力量的总计划，而战术涉及的是战斗方法。但是，如果我们单就那些专讲战争科学和战争艺术的书籍闭口不谈后勤的事实作出判断，无可争议的一个结论就是军事家们自己对后勤几乎也一无所知。虽然有些作者说过：后勤工作是战争活动的三大领域之一，但他们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而且即或有所说明，也无非是谈到运输和补给而已。”

索普有些无奈地写道“后勤如此不受学术界的注意，它在战争文献中论述得如此之少，其中道理是很容易说清楚的。”可是从他随后对于后勤与战略、战术之间关系的比拟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某些可能的原由，索普是这样进行比拟的：“战略之于战争，犹如情节之于戏剧；战术可比之为演员扮演的角色；后勤则相当于舞台管理、置办道具及担当演出的种种维持工作。”由于演员们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直接与观众的视线与感观交流，而演员们所表演的故事情节则更能打动人心，因而他们更容易被人关注，可是“对剧中情节和演员技巧激动不止的观众，往往会忽略隐藏得很巧妙的舞台管理的各种细节。”在索普看来舞台管理与布置工作与演员们的表演同等重要，但是他强调说这只是“在目前戏剧演出的条件下”才成立的，因为早期的戏剧表演主要凭借着演员个人的独特发挥才能成功而“导演手法、制作精巧的布景、机械化的道具及其无懈可击的效率，都是戏剧艺术新近才增添的东西。”

索普对后勤学的出现进行了演绎：
“原始部落之间的战斗，是在受到挑衅时一触即发的行动，事先既没有预定的计划，也不需要准备特殊的战斗手段。这就是说，当时只涉及到战术。及至有了多次战斗的经验之后，有些聪明的战士才向伙伴们建议，如果战前预有计划，就会占有对敌优势。这种计划自然而然地触及到了策略。策略越来越多，其间又经过精心改进，一直发展到交战不再是一天之内就见分晓的单个战斗，最后的结局只能指望一系列战斗的结果。因此，在这种最早、最简单的多次性的连续战斗中，我们看到了战略科学的萌芽。一旦交战不再是一场短暂的一触即发式的战斗，战前也就需要或多或少地加以组织并准备作战手段，或者实施某种行动策略。如：必须准备好隐蔽地点、埋伏、交通运输工具，并为服军役期限更长、不能靠打猎为生的武士们提供给养。战争的这一发展阶段标志着后勤工作的开始。”

索普据此给出了后勤学不被人重视的原因，“那就是战争本身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尽管人类社会进行了频繁的战争，“但人们必须承认，战争的发展是缓慢的。”而只有当各种形式的战争发展到充分阶段，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才能显得日益突出。索普将当时已知的作战环境分为陆上、水上、空中、地下和水下五种，而当时“只有第一和第二两种环境中的作战行动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他都还处于试验阶段；空战还不可靠，只能起辅助作用，水下战争的情况也一样，地下战争由于使用了战壕和坑道，只能说小有发展。”

索普同时给出了后勤学出现并应当受到重视的两大原由，即战争的工业化和陆、海战的充分发展。因为战争的工业化，“因而战前的训练和战争的准备也变成了商业那样的活动，而且规模庞大，涉及众多的部门。它同商业活动一样，为了确定恰当的分工、估算应付局势所不可缺少的必需品，以及为了避免重复和浪费，这一切都是能在事前进行分析的。”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之后，“地上和水上的作战行动已产生了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佳效果，对达到战争的最终目的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后勤与战略、战术三位一体的战略观念
“后勤是战争科学中一个与众不同的分支，它包含的大量活动，应与战术或战略活动相协调，而不应与战术或战略相混淆。”

“假定对战略形势的大估计是国家战略委员会作出的，陆军和海军的任务也是由它分配的，而且分配得很恰当，下一步就是海、陆军部接到任务后如何行动了。”在索普的概念体系中，战略是由一种称作国家战略委员会的机构来负责制定的，陆军部和海军部则是负责执行战略的战术行动机构，而后勤机构则存在于陆军部和海军部之中但是与这两大机构中的战术职能之间是平行关系。以海军部为例，“海军部的首脑将由两个职责分明的工作班子或委员会加以协助：其一是参谋部，行使战术职能；其二是后勤部，行使后勤职能。”

关于陆军机构中战术职能与后勤职能的并行，由于索普采用了传统军事思想中陆战与海战本质上一样的观念，因而在他看来陆军中后勤部的设置与海军部大致相同，“因为陆军这个部门同海军的分工毫无二致；陆军部组织机构的叫法也与海军所用者几乎相同；陆军与国家战略委员会的关系，同海军完全一样；陆军从上到下的控制方法(从军、师以至到团)，也同海军一样”，同时“假如陆军和海军的职能如此相似，那就有理由认为，它们也应当按同样的方式组织起来行使其职能。”

对索普理论的评价
索普是第一个将后勤这一环节从大家所公认的战略与战术概念中区分开来并有意使之成为一门学科的人，可是在他有关后勤、战略与战术三位一体式的论述模型中却同样犯了混淆概念的错误。战略既然是一种事关全局性的东西，那么它本身就应当包含后勤、战术及其他一切与战争活动有关的事情，只不过战略的逻辑倾向于宏观的规划与指导。后勤相当于军事力量的产生环节、战术相当于军事力量的使用环节，而在索普的思维模式中战略更像是军事力量的维持这一环节，因为他的战略概念定位于戏剧情节演绎之上又同时赋予其宏观指导性。这种概念的混淆与理解上的差错使得他的后勤、战略与战术这一三位一体式的思维模式很难站稳，即便是索普自己也认为“随着历史的推移，战略越来越多地夺取了战术的荣誉”。

对实力与实力使用方法的看法
索普为了说明后勤工作的突出重要性而以克劳塞维茨式的语气来论述军队隐蔽自身的困难，“如果甲国正在准备战争，它不可能将它的大部分准备活动隐蔽起来；它搞军备的大部分费用必定要为公众所知；由于军队庞大，即使一年或两年之内也不可能训练成功，而军队的存在是保不住密的；最小的军舰，也要在造船厂建造好几个月，至于大型军舰则要造几年之久；即使是打防御战，没有隐蔽在远海岛屿中的前方基地，也不容易奏效。”

由于对后勤工作大规模、长时间的投入，而使得索普坚持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及早进行后勤准备工作。“战略制订利用己方兵力的计划，而后勤则为它提供必需的手段。”由此可以看出，索普是将后勤当成为国家赢得战争的首要的保障。

军事力量的使用与后勤是两回事
由于混淆了战略与战术的概念应用及其各自所涉及的范围，因而索普不可避免地将战略与战术都当成是使用军事力量的方法，所不同的是，索普采纳了克劳塞维茨对于战略、战术和后勤的区分仍然将战术当成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方法、战略则是运用一系列的战斗来达成战争目的的方法。然而，索普反复引用并且强调军事力量的使用与后勤是两回事的做法则是应当予以充分赞扬的。

如果后勤工作只是为前线部队提供物资弹药或者只是限于作战部队的战时供应与基地维护，那么后勤事实上就演变成了维持军事力量这一环节，但是当后勤工作的范围被拓展到包括军事动员、后备兵力补充这样的项目之后，它事实上就更加倾向于军事力量的产生这一环节了。

此外，索普并没有准确区分出后勤的真正内涵，之所以肯定他对于后勤学的贡献，那也只是因为他将后勤学作战活动这一大类中区分了出来。实际的情形是，后勤只不过是非作战活动的一部分，而索普仅仅意识到了后勤是非作战活动，这两点已经足以促使他将后勤学分裂开来。

军事战略的进一步细分，是后勤、训练与作战这三者的统一体，训练这一环节属于非作战活动，因此当人们刻意区分作战活动与非作战活动、并且同时以后勤这一概念来指代非作战活动时，训练这一环节自然就被包含其中了。

由于我在另一部书中已经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论持久战”一文的战略指导方针与其实践过程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因此，在这时我只想摘录其中解析“论持久战”一文的战略思维模式本身的一部分，并且用本书中所运用的军事战略的三个环节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解析。

国家实力基础对比
人口对比
“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
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量是强的”，但是由于日本“人力、物力”不充足，其战争能力就会因此而受到严重制约，因为持久战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需要有充足的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后备资源。

     中国是一个人口规模空前庞大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在从1937年至1945年中国对日作战期间，日本从中国的东北、华北、华南地区征集了约3000万劳工到日本，假设这一数字可以作为采信依据的话，那么人们必定会惊讶于中国在如此众多适合于服兵役的人员被掳掠之后仍然能够动员数百万人员服役于正规部队。

     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正类似于德国对于苏联的进攻，无论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多么动荡不安、技术装备水平是多么落后，日本无疑是在同一个潜力远胜于己的对手交战，而德国人也惊奇地发现无论他们在何时何地消灭苏联的几个师的同时苏联人又会立即在另一个地方新投入几个师，日本人难以用强制的战争手段来来征服中国的全部正如同希特勒无法指望其国防军占领苏联全部领土那样。

土地对比
国土面积大小与战略空间
中国空前广阔的国土面积允许它在东部大片国土沦陷之后仍然能够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而日本自身是一个领土狭小的国家，在它的本土缺乏战略缓冲空间。

地理位置、地形因素
日本原本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岛国，而它从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40年代通过一系列扩张而得来的亚洲陆上领地则很难与它的本土社会融合为一。

资源对比
单靠日本自身难以为它的战争提供充足的资源，而日本人的做法则是从占领区掠夺各类资源以供给国内之需和战争需要。

中国异常丰富的人力资源有助于最终战胜日本，“‘卢沟桥事变以来，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样一种公式，在广大的人们中流行着。这个公式是对的，但有加以充实的必要。”由于此处的论述重点在于战略基础，因此在此我并不打算继续深入下去论述其他因素。但是由于中国在技术、武器装备方面不如日本，因此中国要想凭借其雄厚的战略基础最终战胜日本，而“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针对日本封锁中国海岸线就能够迫降中国的说法， “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 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除此之外，“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因为中国的疆域实在是太广阔了。

在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 “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正因为战略基础雄厚，使得中国经得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而“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日本的军 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 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日本的短处之一即“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

但是，中国战略基础雄厚并不足以说明中国最终必定会战胜日本，“如果我们仅仅说，敌人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是不足以折服他们的。他们可以搬出元朝灭宋、清朝灭明的历史证据，证明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而且是落后的灭亡进步的。如果我们说， 这是古代，不足为据，他们又可以搬出英灭印度的事实，证明小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落后国家。所以还须提出其他的根据。”

政治动员与军事战略基础
“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

无后方是暂时的并且间接地以后方为根据的
“有后方和无后方——利用国家的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人占领地之最后限界的，是主力军。脱离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后的，是游击队。但在每一游击区中，仍自有其小规模的后方，并依以建立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这个区别的，是每一游击区派遣出去向该区敌后临时活动的游击队，他们不但没有后方，也没有作战线。“无后方的作战”，是新时代中领土广大、人民进步、有先进政党和先进军队的情况之下的革命战争的特点，没有可怕而有大利，不应怀疑而应提倡。 ”

阶级战争理论
阶级战争理论为军事学提供了一种极为成功的军事力量产生的模式。

首先，由马克思、恩格斯在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过程中创造出一种工人阶级暴力革命学说，接着众多知识分子接受了这种阶级革命学说，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之后开始组建起工人阶级政党，然后这个政党反过来动员和领导工人运动，在中国由于农民占据了人口中的绝大部分，因此农民也加入了进来从而形成了政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运动。由于仅仅依靠运动无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因此对待残酷的统治者就必须采取暴力革命手段，最后，以马列主义为旗帜、由先进知识分子所组建的政党所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武装力量便应运而生了。整个过程，就像一个生命体由诞生到存活再到不断成长壮大一样，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阶级战争理论与传统的军事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便在于，它首先关注的是军事力量的产生问题，而它得以创造和实践的过程几乎与其创造的过程同步进行。这样，阶级战争理论从一开始就摆脱了传统军事理论只关注军事力量如何使用而不关注军事力量如何产生的弊病。而正是由于阶级战争理论从一开始就专注于建立起阶级革命的武装力量这一体系，因此革命者在革命的过程中就会十分注重群众基础动员和在各地建立起稳固的革命基础条件。

事物的发展顺序
事物发展的自然顺序是，从无到有、由小渐大、由弱变强、再从强大走向鼎盛。所谓从无到有，解决的是基因和种子的问题，没有特定的基因和种子，就不可能有产生一种特定的生物或植物，而一切事物也从来都不是一开始就存在而是要经过特定的组合或变异才得以塑造出构成这种事物的缘由。所谓由小渐大，解决的是数量问题，一种事物刚刚诞生之后总是很狭小的，因此就必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从而使其体积渐渐变大，也只有这种事物的体积渐渐变大而它才能具备成熟的行动能力。所谓由弱变强，解决的是质量问题，其演变的过程通常是与事物由小渐大的成长过程同步进行的，但是事物的体积总会有一个限度、达到了这个限度就会渐渐稳固下来，而事物的强弱却可以继续演变，直到现有的条件支撑不下去为止。最后，从强大走向鼎盛，正是依托和使用强大的实力去实现这种事物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这并非是说事物在弱小的时候就不能使用实力却达成理想，而是说经过其成长和强弱演变的积累之后，这种事物已经足够强大并且已经熟知了各种行为模式，这样事物使用强大的实力走向鼎盛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事物发展的自然顺序或者说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事物发展过程总是会受到诸多外在因素的干扰和意外条件的摧残，但是只要事物能够坚持其自然的发展顺序并以此为依托和根据来应对外在因素和意外条件，而事物就可以将不利的外在干扰和意外摧残转化成为其继续发展的有益因素。最为常见的现象是，一个人长期地秉持着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做法和进程，却在某一天突然侧视时感受到别人总是会比自己发展得更好，这样他就会将注意力转向别人的风光之中而忽视了自身的发展，结果这个人自身的状况只会更加糟糕，这道理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开国者与根据地
历史上那些开国者总是能够关注到军事力量的产生问题并且在这一问题上下大功夫，这正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没有军事力量因而必须首先接触到如何建立军事力量的问题。不同的开国者其关注军事力量之产生问题的具体模式不同，但是普遍存在的模式则是都想要并在实践中建立起一块稳固的根据地，而所谓根据地必定意味着首先能够为他们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反映在军事战略上也即是军事力量的创造问题。秦王国之前拥有的疆域对于秦始皇而言即是他歼灭六国、一统天下的根据地，巴蜀、三秦之地相对于刘邦而言即是其东出中原与项羽一争高下的根据地，兖州、许昌对于曹操而言即是其平定中原、扫灭诸侯的根据地，关陇地区一连构成了后周、陏朝和唐朝三代王朝开国的根据地，以金陵为中心的土地即是朱元璋消灭群雄、恢复汉人江山的根据地，而以盛京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地区则构成了满清王朝破关进京、底定中原的根据地。

然而，由于开国者们总是以进行军事战略的实践活动为主，因此他们之极少有人能够专门思考和总结出一整套全面的军事战略理论体系。汉高祖刘邦在灭亡项羽之后告诫其下属部将说正是因为丞相萧何在关中地区不断为前线补充粮草和兵员才使得他们赢得最终胜利，因而刘邦将平定天下的首功记在了萧何头上。曹操本人颇受《孙子兵法》这种以如何巧妙地作战为主要关注对象之著作的影响，但是其在实践活动中却同样很重视根据地的建设，比如实行军事屯田之政策、在吕布袭取后方城池之后听取了谋士的意见放弃攻打徐州回过头来巩固根据地。与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之成功缘由紧密连接的是其谋士朱升进献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九个字的战略方针，尽管这九个字太过简短，但是却给当事人以及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广阔的拓展空间。

不难发现，历史上和现在，最为关注根据地建设的多是一些开国者和创业者，而最为关注和研究使用军队方法的则多是那些军事指挥官、以战争现象为主题和对战争现象颇感兴趣的人。

军事战略观念和理论体系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尴尬处境也即是，真正进行战略实践活动的开国者们极少能够深入研究军事战略理论，而实际上指挥军队作战的指挥官和以战争为研究主题的理论家们则总是倾向于关注如何使用军队这一个方面的问题，如此，真正实践了战略全部内涵的人不知道战略的全部内涵、而想要探究军事战略之全部内涵的人却因为只将眼光狭隘地投放到如何使用军队作战的问题之上因而也根本难以认清军事战略的全部内涵。

但是，军事战略观念和理论体系的深入发展也并非总不尽如人意，真正实践了军事战略的全部内涵而又系统地掌握了其全部内涵的人，迄今为止或许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毛泽东是一个成功的开国者并且在其开国的过程中实践了军事战略的全部内涵，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实践的过程中又很注重理论的探究并且总是能够抽出专门的时间来进行进一步的理论阐发。现在那些对毛泽东之军事战略思想感兴趣的人和众多的研究者们，只要他们通读《毛泽东选集》就可以从中感受到根据地建设和如何巧妙有效地与敌人周旋这样的思维模式和理论板块。像“工农武装割据”其所关注主要对象即是根据地的建设，而像“十大军事原则”其所关注的主要对象则变成了如何在战场上击败敌人，军事实践与军事理论在此之前并非没有过整合的时候，但是能够做到军事实践与军事理论的整合并且由此掌握军事战略体系、又成功地开创出一个大国的人，就只有毛泽东了。

根据地的建设并非总是集中到一个板块之上，由一个板块的根据地为依托而最终走向成功的，那是因为这一块根据地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内部体系上都足够充盈和强大，由多个板块的根据地相互辐射、连接成片最终走向成功的则是因为各个板块都拥有完整且独立的生产体系并且在整体框架上相互协调与配合。

秦始皇以原有的秦王国为唯一根据地而歼灭六国、统一天下，即是因为这一块根据地的规模原本就很广阔、其军事力量的生产体系原本即很强大，而秦始皇所接手时的秦国在战力时已经被公认为相当于山东六国所有战力之和。这样，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即是使用秦王国长期锻造出来的强大战争体系和积累起来的强大且成熟的军事力量，兼并新的土地自然有助于增强其实力，可是考虑到兼并战争的惨烈和只用了十年时间这样短暂的过程，因而可以认为秦王国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所主要使用的军事力量是秦王国原有疆域上已经积蓄好了的军事力量。

虽然只有一块根据地，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却能够通过逐步的向外扩展、使这一块根据地的规模、生产体系都不断得以增强，以致于终于积蓄到了足够促成最终胜利的军事力量，这种情形是区别于秦始皇只使用秦王国的军事力量扫灭六国的。曹操的战力最初来源于兖州附近地区，可是在他不断与周边军阀作战的过程中逐渐扩大了根据地，新扩展的州郡又能够给他提供更多的农业人口和兵源，因此以不断扩展的一块根据地为依托的曹操也能够平定中原。朱元璋在最初时只有以金陵为中心的一片南北狭长的根据地，他在与西边的强大敌人陈友谅作战时最多集结起了20万人、而他的敌人则有60万兵力，然而在他击败陈友谅之外他的根据地扩展了一倍以上，这样在他向东与同样拥有60万兵力的张士诚作战时他就拥有了数量相当或者略占优势的兵力，而在他吞灭张士诚之后进行北伐战争的时候，他的总兵力已经接近100万以致于他能够在北伐的同时向南方、西南方向进行同步的扩张。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最初集结所有部落的壮丁也只能凑到6万人的部队，然而在他和他的后继者们不断几周边扩张其根据地的过程中渐渐获取了更多的人口和资源，因而当清军入关后便能迅速集结起三路大军不断向中国中原地带、西南和东南方向突进，而这三路大军其各路兵力都在10万人以上并且在扩张过程中不断发展以致于有时竟然接近100万。

同时存在着多个独立的根据地、同时又能够以中央根据地为中心来保持所有根据地块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从而走向最终成功的，比如刘邦和毛泽东。刘邦以富饶的关中地区为根据地，这本来就已经给他提供了足够支撑战争的粮草和兵源，但是与此同时刘邦也十分注重在他的敌人项羽背后制造反对力量，其具体做法是在项羽的领地侧翼或背后分封新的诸侯王、条件是他们以分受封的土地为根据配合刘邦一同击败项羽，这样尽管分封的诸侯王自始至终不受刘帮直接管辖然而其各自的封地却间接地充当了与关中地区并存的多个根据地块。

同时拥有多个根据地块、没有一块根据地在规模和实力上占据着绝对优势而同时又能够保持各块根据地之间紧密联系、协调配合从而取得最终胜利的，要属毛泽东了。毛泽东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块有四大板块，即西北解放区、东北解放区、华中解放区、山东解放区，这四个根据地为四支野战军提供军事补给和兵源并且不断向国统区辐射，最终成功地连结成一片以致于解放军在1949年已经基本解放了长江以北的绝大部分区域。

根据地并非某些人所狭隘地理解的那样只是为军队提供补给和兵源，因为军队本身也是根据地的一个构成部分，只不过军队可以在根据地内或者远离根据地作战，因此相较于根据地和前线战场而言，二者之间以补给和兵源为载体的联系就凸显出来了。

创造军事力量、维持军事力量和使用军事力量，即是根据地的运作模式。
假如战线在根据地之外的地方，由于一线作战部队主要在外围作战，因此根据地内部的主要事务是创造军事力量和训练军事力量，根据地与一线作战部队之间的联系是通过输送军用物资和完成训练的军事力量来完成的。在此过程中，尽管军事力量的使用不在根据地的地理范围之内，但是却与根据地内部的军事循环系统紧密相连。

秦始皇统一六国即是在秦王国这块根据地之外使用军事力量，刘邦东出与项羽争霸天下即是在关中这片根据地之外使用军事力量。在根据地的地理范围之外使用军事力量的好处是，根据地内部的军事循环系统较少受到干扰和破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作为根据地军事循环系统一部分的一线作战活动总是因为与敌军直接接触而使得其所属的军事循环系统受到影响。

无论是战线是在根据地的地理范围之外还是之内、或者刚好与根据地的自然地理界限相吻合，真正决定根据地能否继续生存的是其军事循环系统能否持续下去。有时，尽管一线作战部队与敌军的伤亡比例悬殊而使得军事力量损耗巨大，可是只要根据地能够及时提供充足的军事力量，而战线就能稳固下来，另外一些时候，虽然一线作战部队的伤亡数目很少，可是由于根据地的军事循环系统支撑不上因而战线不断往内部缩小。至少，战线能够稳固下来，而根据地内部的军事循环系统就可以持续下去，但是只要战绩往回收缩而根据地内部的军事循环系统就会受到挤压。战线的扩张，不仅仅是军队作战范围的扩大，实质上也是根据地军事循环系统规模的扩大。

两次世界大战中，以德国为中心的联盟集团拥有数百万规模的军事力量，可是却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遭遇了惨败的命运，这正是因为其内部的军事循环系统顶不住外围的战场消耗。1928-1934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南方地区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在国民党军上百万军队的包围之中持续存在，那正是由于革命根据地内部能够源源不断地创造新军事力量，而只有几万人的红军则能够利用各种有利的地形与敌军周旋，这样就不至于造成军事循环系统中断的危险。

凡是战线所能够达到的地方，军事循环系统必定也同时到达这个地方，然而在不同的情势下军事循环系统发挥作用的效力却会受到限制。军队到达过于遥远的地方作战，根据地输送军用物资和军事力量的路程就会随之增加、时间也会随之增多，这样，前言被消耗的军事力量其补充的速度就会受到限制，而一旦根据地的军事循环系统不能及时顶住前方的消耗，军队就会遭遇作战困境、战绩也随之收缩。

这里据说的只是理论上的根据地内部的军事循环系统的运作模式，而实际上一线的军事力量其补充和维持并非一定要从根据地内部输出，因为军队在战场和战场附近也可以就地取用物资和征召兵员，除此之外，缴获的敌军物资和俘虏的敌军战俘也都可以转化为我方的军用物资和新的兵员，但是万变不离其踪，在此过程中军事循环系统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个新的板块或站点模式被临时性地搭建了起来。所以，离开地面电力输送中心的卫星能够在从地面输送的电力用完之后继续运行，那是因为它在电子板在外太空运行的过程中吸收了太阳能，在此过程中电子板吸收太阳能则是不同于地面输送中心的新的输送来源。

所以，军队能否在任意地点和任意条件下作战，关键在于军事循环系统能否在这个地点和这种条件下建立起来并有效地循环着。沙漠地带渺无人烟、除了沙子和阳光气流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可是只要军队能够在将其军事循环系统有效地延伸到那里，而军队就可以持续地在沙漠之中驻扎和作战。平原地带人口稠密、物资充盈，然而假如无法在平原上建立起有效的军事循环系统，军队征收不到充足的物资、也召集不到新的兵员，而军队就无法在平原上立足。

这样看来，人们之前所理解的那种根据地就是大后方的观念应当彻底颠覆了，所谓大后方只不过是人们对于那些看得见的根据地地理范围总在作战线之后的印象，而实际上根据地的真正作用是利用其军事循环系统支撑战争。反过来讲，只要能够顶得住战场消耗、只要能够持续地为作战部队提供及时而充足的军用物资和新军事力量，任何一个地点、任何一种情势都可以称之为根据地。

至于专门的沿途补给站，通常其提供给军队的是之前已经储存好了的军用物资和兵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根据地在其中丧失了作用，因为无论这些军用物资和兵员是从地理意义上的后方根据地而来或者是从补给站附近随机采购和征集而来，都是根据地创造的军事力量，所不同的只是前一种情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稳固的地理根据地模块，而后一种情形则随机性、带有抽象意义的市场和人群充当了间接的或无形的根据地模块。所以，如果一艘战船能够在海洋中间捕获渔资源用作食物、收集雨水用作水源并在甲板上晒取盐料，而这艘战船就可以在海洋中间长期行进，只不过在此过程之中，海洋、雨水和气候条件充当起了根据地模块。不论根据地的形式如何，关键就在于其能够为军队提供及时而充足的军事力量，这就是一切远离原有根据地或者根本抛开既有根据地而长途跋涉、远征万里却仍然能够获胜的原由。

    促成根据地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一循环系统，因此，也可以反过来说只要军事循环系统能够建立的地方和领域，都可以称作为根据地。这样看来，山川河流、城镇乡村、商品市场乃至抽象思维都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充当根据地。根据地的选择和营建，其标准也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易守难攻或特产丰饶，而是选择此处能否为军队提供一个良好的军事循环系统以便使军队的活动能够持续下去，根据地的建设也就不再只关注狭隘意义上的特定地理范围内的事项而是广泛地延伸到各种能够充当根据地的场所和领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