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启久制造的 ----河北唐山马家峪惨案

铃木启久认罪书
                                      1956年5月31日)
    遵化县马家峪、下马家峪村居民徐祝林等人，关于一九四二年旧历十月十三日，我所属部队于遵化县下马家峪村杀害居民四十一人罪行的检举书等材料，经翻译员念给我听了。这是我任第二十七步兵团长时，命令步兵第一联队长田蒲竹治，让该联队第二大队长佐荪源八直接实行的事件，并完全属实，我负全部责任。

                          徐祝林等检举书
(1956年4月5日)
日本战犯铃木启久在任日本军第二十七步兵团少将步兵团长兼唐山地区防卫司令官时，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旧历十月十三日)晨来我村“扫荡”，把上马家峪村和下马家峪村的群众都围到下马家峪村庙台下，共有一百一十多名，其中有妇女、小孩五十多名，其余是老年人。日本鬼子将群众围在一起之后，即在人群中拉出我村徐浩林，日本鬼子二话没说即将徐浩林的头砍下，拿到人群里叫群众看，以此吓唬群众。接着日本鬼子就追问谁是八路军。哪家保存着八路军的枪支和东西，并由两个鬼子抬着大木扛在人群里乱砸，当即砸伤大人、小孩十余人。我村群众在日本鬼子砍砸威吓的情况下，并无一人说话。日本鬼子便在群众中拉出四十一个人来，有的被用刺刀扎死，有的被用棍棒打死，有的被用火烧死，有的被用刀砍死。就这样，日本鬼子在马家峪村制造了一起惨杀四十二人的大血案。日本鬼子制造这起大血案已经十多年了，今天我们才得以清算日寇杀人凶犯的罪行，请求人民政府严惩日本战犯，为死去的乡亲们报仇。
检举人：马家峪村徐祝林、张井海、王贺申、王井荣、李平、徐兆春、刘景田、徐兆怀

                            王思双控诉书
（1956年4月6日）
控诉人王思双，遵化县第七区下马家峪乡上马家峪村人。
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旧历十月十三日，早上，来日本兵一百余人，其中有特务二十人左右，杀死我岳父吴功田。我岳父是胡果庄人，来此探亲，被日本兵杀害。现我特提出控诉，为我岳父报仇，严惩日寇杀人凶犯。
                             查询笔录
（1956年5月5日）
遵化县人民检察院为查清日本战犯铃木启久在任日本军第二十七步兵团长兼唐山地区防卫司令官时期，派遣下属部队在遵化县马家峪村制造大血案的罪行，由检察员祝健兴前往询问了受害人家属徐尔基。笔录如下。
问：将你的姓名、年龄、住址、职业谈一谈。
答：我叫徐尔基，现年四十四岁，遵化县马家峪村人，现在职业为农民。
问：将你的亲人被害的时间、地点、经过情况谈一谈。
答：一九四二年旧历十月十三日，日本鬼子来我村围剿，有一百多名日本鬼子，把我村群众围剿到下马家峪村庙台下。那时，村里青壮年早都逃跑了，日本鬼子就把村里的老人、妇女、儿童围在庙台下进行了惨无人道打骂屠杀，日本鬼子首先将我村徐浩林从人群中拉出将头砍下，叫他儿子脱下衣服包着人头拿到群众中吓唬群众。同时，日本鬼子又用两人抬着大木扛在人群中乱砸，有的被砸得头破血流，群众叫苦连天。接着，日本鬼子对群众又进行了乱烧乱打乱扎，有的被刺刀扎死，有的被火烧死。我父亲徐炽昌，当时被日本鬼子连打带烧，以后用刺刀挑死的。
问：你是怎么知道以上情况的?
答：当时，我是一大早就向外逃跑了，敌人走后我才回家找到我母亲，我母亲将日本鬼子惨杀群众的经过讲述后，我才去将我父亲的尸体找回来的。去找尸体时，见到那里尸体很多，血流满地。
问：你以上所讲的情况都是真实的吗?如有伪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答：我以上所说的情况，全是真实的。如有伪造，愿负法律责任。
笔录已向我宣读，记录无误。
被查询人徐尔基
查询人祝健兴
                           
                          查讯控诉人王贺谭笔录
(1956年5月7日)
为查清前日本陆军一一七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在任二十七步兵团少将步兵团长兼唐山地区防卫司令官，于一九四二年九月至十二月在遵化县强压(迫)奴役居民挖封锁壕，驱逐居民制造无人区的罪行，对控诉人王贺谭作如下讯问。
问：你叫什么名字，现年多大，那村人，现任何职?
答：我叫王贺谭，现年六十一岁，下马家峪村人，自幼至今务农。
问：你将你家里人被害时间、地点及经过情况谈一下。
答：在一九四二年旧历十月十三日早晨，我刚起来就看见山上下来两个穿黄衣服的，我细看是日本人。时间不大，就下来不少的，到村见人就围着，都集中在我村头的小庙台上。他们就问我们有八路军没有，我们都说没有。随即就将徐浩林叫到庙台上，让他跪下，日本兵拿出洋刀，用凉水一擦，用刀就将徐浩林的头砍下来，由人群里又叫去一人拿着人头让群众看。这样，这场子里杀死三十人，其中有刺到胸部死的。另外还有烧死的、打死的，我村那天共死四十三人。日本兵走后，因这些人都埋在一个坑内，我就扒人去，结果还扒出一个有气的，名叫徐兆兴，活了一年病死了。死这些人我都见到，我的父亲这天也被杀死了。
问：以上情况你是如何知道的?
答：因为我在场，日本兵走后又参加扒人，所以知道。
问：你以上讲的情况都真实吗?如有伪造，你要负法律责任的。
答：我所讲的完全是真实的。如有伪造．愿负法律责任。
被查讯人王贺谭
查讯人遵化县人民检察院祝健兴
（正文来源：遵化党史网）

铃木启久，男，1890年出生于日本福岛县。1911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3期）。入伍后在日本会津步兵第65联队历任中队长、大队长、联队副官。1938年来华，在东北任日本关东军第2独立守备队步兵第12大队大佐大队长。1940年到华中任步兵第15师第67联队大佐联队长。1941年晋升为少将，到华北任步兵第27师第27步兵团少将团长兼唐山地区防卫司令官。1944年到河南任独立步兵第4旅少将旅长。1944年任日军第117师师长，1945年晋升为日军中将。
     1945年8月，在东北吉林省公主岭被苏军俘虏，关押在西伯利亚。1950年7月被引渡给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6年6月经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被判有期徒刑20年。
    1963年6月被提前释放回日本。
  　1982年去世。
    铃木启久在华期间，坚决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政策，犯下了严重罪行。其主要犯罪事实举例如下：
     1942年4月，他以步兵团长兼唐山地区防卫司令官的身份，指挥命令所属部队参加“丰润大讨伐”。其下属的第1联队在我河北遵化县鲁家峪乡，以刀砍、火烧、施放毒气等残暴手段杀害我和平居民刘宝和、刘俭、李有余、刘清池、李安定等220人。其中特别残酷的是，钱连发的两个儿媳、1个孙子、1个孙女被毒气毒死，1个女儿中毒后又被轮奸致死；于长合的妻子李氏因拒绝强奸被剖腹挖出胎儿。该联队还放火烧毁民房1900余间。这就是                                  “鲁家峪惨案”。

   1942年4月，其下属的第1联队又在我河北遵化县刘备寨村杀死和平居民郭振来、白继武、任显章、郑广志等35人，并且烧毁民房330余间，掠走牲畜120余头。这就是“刘备寨惨案”。

　　1942年10月，在他的命令下，第1联队又到我河北遵化县东新庄村进行“扫荡”。日军以火烧、刀刺、军犬咬、施放毒气等残暴手段杀害我抗日救国志士徐植、和平居民桂兴富、曹万桂、王兆祥、张树元等40余人，并且烧毁民房100余间，抢夺粮食70余吨。这就是“东新庄村惨案”。

　　1942年10月28日，在他的命令下，其下属的第1联队和骑兵队联合到我河北滦县潘家戴庄进行“扫荡”。日军在那里进行了血腥的集体大屠杀。他们以刀刺、棒打、火烧、活埋等残暴手段杀害我和平居民戴国礼、马文焕、齐盘成、戴福增等1280余人，其中包括周树恩的妻子高氏等63名孕妇和周树珍等人的9名幼儿。他们还强奸妇女100余人，烧毁民房1000余间。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潘家戴庄惨案”。

　　1942年9月至12月，铃木启久为了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指挥命令下属各部队在我河北省遵化、迁安等县沿长城地区制造“无人地带”，驱逐我大批和平居民，使他们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仅经查明被驱逐的和平居民中就有郭连生、傅洛全、方占生、张永生、刘万瑞等172人遭冻饿而死。他们还杀害我和平居民王二柱、袁瑞山、李金榜、刘开山、郑永余等230余人，烧毁民房15700余间。日军在河北迁安县至滦县之间、遵化县至丰润县之间和唐山以南地区修筑长达290余公里的封锁沟和很多炮楼，破坏了大量的耕地；他们强迫我和平居民从事军事性劳役600余万工日，服劳役的人当中，仅据铃木启久自供，就有300余人因受虐待而死。
   1944年10月17日，铃木启久以日军117师代理师长的身份，命令下属的第87旅独立步兵第204大队到我河南长垣县进行“讨伐”。日军包围了小渠村，以刀砍、火烧、投入井内等手段杀害我和平居民刘俊英、唐金生、刘景昂、张永善、张国启、黄丕勋等660余人。这就是“小渠村惨案”。

　　1945年8月12日，铃木启久以日军第1 17师师长的身份命令所属的第87旅，烧毁、破坏了吉林省白城县的火车站、给水所、电话所、铁路医院、粮库和桥梁等民用建筑和设备。当时，仅被烧毁的粮食就有8400余吨，油类28万余斤，还枪杀前往救火的和平居民5人。

　　综上所述，铃木启久在参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确实犯有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指挥命令所属部队制造无人区，毁灭我国城镇乡村，驱逐我国和平居民，残暴杀害、虐待我爱国志士及和平居民，抢夺、破坏人民财产，施放毒气，强奸妇女等严重罪行。他本人对上述罪行全部供认不讳，认罪态度较好。

　　铃木启久在特别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时的最后陈述中说：我作为日本陆军的高级指挥官，侵犯了中国神圣的领土。在大约7年的长时间里，我命令部下毫无理由地杀害了大批和平居民，烧毁了无数居民房屋，掠夺了大量物资，实施了“三光政策”。这是非常残暴而灭绝人性的。我非常惭愧，不知怎样谢罪才好。现在我请求法庭给我以严厉惩处，让我对过去负起应负的责任。我犯了这样严重的罪行，本来应该受到严惩，但是6年来我却受到中国人民宽大的人道待遇。尽管我过去无视中国人民的人格，但是我的人格却受到了尊重，而且在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的生活和健康都得到了保障。我原来是体弱多病的，但经过两次住院治疗，注射了好几百针贵重药剂，才变成今天这样健康的身体。我只有由衷地深深感谢。保障我的生活和健康的人们是谁呢？就是我们曾毫无理由地杀害他们的亲人、破坏他们的和平生活的中国人民。想到这一点，我的心就好像要碎裂似地难过。在战犯管理所，经过学习，我逐渐地懂得了作为一个人应当怎样活下去和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对于这一点，我也应该致谢。根据我的罪行，在法庭上本无辩护的余地，但是，法庭帮我找到了辩护律师，还告诉我在法庭上拥有的权利。我感谢中国人民，诚恳地谢罪。我将牢牢记住中国人民对我的宽大待遇。我坚决保证要彻底改正自己过去的错误，重新做人。现在，世界正处于和平与战争的矛盾中，我将永远遵循中国人民的和平政策。假如我还能有余生的话，我将用反对战争、保卫和平来度过我的余生。

遵化县人民检察署关于东新庄惨案的调查报告
                                         (1952年8月24日)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农历九月十三日)，驻本县山里各庄日寇长沼、坂下为首，邀集了遵化、平安城子、马兰峪等地日寇，在这一天清晨将东新庄包围，刽子手们敲破了每户人家的门。这时除警惕性较高的干部、群众事先出外躲避脱险外，村子里的男女老幼都被圈到本镇的粮食市场。当时敌人已将区干部徐植杀害，其余村干部被逮捕。老乡们见事不好，各自存了乘机逃跑或隐蔽及坚持誓死不暴露机密<的打算>。这时，敌人气极败坏，开始了屠杀。初时，由日寇小队长长沼问话，不说就被杀了，或由特务动用非刑拷打；坂下则依次进行着屠杀。后来，日寇改变了手段，将周围的房屋放火烧起来，用枪向人群里乱放，并将大镐抡起向人群乱砍，将人扔在井内施放毒气熏死、活埋等。最惨的是，日寇罪魁坂下用大铁锤当场打死张步营、赵满生、张柏林等三人，击伤很多人。
    日寇用刺刀挑、石头砸、木棍打、狼狗咬、灌凉水、压杠子等手段屠杀了一天，当场死四十人，重伤数十人，烧房百余间。
                   在审判日本战犯铃木启久的法庭上张作新的证词
                                     (1956年6月10日)
    我是河北省遵化县第五区东新庄人，我叫张作新。为揭露、控诉铃木部队杀人、放火的罪行，出庭作证。
一九四二年旧历九月十三日早晨，日本鬼子包围了我们村。在这时，往外去的我村老百姓一看鬼子围上了，出不去就往回走，鬼子就喊话，一喊话老百姓就往回跑，鬼子就打枪，一下就把我村老百姓惊炸起来。鬼子随即进了村，进村后，挨门挨户地进行搜查，不分男女老幼都赶到大街西头粮食市场上，男的分一边，女的分一边，在那里叫我们坐下。当时鬼子从人群里叫出一个姓徐的，鬼子用手指着人叫洋狗去咬，一个大活人怎能让狗咬呢！就用手胡打，不让狗咬，鬼子就打姓徐的，当时姓徐的被连打带咬的就倒下了，这时那洋狗就把他的肚子咬开，撕去半啦，他就死去了。鬼子又从人群中挑出青壮年，迫令他们挖坑。坑挖好后，鬼子翻译就说：“铃木队伍最厉害，有八路军来，你们也不报。你们看，坑也挖了，人也咬死了，看你们报不报!”此时，从人群里叫出孔宪柱，拉到坑半啦就砍死了。又把刘宪章拉到坑半啦用洋刀要砍他时，他就跑了，妇女人群里有他母亲、老婆在哭叫，鬼子又把他抓回来，在坑半啦砍死。此时，妇女们大哭大叫，鬼子把她们赶到一个大院里不让她们看。鬼子一连杀死七人，又掏出手枪打死二人，一个是杜玉富，一个是王玉会。鬼子又从人群里拉出十三人，叫他们往井里跳，他们不跳，鬼子就把他们推到井里，然后施放毒瓦斯，并用席盖上井口。这时鬼子又从人群中拉出孟春浦、张树元、张树奎、刘瑞振等人，拉到坑半啦给半埋了。鬼子又把张文厚、王照祥二人拉到掌炉上打，灌凉水，用钉子钉脚，然后浇上洋油活活烧死。在这时鬼子又用铁锤打人，头一个把任国玉打三锤，把头打没了；第二个是张步营，一锤就把头打去半啦；第三个是张宏业，鬼子一打，他就手胡拉，锤子没打中，打个窟窿，打倒在地上；第四个是瞿口昆。拦腰一锤打得他在地上滚。在这时，从柴草堆里找出张玉宽，肚子豁两半豁死了。鬼子又把我叫出去，拉到黄作周大院子里，到那里一看，横躺竖卧，院里人满了，有死的，有没死的。鬼子向我要大枪、手榴弹、八路军文件，我说没有，鬼子用木棍把我打倒，一阵乱打我就昏过去人事不省了。鬼子又点着柴火，把我扔到火堆里，烧得身子疼，就滚出火外，鬼子以为我死了，就走了。
    鬼子走后，我村群众按户清点找人，救火，从井里打捞人。我被群众救起，以后整整四个月没能下炕，一年后伤口才大部好了。虽然没死，左胳膊已成残废，至今伤口还经常疼痛。这十余年治伤花钱无数，给生活带来莫大困难。这些野兽般的凶残鬼子对我的残害．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请求人民政府为我除害，严惩日本战犯。
    这次鬼子在我村共烧房八百多间，当天烧死、打死、挑死的老百姓就有四十余人，受伤的八十多人，这八十多人中，因伤重像我这样的残废就有四人。
以上我所说的事实，是我亲眼看到和本身遭遇的。
                                桂玉祥等控诉书
                                     (1952年8月15日)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旧历九月十三日)，住本县山里各庄据点日寇首恶头子长沼、坂下率领日本鬼子及特务走狗，在早晨将村包围。那天特别冷，一般农民都未到村外躲避。因此，很多人在村里遭受日寇屠杀。现将被日寇杀害的部分人员名单及杀害情况列后：
张俊山，三十九岁，被鬼子扔在井内用毒瓦斯毒死；
张林，原籍东梁子河人，被鬼子枪杀；
陈庆金，后稻地人，被鬼子枪杀；
张文元，本村人，被鬼子用棒打死后扔在火堆里；
张柏林，耶苏教牧师，被鬼子用铁锤打死。
张步营，被鬼子用铁锤打死；
赵满生，被鬼子用铁锤打死；
李福玉，十三团老干部，派本村查岗，被鬼子带到山里各庄杀害；
徐植，本区助理，被鬼子用枪射伤后又用刺刀挑死。
    以上这些被日寇杀害的人，现在家中无人或家住外地，故由本村各部门代表，代为向日本战犯提出控诉，要求我人民政府，严惩日寇战犯，为被害的人们报仇。
          遵化县五区东新庄群众代表：桂玉祥、马叔兰、张瑞芬、尹化、桂兴春、吴仲文、董桂英、桂玉田

                                  任李氏控诉书
                                     (1952年8月15日)
    一九四二年旧历九月十三日早晨，住山里各庄据点的日寇长沼、坂下带领着小鬼子将我村包围。我丈夫任国田刚要出门，被日本鬼子抓住拉在村中西门外，日本鬼子用石头砸在他的眼上，当即被打死。走狗特务又用凉水喷他，杀人刽子手坂下用大铁锤将我丈夫的脑袋都砸碎了。我丈夫死的真惨啊!我今天向日寇罪犯提出严正控诉，控诉日寇罪犯的滔天罪行。强烈要求我人民政府，严惩日本战犯，为我丈夫报仇!
                                 
                                 王布堂控诉书
                                      (1982年8月15日)
    一九四二年旧历九月十三日那天夜间，天气很冷，村里人都未出外隐藏，敌人在夜间将村包围。我父王世奎被敌捉住，当日本鬼子问我父村中情况时，我父始终未说。敌人用非刑拷打，苦不可言。最后，杀人刽子手长沼用手枪将我父打死，时年四十七岁。将人枪杀后，还将尸体扔在火堆里。这就是最野蛮的惨无人道的日寇犯下的滔天罪行。我向日本战犯提出严正控诉，为我死去的父亲报仇！
                             
                              查问控诉人桂文隆笔录
                                    (1954年11月11日)
    为了查清前日本陆军(一一七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所属部队在遵化县东新庄杀人、放火等罪行，遵化县人民政府刘德荣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讯问了控诉人桂文隆。桂文隆自称，今年七十岁，职业为农民，家住遵化县东新庄。
    问：请你把铃木启久部队侵占东新庄后，对你村人民杀害的情况谈谈?
    答：铃木启久的步兵部队在一九四二年旧历九月十三日早晨包围了我们村，把我村的人都关到粮食市场里。在我到粮食市场途中，日寇用棒子打我，把身子都打肿了。到市场后，叫我给找八路军的枪，因我不知道，又打我一顿，叫我站了一上午，到下午又把我拉到市场旁边井边上，把我扔到井里去了。与我同时又扔了十三个人，把我们十四个人扔到井里之后，又向里放毒瓦斯，用席子盖上井口。除我之外，其余十三人都死去了。
    问：你是怎么没有死的呢?
    答：日寇把我扔到井里之后，我拉住井壁石头，头在水上边，身子在水里，脸上也弄了很多水，棉衣也湿了。毒瓦斯熏得我出不来气，我不断地用湿棉袄袖子堵鼻子，才没被毒瓦斯熏死。日寇走了之后，被洪殿文把我救上来，养了四个多月才渐好，身上才消肿。
    问：你所谈的上述情况都是真实的吗?如有伪造，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答：我所讲的完全是事实。如有伪造，愿负法律责任。
    以上笔录已向我宣读，记录无误。
    被查问人桂文隆
    查问人刘德荣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中文简称为“中归联”）是经1956年我国战犯审判和关押后，回到日本成立的旧军人组织。该组织成立于1957年9月，成立后，通过演讲、访华等形式宣传我国的战俘政策、对于推动1972年中日两国建交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归联于2002年解散。
   成立背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建立，就成立了抚顺与太原战犯管理所，共收容了1109名日本战争罪犯。中国政府对这些战犯给予人道主义的待遇，让他们听取中国被害人的控诉，敦促他们自觉地认识自己的罪行，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进行反省。这是长期耐心唤起他们人性的教育。
　　1956年，这些战犯中的大部分被释放回到日本后，1957年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中归联）。这些原来的日本军人开始到日本各地对自已在战争中进行的杀戮、掠夺、强奸、放火、破坏等战争犯罪的行为进行现身的说法。人们把这种活动称为“证言活动”。他们为什么要持续地进行这样的活动呢？在日中友好协会制作的收录他们证言的录像片《证言——侵略战争（从人到鬼，从鬼到人）》中记载了他们的心声。
　　在儿童时代连小虫子都不敢踩的这些人，为什么到了战场就变成了鬼？他们对自己犯下的无数罪行进行了痛苦的反省。在中国的战犯管理所中，他们受到了人道的对待，又使其恢复了人性。回国后他们一直从心底坦白地承认自己的加害行为，他们坚信进行“证言活动”是为了不再重犯同样的错误。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人们撰写了许多回忆录、证言集，制作了电影与录像，在市民集会上作证，用各种方式在各种场合坚持不懈地讲述自己的生涯，揭露日本军人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对叫中国人进行非人道的残暴行为。他们提供的证言使日本人逐渐了解了“三光”作战的真相。
　　日本战犯们从获释归国之日起，就开始了与那些历史“健忘者”们作斗争。当年就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遵循“反对侵略战争，贡献于和平与中日友好”的宗旨，30多年来，他们冲破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阻碍，以其亲身经历，举办座谈会、展览会、街头宣传，对日本侵华战争展开无情的揭露和批判。1975年4月，86岁的藤田茂率“中归联”代表团一行16人第三次访华，瞻仰抚顺平顶山“白骨馆”。
    1988年10月22日，“中归联”捐款建造了一座6.37米高的由大理石和花岗岩构成的“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落成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发展历程
　　“中归联”是1957年9月在日本成立的中日民间友好组织。成员全部来自1956年6月至8月从中国抚顺宣布免予起诉决定书、太原等战犯管理所释放回国的原日本旧军人。根据该组织“会则”规定，“中归联”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犯下了许多罪行的人，站在人道的反省之上，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与日中友好而作出贡献为目的”。“会则”规定，“加深对侵略战争罪行的反省及学习活动，并为此，应广泛开展各项活动;反对军国主义，保卫和平，联合为和平与日中友好为目标的各界团体，为促进日中友好开展各项活动”。“中归联”采取民主制原则，在日本各都道府县设立支部，每两年召开的会员大会，为最高决议机关，负责“审议决定、决算、活动方针、选举等事务”。“中归联”经选举产生会长、副会长、常任理事、事务局长、监查、顾问等职。在会长下设立事务局、财务部、反战和平部、日中友好交流部、宣传部、资料部和组织生活部。首任会长由藤田茂担任，第二任会长由富永正三担任。在全国组织下，“中归联”还在日本各地分设了支部。截至1989年底，“中归联”在日本全国分别设立了北海道支部、山形支部、千叶支部、杨木支部、琦玉支部、东京支部、神奈川支部、山梨支部、长野支部、静冈支部、爱知支部等14个支部和4个地区联合支部，几乎涵盖了日本各都道府县。在各地设立的支部长负责主持和召集所属地会员的活动。
　　当然，该会的发展也并不是很顺利的。“中归联”会员回到日本之后，首先遭到了日本国内新闻媒体的“抹红”。一些媒体认为这些从“共产中国”回来的旧军人“已经被中共洗脑”。为此，这些从中国回国的原战犯，受到日本社会的百般歧视而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几人合伙租房，靠打短工来维持生计，甚至不时还受到日本警察的+陆检”或搜查。除了受到当时日本当局的政策敌视外，该会自身也经历了从成立、发展到分裂，又从分裂最后合并统一的过程。1957年9月成立后，在最初的十年中，在藤田茂会长下，设立了副会长、常任理事长、常任委员长和事务局长负责会员大会的召集和日常联络会的运营工作。但是在1967年由于受到中日两国政治影响，该会分裂成“中归联(正统)组织”和“中归联”两个组织。“中归联(正统)组织”的会长仍然由藤田茂担任，而新分立出去的“中归联”则由岛村三郎担任会长。这一时期，两个组织分别进行了组织机构改组。其中，“中归联(正统)组织”除会长藤田茂外，副会长缩为一人，由国友俊太郎担任，取消了常任理事长一职。而分立出来的“中归联”会长在岛村会长任期两年后，由杉原三郎担任，在富永正三担任会长后的1986年，两个组织才又恢复统一状态。这一期间，分立出来的“中归联”采用了会长、副会长和常任委员长的体制，没有设立常任理事长，更没有设立事务局等部门。在1986年10月，上述两个组织达成合并意向后，新的“中归联”又恢复到了设立之初的体制，即采用了会长、副会长、常任委员长、事务局的体制。
　　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前的中日民间交流是战后中日关系交流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在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日本民间的一些主张中日友好组织在推动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尤为瞩目。为此，在我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中也多有涉及。从研究的总体趋势上看，我国学术界虽然积极评价了1972年以前日本的民间组织在推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中的作用，并从学术研究的高度对于民间交流的特征、作用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像1949年日本成立的‘旧中贸易促进会”、日本‘旧中友好协会”以及《廖高贸易》等中日民间组织在促进中日经贸往来上的活动和意义。换句话说，仅仅从促进中日民间经贸往来上去理解和评价日本民间友好组织，并以此来概括战后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中日民间交流活动是不全面的。
   主要活动
　　该会成立之初有会员1014名，但随着40几年的岁月流逝，大部分会员老衰或陆续故去已经无法开展活动于2002年该会宣布解散。该会的活动有新成立的“抚顺奇迹继承会”接替。虽然“中归联”从组织上已经不复存在，但该组织从成立之初到2002年解散，尤其是该会在1972年前所进行的一系列有组织的活动，对于推动中日民间友好交流，促进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应该给与高度的评价。
　　首先，“中归联”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宣传中日友好事业。在“中归联”成立最初的十几年中，由于中日两国间尚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日本当局采取了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使得日本国内的一般百姓不了解中国甚至敌视中国。为此，“中归联”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以增加日本民众对新中国的了解。在此前后，“中归联”开展了“恢复中日邦交”3千万人署名(1963年4月)、福山市“中国物产展”(1965年9月)、“创建日中国交恢复国民会议”(1970年12月)、“祝贺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1972年10月)等活动;此外，“中归联”还参加了‘旧中友好协会”发起的欢迎以李德权为团长的中国红十字访日代表团(1957年12月)、欢迎倪裴君为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1963年12月)以及欢迎以肖向前为团长的中国“访日代表团”(1964年5月)的聚会和在日本各地举行的中国电影展、照片展等活动。
　　其次，协助日本相关友好团体，送还在日遇难的中国劳工遗骨。该会在1957年协助日本红十字会送还中国遇难劳工遗骨外，还几次在东京的麻布永平寺、传通院举行追悼会悼念在日本死难的中国烈士。通过这些悼念活动不仅纪念了在日本遇难的中国烈士，而且通过悼念活动也向日本民众宣传了日本在过去所发动的战争本质。此外，“中归联”通过举办的“反对侵略战争”聚会、“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聚会以及反对战争演讲也向日本民众宣传了日本过去所发动的侵华战争的罪行。
　　第三，组团访问中国。“中归联”成立后几次组织大型访华团访问中国。1965年9月，“中归联”第一次组织了以会长藤田茂为团长、以大河原孝一、永石初秀、柴田贤吉等日本各地支部长为团员的访华团访问中国。这次访问团不仅受到了周恩来、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而且还作为日本代表受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周年庆典活动。1972年10月、“中归联”又第二次组团参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系列活动。此后，“中归联”不仅每年组团访问北京、上海，还组团回到“再生之地”辽宁抚顺，举办各种友好活动。
　　第四，组织集会，抗议日本当局的反华言论。这些抗议活动主要包括1985年6月举办的反对金准勋章复活集会。在这次集会上，“中归联”通过决议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关于恢复金准勋章的抗议书》，抗议日本中曾根内阁计划恢复战前象征军人军功的金准勋章制度。在该抗议书中，“中归联”指出，现存约三万人的金准勋章几乎都是“满洲事变论功行赏”和“第一次中国事变论功行赏”而授予的。众所周知，“满洲事变”系中央军部和关东军的谋划而进行的毫无道义而言的侵略战争。其延长线就是后来的“中国事变”和太平洋战争。换而言之，(这些勋章)是对中国毫无道义而言的侵略战争过程中的“军功卓越”，即是对中国人民残酷杀戮和对财产的掠夺，同时又是无数战友的流血牺牲基础上而授予的，因此，对于现存的金准勋章也应审视其政府的人类良心和国际观感。对此，“中归联”认为，日本政府的这一计划“违反日中友好条约和日中共同声明的精神，并对美化过去侵略战争的行为，表示强烈的愤慨，并提出严正抗议”。“中归联”以及同其他民间团体的这些集会和抗议，使得日本政府在对待日本右翼团体的言论上和对华态度上不得不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如上述日本政府计划的恢复金准勋章的动议就在“中归联”等民间友好组织的抗议下有所收敛，并改变了最初的设想和规划。
　　第五，通过会员的著述宣传促进中日民间交流。“中归联”的会员中有许多人执笔著书立说，从理论上批判日本国内的反华言论，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反省了过去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呼吁人们对华友好，主张中日民间交流。会员野上今朝雄等人在1956年出版了《战犯》(三一书房出版)。在书中，野上等人用大量史料和事实回忆了在中国接受改造的心得和经历，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歌颂了中国政府成功地将“鬼”变成了“人”，成功地改造了战犯的伟大经验;紧接着，1958年，“中归联”又以《侵略一在中国之日本战犯的告白》为题(新读书社出版)，出版了原战犯对侵略中国所犯罪行的深刻反省和内心的活动历程;此外，在1977年，“中归联”会长富勇正三以《一名BC级战犯的战后史》为题(水耀社出版)为题，系统地披露了自己从归国以后坚持中日友好和中日民间交流的心路历程，从而从一个侧面驳斥了所谓被中国“洗脑”的言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2年“中归联”解散前，“中归联”会员个人为中日交流在日本国内所进行的演讲不下500次，出版的个人专著约百余部。这些出版物中除了个人的回忆录和来自中国著作的翻译专著外，其中不乏学术性的论述，从而为日本民众从形象上和理论上了解中国，增进中日民间交流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归联”成员始终不懈地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和平发展的事业。创办了《中归联》季刊杂志，利用媒体宣传手段宣传反战、和平的创会理念，努力纠正和批判日本国内的错误历史观，从而推动和促进了中日两国民间交流的发展。该杂志创刊于1997年6月，截至2008年4月已经发行了44期。在该杂志中不仅每期登载会员的回忆录，还稿约中日两国的学者发表论述，适时驳斥日本国内的一些学者的有关中日关系的错误言论。如在2008年2月发行的《中归联》第43期上，不仅登载了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的《南京大屠杀和中日关系》一文，也登载了大阪大学能川元一的《因特网与南京事件否定论》等8篇相关文章，系统地批驳了此前日本国内的一些人在互联网上散布的有关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在1998年3月的第4期中，《中归联》连续刊登了《日中战争是自卫还是侵略))、《日中战争是什么》(藤原彰)、《日本在中国做了些什么》(本田义夫)、《太行山麓》(吉房虎雄)、《在抗日根据地的三光政策》以及《面向历史的勇气》等文章，系统地驳斥了日本右翼分子在日本国内所散布的中日战争是日本为自存自卫的的战争，告诫人们要有面对历史的勇气…… 此外，“中归联”会员，原山形支部长土屋芳雄在1990年7月首次来到沈阳和抚顺，展开了谢罪之旅。土屋芳雄原为山形县人，侵华战争期间被派往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市日本宪兵队。在一次抓捕苏联远东情报站的任务中，“成功”地破获了以张惠民(原名张政兴)等中国共产党在齐齐哈尔的支部组织，为此，土屋芳雄因功升任宪兵曹长。土屋芳雄的“谢罪之旅”不仅访问了“再生之地”一抚顺战犯管理所，还向齐齐哈尔事件中的家属后代当面道歉。辽宁电视台以土屋芳雄的“谢罪之旅”为题材制作了“人、鬼、人”的纪实电视片，在中日两国播放，受到良好评价，该片在当年在日本举办的亚洲电视节上评为“优秀电视记录片一等奖”。
   贡献与评价
　　通过上述探讨，我们认为，“中归联”在日本的活动不仅加强了日本民众对新中国的认识，而且也通过“中归联”的一系列活动，加强了日本民众对过去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反省，并认清了过去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
　　第二，“中归联”早期的活动，尤其是在1972年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正常化以前，适值日本政府执行一系列反华排华政策的时候。因此，“中归联”所遇到的压力和阻力是可想而知。尽管如此，“中归联”不顾日本当局的各种禁忌和禁令，毅然举起中日友好的大旗，冲破阻力组团访问中国，宣传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力主和加强中日友好和交流，实是难能可贵。
　　第三，如果我们将1972年前的中日民间中的经贸交流一并考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1972年前的中日民间经贸往来的目的在于互通有无，在经济上还会体现贸易的双方经济上的利益。而“中归联”单纯为民间友好团体，无论是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还是在1972年后，均无政府或组织在资金上的资助，甚至连出版杂志、举办演讲会均由会员个人负担所有费用。
　　第四，“中归联”在早期所举行的各种促进中日友好的活动，成为1972年日本国内促进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为中日两国关系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顺利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进人21世纪以来，虽然“中归联”因会员的陆续故去而不能继续展开活动，在2002年不得不宣布解散，其业务已经由“抚顺奇迹继承会”所接续，演变成非“中国归还者”成员组成的自由民间组织，但是其“中归联”的精神仍在，我们有理由相信，“抚顺奇迹继承会”将会成为活跃在中日两国间的又一个为促进中日民间交流，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

我叫周树恩，惨案那年三十二岁。当年我是从“千人坑”中爬出来的。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五日（农历十月二十八日）天还未亮，听见村北响了一阵枪声。
天大亮时，鬼子包围了村庄，逐户挨门的赶人。
等我到了大场，已经有很多人了。这个时候已经有七八点钟了。
赶来的男人们都在潘俊章家的高墙根下，女的在场北的栅子跟下。
鬼子开始逼问：
“有八路的没有？八路的哪里去了？”
当教师马文焕刚说完不知道时，跑上一个鬼子用棍棒打到在那里。接着齐盘成、戴昌运也都被打死。
残疾人戴作林拄着双拐从北面一瘸一拐得走来，和鬼子大吵大嚷：
“你们还讲理不讲理，让我一个残疾人来这干吗啊？”
没等他走近人群，便被一个日本鬼子用大镐砸死在路上。
一会儿，日本鬼子从人群中挑选出十六、七个青壮年，我也在里边。鬼子端枪威逼着我们的后背，令我们去村外装运被八路军打死的日本人和马。
车上铺了六、七层被子，都是鬼子从户里抢来的。我们把死马抬上车，还用好几条被子包裹起来。
我记得马开云的爷爷隐蔽在离装车不远的地方，他一露头，被鬼子发现了，也逼他出来。
我们再装运死马回来的功夫，大场上已经开始埋人了，整个现场一片呼天喊的声音。鬼子们用棍棒击打、铁锹拍打、铁镐砸打、鞭子抽打往坑里赶人。大部分男人已经被赶进坑里。
周汉荣不甘心被日本人活埋，高喊：
“难道咱们潘家戴庄人等着该死不成？”。说完抄起一把铁镐，举起来就要和鬼子拼。上来两个人日本人咿咿呀呀叫喊着，用刺刀将他捅进坑内。
这个时候，坑外就剩我们十六个装车的人了，鬼子往沟里哄赶我们。一个特务把我推进坑中的火堆里。口中还说：
“你就在火里。”
我说：“我就不去！”
于是跳到火堆旁边，鬼子便用胳膊粗的大木棒打在我的头上，我昏倒在地上。醒来时发觉我已被土埋上了，是身边冻土块的缝隙，使我能够呼吸。
我听见下边的人有人在呻吟：
“三哥……啊……，坏咧，该憋死我了……”
这是孟家老四兆生的声音。紧接着是孟家老三兆友的声音：
“有啥……法子啊……，活不了啦……”
时间不大，我听不到地面没有什么声音了。我想：难道我死了吗？于是，我心一横牙一咬，使出全身力气从土里翻滚出来，我爬到沟北面。这时，有两个鬼子跑了过来，其中一个家伙拿着燃烧的草捆往我身上扔，随着一阵哈哈的狂笑。
另一个鬼子也拿起一捆烧着的柴草也往我身上扔。烧的我满地翻滚，日本人看我挣扎的样子，还是在那里哈哈狂笑。
我身上的棉衣着了，我一甩胳膊把烧着的棉衣甩出去。
此时我只有一个念头：“你他妈的只要你烧不住我的头，我就死不了，只要死不了我就跑。”于是我竭力反抗不让火烧住我的头。
鬼子见用火烧不死我，一个鬼子拿起大镐向我砸过来。我竭力用手阻挡。第二次又朝我砸来，我躺在那儿一摇头，大镐砸在我的后脑勺上，把我打昏了过去。
过了不知多长时间，我又醒过来。睁眼一瞧，那两个日本兵已经离开了。我捋下身上的火，听见南边在哭天喊地，孩子哭大人叫。鬼子正用绳子、扁担往坑里拉人，特务们往磟碡上摔孩子。
大场南面的矮墙上站着鬼子兵，架着机枪，去小顾庄的道口把着岗。我爬到大坑北面齐广珍的院大门，一个特务在那里把着。我说：
“你是中国人呗？有中国人味吗？我们潘戴庄人都被你们给杀绝了，你连一个人都不救吗？”
那个特务说：“我救也不救你这样的，你还能活两天是怎的？”说完他拎着枪往东转了。
特务一走，我赶紧爬到齐广天家的院子。一进院，我便站起来，跑到二门里的东厢房。屋里盛的是草，我的全身光着，怎么受得了。于是又回头跑到正房屋。见周树昌的姥姥在炕上坐着呢。她是汪庄村人，因为躲敌情来住闺女家，见我进来：
“哎呀！你咋烧成这个样子了？可了不得了！”
我也很难过的哭。听木槾子上有人，我扒着一看，有王文成的姨，小名叫小儿，还有齐天恩的二姐。她们问我：
“你是谁呀？快上来！”
他们俩将我拽了上去。
见还有周炳昌的妈妈，我随手抄起一件破棉衣穿上。这时才感觉身上的烧伤、砸伤火辣辣的钻心的痛。我咬着牙，硬挺着一声不吭。
一会儿，听见鬼子进了屋里，问老人：
“人的有没有？”
老人说“人的没有，我都八十了，留下来看家呢！”
“什么的三比里的……”，日本人将老人踹出屋子，将老人带走了。
周炳昌的妈妈在槾子上哭泣：
“我的妈没了，我的妈没了！”
过了一段时间，听见有鬼子特务进入院中，是鬼子点火烧房来了。一会儿房子着起火来。我们赶忙从槾子上跳下来，大火已经封门。我想：反正我也是该死的人了，我先冲！说完我就迎着火苗将烧着的秫秸猛地一撞，打开了火道，我们四人出门跑散了。
    这时，村内有的地方大火已着起来了。我想到了大顾庄岳父家。我走一块、爬一块，强忍剧痛，好不容易爬到了大顾庄的岳父家。我的血肉模糊的样子，岳父一家都不认识我了。听我一说，才把我接到屋子里。丈母娘问：“他们娘几个呢？”
我说：“村里正放火呢，估计烧死里边了”。
于是，我两个大妗子着急的说：“赶紧走！”
等他们跑到我家时，火刚燃烧起来，用水把火泼灭，这样我家的房子才没有被烧光。
这次惨案，我家死了六口人。有我父亲周汉有，妻子高氏，弟弟周树昌和弟媳葛氏，还有两岁的侄子叫福力，四岁的侄女爱荣。我一直在丈人家养伤三个多月。等到来年种地才硬挺着回家。到家里种地没有种子、没有蓄力。是李运昌带着二大队十三团及时送来了种子粮食。人们搭个临时的棚子居住，有的一到晚上就投奔亲戚。没有吃的，就从烧塌的房屋中扒烧焦的粮食吃。因没有粮食，我的儿子后来被饿死。
一九五六年，我应在沈阳设立的特别军事法庭之邀，对审判日本战犯铃木启久进行出庭作证。
法庭上我面对下令制造的潘家戴庄惨案的战凶铃木启久进行了揭露，面对旁听席上的群众进行悲切的控诉。
“日本鬼子杀死我村一千二百八十名乡亲父老，其中二十七户被杀绝，三十多家只剩孤儿寡母，三十多个婴儿摔死在磟碡上，四十多个孕妇被挑死，房屋烧毁千余间”。
我的痛陈，令当时无论是审判席上的法官，还是旁听席上的群众都哭了。
而此时真想上前撕碎站在我面前的铃木启久，可怎么也换不回我那死去的六口亲人，换不回我那一千二百八十位父老乡亲。要不是审判前周总理有批示，不让我们打骂犯人，我非上前撕碎铃木启久不可。我只能在法庭上痛骂“日本军国主义不如牲口，不如野兽！”

一、戴淑芝回忆
我叫戴淑芝，一九四二年二十九岁。十二月五日那天，我被日本鬼子两次埋到坑中，再次爬出来活下来的。
    那天早晨，日本子招呼人们去开会。
    我怀里抱着孩子往南走。我是小脚儿，走得很慢，后面的鬼子特务催着我快走。
    来到大场上，女的都在大场北面齐广珍家南门口的栅子下边。男的集中在大场西边墙根下。
    时间不大，鬼子从男人堆里往外拉人，问八路军哪里去了，有办法没有。
    被拉出去的人只要说不知道和没有办法。鬼子就用棍棒、枪托猛打。打得人在地上翻滚惨叫。连续拉出去六七个人，都被打死在那里。
    临近晌午，鬼子往大坑里赶男人，人被哄到坑里，便埋土扔火。
    鬼子将燃烧的谷草，扔到人们身上。烧得脑壳如瓢搀炸裂，发出“滋啦啦”的声音，冒出的血水“哧溜溜”作响。
    我们在北面不敢抬头，只听见鬼子打人的声音、人们惨叫的声音，真是瘮人那！鼻子闻到的只是焦糊味儿、血腥味儿。
……
    午后开始埋妇女。挖坑的男人不让上来，往新挖的坑里赶女人。前面的被赶进坑里，我抱着孩子挤在人群后边。
    我的脑袋挨了一棒子，脑袋冒着血，顿感头昏眼花。
    我被埋在上层。我心想：
    “只要死不了就跑，打不死我就往外爬。”
    我一咬牙，拱出土面。怀里抱着的孩子一直没有撒手。爬出坑时，孩子的帽子、被子都压在了里边。
    这时，一个日本鬼子跑过来，又将我推进坑里，再次被土埋上。
    不知道过了多大时候，我又醒过来，还是往外拱，等拱出来时，我的鞋子、腰带、棉衣也都埋在了里边。我抠出埋在土里的孩子，抱起就往外跑。
    这时，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鬼子已经开始分散进村抢东西烧房。
    一个特务从远处看到我往东跑，喊我“站住，站住！”。我趁机钻进一家院子里。那个特务追到院里，冲我喊：
    “北面都是日本人，你出不去，等一会儿烧房时你再往外跑”。
     那人顺手一指厢房，我钻了进去。里边躲藏着三四个人，其中有全头（戴文秀）的媳妇。
     时候不大，房子着火了。他们几个把窗子踢开跳了出去。而我抱着一个孩子，只能迎着火苗从门口往外冲。身上仅剩下的单衣也被烧焦。
    冲出院外，全村一片火海。
    我往哪里去呀？闪念中想到了周庄的姨家。一口气跑到了周庄。庄里的人们都站在村头看呢，大火烧得灰烬都飘到了这里。
    我蓬头垢面，满身泥土，浑身焦黑。
    人们问我;“你是人是鬼？”
    我说：“我是人那，我去帮头和依头家!”人们把我领到姨家。
    进了屋子，人们问我怀里挟的是什么，我说是孩子。我赶忙把孩子撂到炕上。借灯光一看，孩子满嘴泥沙。抠出嘴中的泥土，孩子“咯”的一声，竟还活着！
    这次惨案，我们家死了八口人。有我爸爸戴生堂，我妈妈刘氏，嫂子汪氏，弟媳王氏，三个侄子（大鼓十岁，小鼓七岁，锁儿四岁），还有一个侄女。
    我看见全头（戴文秀）的女儿伟头是摔死在磟碡上的。摔得眼睛流了出来，舌头也吐了出来。
    我还记得鬼子让人们取锹挖坑埋人。李庆有也去取锹，两个特务跟踪着他。李拿来锹后，刚要铲土埋人，见到他爸爸在坑里，立即将爸爸拽出来。和鬼子说了几句话，又掏出钱塞给了鬼子，后又将他妈和他媳妇一同救了出来。
    二、张春回忆
    我是一九四二年潘家戴庄惨案的幸存者，那年我四十一岁。我是村子的乡公员，孙耀宗是办事员，戴连富是村保长，。
    当年的情况我还记得：
    十二月四日那天，我正赶上从铁道北罗屯挖封锁沟回家。
    半夜，八路军转移到我村。孙耀宗得知这个情况后，他顶黑来到我家，对我说：
    “连队来了，住在村东头了，戴家坟上八路军还架起了机枪”。
    这当子，邻居几个人听说了，也来到我家。大家一同商量怎么办？大家你一言我一言，都感觉情况不妙：
    “可能要出事，咱们几个还是先走吧！”
     大家正要往村外走，听见村北传来枪声。我们不知怎么回事，也没有轻意的往外跑。
    早晨天刚亮，日军开始包围村庄。鬼子进村挨门逐户赶人，说到南大场集合开会。往大场走时，鬼子的杨翻译对我们说：
    “日本人想要钱，要钱时别说不给，要不杀人”。
     八点上下，我们随人群来到大场。到这一看，现场气氛很恐惧。鬼子已摆出要杀人的架势。
    见状，我在混乱中，钻入民户院里。再串宅院跑到村外。我站在村外的坟岗子上嘹望村庄。从村子里偶尔稀零零跑出来几个人。
     十一点上下，听从村里跑出来的人说：“鬼子正埋男人呢！”
    我们不敢再逗留，一口气跑到松树村。
     我找到乡长张连清家：“我们村的人都被日本人杀了，给我们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吧！”……
    惨案两天后，我回到村里。
    我哭叫着到大场上去辨认亲人的尸体。沟里的尸体已经腐烂，抠不出整尸。
我家有三位亲人遇难我爸张希贤，七十岁。大伯张希宾，八十一岁。哥哥张振生，四十八岁。全村活埋了一千多口，被埋绝的二十八户。只剩下孤儿寡母的二十多户。
     人抠完了，乡亲们分别安葬了自己的亲人。大家看着血肉模糊的沟底，心里打着寒战。迷信的乡亲们说：“这个沟不能敞着呀，不填好埋平会再次犯害的！”
     于是我们将几个大树桩扔进坑里，再用土填平，以来克害辟邪。
    事后，人们发现村里的村标都错写成“潘戴庄”，埋怨因为丢掉了“家”字，才导致全村家破人亡的呀。于是，重新改写村标“潘家戴庄”。

一、马文荣回忆
一九四二年我二十八岁。惨案那天，我没有在家，在路（编者注：指京沈铁路）北，给鬼子挖封锁沟，听说家里发生了事情，于第二天就回来了。
    回到了村里，大火还在燃烧，到处是灰烬和焦土。
    家里，妻子和三个孩子都没有了。妻子王氏，三十二岁。大女儿转头十二岁。小女儿飞子九岁。儿子小蛋六岁。我家同院的马德本家和马文位家都死绝了。整个院子死了二十多口。
    我到家就去大坑抠找自己的亲人。我边哭边抠，心中万分恐惧，担心鬼子再回来杀人。
    抠着抠着，哪里稍微有点动静，或者谁一叫喊，吓得大伙都跑。就这样抠抠跑跑，跑跑抠抠，抠了好几天。
    我从家里拿来锹、竿子和绳子，从坑中一个一个的往上扒尸体。尸体早已腐烂，那臭气儿熏得人喘不过气儿来。
    大家顾不上脏臭，流着泪辨认着自己的亲人。找到自己的亲人，就哇哇大哭一场。可哭几声后马上停止，压抑和控制着自己，不敢高声嚎啕。
    大坑里一层一层压得都是人，难于辨认。到了最后几天，尸首高度腐烂，一坑的烂水烂肉。抠完一天，手上身上沾满血水烂肉。
    抠的时候，将绳子从腰间一系，坑沿上的人用杠子往上抬，有怀孕的妇女，经不住这么一拉，腐烂膨胀的肚子“噗哧”一声就裂开，胎儿从肚内流出，惨不忍睹！
    村里及邻村的狗，成群结队的来啃咬尸体，哄都哄不走啊。
    到了夜间，没人敢看守现场，狗更是乱撕乱扯，有的把脸啃没，有的把脚叼走，有的肚子被掏空。
    程丙恒和周景田等几个人到了晚上用鸟枪哄狗，一晚上打死好几条狗。
    那瘮人劲用语言难于表达啊。现在提起或者想起，心中难受，全身毛骨悚然，身涌鸡皮疙瘩。
   至今不忍回忆那个场面。
    二、戴振龙回忆
    我叫戴振龙，今年七十岁，惨案那年我13岁。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五日早晨午点多钟，我起床后正在厕所蹲便，突然听到村外枪响。只听“啪”的一声，一枚子弹头被打在栅栏的腰结上。我赶忙提起裤子，跑进屋里。
    八点上下，我和戴国才等人一起被赶到村南大场上。
    我到现场时，鬼子已经开始打人了。已有四五个人躺在那里。我挨着大人们跪在墙根下。这时我看到了被打死在那里的有戈老师、齐盘林，其他我不认识。
    日本特务们继续拉人，询问八路军的去向。拉出去的人只要说不知道，就向他要钱。只要你拿不出钱就是一阵猛打。被打得哇哇乱叫啊，满地翻滚。我看见戴国礼被活活打死。
    凶残的毒打我不敢睁眼看下去。跪在我身边的周炳金，看到此场面，吓得往我身下钻。
    鬼子有的用鞭子，有的用棒子，有的用锹镐，把人打的死去活来。打一阵就要钱，要钱没有还是打。我的爸爸戴朋有被打死在那里，吓得我不敢往前扑。
    一会儿，鬼子特务们说要找人挖坑。扬言“谁挖坑不埋谁”，于是从人群中挑选出了几十个小伙，将场北的大沟挖深挖宽。
    在鬼子的逼迫下，人们跳进壕沟挖起土来。周树平被赶进沟里，反抗不挖，这时一个日本人拿起铁镐，往头上猛劈过去，随即斯在沟里。其余的人不敢不挖。
    十一点多钟，长沟挖完了。鬼子开始往坑里赶人了。顿时埋人场上一片混乱，孩子哭大人叫，母亲叫儿子，妻子唤丈夫，一片惊天动地的哭闹声。鬼子特务逼我们小人串家抱草，说是喂马。当我和戴国才抱草再回来时，男人都被哄进沟里，鬼子正往坑里填土呢。
    有的往外爬，有的从埋下去的土中往外钻，鬼子特务把点着的柴草扔进坑中。
    周炳耀的爸爸从土中钻出来，喊叫：
    “我跟你们去，我跟你们去！”
    一个翻译立即跑上来，带着外地口音：
    “你娘个比，你跟谁去？”上去就是两镐头子，第一镐砸下去时还在喊叫，第二镐砸下去人就死了。
    鬼子往他身上扔火。
    我还看到周树全也在火中挣扎，也被活活烧死。那火烧得人滋啦滋啦的冒油。当时真惨那！
    见此情景，我赶紧招呼戴国才回头往家跑。我们遇到给日本人运死人和死马的戴文林和李志福，正赶车往大场走呢。车上的死人死马用干净的被褥裹了一层又一层，在车厢里隆起像花山一样。这些被褥都是从民户中抢来的，我俩在家里躲避了大约一个小时，后钻出来跑到了官寨。
    事后，听别人说，我妈妈被往坑中赶时，眼看就要死去，在坑沿上高声呼唤着我的小乳名：
    “……咱们娘俩死也要死到一块儿……”
    说完就破口大骂鬼子和特务，一个毫无人性的鬼子跑上来冲着我妈的脑袋就砸了过去，妈妈死在坑沿上了。
    我们院中男女老少共死了二十三口人，有：
    戴朋有及妻子，戴朋富及妻子、儿子，戴朋年及妻子，戴朋岳及妻子、父亲，戴朋林及妻子、女儿，戴朋远及妻子、女儿、儿子，戴朋举及妻子、儿子、儿媳、女儿、孙子。                  (皆走访于1989年8月)

一、王齐氏回忆
惨案那年我十五岁。记得那天早晨，我们一家刚吃过早饭，妈妈正在刷碗听见大街上人喊：“大家都去南大场开会！”妈妈带我和弟弟就往村南大场走去。当我们来到大场时，估计也就是9点钟左右。我们看见鬼子逼着人挖坑呢。
大坑的西侧，地上躺了好几个被打的人。约摸过了一两个钟头，鬼子开始埋男人。
把男人埋了以后，另一个方坑也挖好了。于是鬼子开始埋妇女，鬼子特务们手持木棒、枪托、锹镐等往坑里驱赶妇女。母亲、弟弟和我随着人群被赶进坑里。
在坑中，挤挤压压。弟弟一个劲的嚎啕大哭。坑里哭闹声、叫骂声混成一片。因坑小人多，鬼子特务令人们从坑中出来。又逼人将坑继续加大加宽。母亲见这帮野兽真要斩尽杀绝，便在人群中伤悲的苦叫起来：“天那，我真可怜……，年轻的时候就守寡，身边只剩下两个孩子……哪怕让两个孩子出去呢……”母亲伤感的哭叫，感动了旁边的一个特务，那特务暗示我们姐弟俩跑出去。
于是我从母亲的怀中背起弟弟，朝戴连增家的院中跑去。跑进正房屋，见炕上躺着一个瘫痪的老太太，正在那里呻吟。我又转身跑到院子里。这时，从大门口跑进来一个特务，上前把我们推进东厢房屋，便扣上了门锁。
傍晚时分，鬼子进院烧房。我背起弟弟冲出了着火的屋子，朝小顾庄方向跑去。一口气跑到小顾庄村头，再回头看时，整个村庄大火连天。不懂事的弟弟在我的背上一个劲的哭闹，他的鞋和袜子早被踩掉了，两只小脚冻得紫红紫红的。我也站在那里哭。薛庄子的舅舅来了，我们才脱离了危险。我可怜的妈妈被活埋在里边了。（备注：王齐氏，现住滦南县奔城镇王官寨村，系潘家戴庄村齐广福的姐姐）
二、齐天恩回忆
1942年12月4日，村上马开修去世，大家正在为他办丧事。傍晚时分，村北有军人队伍路过。队伍过去不久，便有几个骑毛驴的人从村子里穿过。大家担心会出什么情况，就顶黑把人埋了。后来听说是八路军的队伍，那些骑毛驴的家伙可能就是敌人的密探。
夜晚，庄里静悄悄的，乡亲们都在休息。过了半夜，八路军来村子里号房。八路军找到我和李志平，对我们说：“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今晚我们本来住在了程庄，为安全起见，现在转移到了你们村，你们从这往东号房”。
我俩便顶黑号房，从我家往东一直号到戴连增家。交完差，我们各自回家。家中的米粥已经做好，我没有顾得上吃，忙找到齐树天、大生头等几个人商量，往下应该怎么办？大家都感觉情况不好，应该躲一躲。于是几个人结伙去赶倴城大集。我们每个人往车厢里塞了半袋粮食，借黑赶车往奔城走去。
走到半途，听见村这边响起一阵枪声。我们来到集上时，太阳开始冒出来。在大集上听说，我们村正挨埋呢。赶完集，我就直接去了霍泡的姥姥家。
当我回来抠挖亲人的尸体时，尸体都已开始发作，特别是女尸和童尸已经高度腐烂。男尸的脸憋得紫红紫红。抠出来的尸体，没人认领的就往大场上摆放。我妻子的尸体是汪庄丈人家的亲人们帮助抠出来的，抬上坑沿，肚中的胎儿流了出来。我妈妈的尸体是霍泡姥姥家来人帮助找到的。一岁的外甥烧死在屋里，连尸首都没有找到。我五岁的女儿也没有找到尸体。惨案后一个多月，村中烟火不灭，草堆、粮囤、椽檩仍在冒烟冒火。村中人少，很长时间夜不敢回家，火都没有人救。
那次惨案，我们家死了四口，有怀孕的妻子，五岁的女儿，还有母亲和一岁的外甥。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四日晚上十点多钟，八路军住到了我们家。
我爸爸去村南给八路军放哨去了。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爸跑回家，报告村外发现敌人的队伍。此时八路军也得知敌情。好几个人上房瞭望。一会集合队伍就走了。
时间不大，就听到村北传来枪声。大约二三十分钟的后，八路军跑进村里，通知老百姓们赶快离开村子，我听到大街上有人喊：
“鬼子要围庄了，大家赶快走啊！”
有人听到喊声随着走了。
那天是倴城大集，有赶集的也都走了。
我家我的侄子、大哥和父亲也往村南跑，刚跑出一两百米，我二伯就骂起来：
“你们都跑，家就不要啦！都给我回来！”
他这么一骂，爷几个就回来了。
七点多钟，日本鬼子进村赶人了，往大场上圈。
我已经吃过早饭，像往常一样上学校走去。
刚到学校，鬼子和特务们放枪进了学堂，把我们几个都吓哭了，逼着老师和我们去了大场。
我们到了现场，看见 马文焕老师躺在了那里，脑袋还在流血。齐盘成也躺在那里了。
全村人都被哄来了。有的在北面，有的跪在西墙根下。
一会儿，特务和一个日本兵将戈老师从我们学生的人群中拉了出去，日本人及特务二话不说，用皮靴踩，用棍棒打。
这时，一个特务跑上前向鬼子说情：
“太君，他是我的同学，放了她吧”
“什么同学不同学的？统统的坏了”鬼子连理也没有理，将戈老师打到在那里。
鬼子让我们学生去抱草喂马，找茶壶烧水做饭。
鬼子让人挖沟准备埋人，声言谁挖沟就不埋谁，放一条生路。天真的我，迅速跑回家中拿了一把铁锹，给了父亲。
挖沟的有二十几个人，挖完后把男人全部活埋了。
善良天真无知的我还在从家里一趟一趟的抱着草。日本人点着我们抱来的柴草，往人坑里扔。
一个特务见我们还在抱草，就骂我们：
“你们还不跑，都给你们埋了，傻王八蛋草的……”
我们这才醒过来，和潘玉文、潘玉荣、潘兆丰等串户跑了出来，逃过一场劫难。
我家死了六口人，有奶奶、父亲、母亲和三个弟弟。我奶奶姓洪，母亲姓王，父亲叫潘文勋，大弟叫认些，二弟叫背些，三弟叫老些。大弟八岁，二弟六岁，小弟四岁。
我们家的房子也全被烧光了。
我成了孤儿，后来和大伯相依为命。

获知张殿臣于一九四二年以日本警察队长的身份，参与了潘家戴庄惨案的制造过程。笔者便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六日，走访了现居住在滦南县倴城镇养老院的张殿臣老人。
经院领导的引带，我来到了张居住的房间。老人今年八十一岁，精神矍铄。当我说明来意后，老人脸上掠过一丝阴云。显然，他不愿意提及这段伤心的往事。
经我一番谈话后，老人释然，于是和我谈起当年潘家戴庄惨案的经过：
我在滦县张各庄据点为日本人干事，那时我二十四岁，任警察队队长。当时，张各庄据点里驻扎着日本人的一个骑兵队，还有一个警察大队，还驻了一个清乡办事处。骑兵队都是日本人，每人配有一匹战马。警察大队大多是中国人，给日本人当帮凶，也就是人们叫的伪军。清乡办事处也都是中国人，为日本人跑腿的机构。
1942年12月5日清晨3点多钟，日本人突然召集大家集合，没有说干什么，就知道有任务。
四点多钟，日本人的骑兵队大约40多人、警察队约100左右人、清乡办事处十几个人集合完毕，便开始出发。
一小时后，队伍行至潘家戴庄村西。突然，遭到提前埋伏的八路军的火力袭击。因天黑加之情况不明，日本人没有做出还击抵抗，迅速命令部队后撤了四五里，停在一片开阔地中。
这时，天已做亮。各部集合整齐经清点人数后，发现少了两兵两马。
日本队长下令包围潘家戴庄。命警备队围庄，青年办事处的人员到村内逐家逐户赶人，日本人也一同进了村庄。
进村后，让老百姓到村东南角大场集会，声言听皇军讲话。
人们都到了大场。
大场东边有一部分女人，大场北边的栅子跟下有一部分女人，学生在大场的西南角，男人在大场西边的墙根下。日本人已经用机枪围住了整个大场。
日本官铃木对翻译说：“问老百姓有没有八路军”。等老百姓们说没有时，铃木瞪大眼睛说：
“统统的坏了！”
于是从人群中拉人逐个拷问，一会就打死了几十个人。
到了吃早饭的时间，部队开始吃早饭。
我坐的胶皮车停在大场的东边。
我来到了场的西南角。
学生堆里有一个我们村的外甥女，他认识我，喊我“三舅”，我走了过去，他们从人堆里站起来，我马上暗示让他们蹲下。因为旁边站着了许多日本人。
于是，我把外女叫出来，对日本人说：
“将士们吃饭需要碗筷”。
于是我领他走出人群。又一个抱孩子的妇女，让我救救她，我便将他们送到庄西头的一个院子里，嘱托他们：
“不要跑，就在这里猫着”。
我再回到了杀人场时，男人已经埋完了。一个当兵的告诉我，埋完男的埋女的。于是，我来到学生人群的旁边。
一个日本兵要喂马要草，我趁机对孩子们说：
“你们到村子里抱草，就别回来了。记住，往西南皂户村方向跑”
时间不小了，大场上剩下几个男的在挖坑。
我来到妇女们旁边，见妇女把自己的孩子紧紧地搂在怀中。于是，我引导她们：
“把孩子放开，让孩子们随意走，看不见挖坑呢？”
之后，一个二十多岁的妇女，怀中抱一小孩，哭着对我说：
“队长，救救我吧！”
我说“我也没有办法啊，日本人知道我放跑的，我也保不住性命啊”。
后来这个妇女没有跑出去，死在了里边，现在想起来心里就不是滋味。当时真的是没有办法啊。
眼看妇女们被埋，我为了能尽量多的救人，我和郭翻译说：
“我们这些当兵的，都没有成家娶老婆呢，是不是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个太太。”
那个郭翻译真的和铃木信去说了。
铃木信说：“不行的，统统的坏了！”
妇女埋完后，已经是下午天快黑的时候了。日本兵都到村西集合，铃木信吩咐烧房，三个人一组，其中有两个中国人，一个日本人。部队就再次卷回村子点火烧房了。
瞬时，整个村子大火燃烧起来。
天黑，部队回到据点。当时有两个潘家戴庄赶车的人，将打死的两个日本人和两匹马送到了张各庄。我留两个人饭店吃饭，他们说，不了，就快走了。
回忆这个过程，真的很悲惨。
我记得有一个周树恩，名字是后来听说的，他是从长条坑的东面爬出去的，我看到了。
这次屠杀，除了张各庄的鬼子，还有司各庄、倴城的鬼子做了援助。当时日本人搞的情报是八路军在程庄村，日本人本想围攻程庄的，没想到，竟在潘家戴庄挨了打。
当时给日本人干事的除了我还有张占鳌、汤兴辉等。解放后，我坐过牢，政府对我进行了审判，政府念我没有杀人罪，刑满后被释放。这些材料上级政府已对我了解过，上面有我的交代材料。后来，我还教过一段书。
张殿臣的回忆，对杀人细节说得很模糊。不知是他不愿说还是真的不清楚。当再问起时，他仍然说，没有看到杀男人的过程。也许真的没有看见，也许心存余悸，不愿再谈起那个悲惨伤心的过程。但在杀害中国人的队伍里，除了兽性不如的日本人以外，的的确确有很多自相残杀的中国兄弟。在日本人的屠刀面对我们中华儿女的时候，有的良心还没有泯灭或者还没有完全泯灭，而有的却完全丧失了中国人的良知，成了日本人的忠实走狗，甚至完全不具备一切动物所应有的“同族不相惨”的特性。潘家戴庄惨案中有很多中国人参与了惨案的制造，时任张各庄清乡办事处的张占鳌就是一个完全失去良知的疯狗，他和日本人一起，拎起了嗷嗷待哺的孩子的小腿，凶狠的往磟碡上摔，把自己兄弟的儿女摔得脑浆迸裂，血肉横飞。三十多名幼童就这样无辜的惨死。
历史都是人类创造的，不知道这样的扭曲的灵魂只是停留在那段历史中，还是延续有将来。但起码我们人类应该不能忘记的是昨天那段真实的历史。
和张殿臣分手前，我提出能否给我一些当时的东西，作为纪念。老人说，我还保存着一张当年在警察队的照片，你可以拿去。照片我保存了下来，罪恶记在这里，良知也记在这里，更重要的是把历史记在这里！

河北省滦南县第一区潘家戴庄大惨案
    根据铃木启久的供词及前日军第一九二○部队川上除内勤翻译朱其桓叙述铃木启久所指挥的军事行动范围，再对照安田、铃木带部队的驻扎地点及时间均证实，在铃木启久直接指挥之下，制造成极为残酷的潘家戴庄惨案。
    驻扎于滦南倴城、司集庄及滦县张各庄之前日军铃木、安田部队等敌伪军，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农历）奔袭滦南县一区潘家戴庄村，屠杀和平居民的兽行如下：
    潘家戴庄位于河北省滦县南部，滦南县前日军据点倴城、司集庄的北部，现属第一区。一九四二年前，该村有人口一千四百八十余名，三百四十五户，房屋两千二百间，牲畜二百一十头，大车一百五十辆，群众生活比较富裕。
    潘家戴庄惨案的起因是：倴城、司集庄日军铃木、安田部队于一九四二年古历十月二十七日夜，出发至该村则与我军第二连发生遭遇战，我军后来安全转移。铃木、安田部队复于翌日晨八时突将全村包围，把全村男女老幼及在村外抓捕的过往群众一千二百余名，以开会为名集聚于村东南角大场内，以刺刀逼讯所有群众供述八路军情况，为群众所坚决拒绝，兽军即开始杀戮。铃木、安田亦亲自动手，当场以各种武器杀死五十余名农民，铃木、安田并指示士兵屠杀婴儿、孕妇，共六十三人。继之从被包围群众当中挑出五十余名青壮年，迫使他们在附近坑地深挖，耸言挖坑者不杀。约有八尺深，一丈宽，廿六丈长。挖毕，即将所有无辜群众武力赶往坑内，集体活埋。因人多不能全部埋完，又令挖了一个宽约二丈、深约一丈的方坑，连同挖坑的青壮年一起活埋。日军并在坑上堆以柴草点火焚烧，并四下放火烧房，搜索隐蔽的人们，抓捕后则推在火中烧死。此次大火延续三日之久，惨不忍睹。共计杀死群众一千二百余人，烧房一千余间。耕畜四十四头，大车四十九辆，粮食约一千一百万斤，土布一千余尺，亦均遭抢走和烧毁。
    潘家戴庄此次惨案被围群众中，仅逃出周树恩、李庆有、潘恩宽、戴福才四人，亦成为残疾，现仍住该村。
    此次惨遭杀害的群众有一千二百八十人，百户全家未能幸免，有的全家仅余生一、二人。如周秉焕等廿三口只有秉焕与弟二人活着。齐广天、戴前昌、孙岳宗、孟兆林等户都是落得如此凄惨。以上惨案实情，有潘家戴庄被日寇所烧杀的千人坑照片二张、被烧脱险者潘恩宽、周树恩二人伤痕照片二张、死难者尸骨一部照片一张、潘家戴庄被难家属及群众控诉九份、邻村汪庄被难户控诉一份、顾家庄全村群众控诉一份、滦南县一区程庄被难户控诉二份等证件。

                                            河北省人民检察署

为控诉杀人犯铃木、安田罪状由
    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农历）拂晓，有铃木率领倭奴将我村围困。肆无人道，大量烧杀，烂事掳掠。当即毙命者千余名。事闻于时，令人战栗。
    我家除房屋、什物、牲畜被烧外，男女老小共十一口惨遭殒命，只我和双目失明的老祖母幸得脱难。但我年只有十二岁，不能自顾。祖母失明，乏人照养，孤苦伶仃，孑孑独立。母孙相依，盲幼惨情，形影相吊，莫不涕零。死者含冤，生者痛骨，纸笔莫能述其万一。血海深仇，尚未得报。
    据实控陈予世界爱好和平者，希协助逮捕铃木、安田，彰以国际公法，还我所欠。则生死感戴，幸甚幸甚！
                                  河北省滦南县第一区潘家戴庄  潘兆丰
                                            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

为控诉日籍杀人犯铃木、安田罪状由
    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潘家戴庄村被日寇铃木等烧杀抢掠时，适有汪有志母、侄男、侄媳、侄女、女儿、儿媳（孕妇）等八人，为躲敌情在该村居住，同时遭害惨死。我等闻讯后，匍匐前往，已皆遭毙命。
    有志等则每日丧失游魂，无安于业，常思血海深仇，何时可报。谁料美帝作梗，无耻媾和，丧尽公德，时难如愿。唯有呼吁世界爱好和平士媛，援我反抗，早将铃木等送交耒案。以彰国际而昭法纪，则忘存俱感大德无极矣。
                      河北省滦南县第一区汪庄村：刘大运、汪有志、刘作卿等控。
                                        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滦县人民政府于一九五二年八月四日至七月十七日，先后收到戴前昌、潘永新、齐光天、孙岳宗、潘兆丰、孟兆林、戴作彬、周炳焕、周树恩、周树珍、顾海龙、程维贵、曹文秀、戴作彬等三百四十余名的投诉材料，控诉侵略我国的前日本陆军（一一七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所属部队与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在我县潘家戴庄屠杀、放火、抢掠等罪行，经本府特派李如桂前往查询，证实无误。
          附材料说明计二十九项“见附”。
                河北省滦县县长  马万青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附：
一、戴前昌的控诉材料一份；
二、李如桂查讯控诉人查询戴前昌的笔录一份；
三、潘永新等一百三十六名潘家戴庄被难家属的投诉书一份；
四、李如桂查讯投诉人潘永新、刘兆龙、马文郁的笔录一份；
五、齐光天的控诉书一份；
六、齐广天的控诉书一份；
七、孙岳宗的控诉书一份；
八、潘兆丰的控诉书一份；
九、孟兆林的控诉书一份；
十、李如桂查讯投诉人齐广天、孙岳宗、潘兆丰、孟兆林的笔录一份；
十一、戴作彬、齐天恩、戴秀贞、潘玉存、李国文的控诉书一份；
十二、齐广侦的投诉书一份；
十三、李如桂查讯投诉人戴作彬、齐天恩、戴秀贞的笔录一份；
十四、周树焕的控诉书一份；
十五、李如桂查讯控诉人周树焕的笔录一份；
十六、周树恩、潘恩宽的控诉书一份；
十七、李如桂查讯控诉人周树恩、潘恩宽的笔录一份；
十八、周树珍的控诉书一份；
十九、李如桂查讯控诉人周树珍的笔录一份；
二十、顾海隆、李云章等五十一名、后顾庄全村群众控诉书一份；
二十一、李如桂查讯控诉人顾海隆、李云章的笔录一份；
二十二、程维贵、张焕等六名控诉书一份；
二十三、李如桂查讯控诉人张焕的笔录一份；
二十四、曹文秀、汪兆银、刘大运等五十六名控诉书一份；
二十五、李如桂查讯控诉人曹文秀、汪兆银的笔录一份；
二十六、李志荣等九十二名控诉书一份；
二十七、潘家戴庄人民殉难纪念塔照片一份；
二十八、潘家戴庄人民殉难纪念塔的碑文照片一张；
二十九、周树恩被日寇用火烧的伤痕照片一张；
三十、潘恩宽被日寇用火烧的伤痕照片一张。

控诉日籍战犯铃木、安田罪行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日籍凶徒铃木、安田等，率领倭徒，在本区潘家戴庄村，大肆烧杀，任意抢掠之际，适值我村汪有志等家口老少八名，为躲敌情，在该村亲戚家小住，不幸而遭惨杀。
    我等闻讯后，召集百余人协同汪有志等前往领尸。临坑俯视，东倒西歪，尸横襟错，乱如柴木。有身破血流者，有缺颅少背者，有身被枪挑者，亦有被火烧得焦头烂额者。惨形万状，令人骇骨。
    沟在潘家戴庄东南隅。宽深各有六七尺，长约十七八丈，满沟尸骸。沟南尚有三四方丈方坑一个，亦满埋尸身。
    四邻村老少夫妇，辗转沟侧，哭儿嚎女者不可胜计。呼爹喊娘者声闻于天。丧亲亡家，颠沛流离，不堪言状。此皆賊铃木、安田之致也。俟此惨无人道、伤天害理。
    杀人凶徒，尚脱法外。海血深仇，一时未报。怎奈美帝无耻，媾和作梗，有违公法。希我世界爱好和平者，万众一心，将铃木等早日协助遣捕严办，以昭国际公法，则死者慰籍，生者幸甚！
    河北省滦南县第一区汪庄村民众控诉
曹文秀、汪兆银、汪云丰、刘金夫、李林森、汪普云、汪宝才、曹文明、刘尚卿、刘占宽、汪连礼、姚品君、汪世勤、曹文魁、张宝棠、金树魁、赵满瑞、汪春芝、汪秀芝、汪建焕、汪德发、汪汉兴、刘秉忠、刘金令、刘金才、王庆林、张宝瑞、刘运棠、汪有三、张联兴、汪全、赵清连、赵清乐、汪宝文、汪广远、汪焕相、张宝君、张怀、汪柏年、汪运洲、汪占山、贺仲三、汪占三、汪庆生、刘有卿、汪春芝、汪宝芝、汪少彬、贺仲生、汪贵生、贺仲仁、潘福才、王兆坤、刘殿卿、金树满、汪印富
                                公元一九五二年八月卅一日

为控诉日籍战犯惨杀我村十一人，诉请依法惩办事
    在一九四二年，敌人疯狂的扫荡我区，凶恶的行为害得我们群众到处躲藏。
    十月二十七日晚，我村十一名父老赴潘家戴庄避难。
    次日天一朦胧，有张各庄驻守的凶恶日寇，在安田、铃木二犯，率其匪帮，包围该村。似狼如虎的日寇们利用了引诱手段，将该村男女老少赶到东南角一个大场内，施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用刺刀挑、棍棒打、火烧、活埋等酷刑，让千余名同胞遭受死难。可爱的孩子们被日寇摔在石头上，头破血流，气绝于地，立时死亡。可怜的孕妇们被日寇用脚踢出胎儿，惨状令人难见。
    在国际公法还没有泯灭的今天，我们谨把这无处不闻的被害事件，向联合国国际法庭提出控诉，悲切的盼望正义法庭给我们伸冤复仇，把万恶的杀人犯依法严惩。
    以下被害人情况：
    张焕：在潘家戴庄被害者中有我大嫂子、二嫂子，男侄两个，一个七岁一个三岁，因躲敌情跑到该村被害。
    程维贵：被害者中有我叔叔，那时六十四岁，在潘戴庄村住了四五年。
    张安：被害者有我弟弟、弟媳。
    张昌远：被害者有我母亲，一个小妹妹才三岁。
    张文郁：被害者有我三儿子，因躲敌情，在潘戴庄活活被杀。
    程景富：被害者有我妹妹十一岁。那时我家的房子被鬼子烧掉，使得全家人东奔西躲，我的妹妹到潘家戴庄被鬼子杀了。我为复仇，后来参军十年。
    以上所诉惨死状况，弄得幼儿无靠，全家离散，众放悲声。最后我们恳切的要求，爱好和平的人们肯定有所办断与调查，切实调查所有被害事件经过，早日查判杀人祸首。以求公法得伸，真理保障，望全世界人民早日获得永远的和平与幸福！
   谨呈国际法庭！
                             
                          河北省唐山专区滦南县第一区程庄投诉人：
                               程维贵、张安、张昌远、张文郁、程景富、张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历一九五二年

为控诉日籍战犯铃木、安田惨杀人命事
    查日籍战犯铃木、安田，在一九四二年旧历十月二十八日清晨，率领驻张各庄的杀人刽子手及其爪牙们百余名，开始向我处大肆杀烧。
    首先将潘戴庄村全面包围，在村外各个角落都布下了机枪，准备开枪扫射，许多老百姓想四处逃生。可是四面枪响，难于逃命。就这样将我邻村潘家戴庄男女老幼一千二百多名，用棍打枪杀全赶在庄东南角，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凶犯即开始了凶狠野蛮的屠杀。四周布满机枪，我活生生的父老兄弟姊妹们以及儿童幼女都惨遭杀害。整个大场连哭带叫，惨叫声震天。
    接着又在全村每户点起了火，顿时火光冲天，距离潘家戴庄三十里外大火可见。大火燃烧了三个昼夜，小火连续了十多天。无人敢救，只烧得房倒屋塌。柴草、树木、粮食皆化为灰炭，农具、衣服全被烧毁，骡马猪样鸡鹅全被烧死。一切财物均化为灰烟。美丽的村庄片瓦无存。焚烧人畜粮食的焦味四五里内难于闻听。此悲惨情景令人见到无不痛心疾首、咬牙愤恨。
    他们烧杀了我邻村父老一千二百多名还不满足，同时又包围了我村。亦用和潘家戴庄一样的手段棍打着我村人等，全部圈到了庄西庙前，也曾想用与屠杀潘戴庄同样的手段杀死。于是，我村保甲长苦苦哀求，全村群众也给他们跪地求生，又在全村在鬼子枪械的包围下，凑足一百八十七块钱给了他们，我村这才免过一劫。
这群以杀人为业的日籍刽子手们，，已被和平的力量打垮了。有的已经落网，有的还在逃脱仍逍遥法外。尤其是铃木、安田这等令人仇恨、罪恶满贯的家伙，欠下的我们血债，要用血来偿还。要求国际法庭及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给予答复，以给死者申冤复仇，为生者雪恨，特此控诉！
   谨呈国际法庭！
   河北省滦南县第一区后顾家庄群众控诉：顾海隆、顾汝安、王印堂、顾连甲、顾寿明、顾清秀、顾连盛、顾寿长、顾清润、顾连瑞、顾良起、顾良农、李俊有、顾汝兰、张宝全、顾良付、顾汝生、顾占鳌、顾良贵、顾汝财、顾清山、顾连忠、顾振铭、顾为盛、顾汕先、顾良文、顾文有、顾寿再、顾昌新、顾文瑞、顾文焕、顾善本、顾永隆、顾庆隆、顾连仲、顾秀芝、顾善年、顾连芳、顾连贵、李云青、顾良户、李云龙、顾清义、李云章、李如之、李云生、顾良全、顾汝存、顾遇龙、顾汝平、顾汝庆
                                                    一九五二年九月一日

控诉日籍战犯铃木、安田惨杀本村无辜居民，诉请依法惩事.
    在未遭受日寇烧杀以前，我村是一个富足、安乐的村庄。彼一家父母共建，此一家儿女满堂。
    不幸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拂晓，有张各庄日寇铃木、安田率其一队匪帮数百名，在天将明时，把我村包围，随即按户把男女赶到村东南角一个大场院，扬言开会讲话。不知早就长下杀人的凶心。并未讲话就用脚踢、棍打。日寇不满意，迫使青年三四名挖坑，把那一千二百余名老少男女全数埋在坑中。最令人发指而悲惨的就是其中的六十三名孕妇，也都死在千人坑中，使那快降生的胎儿同样遭到无辜的牺牲。
    在那时侯，人们真是束手无策，只得子视父死，母见女亡，此情此景,人所难堪，皆俯首帖耳，无敢抗者。坑小人多埋不死的，盖草烧死，烧的焦头破额，目不忍睹。日本鬼子们埋人以后，按户点火，烧毁房屋一千零七间。大车四十九辆、耕畜四十四头，粮食一百一十二万斤。其他农具物品等难于数计。
    全村是无一片干净土，居住无房，食无粮，终日啼哭的惨状，一年不断鳏寡孤独绝者不下八十余家。最惨痛者戴前昌一户死了二十三口。周炳焕全家死了二十一口。
    日寇万恶无理的惨杀，国际法庭没有提出控诉，为我们申得冤仇。我们恳切的要求，全世界人民按照国际公法给日寇严重的处理，使在逃的严拿，在押的审判，不让日寇战犯法外逍遥，以求公法得伸，仇恨得报，让全世界人民早日得到和平与幸福的生活。
    河北省唐山专区滦南县第一区潘家戴庄被遭害家属姓名单列下：潘永新 刘兆龙 马文郁 戴文玉 戴洪斌马文明潘宝银靳全喜郭玉科戴凤龙戴作信 齐广明 戴文成 戴文生 戴文郁 齐光○ 戴作清 戴文智 戴善智 戴连成 戴善于 戴善明戴善庆马开甲马开选李志阜李国才 潘恩寿潘恩泽 潘化民 潘兆丰 潘恩天 潘文煦 张振元 张春 潘恩永 潘玉存 潘恩义 潘恩善潘恩会孟兆文梦兆福梦光仕潘文仲 潘文釰 潘文云潘俊德 孙耀先 孙玉兰 孙玉柱 潘恩任 潘兆起 潘文秀 潘恩远潘文祥孟兆林周近财 戴明发 戴振兴 李庆峰 李志开李志仁戴光于周炳兰 周树德周俊财周炳年 周炳玉 周树森 周炳勤戴振家 李庆春 李树常  李庆有戴振龙戴焕钟孟贵学戴文富齐兆会 戴焕奎 戴光国 齐近良 齐近财戴国发 李兆龙 周树生 戴昌前 齐树本 周炳全 周树祥 周炳前周炳焕周汗朝齐树珍周汗秀周树恩 齐安居 李润林 刘兆祥 戴焕忠 刘美清刘殿福 齐兆荣 周汗杰 戴光有 戴青瑞 孙耀宗 戴光兰齐光福戴福棠戴文增戴作辰戴文秀 戴文财 戴富堂 齐允忠 齐光运 齐连芳 陈司月戴文胜 戴文于 齐李氏 李志青 朱文有 齐天恩张成有张连珍李安人马德山马文位 齐光恩 齐米头戴文海

                                          公元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

我们村干部代表潘家戴庄全村群众控诉日寇对我村实行杀烧抢掠的兽行。
    我村原有人口一千四百八十名，三百四十五户，房屋两千二百间，牲畜二百一十头，大车一百五十辆，本村生活比较富裕。
    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张各庄、奔城等地方的日寇（其中大部步兵少部分是骑兵），将我村包围。声言我村驻有八路军，将全村群众召集到本村东南角大场内开会，无论男女老幼前往强制参加。
    后日寇即施行毒辣的屠杀灭种之兽行。当时将齐盘成、戴文会等用棍活活打死。随即逼迫青壮年去场边挖坑。此坑约有八尺深、一丈宽、廿十六丈长。挖毕就将群众一齐打入坑中，埋上土，上面加柴草焚烧。此种毒行今人难忘。最后又挖了一个坑，将挖坑的壮年也被强埋而死。并按户搜寻隐蔽的人，将全村房屋点火。
    此次人民被惨杀者即达一千二百零八名。内有顾家庄等亲友、教员以及抓来的商人，同时遭遇惨杀。
    当时哀声遍野，火起天空，三十里内尚见大火。
    尤其婴儿孕妇六十三名均遭惨杀。惨案世所骇闻、目不忍睹。
    无辜人民受此酷刑。此仇不报，令人难生。全村遭此惨杀户共有二百五十户，其中全家被死绝的二十五户。如戴福增四口全死了，戴奉举六口都被杀绝了。有的全家只生一二。如周炳焕全家二十三口人，只余弟兄二人。另有齐光天、戴前昌、孙岳宗、孟兆林等均是如此。其次全村被烧房子一千余间、耕畜四十四头，大车四十九辆，粮食约计一千一百余万斤，土布一千余尺。余者老弱病残，举目无亲，投靠亲友，乞讨度生。
    日寇欠下的这笔血债，全村群众一致要求中央人民政府，严惩日寇战犯，与民复仇，不胜感戴之至。
           
                             河北省滦南县一区一区潘家戴庄
                                   支      书：戴作彬
                                   村  主  任：齐天恩
                                   妇 女 主任：戴秀贞
                                   青年团书记：潘玉○
                                   武 装 队长: 李国文
                                              公历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