滦南县潘家戴庄惨案幸存者走访记

潘家戴庄，南距滦南县城北七公里，是一个非常美丽富饶的村庄。她，犹如一颗璀璨多姿的明珠，镶嵌在燕山脚下、渤海之滨的冀东平原上。这样一个美丽的村庄，侵华日军却于一九四二年在此再次上演了他的“三光”丑剧，制造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千人坑”大惨案。全村1280名和平居民遭杀戮，1030间房屋被焚毁，村中财物抢劫一空。
笔者的六位亲人中，其中三位亲人——奶奶、姑姑和叔叔不幸罹难，三位亲人——爷爷、大伯、父亲从杀人现场逃出。我没有赶上那个时代，但成了那场灾难的幸存者的后代，是从小怀着对亲人的思念长大的。每到这里祭奠亲人英灵，自己的心情每每异常悲痛，悲痛之余，愤恨陡升。我常用这段悲痛的历史教育我的后代和我的学生：祖辈遭蹂躏，亲人遭欺侮，原因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科技落后。落后就软弱，落后就挨打，落后就受制于人。
如今，潘家戴庄惨案遗址成了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惨案遗址里，陈列着当年被日军杀害者的累累白骨，彰显着当年遭到日军屠杀的惨状。一九九八年暑假，我怀着对1280个英魂的怀念之情，走访了村子内几十名健在的当年惨案的目击者和幸存者，让这段血泪史永远铭刻在后人心头。
老人齐天恩回忆起当年的事情来，犹如昨天发生的事，记忆清清楚楚：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四日下午，我和乡亲们正在为死去的马开修料理丧事，忽然看见村北由西往东过了一股部队，后来听说是八路军，随即，又过去一个骑毛驴的商人，像是探子。大家预感到情况不妙，商议丧事顶黑办完。夜晚静悄悄地，三更时分，我被一阵敲窗的声音惊醒，只听窗外有人低声喊：“老乡，不要害怕，我们是八路，刚从程庄转移过来，准备住在你村。请你起来为我们号房子。”接着，又喊醒了我的邻居李志平。我们号完房子回来已接近凌晨两三点钟。
潘恩泽老人不善言谈，当我把录音机推到他跟前时，净紧张地说不出话来。还是我佯装把录音机关闭后，这才滔滔不绝的讲起来：那天夜间，我家也住了八路。我爸爸到村外给放哨去了。天快亮的时候，我爸跑回报告说“村外发现鬼子的骑兵队！”这时，早有几个八路军爬上了房顶向村外方向张望。一会儿，队伍集合走了。时间不大，听到村外一阵枪响。再过半个小时，街山上有人喊“乡亲们，大家赶快离开村子，鬼子要围庄了！”有的人随着喊声抛出了村子。当我要随着父亲、哥哥等也往村外跑时，听到二大伯在后边骂“你们都跑了，家就不要咧？都给我回来！”他这样一骂，我们只好停住脚步……”
善良朴实的中国百姓就是把家看得这么重要，穷家难舍，破家值万金。可他们又怎么知道，多好的家园，也会让野兽践踏的一无是处。潘恩泽家后来死了六口人，只剩下他一人，十岁成了孤儿。至今老人的话语中，还流露着对善良二大伯的埋怨之情。他谈起惨案后孤自一人生活，一个孩子家饭不会做、地不会种，晚上睡觉都害怕时，老人两眼“叭嗒”“叭嗒”落泪。
年逾八十的张素华老人，谈起惨案的经过时，满是皱纹的脸上还闪现着当年的惊惧：那天早晨，我正在烧火做饭，从大门里闯进一个拿鞭子的特务，吆喝着“都到村南大场开会”，把我们院中十几口人都赶了出来。我们来到当场，整个大场鬼子们包围着，让男人跪在墙跟下，女人们都站在栅栏下。几个日本人手拿棒子从人群中往外拉人，拷问八路军的去向，只要一说“不知道”，便被打倒在地。这时候已经打死好几个人了。我看见戴国礼被两个鬼子拽出人群，每人驾着一只胳膊，一个鬼子跑上去从头上就是一棒，只听“噗哧”一声，人就死在了那里。一会又拉出戴作海的爷爷……打死忒多的人那。老人说起那些事情，高声的语调里带着颤动。
村中的幸存者都已经上了年纪，走访的过程中，就有一位老人死去，因此走访他们也是抢救性的保存历史真实。为尽量多走访几个人，我冒着酷暑，不停地串门入户。
我见到齐广珍老人，老人正在自家开办的饮料厂里装箱呢，他放下手中的活，回忆起当年的事情来：那天我吃过早饭去上学，刚到学堂，鬼子特务们就闯进来，要我们师生都去村东大场集合开会。我们来到大场时，鬼子正在打人。我看见我的父亲从人群中拉出来，被鬼子用棍棒打死在那里。我哭喊着从人群中往外扑，日兵用枪托砸我，我看到父亲躺在那里挣扎。一会儿我们的马老师也被从人群中拽出，一个日本人上去就是一镐头，将马老师打倒在地，顿时血流一片……鬼子又逼人挖坑，刚挖完坑的李润林的父亲正要手扳坑沿儿往上纵身，一个特务上去一脚，把他踩了下去。接着鬼子特务们一齐向人群袭来，用绳子兜、扁担拉、枪托砸、刺刀挑、棒子打往坑中赶人，整个大场混成一片。这时，我趁鬼子埋人，佯装去抱草，逃离了现场。
戴振龙老人精神矍铄，满头白发，提起惨案的事情，眼泪立刻流出来，本是铜声铜语的嗓音也立刻变得沙哑起来。是啊，他不愿再提起往事，他家共25口人，惨案里死了23口，唯他和哥哥躲在家里幸存下来。听别人说，自己的妈妈被日兵往大坑中赶时，在坑沿上蹦跳着唤儿子的乳名，“……咱娘俩死也要死到一块儿……”“小日本，你们这些兔崽子，你们这些狗日的……！”被日军用枪托砸死在了坑沿上。提起往事，老人泪水不住，他说“自己流过的泪水，攒到一起有几缸多了吧”。
戴淑芝老人，今年八十五岁，现住在扒齿港镇虫儿林村。当我赶到时，老人坐在街头的大树下乘凉。老人谈起惨案的事：惨案那年我二十九岁，已经结婚。那天正好我带孩子住娘家，我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被赶到大场……午后埋妇女时，我抱着孩子最后被哄进坑的，我被打昏在坑中。当我醒来，我咬牙拱出被埋的土面，这时，一个日本兵跑上来又将我打昏。不知多大时候，我又醒过来，用力一拱，再次拱出地面，抠出孩子抱起就跑，一口气跑到六里外的姨家。我到了姨家，亲人不敢认我，满头血水泥巴和乱发，光脚露臂，衣服焦糊。我把孩子放到炕上，抠出嘴中的泥土，孩子“嗝”了一声，竟还活着。
老人刚说完，从屋子外进来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这就是我的儿子，就是他，现在在村中做会计”。我端详着两代老人，仿佛看到了两代人顽强不屈的精神，我合掌祝愿两位老人晚年幸福、长命百岁。
周树恩是我走访的最后一位幸存者。老人今年八十六岁，穿着洗掉色、打补丁的衣服，眼睛花，耳朵聋，牙齿几乎掉光。让他回忆昨天发生的事情，竟一清二楚：我是给鬼子装死马车再次回到现场的，回到现场，鬼子往坑中打我推我，我被埋上钻出来，钻出来又被埋上，鬼子砸我烧我，最终醒来，跑到丈人家，才躲过灾难。上身三分之二的皮肤被烧伤，后经半年多的疗伤才痊愈的，头部落下两个大疤，由于筋被烧坏，上肢再也没有举过头顶。
一九五六年，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上，为指控日本战犯铃木启久，我到法庭出庭作证，那天，我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的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的特别军事法庭上，我能不激动吗？我怀着极大的愤怒控诉了日军在我村犯下的滔天罪行，叙述了日军在我村杀害1280名同胞的经过，并用我身上的累累伤痕控诉站在我面前的日本战犯。人们痛苦地哭了，战犯自责的跪下磕头了。可我那死去的6口亲人和一千多个父老，怎么也换不回来了啊。
老人从五十年代开始，做那次惨案的讲解员，大讲阶级斗争的六七十年代，老人在纪念馆、在纪念碑前曾经无数次地痛陈那段历史，改革开放的年代，他在军队、在学校、在工厂有上百万人次听取他的控诉，为教育后人奉献了余生。老人还把当年出庭作证的照片和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采访他时的一些信件资料等展示给我看。
这次走访了三十多位健在的幸存者，有的老人在病中，有的已经年迈体弱，生命垂危。走访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有两位老人故去了。走访十年后，再整理这些材料时，已有三分之二的老人，相继辞世。更古换今，岁序更新，这就是历史。历史越久远，一些事件就越淡化。今天整理老人们的记忆，旨在对一段历史进行印证，是为了让后人不会淡漠，更不会忘记！
所以将走访幸存者的名单记在这里，以来印记真实：
齐广珍、潘恩泽、齐天恩、戴连成、戴作臣、戴文荣、朱德胜、戴连儒、戴振龙、孙耀宗、潘兆丰、李庆有、李润林、潘俊峰、戴淑芝、张春、马文荣、张素华、齐广福、齐允忠、朱德州、戴文胜、戴福才、戴文章、戴文德、潘志合、王齐氏、汤齐氏、周树恩、李国文、周树祥、戴兆龙、戴作树、周树华、齐小明

（走访时间:1989年8月；整理时间：200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