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督战队的起源与消失

1942 年 12 月初，斯大林格勒西北方向，苏军西南方面军第 21 集团军步兵第 293 师步兵第 1034 团发起的一场攻击不幸受挫。一名“幸运”的迫击炮手曼苏尔·阿布杜林（Мансур Абдулин）在回忆录《从斯大林格勒到第聂伯河》（От Сталинграда до Днепра）中写道：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的灾难全景……我们团失控了，目睹它被屠戮令人恐惧：我们倍觉羞耻，但什么都做不了。突然，我们听到柴油机接近的轰鸣声，然后看到我方的坦克——大约二十到三十辆——而在它们后方，出现了我方的雪橇部队，他们身着白色冬季伪装斗篷，装备冲锋枪，用绳子系在坦克装甲上。
这是何等的景象！一名大尉指挥的我军士兵似乎从平地里钻出一样。他们出奇地整洁——一尘不染——大尉身穿浮华的白色皮衣，士兵甚至有着崭新的冲锋枪。
随后，我明白了：这是一支督战队！我准备好和这个世界说再见，这时，大尉热情地握住我的手，用爱沙尼亚口音冷静地说：“没有人会朝你们射击！你们不是懦夫。”
阿布杜林本人在1944年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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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后，波兰人再次乞灵于督战队。1920 年 8 月，初生的新波兰军队贸然攻入乌克兰招致惨败，强弩之末的苏军则迫近华沙，波军在首都郊外的拉济明（Radzymin）遭遇苦战，第 11 步兵师更是仓皇溃退，举国上下一时人心惶惶。
危急关头，北方面军司令哈勒尔（Haller）发布第 4005/III 号命令：
1.为维持前线部队秩序，确保华沙桥头堡安全，兹命令第 1 集团军指挥部在后方适当距离处设立一条警戒线。该警戒线目的在于使用包括机枪火力在内的一切手段，在这场决定存亡的斗争中消除怯懦分子。出于这一目的，第 1 集团军指挥部应当集中使用宪兵分队。
2.集团军指挥部应当采取手段惩罚第 11 步兵师，将其军官送上军事法庭。
3.……第 11 步兵师可耻地逃离祖国首都面前的拉济明，它必须解除武装，改编为适用鞭刑处罚的惩戒连。
在机枪督战队的“推动”下，在惩戒连可怕前景的恐吓下，观察员注意到“当天上午还放弃阵地的士兵突然发生了心情变化，甚至产生了新的自信”，此外，天主教会大加激励，加之实力对比远优于以往，种种因素令波军终究完成了逆转，实现了“维斯瓦河上的奇迹”。
说到底，他们面对的苏军同样是一支战斗力有限，需要督战队屡屡助阵的武装力量。

1920年紧急动员的波兰志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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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年底，托洛茨基即要求将督战队建成完整体系，并给出了进一步使用方法：
证据表明，督战队在许多状况下仅仅是抓捕单个逃兵。事实上，督战队在进攻中的角色应当更为活跃，他们必须紧紧部署在我军战线后方，在必要情况下将掉队者和迟疑者往前推。只要有可能，督战队手中就该有一辆装备机枪的卡车，或是装备机枪的塔昌卡（тачанка，俄国南部的轻便双马敞篷车），或是携带机枪的几名骑兵。
抓捕逃兵的意义人所共知，但以机枪威慑己方意义何在？托洛茨基同样给出了解答：
每个团、每个连都有品质各异的人。热情、勇敢的战士是少数，在另一端则是屈指可数的稀烂懦夫和意识形态敌人，中间是一大群并不稳定的士兵。
据其逻辑，督战队只需处决几名懦夫，便能令中间人群警醒，从而阻止整支部队退却，甚至推动部队前进——托洛茨基本人就曾亲自实施源自古罗马的“什一抽杀”血腥手段。
1919 年 10 月 22 日，当尤登尼奇（Юденич）所部白卫军兵临彼得格勒城下时，列宁在给托洛茨基的书信中说得更为直白：
解决尤登尼奇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进攻已经开始，可否再动员两万彼得格勒工人加上一万资产阶级分子，在他们身后架设机枪，处决几百人，对尤登尼奇造成真正的声势浩大的攻势？
在遥远的南方战场，红军步兵第 9 师第 1 旅政委卢卡舍维奇（Лукашевич）则在 1920 年 1 月 25 日发出如下具体命令：
旅长已命令采取如下准则——必须始终留有预备营，以防战线出现退却，采用广泛应用于此类状况下的一切手段恢复阵地：先发出（口头）警告和鸣枪示警，而后使用机枪射击。
到 1921 年 3 月，内战硝烟渐次散去，农民暴动却此起彼伏，喀琅施塔得（Кронштадт）要塞更是发生了威胁到政权生存的水兵起义。
对于作为革命发祥地之一的要塞，红军上下就是否进攻存在相当程度的思想冲突，就连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阿夫罗夫（Авров）都犹豫不决，最终，手段狠辣的图哈切夫斯基再度领命出征。
督战队又一次“一展长才”。在突击进程中，仅明斯克、涅韦尔这两个步兵团即有 600 多人溃逃，却撞上了配备两挺机枪的 238 名督战队，在喊话劝说和枪托殴打后，溃兵悉数缴械，其中 74 人后来遭到“什一抽杀”式的处决。
在双方军队大多质量低劣的俄国内战中，这是简便易行的残酷手段。

督战队之“父”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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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后，随着苏军逐步正规化，内务部部队事实上执行军事警察职责，虽然依旧名为“阻截部队”，在中东路、张鼓峰、诺门罕冲突和苏芬战争中却主要在后方巡逻搜索逃兵，也没有就地处决的权力。
1941 年 6 月，德军的灾难性入侵根本性地改变了状况，苏联几乎要从头开始建立一支规模远大于内战时期的军队，尽管它以强大的动员能力完成军队组建，却难以在短期内显著提升其质量，加之工作作风相当粗暴，导致各类惩处数目骤增，“在必要状况下使用武力的”一线督战队也不时出现。

▍二战期间的苏联督战队
1941 年 9 月 12 日，斯大林要求每个前线步兵团均设立一个“阻截连”，但由于缺乏人力、战况紧急，这条命令并没有得到广泛执行。然而，当 1942 年夏季苏军再度惨败时，斯大林便只能于 7 月 28 日发出“不许后退一步”的第 227 号命令，其中要求：
在每个集团军的范围内，成立 3 到 5 个装备精良的阻截部队，把阻截部队投入到惩戒部队的后面，命令他们处决恐慌制造者和懦夫，以防部队出现恐慌性撤退，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士兵履行保卫国家的职责。
电影《兵临城下》对督战队的表现其实是糅合了多个战场状况的较夸张描写。
事实上，瓦西里所在的步兵 284 师并不缺乏轻武器。
不过据老兵索罗卡（А. Сорока）回忆，战争中确有苏军前线部队遭遇德军与自家督战队的火力夹击。
从现有斯大林格勒期间记载看，督战队多数时候还是向上射击吓阻为主，但也存在多起直接射击溃逃人员案例。
在战争早期，督战队成为苏军各个单位的必备一员，截至 1942 年 10 月中旬，仅斯大林格勒、顿河方面军即设有 41 支“阻截部队”。
通常状况下，督战队由内务部人员指挥的正规军组成，党、团员比例较高，一般部署在火线后方 1.5~2 公里处。一份来自内务部的报告如是描述督战队功用：
（1942 年）8 月 6 日，敌军炮击第 51 集团军第 91 师师部，待在防御工事里的士兵开始混乱。第 51 集团军的阻截部队朝着溃逃部队单位射击，从而终结了溃败，将 200 名士兵和指挥员送回岗位。
为了更广泛地监视战斗，除了成建制的“阻截部队”外，除奸部（Смерш）还在若干部队中安插了紧急状况下肩负督战职责的线人。1943 年 8 月 13 日，中央方面军除奸部报称：
上尉米哈伊洛夫跳出战壕，怯懦地向后逃跑，当“自动”线人看到指挥员逃跑，全排陷入混乱后，他用机枪朝米哈伊洛夫射击，迫使他返回排里，继续指挥。秩序得以恢复，米哈伊洛夫指挥该排直至战斗结束，击退了敌军进攻。
库尔斯克会战后，苏军战斗力逐步恢复，一线督战队开始变得赘余，部署在火线后方的“特殊待遇”也导致原本要“根除懦夫”的督战队往往成为真正懦夫的藏污纳垢之所。虽然像德米特里·茨维特科夫（Дмитрий Цветков）这样的督战队老兵自称他们是“支撑脆弱墙壁的柱石”，多数前线士兵却十分自然地仇恨乃至蔑视这类人。
1944 年 8 月 25 日，波罗的海第 3 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罗巴切夫（Лобачев）报称方面军中大部分“阻截部队”事实上没有承担相应职责，反而人浮于事、纪律混乱、作风腐化，报告最终得出如下结论：
鉴于阻截部队在目前状况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应当重组或解散。
11 月 13 日，斯大林正式下令解散“阻截部队”，其后，计有 24000 名士兵转入正规军。在苏军历史上写有重要一笔的督战队至此彻底消亡，此后再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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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布杜林的第一版回忆录出版后，已经官拜少将的图赫克鲁邀请他前往塔林一叙，两人的对话则被忠实记录在第二版中：
我问了一个这些年来一直困扰我的问题：“请告诉我，为什么你从不射杀撤退的士兵——包括我自己和我的战友们——这和其他督战队不一样？”
“曼苏尔，你注意到指挥那些督战队的人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没有。”
“我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是爱沙尼亚人。”
我想到了所有积极执行 227 号命令的人，其中的确没有一个爱沙尼亚人。
“那时候，我的上级猜疑我执行命令时犹豫不决，认为我太任性了。”


图赫克鲁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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