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启久在华北冀东制造的“无人区”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 发表于 2014-7-3 23:15

据驻冀东日军第27师团步兵团长铃木启久交代，1942年7月，他曾向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报告“强化治安”形势时，认为八路军虽然被迫离开了原有的根据地，表面上是看不见了，但他们分散上山了，相反的可以说是增强了力量，仍然是“白皮红心”。铃木建议：必须“使治安地区居民同八路军完全隔开”。《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第66页。于是，在冈村的策划指挥下，华北日军一方面在冀北基本区大挖“遮断壕”，分别封锁八路军；一方面在长城沿线内侧制造“无住地带”，用封锁沟实行禁作、禁居、禁行，制造了大片无人区。同时，关东军与华北日军相互勾结，缓和所谓“圈绳定界”之争，商定双方紧密联系，允许各自部队必要时进入对方所辖范围进行扫荡。这表明在镇压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总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关东军和华北日军共同制造了长城无人区。
　　敌伪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推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制造了一起起屠杀惨案。
　　农民们被迫离开的是祖祖辈辈生息的土地，他们不愿离开，便躲在山洞里、森林里与敌人周旋。日军规定：在非居住区不许存留一人，对不进或拖延期限进“集团部落”者，一旦搜出，一律砍杀。1941年秋，在兴隆南部的前干涧村，日军搜出19名村民，便将他们的衣服扒光，在木棒乱抽猛打之下，一个个血肉模糊，然后日军又残暴地把他们推入萝卜窖内，放入干柴活活烧死。这个县有一个仅80户的村子——秋木林村，一次被搜出110名男人，日军把他们押到兴隆街南土门山沟，用十多挺机枪一阵扫射，109人当场死亡，惟一幸存下来的村民逃回家里，也因伤势过重死亡，秋木林村成了“寡妇村”。大黄崖冬水湖的一个小山沟，仅小孩子被日军刺死和摔死的就有48人。就这样，在日军惨绝人寰的屠杀之下，伪热河省400万人口，有105万人被驱入“集团部落”。
　　日军野蛮地焚烧农民赖以生存的家园，还专门组织“拆破班”，拆毁烧毁房屋。据不完全统计，从1943年3～5月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建昌西南山区923平方公里的“无住禁作”地带内，有41486间房屋被烧拆毁，约有5292540件器皿、农具被毁掉，650头驴、马被宰杀，122万多斤粮食被抢走。《朝阳文史资料》第2辑。此外侵略者还大面积地放火焚林，填死水井，破坏八路军与人民之联系的一切环境。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凡有生命的东西像家禽、牲畜之类都不放过，经日军洗劫的地区，几乎连一头驴、一只鸡、一头猪也见不到。夏秋之交，日军专门进行大规模的“割青扫荡”，一次次出动毁坏农民冒着生命危险种的庄稼，切断农民的一切生路。
　　1943年，日伪制造“无人区”达到顶峰，一年中日伪军在长城沿线地区前后七次“大集家”。仅凌源县就烧毁民房46万余间，被枪杀的无辜百姓14万余人，在狱中惨死的12万多人，冻饿而死的3000多人。1943年末，日伪当局宣布“无人区”建设基本结束。据热河地区资料统计：“无人区”造成长城沿线10万多人丧生，占该地区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600多亩土地荒芜，1000个村庄被毁灭。

发表于 2014-7-3 23:16

1942年12月4日傍晚，滦(县)丰(南)乐(亭)联合县一区队准备夜宿程庄村，由于伪保长程殿栋、伪情报员程维平向敌人告密，我一区队连夜又转移到距程庄村西三华里的潘家戴庄村。
驻张各庄日军守备队骑兵队长铃木信接到密报后通知驻司各庄日军骑兵小队长牛田围袭程庄村。
5日凌晨，偷袭部队被我军发现，遭到我军埋伏袭击，损失惨重。铃木信将此情况汇报给驻唐山日军少将兵团长华北北部司令官铃木启久，铃木启久下令“肃正”潘家戴庄村。
铃木信得到命令后，返回霍各庄村组织日伪人员，卷土重来。他亲自率领250余名日伪军包围了潘家戴庄以及与该村相邻的小顾庄村。
日伪军闯进村内，挨家挨户驱赶全体村民，到村东大场开会，对稍有迟疑者或脚步急促者一律就地残杀。村民们惊恐万分，顿时，日伪军的叫骂声，孩子们的哭声连成一片，鸡飞狗叫，满村嘈杂，屋内屋外，大街小巷，处处见尸体，处处有血迹。
村民被赶到潘俊章家的打谷场内，南面高岗子上，东西北三面房顶上、路口中都架设了机枪，在打谷场的北端有一条长459米、宽1米的护场长沟。男村民坐在长沟西头潘俊章宅院的东墙根下，女村民坐在长沟的北边靠墙根处，谁也不准动，日伪军个个横眉厉目，端着刺刀，拎着棍棒围着群众走来走去，场上的空气凝固了，像死一般的阴森恐怖。
小顾庄被围困的群众，开始集合在村西头的大庙前跪着，后被押送到潘家戴庄村民集合处。在押送途中，有一位有良知的伪军说：“你们还不快想法去!到了潘家戴庄就是死!”此时小顾庄保甲长肯求日伪军，让大家坐下，到村内找钱，保甲长回村后筹集187块大洋和部分金银手饰递给了日伪军头目，转送到铃木信手中，铃木信便放村民回家了。
在打谷场上，铃木信一挥手，由郭翻译官宣布开会，首先讲了一套“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的话，接着询问谁是八路军站出来，不然“统统地死了死了”，但村民仍是鸦雀无声。
张各庄伪大联乡主任、剔抉组组长张占鳌眼睛盯住了小学教师马文焕，他伸手抓住马文焕的衣领，揪出人群，厉声问：“你叫什么名字?”
“马文焕。”
“干什么的?”
“教书的。”
“这里边谁是八路军?”
“这里没有八路军，八路军都走了，这里都是老百姓，他们都有良民证。”
“八路军跑哪里去了?”
“不知道。”马文焕刚说出口，余音未落就挨了日伪军一阵棍棒。
这时，一名日军抡起棍棒对准马文焕的脑袋狠狠打去，马文焕脑浆四溅，惨死在血泊中。
　　村民们为这位德高望重的马文焕老师的惨死很气愤，人群中有些骚动。铃木信在高台上看得真真切切，立即命令手下，让男村民们由坐着改变成跪着，双手扶地不准抬头，把较大的儿童们全部由父母身边集中到南边岗子下面排队而坐，与父母分开。此时几名日军又将老实巴交的农民齐盘成、青年李庆发揪了出来，询问八路军的去向。两个村民说声不知道，四名日军同时从前胸后背用刺刀扎进了两名朴实农民的肚子与后背。热血呼地喷出，肠子流出肚外，倒地惨死。
小学教师戈永久会日语，看到此情此景，在跪着的人群中猛地站起来，用日语劝阻日军血腥镇压无辜村民的行为，怒斥日本强盗的残暴罪行。没等话语说完，就被日军几把刺刀扎入前胸后背惨死在人群中。
两腿残废的戴作林，被赶到杀人现场以后，坐不能坐，跪不能跪，与其他人不一样，只有他，用双拐支撑着身子靠墙根下站着。他见日军这样残杀百姓，气愤地说：“你们太恶了，我们老百姓犯了什么罪?”这时一名日军从他怀里夺下双拐，戴作林立刻平倒在地，此时几名日军蜂涌而上，把这个残疾人戴作林打个腰断骨折，脑浆四溅，血肉模糊而惨死。
这时郭、杨两个翻译按着主子的旨意，从男人中挑选出50名青壮年，十几名被日伪军押送到村北，装运被我军打死的死马，其余的青壮年被日伪军押着回家取来铁锹和冻镐。
忠厚老诚的农民，本以为挖坑埋这些惨死的同胞，哪里想到是拓宽加深场内的长沟，惨杀这些活着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与自己家人、孩子及自己。
当时34岁的周树平意识到情况不妙，在长沟里抱着锹不动，日军喊了几次还是不动，一名日军上去一镐，周树平被打死在坑内。
近46米的长沟拓宽到5米左右，加深到2米左右后，又挖了一个长宽各2米，深近2米的方坑。
更加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开始了。日伪军下了挖坑者的铁锹和冻镐，又首先把这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赶到长坑内。

　　在铃木信的指挥下，把在潘俊章家墙根下趴了几个小时的男性，全部围逼到挖好的长沟南沿，一排排日伪军有的端着上刺刀的枪，有的拿着棍棒、铁锹和冻镐，面对面地站在手无寸铁村民的南面。又一排排日伪军站到长沟的北岸与长沟的东西两头的沟沿上。

　　铃木信气急败坏地把战刀一挥“统统的共军!统统地死了死了的有!”

　　人们这才明白，日伪军穷凶极恶，要施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心中虽然燃起愤怒的火焰，但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受到封建社会的长期统治，仍是缺乏反抗精神。

　　日伪军在铃木信的指挥下动手了，端着刺刀的日军向村民狂刺乱扎，拿着铁锹、大镐的伪军锹铲镐砸，拿着棍棒的特务挥动棍棒上下飞舞，疯狂地杀开了。前边的群众成片成片地倒下了，后边的群众有的被挤到坑里，有的面对惨杀主动地跳进坑内躲避。坑外群众的惨叫声、坑内群众的叫骂声惊天动地。

　　面对死亡，前边的村民喊叫着，挣扎着，反抗着向外闯，身强力壮的周树全等十余人同敌人混打在一起；戴金成的大儿子戴福天，夺住敌人的枪扭打起来，并且高呼“我们不能等死，我们和敌人拼了!”他二弟戴福德猛扑过去，从后背抱住与哥哥摔打的日军，兄弟二人把这个日军按倒在地，咬掉他一只耳朵，疼得日兵哇哇乱叫。身旁的日军一看，上去两马刀便砍开了哥俩的脑袋，而后几个日军又用刺刀猛戳兄弟俩的尸体。65岁的戴金成大爷看到两个儿子的惨死，肺都气炸了，冲上去同日军评理：“我们老百姓犯了什么罪?你们这样杀人?”大汉奸张占鳌说：“你们犯的是打死皇军的罪!犯的是知情不报的罪!”接着一个日军一刺刀扎进了老人的肚子里，刀又在老人的肚子里一搅，肠子从肚子里流出来，老人躺在血泊中。　农民佟兆顺是双目失明的残疾人，出门走路需要老伴扶着走。老两口无儿无女，在吃人的悲惨世界里相依为命，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生活。

　　在第一次集中到大场开会时，得到伪军的同情，没有让二人去开会，后被日军的流动哨发现佟兆顺老两口在门口出入，追上去赶着老两口到大场里开会。此时正是日伪军把男性村民赶进长坑之中，日军逼着佟兆顺老两口进坑，老伴看到坑内坑外的惨景，老两口手拉着手，哭叫着不肯进，两名日军上来朝老两口的腰部猛刺，老两口同时惨死了……

　　活着的男性村民全部被赶进坑内，日伪军又威逼小孩去抱柴草。吓呆了的孩子们被突如其来的日伪军惊醒了，被迫去抱柴草的学生们，抱来之后放到长坑南沿上，日军点着柴草扔进坑内，在坑内的大人和小孩跑不能跑，躲不能躲，衣服燃烧着，头发被烧焦了。所有的爸爸和爷爷为了保存自己的后代，不顾一切地把儿女、孙子、孙女从长坑内，推上长坑北岸，让孩子们去找坐在沟北的妈妈和奶奶。沟北被日伪军看守着的奶奶和母亲们，看到亲人们把哭喊着的孩子们托到北坑沿上，猛地站起来闯过日伪军的防线，冲向沟边来抢救自己的孩子，同敌人撕打在一起。可这些手无寸铁的女性，怎能抵挡住这些豺狼野兽呢?他们成批成批地倒下了，这些大人和孩子有的被日军的马刀削去脑袋，有的被日军刺刀刺进胸膛和腹部，有的被削去胳膊和大腿，一个个死在北坑沿上，也有的抱着孩子被日军打到坑里。

　　坐在沟北的女性看到此情此景被吓得不敢动了，在坑内的亲人们看到此情此景再不愿把孩子们送上北坑沿了。

　　日军看到长者们为抢救自己的孩子不顾一切，豺狼成性的日军从长坑的四周找来大小不等的石块，专门对准坑内孩子们的头部砸去，有的孩子被石块砸住头部在坑内致死，有的大人为护着孩子，头部被砸塌，坑内的骂声、惨叫声不断，令人惨不忍睹……

　　沟南的儿童们一趟一趟抱来柴草，长坑内的火苗越来越高，坑内无情的火苗吞噬着人们的肌体，使好些有良知的伪军被打动了，偷偷地告诉南岸抱柴草的小学生们，使他们借抱柴草之际，陆陆续续地溜走了，幸免一死。但是在他们儿童时代就深深地烙下了侵略与侵略战争的烙印。

　　被选中装死马的周树恩、孟兆发十几名青壮年，首先用水洗掉了死马身上的血，用花被铺在车上，又在死马上边盖了几层崭新花被，被日伪军押送到杀人现场。

　　这些青壮年到现场后，即被日伪军打倒，踢进坑内。被日军打昏了的周树恩被埋在坑的上沿，突然醒过来，觉得胸口闷得慌，喘不过气来，衣服也着火了，身上火烧火燎地疼痛。他伸手想脱衣服，一只胳膊抬不起来了，上边是土块压身，下边是几层死人，他不顾一切，拼死挣扎，终于从土里拱出来。此时被两个日兵发现，又点燃了谷草往他身上扔去，谷草烧完了，周树恩又昏死在坑沿上。

　　在场的男性村民被日伪军杀光了，日伪军杀人也杀累了，肚子也觉得饿了，到了中午，他们开始用餐了。

　　大约下午1点时分，日伪军吃饱喝足之后，又从痛苦欲绝的妇女中，挑选出百余名青年妇女，分别进行强奸和轮奸。把青年女性奸污之后，又列队押送到长坑和南侧东边的方坑前。此时此刻，在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集体屠杀母亲、幼儿的罪恶行动又在潘家戴庄开始了。

　　亲人们的血，洗亮了母亲们的眼睛，奶着孩子的郭善顺妻子，突然大声喊道：“大娘大婶们，姐妹们，反正咱们的男人都被杀光了，咱们也活不长了，咱们跟鬼子们拼了吧!”话音刚落就挨了日兵一刀，吃乳的小胖随着母亲惨倒在地，母亲死了，两岁的小胖爬在妈妈身上哭闹。豺狼成性的铃木信，上前提起小胖的小腿走到碌碡旁，狠狠地摔下去，小胖的头被摔碎了。铃木信看着留在石碌碡上的脑浆、血浆哈哈地狂笑起来……

　　日伪军看到主子的举措，个个像恶狼似地扑向母亲怀抱的小孩，展开了一个在碌碡上摔小孩的比赛!

　　石碌碡上沾满了19名孩子的血肉脑浆!石碌碡四周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孩子们的尸体!

　　母亲们急了，奶奶们疯了，再也不听皇军中日亲善的宣传，带着满腔怒火与日军撕打在一起。手无寸铁的农家妇女又成排成排地倒下了，好些伪军看到惨死的幼童和妇女，良心发作，躲躲闪闪，让一些妇女散开了。

　　铃木信看到此情此景，为分解妇女们与日军混打的局面，派人从农户找来挑水的扁担和农家拉秋的长绳子，把两条长绳子分别拴在水扁担的两个环上，以拉大网的方式往坑里圈妇女。绳子的后边是日军的刺刀、马刀队，向外闯的人就是刀下之鬼，绳子的圈越来越小，剩下的妇女也越来越少，手无寸铁的妇女又全部被逼进坑内，与男村民同样遭到惨死。

　　杀光平民百姓之后，铃木信挥舞战刀一声令下，日伪军紧急集合返回潘家戴庄村内，进行抢掠，装满44辆大车物品后，继之组成每三人一组的烧房队，点燃了整个潘家戴庄村。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潘家戴庄村成为一片焦土，在日军统治之下的年代，这个有700多年历史的村庄在地球上消失了……
勿忘国耻，珍惜和平!

　　日本侵略者在潘家戴庄村施行“三光”政策，残害平民百姓、妇女、儿童，践踏国际公法，天作证!地作证!人作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牢牢地记住过去，才能面对一个真实的现在，才能脚踏实地地走向未来!

发表于 2014-7-3 23:17

中国最大的日本战犯改造营揭秘:
初来时都不认罪
大河原孝一再一次走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想起了自己55年前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的心情。
“刚进来时，我们都很紧张，怀有强烈抵触的情绪在这里生活。我们想，战争的责任是否在我？在谁？为什么把我们关押在这里？我是其中最反抗的一员，”83岁的前日本战犯大河原孝一回忆说，“改变思想就是改变灵魂，这是一项深刻、艰巨的任务。”
如今，他是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副会长的身份重返“再生之地”。被遣送回国后，他在45岁时辞职，专门从事中日友好工作。
“真正的日中友好，要从向中国人民谢罪开始。”站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的讲台上，大河原孝一的视线飘过台下的听众，声音略显激动，“今天，我被招待到这个地方来，感到非常光荣，并且想，这是不是一个奇迹呢？”
6月27至28日，抚顺战犯管理所举办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与会的中方人士有管理所当年的管教员、看守员、医护人员等；来自日本的访问团共计54人，包括大河原孝一在内的4名前日本战犯、“抚顺奇迹继承会”会员以及一些热心人士，其中几名20岁左右的大学生尤其显眼，访问团成员的年龄跨度超过60岁。
“回日本50年，我一直在想，我能做什么事情。”另一名前日本战犯岛亚坛发言时说，“我做了版画，举办画展，题目是‘三光’政策。在右翼势力非常嚣张的情况下，我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
“我想，如果我被杀了，这也是我对中国人民表示认罪的一个行动。这50年，我的心情没有改变。”85岁的岛亚坛缓步走下讲台的时候，听众席上的一个日本女青年在擦眼泪
谢罪之旅
两天的会议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有14项之多，记者印象最深的是6月28日随“和平之旅”访问团参观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馆内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一片焦土，堆积着被烧黑的累累人骨。空气沉重得让人屏息闭嘴。眼前多具遗骨保持着临死前张大嘴巴的样子，3000多人的一个大村子就这样一夜之间消失了。
纪念馆工作人员问访问团是否需要在馆内继续讲解，“继承会”会员、该组织目前惟一的华侨代表李楼摇头说“不需要讲解”。在这里语言是多余的，随团一些人在用自带的摄像机默默记录，他们献上的花篮挽联写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在山东作战时，直接杀害过手无寸铁的农民，我永远也不能忘，”大河原孝一在纪念馆门前开口对记者说，“他是一个强壮的人，一个很好的人，杀他没有理由，就是命令，旁边还有很多比我年轻的士兵，我不能表示软弱。那个人一定有家庭、有孩子，但是我不知道。”
战前是农民的绵贯好男也有终生不能忘却的记忆，他说：“大概是在1945年2月，在中国的南方，我们把中国人，主要是农民，大约3万人集中在一起捆绑起来，每个士兵分配八九个中国人杀死。这是我经历的最残酷的一次，情景惨不忍睹，那是3万人啊。这也是我最后悔的事情。”
同一天，访问团还在战犯管理所参观了《侵略——三光》画展。30幅黑白色调的版画是岛亚坛根据自己亲眼所见创作的，标题有《示众枭首》、《强奸》、《扫荡》、《三光》……他在每一幅作品前为大家讲解。画面上的日本侵略军全是骷髅造型，隐喻他们为战争恶魔。
岛亚坛在讲解他的画作时说：“日本士兵在国内接受的教育就是忠于天皇、武士道精神。当时在中国作战，杀中国人、杀八路军，心理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并且我们来中国侵略被说成是帮助中国统一，中国人民会从战争中解脱出来。”
战犯管理所现任所长侯桂花为筹备这次活动刚去过日本，“还能活动的只剩二十几人了。”她说，“80多岁的老头，为呼吁反战做工作，在日本组织南京大屠杀展览、自费建谢罪碑……尽管这次活动他们都积极报名参加，但因为身体原因最终来了4个。”
初来时都不认罪
抚顺战犯管理所几乎保留着1950年建所时的原貌。走在长长的走廊里，犹如陷进一座深灰色的迷宫。
其实，这座日式建筑正是日本侵略军建造的，它的前身抚顺典狱1936年竣工后不久即成为残害抗日志士的场所，内设绞人场、停尸房，3000平方米的运动场就是由杀人场改建的，能关押1200人左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典狱长本人也被关押至此。
1950年7月，走进这里的969名日本战犯都有大难临头的感觉。从西伯利亚出发前，苏军称送他们回日本，而他们也把回国视为理所当然的命运——1945年日本投降后，近60万日本、伪满官兵被押送到西伯利亚收容所，除3000 人被判刑之外，其余大部分人在劳役5年后已经遣返回国。
护士长赵毓英告诉记者，日本战犯刚进所时，普遍患有心血管病、高血压，与当时的情绪有关，认为自己必将受到严惩。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不认罪。
据《抚顺市志》等史料记载，当时有的日本战犯撕下贴在墙上的《战犯管理条例》，有的在监号内大喊“天皇万岁” ，还有人故意浪费粮食，甚至为不听教导用筷子捅聋自己的耳朵。
抚顺战犯管理所1964年总结的《对日本战犯中将藤田茂德教育改造经过》中，这样描述了他的出场：“身穿将校服，头戴战斗帽，撅着仁丹胡，佩戴中将军衔领章，威严傲慢地走进战犯管理所，并公开向我们表示：‘我是日本军人，为天皇服务是日本军人的天职。’”
藤田茂，日本陆军第59师团长，是35名将级日本战犯之一，他命令部下以活人作“刺杀活靶”进行“试胆训练” ，理由是“不叫士兵刺杀活人，看看鲜血，胆量是壮不起来的”。
969名日本战犯中，属第59师团的将近300人，大河原孝一等4人昔日都是该师团的“鬼子兵”。
超常的优待
看上去十分瘦弱的前日本战犯绵贯好男只有48公斤重。他告诉记者，从西伯利亚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短短半年时间，他的体重由53公斤猛增到63公斤。
“我们含着泪工作，瞅着他们吃的饭菜心里很气愤。”齐亨隆老人在采访中几度落泪。他当时负责战犯伙食的采购。
公安部制定的战犯伙食标准分为三档，大灶每月15元，中灶20元，小灶30元，分别供应尉级以下、尉级、将校级战犯。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管理所工作人员吃“瓜菜代”，战犯伙食标准也没有降低。1960年左右，管理所为操作方便，伙食标准统一为每人每月25元。
“每月20多元的伙食标准是什么概念？”管教员崔仁杰对记者说，“就是鸡鸭鱼肉管够吃啊，那时候一斤大米一毛多，一斤猪肉不到三毛钱。困难时期我一个月肉票只有几两的定量，饿得脚都浮肿了，下班时路过厨房闻着香味扑鼻，肚子咕咕真受不了。”
厨房最多时有十几个炊事员，工作人员大都不理解为何如此优待日本战犯，对于将来如何处理他们也都心里没数，有人一边做饭一边猜测“喂得胖胖的将来枪毙的时候才够劲”。
2005年年初，中央电视台播放纪录片《战俘回忆录》，齐亨隆每天必看。“那主要是讲日本人怎样对待战俘的，押在沈阳、东南亚的美国、苏联、中国的战俘。”他禁不住老泪纵横地说，那些美苏中战俘“骨瘦如柴不像人样，天地之差啊。我再想想我们怎么对待战犯的，越看越生气”。
　　认罪教育
从“九一八”到“八一五”日本投降，抗日战争持续了14年；从1950年接收日本战犯到1964年最后一批遣送回日本，又是14年，按侯桂花的比喻，战场转移到没有硝烟的思想领域。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共有5座战犯管理所，其中抚顺战犯管理所知名度最高，它以对日本战犯、伪满战犯成功进行思想改造著称。
“日本战犯为什么能改造过来？我的理解是，首先要他认罪。”张仁寿对记者说，“认罪是直观的。你杀了人烧了房子强奸妇女，不能不认，不需要更多道理。”
“需要道理的是，这种行为是作战行为还是战犯行为，用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的尺度量罪定性，他就没话说了。”他说，“再辅之以人道教化，不认罪也把他当人看，不折其尊严，这对日本人是有用的。
最早对日本战犯进行思想教育，与两个人创造性的工作分不开。他们是吴浩然和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同事张梦实。”
据《抚顺市志》记载，周恩来指示“对这些战犯进行适当的悔罪教育”的时间是在1952年2月，而此前吴浩然他们就已经组织了战犯学习小组。
未能如愿上大学的大河原孝一把战犯管理所比作大学，他求知欲很强，还当了学习小组的组长，组织全组25人一起讨论。
吴浩然在生前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记述：“我们没有搞强迫命令，也没有进行硬性灌输。而是先通过调查研究，首先把战犯中有学习愿望的80余人组织起来，分成6个学习小组，由他们自己选出学习组长……学习方法是先由各小组传阅学习材料，在领会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自己开展讨论。”
当时的学习材料主要是日文的列宁《帝国主义论》，以这部著作为思想突破口，是张梦实的提议。
张梦实，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之子，曾就读日本早稻田大学时受中共地下党启蒙，产生反满抗日思想。他担任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教员时，他的父亲则戴上了战犯编号牌。“儿子管教父亲”成为美谈，而他本人并不愿意提起这段往事。
与众不同的经历决定了他不仅有理论素养，而且非常了解日本人的国民性。《帝国主义论》在日本国内是禁书，讲给战犯确实抓住了要害。
“这部著作没有什么党派色彩，写的是社会发展史，讲什么是帝国主义，它的本质是侵略。”为抚顺战犯管理所写“ 改造日本战犯工作总结”的主笔张仁寿说。
战犯痛说家史
4名前日本战犯在战前都从事着普通、正常的职业——大河原孝一是一名铁路工人；“小市民”出身的岛亚坛是一个画工；公司职员高桥哲郎毕业于“专门学校”，在4人中文化程度最高；绵贯好男是一个农民，在家以种地瓜等农作物为生。
他们的个人情况在日本兵中是有代表性的。吴浩然在生前留下的一篇回忆录中记录道：“这700余名校级以下战犯，90％以上出身于日本劳苦国民家庭，文化程度大都为高小水平，被俘时年龄均在20岁到30岁之间……”
发现日本兵中有不少是工人出身，吴浩然冒出一个点子——他们同样受过剥削压迫，何不开个诉苦会呢。
吴浩然给大河原孝一等学习组长布置了两道思考题：对比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对比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监狱。组织战犯讨论第一题时，挑选出身贫寒的战犯作重点发言，讲自己的家史。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翻阅各学习小组长报上来的‘学习情况汇报表’，突然看守员师国荣跑进屋来，大声说‘老吴，不知为什么，各监舍里都有人在哭，你快去看看’。”吴浩然在1980年代口述回忆录时，掩饰不住内心的成就感：“我听了却很高兴，不慌不忙地对师国荣说，‘你不必担心，战犯们的学习已经进入理论联系实际阶段，这对他们悔罪认罪有好处 ’。”
第一个痛哭的是宪兵军曹东一兵。他是佃农出身，他的家史听起来类似中国的“白毛女”。东一兵说，为给父亲治病，大姐辍学到火柴厂打工，每天工作14个小时，直到中了磷毒，牙床溃烂活活饿死了，厂方说大姐5年期合同未满，硬逼二姐顶替做工，父亲在病床上看到女儿被抓走，晕了过去再未醒来……讲到父亲的丧事，东一兵放声大哭，其他战犯也跟着哭起来。出身贫寒的人争着讲述自己的家史，都是边讲边哭。
痛说家史使战犯群体发生了分化。“尉级以下战犯感觉，受剥削阶级才是同一个战壕的。”崔仁杰说。
吴浩然后来在在回忆录中说：“这些校级以下战犯普遍认识到，人的贫穷不是天命所致，而是由于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造成的；天皇也不是最仁慈的神，他是日本剥削阶级的总代表。为天皇效忠，就是为垄断资产阶级卖命。所以，自己犯罪，应该感到惭愧！”
“经过两年学习和悔罪教育，80％以上的校级以下日本战犯交待出2980条罪行，写出637份检举材料，为最高检察院组成的东北工作团开展侦讯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抚顺市志》引用了这组数字。
暴风骤雨式的认罪
“如果说悔罪教育是和风细雨，认罪运动就是暴风骤雨。”崔仁杰形容。
1954年，最高检察院东北工作团500余人的审讯队伍进驻战犯管理所，在尉级以下战犯中开展“认罪运动”，对将校级战犯则采取“过筛子”式的个别审讯，一个个过关。
为打开僵局，在认罪运动中采取了“典型引路”的方式。第一个典型是第39师团中队长宫崎弘，他在全体战犯大会上坦白了扫荡湖北白羊寺村，如何亲手残杀几十人的罪行，当时全场听得目瞪口呆。属于积极分子的学习小组组长大河原孝一从未做过典型发言，尽管他也亲手杀害过无辜百姓，其罪当诛，但就残暴程度而言，相比之下怎么也轮不到他当典型。
崔仁杰说，认罪运动的场面很有感染力，“大家在运动场上席地而坐，典型发言时，听众有同感就会突然站起来鼓动性地说几句，也不长篇大论，比如‘我简直是一个失去人性的恶魔’、‘是，真不假，我们确实是恶魔’，经常有人喊一句‘ 多岗(日语：同感)’，然后全场齐声高呼‘多岗’，右臂高举起一片”。
“这么个会后，分组开会气氛就不一样了。”崔仁杰分析，听众心理是“他的罪比我严重得多都坦白了，我还怕啥呢，何必自己背包袱”。
认罪运动持续了将近一年，在这期间，很多战犯思想压力大，吃不下饭，说“认罪运动是生死斗争啊”。“彻底否定旧我、产生新我，由一个战犯到一个善良的人，转变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崔仁杰说。
“认罪运动后，一提到自己的罪行和中国宽大待遇，战犯都爱哭鼻子了。”他说。
　　认罪之后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大河原孝一等89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遣送回国；对45名罪行十分严重的日本战犯，分别判处12至20年有期徒刑，但最终全部提前释放，最后一批日本战犯于1964年回国。
回国之后，他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所有前日本战犯全部参加。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即使获得自由也不意味着战争结束，大河原孝一就是这样一个。
他回国后回到战前工作的铁路局继续当铁路工人，同时在“中归联”兼任副会长，从事反战、友好工作，例如护送被抓到日本做劳工的刘连仁回国。回国10年，他45岁时辞职专门从事中日友好工作，他说：“因为我感到很对不起中国人民。”
目前，近千名日本战犯仅百余人在世。大河原孝一对本报记者说：“我已经这么一大把年纪了，50多年来在为中日友好尽一点微薄的力量，现在更感到对未来负有责任。但时间不多了，感到非常着急，非常想把反战的观念传达给下一代。”
“今天参观了惨案纪念馆，想到日本国内还不承认发生过侵略战争，我由衷感到气愤。日本政府应该正视历史，特别是应该反省战争责任，对这个事情有个了断。”

发表于 2014-7-3 23:18

潘家戴庄惨案是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冀东地区最大的惨案,无论是从其死亡人数之多还是从其被杀手段之惨都是罕见的。潘家戴庄惨案的发生不是偶然的，究其原因，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在潘家戴庄有两个这样的传说：
传说之一，惨案发生前,村子里来了一个卖篦子的“南蛮子” (南蛮子是对南方闯江湖人的称呼),他对村中人说:“你们村南那个大坑(指地主潘俊章家打谷场北面用来挡车霸道的一条长沟)不吉利，最好早点儿填平,要不将来是祸害”，后来这条长沟真的成了日寇活埋屠杀百姓的现场。
传说之二 ,在惨案发生的前一天,即12月4日(阴历十月廿七),村中马家死了人，准备发葬3天,正当大家忙活丧事的时候，来了一个风水先生，说:“不好,还是当天埋吧,等到明天唯恐村中会发生大事的”。于是,“大落忙的”(对操办丧事人的称呼)便赶紧于当天把丧事张罗完毕。
两个传说似乎给潘家戴庄惨案的发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必然，传说毕竟是传说，固然有其不可相信的一面。反过来，今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那个“南蛮子”“风水先生”是否就是日军插在村中的一个暗探呢?如果是暗探的话,那么制造惨案是早在日军计划之中的事情。如果不是暗探的话,那么他也是有“先见之明”之人,注定了潘家戴庄惨案发生的必然性。
今天，我们以历史唯物观分析历史，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潘家戴庄惨案的确到了不可避免发生的程度：
第一，重要的地理位置是导致惨案发生的必然。潘家戴庄南距奔城15华里,北距张各庄15华里, 奔城和张各庄都是日军驻扎的据点，通往两个据点的公路(日军修的)就从潘家戴庄村边通过,潘家戴庄就处在日军两个较大据点的中轴线上，重要的地理位置是当时日军不可忽视的村庄。正是这重要的交通位置,使我八路军也经常出没于该村附近寻隙打击敌人。我迁、滦、卢基干队大队长张鹤鸣所率领的二连、新三连和地方游击队一部就经常活动在“唐官营—潘家戴庄—川林”一带。所以最终导致12月5日拂晓八路军在潘家戴庄的阻击战，自然也就成了日军“彻底肃正该村”的导火索。
第二，村子富足的经济条件是导致惨案发生的必然。潘家戴庄村当时是一个较大村庄，拥有人口1700多人,全村拥有土地9000多亩。肥沃的土地使村子成了附近较为丰饶富裕的村庄，全庄拥有几百亩土地的地主就有七、八家,其中潘俊章和戴玉德这两家财产最为雄厚, 院阔房多、物阜粮丰。村中厚足的物质条件,不可能不成为日军抢夺财产补足军饷的重要目标。惨案那天,全村（包括地主家）的所有财产被掳掠一空，粮食、布匹、物品连同牲畜，拉走了满满的40多车。可见制造惨案的目的有他掠夺经济的重要一面。
第三，百姓的善良注定了惨案发生的必然。日伪时期,日军为加固统治，在占领区进行强烈的奴化教育，并根据治安情况，把统治区的所有村庄划分为治安村和非治安村。潘家戴庄是当时的“治安村”，村中百姓经常被日军集中接受训话，在村中学校开设日语课程，被迫接受日军的奴化教育，因此，百姓自然是“皇军来了举太阳(指太阳旗) ,八路来了腾住房”。而八路军来了,百姓对子弟兵更是如迎嘉宾，为自己的亲人提供衣物、粮食和住处,村中也自然成了八路军集结落脚的根据地。在12月5日拂晓，日军万没有想到在他们所谓的“治安村”里竟遭到了八路军的突然袭击,于是注定了日军最终凶狂报复的恶果。当日军借口“到村南大场开会”挨家逐户赶人时，善良的百姓竟没有看出这是日军的一场军事行动，还信以为真的到会场集中，给日军集体屠杀提供了条件。
第四,铃木启久这个战争元凶注定了惨案的必然。统治唐山的是日军的第27步兵团部队, 步兵团长是铃木启久,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是忠实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维护者,他一生曾三次来中国参与侵略战争，他就是在侵华道路上逐步发迹的。先后在我国东北、南京、河南、天津等地区制造无数起惨案,成了为天皇效忠的杀人狂。他在盘踞冀东期间（1941－1943年）,为了把唐山地区牢牢控制在日军之手,彻底变成日本军国主义开发中国战场的后方基地,在北部的长城附近大搞“无人区”，实行残酷的“集家并村”并制造鲁家峪惨案,来压制山区的抗日烽火。在中部地区，为了扼杀八路军的后方基地，制造骇人听闻的丰润潘家峪惨案。那么作为一个竭力为天皇效忠的“英雄”，在南部平原地区铃木启久不可能不去制造一起更大的惨案，以来达到他杀一儆百的目的，扼杀抗日烽火，好使他为大量掠夺南部平原地区的煤、粮食、布匹等物资，铺就一条顺利之路。因此当下属向他上报该村有八路时，正中下怀，很果断地下令了“彻底剔抉该村”的命令，致使潘家戴庄的1280个生灵惨遭涂炭。
潘家戴庄惨案的发生是那个历史阶段的必然，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日军侵华铁的罪证。当年潘家戴庄地主潘俊章家门前竖着一块“泰山石可挡”的石碑，用于镇邪压魔，然而它镇压住了为他扛活做工的善良百姓，却没有镇压住日本军国主义这个邪恶狂魔。
让我们记住耻辱，记住仇恨，记住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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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启久在华北冀东制造的“无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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