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结束的东盟(亚细安)峰会上,亚细安10国外长和领导人先后就南中国海问题发表声明,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使用武力和采取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并尽快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南准)达成协议”。对此,新加坡外长尚穆根表示:“亚细安……保持中立并不意味着保持沉默,我们不能保持沉默……如果继续保持沉默,亚细安希望保持的中立性、团结、区域和平以及公信力将受到进一步打击”。作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南中国海问题不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中方一贯反对个别国家图谋利用南中国海问题破坏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大局……”
反观中国和亚细安近些年的表态不难发现,中国和亚细安在南中国海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三大明显的差异:
一、对催生亚细安声明的原因的认识不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认为:“对于整体南中国海课题,亚细安必然有自身的看法,因为这正在我们的家门前发生;而我们必须提出看法,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取决于南中国海的局势。我们不能不从亚细安的立场出发,提出看法”。因而,亚细安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否则它的团结、协作和公信力都将受到重创。但在中国看来,此次亚细安的表态,实际上是受到了个别国家的有意挑唆和怂恿的结果。
二、对亚细安与南中国海问题的关系的认识不同。对此问题,中国一直强调,南中国海的争端是中国与个别争议国之间的“双边”问题,而非中国与亚细安之间的问题。可对亚细安而言,随着亚细安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亚细安必须更加重视成员国在安全问题上的诉求;更何况,中国与多个亚细安成员国都存在主权争议,亚细安无法置身于外。
三、对《南准》的作用的认识不同。亚细安一直将《南准》视为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关键,认为准则确立后便可有效缓和当前的争端。可早在2012年7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就曾表示:“南准并不是旨在解决南(中国)海争议,而是为了增进各方互信、深化各方合作。”这就暗示了,中国并不准备赋予《南准》太大的法律约束力;相反,它应当是中国与争议各国在取得一定共识、互信后的一种升华。
面对二者认识上的差异,中国必须得思考如何在差异中求得新共识,因为,一些新情况的出现,已经让中国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
一、美国的强势回归,南中国海“暗流涌动”。自2009年白宫确定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后,南中国海的形势便悄然紧张。2010年,希拉莉在参与亚细安地区论坛时,便公然宣称美国在南中国海有国家利益,并表示“我们反对任何……一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随后,美国开始频繁涉足南中国海:美国的一些公司频繁地接触越南、菲律宾,希望在南中国海搞合作开发;美国积极地向菲律宾出售武器,与菲达成了新的防务协定;此外,美军还与越菲等国频繁地举行军演,宣示武力……随后,一些国家也开始与中国交手,黄岩岛事件、中越冲突等都让中国头疼不已。美国的强势回归,让南中国海的波涛再难平静,中国与一些亚细安成员国的关系日趋紧张。
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推进,打乱了中国推进区域全面经济发展的节奏。2010年初中国—亚细安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二者间的关税壁垒随即被打破,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相互投资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此基础上,亚细安十国与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间共同开展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获得了新的突破。
正当这些举措顺风顺水之际,美国人来了,TPP也来了。对美国来说,一方面,它不愿意错失亚太高速发展的时机,希望借亚洲的东风来复苏美国经济;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对美国在亚洲的经济主导权形成挑战,它希望通过TPP来扭转这个局面,重新确立以美式价值和规则为主导的亚太新格局。
正因如此,TPP表现出了强烈的“排中国性”,这让中国压力倍增:新加入TPP的亚细安国家很可能会因为自身的防务诉求,以及对TPP贸易条件的青睐,从而减少对中国的进口。事实上,中国与亚细安贸易额的增速在当前已经出现了放缓的迹象。虽然TPP的谈判还在继续,但这个新选择从客观上降低了一些亚细安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维系中国与亚细安间关系的“压舱石”正在被一点点的撬动。
三、美国对南中国海问题介入的加深,以及亚细安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让中国与南中国海争议国的双边争议呈现出“多边化”、“区域化”和“国际化”的趋势。之前提到,中国希望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来妥善解决南中国海问题。但一些争议国则更倾向于将双边争议“多边化”和“国际化”,以此来增大对抗中国的筹码。随着亚细安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亚细安出于维护共同体团结、协作、安全和公信力的目的,必然会更多地涉入到南中国海的冲突中,双边争议多边化的趋势难以逆转。此外,自希拉莉发表声明后,美国对南中国海的态度便从模糊转向了明确,从不过多参与转为深入介入,美国的涉入成为了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最有力的支撑,双边争议“国际化”也已然成为了定局。
简而言之,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如若将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多边化“只能使事情更糟,解决难度更大”,但以上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与亚细安“渐行渐远”并非没有可能,中国能做的,恐怕只能是未雨绸缪,基于以上这些现实,开始重新思考南中国海问题的应对办法。
作者是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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