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论：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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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战略论：军事战略的三个环节》

以谋代战有三种情形：崇尚谋略、规避战争和情势所迫。

崇尚谋略的人以谋代战，主要是因为他们笃信依赖巧妙的谋略可以更好地解决敌我双方之间的冲突，崇尚谋略的同时必然意味着想要减少和尽量规避流血牺牲。但是，崇尚谋略并不等于消极避战，而只是说明信奉此种逻辑的人在对于战争问题时尽量采取一种克制和规避的态度及做法。

崇尚谋略的人必定想要规避战争，但是规避战争的人未必崇尚谋略。想要规避战争的做法，大多是担心发生流血冲突或者不想要使现状受到冲击，由此转而依靠谋略来达成规避战争的目的。与崇尚谋略的人最好不用战争的做法不同，规避战争的人通常是对战争所产生的一种消极、被动的态度，信奉此种逻辑的人，竭力避免发生一切流血冲突、先入为主或者带有先天性偏见地将战争视作为有害无利的事情。

在崇尚谋略和规避战争的做法之外，还有一种以谋代战的情形，既非当事方信奉谋略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也并非是因为其一心想规避一切战争，而是因为客观的实际情势使得他难以找到更加妥当的办法去解决战争问题，因此以谋代战就成为了一种最不差的选择。一方虽然有意要并吞另一方，但是由于前者在某一个方向上受到了第三方更为迫切的压力，因此前者不得不优先选择应对第三方并且在同时要与另一方敌人进行妥协、以便集中精力于第三方。

曹操以谋代战放任江东集团崛起（陈寿：《三国志•魏书七•陈登传》 裴松之注解）
布既伏诛，登以功加拜伏波将军，甚得江、淮间欢心，於是有吞灭江南之志。孙策遣军攻登于匡琦城。贼初到，旌甲覆水，群下咸以今贼众十倍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军避之，与其空城。水人居陆，不能久处，必寻引去。登厉声曰：“吾受国命，来镇此土。昔马文渊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灭群狄，吾既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之为邪！吾其出命以报国，仗义以整乱，天道与顺，克之必矣。”乃闭门自守，示弱不与战，将士衔声，寂若无人。登乘城望形势，知其可击。乃申令将士，宿整兵器，昧爽，开南门，引军诣贼营，步骑钞其后。贼周章，方结陈，不得还船。登手执军鼓，纵兵乘之，贼遂大破，皆弃船迸走。登乘胜追奔，斩虏以万数。贼忿丧军，寻复大兴兵向登。登以兵不敌，使功曹陈矫求救於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军营处所，令多取柴薪，两束一聚，相去十步，纵横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称庆，若大军到。贼望火惊溃，登勒兵追奔，斩首万级。迁登为东城太守。广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随登，老弱襁负而追之。登晓语令还，曰：“太守在卿郡，频致吴寇，幸而克济。诸卿何患无令君乎？”孙权遂跨有江外。太祖每临大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计，而令封豕养其爪牙。

我们无法肯定如果当初曹操采用了陈登吞并江南的策略，是否孙策、孙权的江东集团会夭折，更不能肯定说如果这样而曹操是否不会遭受后来的赤壁大败并且及早地统一天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曹操这种以谋略代替攻战的做法，并非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光鲜，因为谋略本身就有它的局限性，而且作为一种政策模式的谋略在施行的过程中也必然要承担起相应的代价和风险。

当时的情势是，曹操位居当时天下的中央位置，在北方其愈发明显和此后七年间主要的对手是袁绍集团及其继承者，如果曹操按照陈登的策略及早地南下剿灭江东集团的势力，那么北方的袁绍集团极有可能南会趁机攻取近在咫尺的曹操根据地许昌。相反，如果曹操拒绝向江东集团进攻而像历史上所记叙的那样用招抚的办法来安抚孙策，以求使江东集团在南方牵制江夏太守黄祖、进而牵制荆襄刘表集团的势力，而曹操就可以在对付其主要对手袁绍集团时不至于被南方紧邻着的刘表、黄祖势力趁火打劫。历史事实是曹操采取的是后一种做法，但是这种做法并非如他最初所预料的那样理想，甚至于在实际执行起来其所造成的后果糟糕透顶以致于后来曹操转过身来想要对付江东集团时已经因为之前的放纵政策而给自己养成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孙策的确在曹操准备与袁绍对决的前夕对江夏太守黄祖发起了毁灭性进攻，可是孙策在吞并黄祖势力之后并不如曹操所预料的那样继续牵制刘表，而是处心积虑地想要趁着曹操与袁绍对决的时候偷袭曹操的根据地许昌进而将汉献帝抢走。曹操应该感到幸运的是，孙策在对许昌实施他的偷袭计划之前，刚好被其曾吞灭过的军阀势力的余党所刺杀，由于孙策在临终时将继承权交给了他年纪尚不足二十的弟弟孙权，而孙权刚刚继承大权又因为自感难以在短期内熟悉和建立起自己的威望，因而当河北的袁绍派人试图联合孙权夹击曹操时被孙权断然拒绝了，这一次，曹操再次感到幸运的是孙权的经验不足帮助了他。

除了两次的好运之外，曹操实在找不出理由来佐证他的安抚策略有何高明之处了。要知道，在陈登任职广陵太守的那几年，孙策屡次派军队进攻广陵郡，只是由于陈登两次都巧妙地凭借着微弱的兵力击退了孙策之军，才使得曹操本人亲统的主力部队不至于与江东集团提早交锋。陈登在两次击退了孙策的进攻之后，但深感到孙策不会罢休，如果不转守为攻而此后继续被动守城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孙策本人而言，他确实没有就此罢休，并且一心想要染指曹操的根据地许昌。然而，曹操为了安抚江东集团却将陈登调到别处了，他这样做是想要向孙策示好，可是孙策却丝毫不领情，这样，曹操的安抚政策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其在广陵一带的土地要陷于孙策之手，或者至少使孙策在北面感到放心而集中精力扩展他的势力。无论曹操的安抚政策顺着哪一条道走下去，对他而言首先都必定意味着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军事力量是毁灭性力量，有时摧毁敌人即是所要达成的战略目标，有时则需要通过直接的摧毁行动来间接地达成建设性战略目标。由于军事力量的毁灭性隐藏在其骨髓之中，因此军事力量不是万能溶液难以用器皿来盛装，军事力量的毁灭性只存在于使用的过程之中，所以人们可以通过掌控来利用军事力量的毁灭性。

军事力量的毁灭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军事力量的建设性却是间接的和通常难以为人所察觉的。树木枝叶错综复杂、难以茁壮地成长，这时就需要林木工人用剪刀修剪枝杆、将那些妨碍树木继续成长的枝叶删去，之后树木才能够成长为参天大树，在此过程之中，剪刀即属于毁灭性力量，其对树木的建设作用间接体现在修剪枝叶以利于树木茁壮地成长这一方面。

战争由于以毁灭性的军事力量为活动主体，因此战争同时也带有毁灭性，但是，毁灭性只是战争所体现出来的直接作用，战争的间接作用是达成了相关国家的特定政策目的，而那些特定政策目的往往又都包含着建设性意图。由此可见，即便是空前的毁灭性战争，在同时也仍然具有间接的建设性。建设性有时是战争的次生效应，但是只要计划严密或者步骤紧凑，建设性是可以被设计为战争的最终目的。实际上，也正是因为战争本身是双方有组织地进行军事力量之间的碰撞，因此，毁灭行动也是有组织、有目的和可以加以控制的。

可以控制的毁灭性战争行动，尽管在实践上总是与人的主观设想有所出入，但是通过有效的控制行动却还是可以将战争行动导向有利于建设的那一面进行的。在人类社会活动中，通过毁灭行动来达成建设性目的做法极为普遍。只是，此种情形中的毁灭行动，通常都是有选择性、有针对性和有程度及范围限制的。火药具有极大的毁灭性，但是人们却可以通过利用火药的毁灭性来炸毁山石以达到开采和凿通隧道的建设性目的；核能本身具有绝佳的灼伤性，然而人们却可以通过控制核能的灼伤性来达到利用梳能的建设性目的；硫酸是人们所公认的带有强烈腐蚀性的液体，人虽然不敢用手触摸硫酸，但是却可以通过特定的器皿装盛来利用硫酸摧毁某些坚硬的物体、进而达成人们利用该种物体的建设性目的。

军事力量的毁灭性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带有毁灭性的军事力量是否可以被相关主体所有效地加以控制。规模庞大、杀伤性最强的军事力量，倘若控制得当，就可以很好地达成建设性目的；规模很小、杀伤性极柢的军事力量，如果控制不当，同样可以造成空前的破坏作用。核能是目前已知的毁灭性最强的东西，但是世界上拥有核能的国家却都已经或正在进行核能发电；蜡烛如同手指一般细，其光线微弱且飘忽不定，但是假若将烛火投入到干柴之中或者原野之上，就足以造成一场规模空前的大火灾。

要想论证一种公认的毁灭性东西可以用来进行建设，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像军事力量这种东西，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它的毁灭性，至于建设性如果的确存在的话，那也只会是在毁灭之后。单看军事行动，无疑军事力量全部是毁灭性的，但是当人们的视角放宽到整个战略体系之中的时候，军事力量的建设性无疑是可以窥见的。只观看收割机的齿轮运转，无疑收割机对于庄稼是破坏性，但是当人们注意到下面的齿轮在转动的同时有粮食源源不断地进入车厢之中时，他们就不再将收割机与破坏性联系到一块了，而是盘算着收入了多少粮食和如何将粮食卖个好价钱。

倘若论证的视角只从军事力量本身入手的话，无疑，任何论证模式都免不了首先陈列军事力量的毁灭性，然后再逐条辩驳，最后才进入正题，这样必定会加大论证的难度和导致言语错综。换一个视角，即先从战略目标出发，来审视军事力量的毁灭性，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此，为了达成某种建设性战略目标，必须要对哪些东西进行毁灭，接着再按照计划使用军事力量去有步骤地毁灭那些东西，最后那些必须被毁灭的东西被清除之后，就可以实现建设性战略目标了。在此过程中，带有毁灭性的军事力量，其建设性意义就很鲜明了。两种论证方式，都只不过是想说明军事力量同时也带有建设性，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军事力量的毁灭性。

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东西，能够像军事力量这样在令人生畏的同时又被一大批专业人士所喜爱的。掌握了一种毁灭性的东西，能够让某些人的欲望膨胀到极限，对这些人而言，军事力量的建设性是无关紧要的，他们最在乎的是自己使用军事力量可以达成什么样的目的，但是即便是这样，军事力量的建设性也还是存在着的，只不过在此过程中个人的目的和欲求掩盖住了军事力量的建设性光芒。不可否认，法西斯军队对被侵略者而言是破坏性的，并且由于破坏行动本身的持续进行，对于其本国民众及社会也产生了极大的侵蚀性，但是，法西斯军队的毁灭性行动却是建筑在其独裁者个人的建设性目的及框架体系之中的。一个领袖利用军事力量的毁灭性来显示自己的威势，在此情形中，显示自己的威势同样对于这个人而言是建设性的。

军事力量的建设性有时不必经过实际上的毁灭行动来达成，在某些时候，你只需要向对手显示一下你所掌控的毁灭性力量，就足以屈服对手和达到保障自身安全的目的。然而，这绝不是说毁灭性因此而消逝，在此情形中毁灭性是间接发挥作用的，由此，是通过间接性的毁灭性作用的显示来间接地达成建设性目的。现在看来，军事力量的毁灭性，无论通过直接的方式还是间接的方式，都是可以达成建设性目的的，只不过具体的实行形式有所不同。那么，军事力量是否可以直接达成建设性目的呢？

单纯小规模的军队，是难以战胜规模庞大的军队的，但是之所以会出现军事力量弱小的国家反而打败军事力量强大国家的情形，那正是因为前者保持了良好的军事循环系统而后者的军事系统承载了超负荷的庞大规模的军队。两个军事承载能力都为100万军队的国家进行战争，一个国家竭泽而渔动员起1000万人规模的军队参战，而另一个国家则依据其自身的军事承载能力稳固地将军队数量保持在100万人的规模。战争的结果，倘若不是动员1000万人规模军队的国家立即凭借压倒性军事优势赢得战争，而战争延续下去就必定会使得它因为要承受十倍于自身军事承载能力的军队而陷入困境。相反，只要保持100万人规模军队的国家能够顶住初次的交锋，而它保持良好的军事循环系统就可以使得它轻松地取得累积性的军事胜利并最终赢得战争。所以说，真正决定战争最终胜负的，并不是单独的数量上的多少，而军事循环系统本身的持续和延伸。而所谓军事系统，无非是以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为主线的，军事力量的产生与使用构成了军事系统的进口与出口，连接进口与出口的则是军事力量的维持这一中间环节，由此，对于中间环节的关注不仅仅会直接影响到进口与出口这两个环节，而且实际上也是对整个军事系统命脉的关注。

尽管我很清楚，专门的军事训练部的设置，其作用不能被过分夸大，但是我还是要说，军事训练部的设置，其对于当代和未来军事战争的作用，至少不会逊色于参谋本部的设立对近现代战争所发挥出的那种关键性作用。尽管在19世纪之前的军事部门中也不乏可以发挥出参谋部职能的人和机构，但是，直至1806年普鲁士军队中的参谋部真正变成独立的参谋部门之后，参谋部的职能才得以充分发挥，普鲁士军队并没有因为独立参谋部门的设置而立即赢得反法战争的胜利甚至于在此后又遭遇了惨败，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欧洲各大国已经普遍意识到独立的参谋部对于现代战争进程的重大作用，因此各大国纷纷仿效德国人在军队中设置了独立的参谋本部，以致于到了20世纪初，没有设置参谋部的国家其军队的作战水平也难以被其他国家的认可。关于参谋本部的职能和作用，我不想在此处作出机械式的重复论述，我只想说明，参谋本部不是单独地发挥作用的，而是在设立之后与其他部门之间进行良好的协调与配合才进一步推进了现代战争进程的。相同的道理，独立的军事训练部的设置，也必然要透过整个军事系统才能发挥出重大作用，但是假如现在的军队中根本就不设置这一机构，而这一机构原本所可以发挥出的那种重大作用就根本没有施展的空间。

将训练职能从既有的庞杂的后勤部门中分离出来单独构成一个军事部门，使得军事训练职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充分发挥作用，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要想使新生的军队具备更加完备和及时有效的战斗力，再也不能依赖于兼有军队征召和后勤补给的后勤部门从中挤压多余的时间和精力了，只有设置独立于后勤部门的专门的军事训练部门，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新军具备更强的战斗力。能够率先设置独立的军事训练部的国家，必定会因此而引领世纪军事变革浪潮；能够将军事训练部的职能与后勤部和指挥部职能很好地协调起来的国家，必定会优先成长为军事系统最优越的国家；能够凭借军事训练部的优先设立而使得其军事系统更加完备的国家，必定会跻身于世界一流军事强国行列并且极有可能将来整个世界政治舞台乃至人类的命运都要受它主导。

斗志的兴起有两类，一类是战斗兴趣，另一类则是压力释放。不同的人对于不同的事物有着不同的偏好，兴趣这种东西很容易被人所理解。但是压力释放这种东西却同样可以促成战斗意志的兴起，那些以严酷的战斗训练来提升士兵战力的做法除了能够提升战力本身还会对士兵们造成一种长期的郁闷和压迫症状，而一旦战争爆发士兵们就会以为终于找到了可以释放压力的场所因而歇斯底里地杀伤敌人。二战期间，日本士兵在军国主义的军事洗礼中养成了严格、残酷的行事习惯，而他们在东亚战场上残酷地屠杀俘虏和平民的举动则显然即是他们对于这种行事习惯的延续。不仅如此，由于所有类型的军队在平常的训练过程中事实上都是极为枯燥的，因此一旦他们在战争过程中有机会放松的时候他们就会做出诸多违反军纪或者歇斯底里的事情来。

战斗意志与战斗力原本就是统一体，只强调战斗力而忽视战斗意志的激发就会陷入机械论，只强调战斗意志而轻视战斗力就会造成盲目情绪。一个情绪激昂的人想要做一件事情但是其体力却不足以支撑他去做这件事，这就是典型的力不从心，一个体力强劲的人想要做一件事情可是却缺乏兴趣，而他就只会事倍功半。

精神的要素
装甲车的履带在移动过程中带动车轮转动而使整个装车车前进，但是要说履带的转动对于装甲车前进的作用比轮子更重要则是十分偏颇的说法，实在是很遗憾某些人总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不同的事物和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的思维方法。

克劳塞维茨强调说战争不是短促的，而军事力量的使用也并不是一时激情的忽然投入，兴奋剂能够给人带来一时的迸发，但是药力失效之后人就会又回到原来的颓靡状态。现在一个国家的军队不是通过平时的艰苦训练来提升作战能力，而只是寄希望于在需要使用军队的时候用空泛的民族大义和爱国热情来激发军人的斗志，这种做法与注射兴奋剂并没有什么两样。

设置独立的军事训练部，将训练职能从后勤职能中分割出来，形成后勤、训练和战场使用三个环节之间的良性循环。

后勤补给，只不过是解决了吃饭的问题。问题是，直到现在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会有一部分人将吃饭问题等同于除了作战之外的后勤作用。不将后勤补给与军事训练区分开来，军事战略就会继续被描绘成补给加作战，而实际上，补给与作战只不过是构成了军事战略的两端。没有人会否认把握住进口和出口的重大作用，但是假如将进口和出口的叠加当成是全部战略问题，那就太过极端和危险了。

现在，一个奶妈既要哺育一个小孩、同时又要承担起教育这个孩子的职责，而这个奶妈必定会因为同时承担起两种职责而心力交瘁、不堪重负，最为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如此而这个小孩的哺育和教育问题同时都会受到消极影响。现在，一个国家的后勤部门既承担起补给军队的职能同时又担负起训练军队的职责，而这个国家的后勤部门职能必然会因此而膨胀、冗杂以致于因为不堪重负而陷入混乱，结果这个国家的军队补给和军事训练乃至战场作战都同时受到负面影响。

许多国家和政府面对财政紧张的局面，常常会想到用开源节流的办法来改善财政收支，他们只知道在源和头这两端解决问题，却根本意识不到其实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源和流，而正是在于源和流之间的财政管理问题。财政管理不善，无论财政收入数字如何庞大，都很快会被消耗殆尽；相反，财政管理妥当，即使是微弱的财政收入，也能被充分有效地加以使用。黄河之所以会在中下游地区多次改道，绝不是因为出海口不够宽阔，而恰恰是因为处于中间环节的河道本身不能承受起较大的流量；源头的流量也绝非不够充足，而恰恰是因为处于中间环节的河道本身分散了太多的水量，结果才导致河流水量越来越小以致于最终断流。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南北跨越数千公里，但是却能够及时保障将南方的水量调到北方使用，这正是因为其中途的输水管道管理妥善；相反，现在中国农村应对干旱季节的常用办法是从水井中抽水灌溉，用来抽水的电泵马力不可谓不强大，但是却常常会因为输水管道的接口脱轨而在中途浪费更多的水量。一部分人声称，输水管道已经铺设完毕，接下来就只剩下抽水和用水了，根本没有必要去对输水管道本身进行专门的管理，我的看法是，输水管道的管理与抽水和用水环节的管理是同等重要的，尽管处于两端的抽水和用水环节的缺失都会影响到整体水流系统的正常进行，但是一旦中间的输水管道出现问题，而与之直接相连接的抽水和用水这两个环节必然会因此而受到最为直接的影响。

现在，战场作战就好比是在用水，后勤补给就好比是在抽水，只关注用水和抽水这两端的弊病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却仍然有人执迷不悟地只关注战场作战和后勤补给这两个问题。这样固执己见的做法，必定会因为军事力量本身缺乏管理而同时使得战场作战和后勤补给两端都直接受到影响。

只有认清楚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所构成的军事战略的整体动态过程，才能够真正将后勤与训练及作战区分开来。后勤是一回事，军事训练是一回事，战场作战则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此分工明确、前后贯穿，统一于军事系统的整体动态循环过程之中，而军事战略才能够得以顺利实施。

后勤职能分工明确，军事力量才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军事训练职能分工明确，新生的军事力量才能够具备完备的战斗能力；指挥部门职能分工明确，既有的具备完整战力的军队才能够被充分有效地加以使用。所以我们看到，每年都有年过百半的老员工下岗，而几乎同时就会有数量相当的新员工上岗，上岗的新员工既不是初生的婴儿、也不是懵懂的青少年，而总会是具备初步工作技能并接受过岗位培训的人。刚刚征召而来的军队，就如同新生的婴儿，既懵懂无知同时也根本缺乏战斗力，倘若只关注军事力量的产生这一环节，那就是说要将新生的根本缺乏战斗力的婴儿般的军队投入到战场作战，而作战的低劣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假如只关注军事力量的使用环节，这就是说一切以战场需要为准绳，凡是能动员的适齢青年都被投入到战场作战，而军事补给和军事训练必然会受到挤压，这样整个军事系统都会受到严重破坏，再也没有什么比军事系统受到损害的问题更为严重了，因为无论战场失利多少次、只要军事系统仍然可以有效地运行而胜利仍然可以获取，但是反过来，一旦军事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即使能够在战场上赢得多次胜利而最终必将会因为胜利难以持久而招致惨败。

北宋帝国军事力量产生的速度和规模都是惊人的，这一方面造成了其力量的产生环节问题重重，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北宋帝国的经济和人口规模庞大，而使得其军事力量的规模能够得到长久的保持。尽管战斗力低下，可是得以长久保持的数量和规模优势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战斗力低下的状况而使得北宋及其后续者南宋延续了三百多年的时间。

离开军队谈军事战略，在思想上的极端表现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在行动上的极端体现则是贬低军队抬高谋略的作用。这样，一方面认为军队不能解决某些战略问题、另一方面在出现问题时却又归咎于军队的矛盾现象就难以避免了，而其根源也即在于脱离军队这一主线去思考问题。

军事力量的性质，首先即是它的原始暴力性质，其次才是政治主体所赋予它的政治属性，最后为践行政治主体赋予它的政治属性而衍生出来的政策性。

军事力量的暴力性质，是它本来的面貌，所有组成军事力量的要素都是为了显示军事力量的暴力性质而服务。其他因素对于军事力量暴力性质的制约和规范，并无法改变它的暴力性质本身。

衣食住行是人们与自然界动物所共同具有的先天性生理需求本能，而人与自然界动物之间的区别在于人具有社会属性，但是，你千万不以为认为人的社会属性就因此而高于人的动物属性，在我看来，人的动物属性与他的社会属性和由社会属性延伸出来的第三属性对于这个人的全面发展是具有同等重要作用的。相同的道理，军事力量的暴力性质与政治主体对于它的约束和由此而延伸出来的第三属性政策性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具有同等重要作用的。
在第三部“军事力量的产生”中我们已经探讨了军事力量产生的基础条件，现在则开始讨论军事力量本身究竟由哪些要素构成。为了去除人们心中对于构成军事力量的基础条件与军事力量本身的构成要素之间的误解，在此有必要先说明，军事力量的构成要素是在其构成基础条件上得以列出的。比如，我们说人口是一切军事力量构成的基础条件，这意思是说一切军事力量都必然要从人口中征召军事人员，而军事力量的构成要素中有关于人口的部分则只限于被征召而来的军事人员。又比如说金属制品是构成军事力量中武器装备的基础条件，这意思是说武器装备必然要从金属制品中而来，但是只有当被选定的那一部分金属制品被制造成武器装备之后，这些由金属制品所制造成的武器装备才能被说成是军事力量的构成要素。

尽管军事力量的构成主体是军事人员，可是军事人员却绝不能等同于军事力量，因为同一支军队的军事人员在不同的武器装备条件、后勤补给条件、作战环境条件中其所实际所能发挥的战斗力也是各不相同的，而军事力量由此也会相应地产生起伏不动的变化。由此看来，军事力量所显示的是军队的实际作战能力，而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等则只不过是承载军事力量的外在条件。一直以来，人们都倾向于用数字化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水平，这正是因为军事力量这种东西的抽象性无法直接表述而只能用外在的条件来作为衡量的标准，因此出现这样的情形也就不必奇怪了，人们通过军队规模、武器装备水平和战法演练而评价出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十分强大可是这个国家在实际作战过程中却屡战屡败，或者一个国家的军队规模很小、武器装备水平落后、战法演练也笨拙不堪可是其在实际的战争过程中却能屡战屡胜，这都是因为数字化的外在条件标准没有准确地衡量出这个国家实际的军事力量水平。

军事力量构成要素所需要用到的字眼有：素质、水平、能力、力。单独的武器装备是无法称之为军事力量的，单独的军事人员也难以形成军事力量，军事力量也不是军事人员与武器装备的总和，而是军队人员在应用武器装备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摧毁能力。

统帅力
统帅并非军队的大脑，而只是军队神经传输系统中的一个关键构成部位。

军事人员的素质
17至18世纪中，法国人的海军舰队在规模与装备水平上整体要优于英国海军，可是数量众多的法国海军在英国人的军舰面前却总是表现得像一个懵懂无知的新兵。

武器装备水平
当19世纪50年代，中国南部的太平军对清军的作战过程中，他们无意间在湖南的岳州发现了两百多年前清军入关后早已投降清朝并为之作战的汉将吴三桂在那里埋藏的一批红衣大炮，太平军在试验之后发现这批红衣大炮居然还能使用，于是他们就用这些大炮装备自己并且一路打到南京在那里定都。我们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太平军其武器装备水平状态，同时也可以反射出清军的武器装备水平仍然停留在两百多年前，这也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19世纪40年代初几千名英国士兵就能够凭借其先进的武器装备而战胜规模将近100万的清朝军队。

战斗力
我们说战斗力，肯定不只士兵们的体力，也并不只其武器杀伤力度，除此之外团体内部的编制状况与团体之间的协作状况同样都可以构成或影响战斗力。

战斗力的界定，是在一种平等的外在条件下两个军事单位正面交锋时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大小。尽管人们都很明白，实际的情形中极少会出现这种理想化的情形，但是在此处只是为了便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战斗力这一概念及其内涵的由来。假如一个军事单位面对多个军事单位，就算其战败了也并不能说明其战斗力一定低下，战斗力的理解和评估既然只显示实际力量的大小就不能用战术和战法这种东西掺杂其中。战斗力强，只是表明这个军事单位在实际战斗中可以展现出更强的力量而并非必然如此，因为实际的战斗中其他各方面的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战斗力的发挥，在一些情形下战斗力会因为受到压制而无法发挥到应有的水平，但是在另一些情形下战斗力却可能会因为意外的优越条件而得到超常的发挥。

战斗意志
斗志这种东西，表达了一种想要做成某件事情或者到达某一个境地的强烈愿望，说斗志能够产生力量，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因为意念本身并不能创造力量，但是斗志的确可以将人体内潜在的能量激发出来并凝聚成一股强大的行动能力。由此看来，所谓斗志产生力量，即是人体本能中为了做事情而自然凝聚体力与精力的过程。

凭空创建新军事力量的做法之所以难以实行，其原因有二：一个是你根本没有权限创建新军事力量，另一个则是因为你没有军事力量基数因而无法在其他军事力量主体干预时确保你可以顺利地创建。19世纪下半期日本人所进行明治维新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即是要创建一支绝对效忠于天皇的新式军队，但是我们应该清楚日本人的这支后来在东南来各国中间臭名昭著的皇军绝非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其1867年推翻幕府统治的那一主导军事力量为基数而重新编排和组合而成的，而假若没有这一部分倒幕军事力量作保障，甚至天皇根本无法创建新军队，而明治维新本身也就根本不会发生并顺利进行。

一说到力量这种东西，一般人难以准确地理解其内涵，但是可以通过另一种途径来使他们更容易地理解力量。日常社会活动中人们常常会谈论到数量与质量的问题，而力量就相当于人们所说的质量。

维持军事力量的战略哲学依据是质量的保障和改善，公元前4世纪30年代前后，亚历山大大帝以少数兵力彻底击败波斯帝国的战争过程既能够说明亚历山大在以少胜多时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和风险，同时也能够反证出亚历山大军队的战斗力之强和波斯帝国军队战斗力的低下。

国家在平时拔出一定的财政收入用来保持既有的军事力量使其水平不至于降低，这就是质量的保障，国家鼓励军事技术创新并且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以军事装备的更新换代，这就是在进行质量的改善。由于质量的改善总是能够提升军事力量的水平，因此那些处于积极进取状态的国家，总是将军事力量水平的提高来作为其维持军事力量的主要做法，而军事力量质量本身也就在其水平得以提升的过程中得到了保障。

“国家真正的防御力量是它的军队，而不是它的防御工事，军队构成国家这一巨型要塞的灵活机动的有生屏障，防御工事只是其阵地设施而已。”

军事力量就像水流一样，水流的缓急除了受到源头的影响之外还要受到各种地势和环境条件的影响，军事力量同样如此。水流遇到险峻的地势就会不得已绕道，而遇到低平的地势则顺道而下，坦克的战斗力在平坦而开阔的地面上就会得到充分的发挥，可是一旦遭遇崎岖的地形或者不得不进入山林作战而其战斗力就会下降，散兵的战斗力多是缘自于其对于地势和环境条件的灵活适应，然而假如将散兵投放到开阔的平坦地势下而其战斗力同样会下降。炽热的气候会通过蒸发作用使得沿途的水流量减少进而影响其流速，同样，炽热的气候也会使得军队的体力和耐性受到影响进而削弱其战斗力，寒冷的气候能够使水面冻结而水流只能在冰层下面流淌，同样感受到气候寒冷的军队其内心的思维和行动的范围也会受到禁锢。由此看来，军事力量是一种十分抽象的东西，想要把握住它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然而，只要掌握了其中的要领想要操控军事力量却并不是什么难事，一个人的体力在不同的时段和不同的条件下有大有小，然而人却可以通过有效的训练来控制其体力。

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都是以现实中存在的军队为支柱的，没有现实中存在的军队，而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的问题也就根本不存在。因此，身为最高统帅，其对于军事力量的产生与使用这两个环节可以不直接过问或者较少关注，但是却不能不关注军事力量本身的维持这一环节，因为这一环节的内涵即是要关注现实中存在的军事力量本身。

所以，在法家的思想体系中，尽管主张法、术、势三位一体，但是却谆谆告诫君主要牢牢地掌握权力，因为只有在此前提条件下，法、术、势三位一体才能够得以运动和真正发挥出效力。据说，晚清帝国的摄政王载沣在访问欧洲时德皇威谦三世传授给他的治国秘诀是要交军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当中国的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时，他总是寄希望于那些手握军权的军阀，结果革命只是在名义上取得了成功而革命的成果被被各路军阀所偷取，以致于孙中山晚年感叹道中国革命虽然早于俄国十月革命却不及后者成功更早。当毛泽东在领导军队进行土地革命的时候，他吸取了孙中山革命依赖军阀难以成功的教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军事思想，这倒不是因为他崇尚暴力而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必须由共产党人自己掌握革命的军事力量，所以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军事力量构成了军事战略的现实性支柱，而军队本身则对军事力量发挥出了承载作用，因此，关注军事力量事实上也就意味着关注军队本身。

也正因为如此，研究军事战略人，必然要以军队本身及其活动为对象和研究主题，离开了军队本身去研究军事战略、摆脱了军队活动去研究军事战略，这样的做法就是典型的本末倒置。研究军事战略，想要进一步全面准确地阐释它，也必定会涉及到其与国家整体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形式，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条件也仍然是建筑在军队本身及其活动这一主旨之上的。一个人际关系研究者，从来不关注作为现实性支柱的活生生的个人内涵和特性，而是通篇大谈人与人之间应该怎么样和不应该怎么样，这样他们的说法就难以脱离实际和天马行空了。而研究管理学的人则很聪明，因为他们知道既然管理学所涉及到的是如何管人，那么人就构成了管理学的主线，自然地人和人性也就构成了一切研究的出发点和依托点。

北宋的军事力量分为三类：禁军、厢军和乡军。禁军属于国家的正规军和首要的军事力量，厢军同时带有地方军和劳役兵的性质，乡军则属于地方卫戍部队，此外还有一部分蕃军是以边境少数民族士兵组成，其性质属于地方军。由于乡军和蕃军在数量和编制上属于少数，因而禁军和厢军就构成了北宋帝国军事力量的两个明显的部分。

在北宋立国之初，其所确立的军事制度为北宋的军事力量规定了四个来源：从当地招募居民进入本地所属的那一部分军队之中；从随军家属中征招子弟进入该军之中；从灾荒饥民中招募身强力壮者以补当地所属的军队；将一部分罪犯发配充军。尽管军事力量的来源不同，但是挑选和分派的标准却是一致的，那些身强力壮的人编入禁军，而那些体小力弱者则编入厢军，此外，北宋军制定期对军人实施体能考核，厢军中身强力壮的人可以升迁为禁军、禁军中合格的人则可以继续充任禁军或得到升迁，禁军中体小力弱者则要降级到厢军、厢军中体小力弱者则会面临着再降级或开除的不处命运。

按照北宋帝国的军制，对于士兵的招募成为常态，这样宋军的兵员总数日渐增多，在北宋政府财政收入充足的时候，其不仅能够供养现有的军队而且财政收支年年有余。然而，当士兵的数量增加到财政收入难以承受的限度时，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就难以顶得住庞大军事力量的开支了。

公元1034年宋仁宗景祐元年，三司使程琳上奏疏论述当时的军队状况时这样说道：
兵在于精而不在于多，河北、陕西两地的军事物资储备长期匮乏，而对士兵的招募却年年不止，原来可以供给一营士兵的费用现在却用来供养三营士兵、之前供养一万名士兵的费用现在却用来供养三万名士兵。河北当年的财政收入为一千二百万缗但是军费支出却占据了十分之三，陕西当年的财政收入为一千五百万缗而其军费支出却占据了十分之五。以臣下对从宋真宗咸平年间到现在京师的军队状况的观察，总共增加了马步兵指挥官一百六十人。按照供养一名骑兵指挥官所属兵营一年的军费支出为四万三千缗来计算，步兵指挥官所属兵营一年的供养费用则按照三万两千缗来计算，其他的赏赐暂且不计算在内，这样连同对原本兵士的供养费用，一年的财政支出绝不会低于千万缗。天地间所生出的财富和物资有限，而对于财富和物资的使用却无限制，这就是国家的财政越来越入不敷支的原由。现在陕西、河北黄河沿岸的州军，他们仓库中积蓄的粮食腐烂发霉却不加以使用；而边境的军队所食的中等粮食，其价格极高而使得军用不足。臣恳请罢黜河北、陕西所招募的营兵，不再增添建制，凡是出现兵员空缺的时候就从厢军中挑选精锐之兵加以补充，使他们的兵营渐渐向河内驻扎，以便充分利用黄河沿岸充足的物资供应。在平时没有战事的时候就镇守边境，遇到战事也可以就近调度使用。严厉告诫边境的军队统帅，不得无故挑起战事以期求朝廷的赏赐，敢有违令的人处以严厉的刑罚。这样，边境地区在平时就不会有战事了，而国家的财富与物资供应也就会充足起来。

尽管宋仁宗采纳了程琳的奏疏，然而北宋的兵员数量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增加，到了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田况上奏称：现在国家的兵力已经超过了一百万，估计是先前的三倍，自古至今国家供养的兵员之多、之冗杂，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并且各路的宣毅、广勇等军孱弱的人太多，往大的方面说不足以应战，往小的方面说也不足以用来服役。应当分别派遣官员甄选将那些不能够胜任作战任务的降为厢军、将那些不能够承担服役任务的开除军籍。

1062年宋仁宗嘉祐七年，宰相韩琦上奏称禁军数量冗杂，请求精简。于是宋仁宗下诏使中书省和枢密院共同商议，枢密院回奏北宋自开国之初到当年的兵员数额状况，根据这一奏报，北宋帝国登记在册的兵员数额和其中的禁军数量如下：宋太祖开宝968-976年间，登记在册的兵员数量为37万8千人，禁军数量为19万3千人；宋太宗至道995-997年间，登记在册的兵员数量为66万6千人，禁军数量为35万8千人；宋真宗天禧1017-1021年间，登记在册的兵员数量为91万2千人，禁军数量为43万2千人；宋仁宗庆历1041-1048年间，登记在册的兵员数量为125万9千人，禁军数量为829万6千人。

宋仁宗年间，宋军达到北宋建国以来的最多数量，宋仁宗决定根据之前兵员的增加额度，对新兵的招募数额稍加限制并将之作为制度明文规定下来。

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由于北宋政府挑选厢军精壮士卒升为禁军、同时裁撤了大量不合格的厢军，宋帝国的总兵员数量有所下降，总兵力为116万2千，而禁军数量则为66万3千。

北宋帝国在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之间始终没有实现良性循环，而其军事力量的产生这一环节更是问题重重。宋初曾规定招募士兵时体形膂力都有严格的标准和样板，然而这些标准和样板却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渐渐沦为形式和招募者敛财的工具，为了防范灾荒年间饥民选择，宋太祖规定灾荒年间从饥民中招募身强力壮者入伍以为这样可以釜底抽薪命名灾民丧失选择的能力，可是长期这样做的结果却是使得军队变成了安置灾民的职业和岗位，军队本身的战斗力反而被忽略了。流水从源头上腐烂，而整条河流就会受到污染，军队在征召士兵的时候出现问题，而整个军队就会受到影响。

可持续的军事战略
善于创造军事力量的国家，不会因为消耗了巨大的军事力量而使国家变得虚弱，也不会因为一次的军事失利而招致整体的军事失败。 这样的国家，其军事力量可以根据需要而源源不断地产生。二战初期苏联人能够在前线的几十个师被消灭之后立即再在后方补充相同数目甚至更多师的情形，就是因为其对于军事力量的产生这一环节做到非常到位。美国人在二战中能够在前线承受巨大的人员与物质损失的同时源源不断地从后方输送新的士兵和战争物资的情形也是因为它们本土的军事力量产生这一环节进行得非常出色。

秦将章邯大败各路起义军时所凭借的军事力量
公元前208年，农民起义军将领周文带着几十万声势浩大的农民军突破秦朝关中地区的险关函谷关到达关中的戏水东岸扎营，这时秦王朝的两支主力军布置在南方和北方边疆地区而难以驰援。起义军这时已经距离秦都咸阳不足200里，秦朝的少府章邯便向秦二世上奏说：“贼军已经到达，其人数众多，现在如果要调动附近县城的军队前来求援也来不及了。郦山有许多服役的刑徒，请求赦免他们，发给他们兵器让他们攻击贼军。”于是秦二世但下令大赦天下，章邯受命统率着这支新组建的秦军，其总人数有70万之多。章邯按照秦军固有的军功授爵军制来编制这支由刑徒组成的新军并立即将其投入到对起义军的作战之中，周文的几十万农民军原本也是刚刚由一群毫无战斗经验的农民所组成的乌合之众，因而章邯轻易地打败了周文的军队并一路追击败退的周文直到最终逼迫周文兵败自杀。随后，章邯带着这支大军南征北战，攻灭了众多起义军，直到在巨鹿之战中被楚国将领项羽击败。

能够在声势浩大的敌军即将攻入都城之际立即组织起70万人的临时武装，从这一事件中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秦王朝在战备储备上是多么雄厚，同时从这支新军此后屡次所取得的战绩来看，秦军的军功授爵制在被运用之后也能够立即发挥出巨大的效力来。

军事力量的产生速度
如果军事力量的产生速度超过保持过程中的损耗和使用过程中的消耗，而军事战略就能够得到顺利的实行，但这同时也会导致军事力量的过剩并且如果军事力量过剩程度超出了一个国家所能承受的限度，便会反过来拖垮这个国家的整体发展。苏联即是这样的例子，在其存在的80年间，苏联人产生军事力量的速度远远超过它的损耗速度，这一方面保证了它能够战胜国内外的各种敌人、粉碎了纳粹德国的疯狂进攻和在冷战中保持着超级大国的地位，可是由于其军事力量过剩导致其财政负担沉重，结果是苏联社会的其他方面因此长期受到牵制而难以得到充分发展甚至于根本从属于其军事工业，苏联的解体更多地应当从其内部系统寻找其军事战略上的因素。

由于军事战略还需要服务于事个国家战略，因此一个国家可见的军事力量其强大程度就不能像这个国家的整体实力那样越强大越好，而是应当保持在有助于这个国家的整体发展的程度上，只是在这个程度之内，军事力量越强大越好的说法才可以成立。

从军事力量产生的根源入手
古今中外太多的军事家和军事研究者们强调说强大的军队是需要通过良好的训练才能形成的，不错，良好的训练的确有助于锻造出强大的军队，但是为什么不能花费更多的精力在一开始就为军队选拔出良好的人员、装备和制度设计呢？树木之所以会被形容为参天大树而小草却永远也长不高，这难道不是因为它们树苗和草种在一开始就有着不同的基因和特质吗？关注军事力量产生的源头，这就如同抽水时关心所抽取的水源究竟是否适合你的用途一样。

精明的战略家所关注的不是如何使用有限的兵力去达成非对称性的军事目标，而是如何促使力量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维持和使用，连续性的军事目标才是战略家所真正应该达成的。

我之所以如此关注军事力量的产生这一环节，是因为以往和现今的众多军事研究者和以战略家自居的人总是忽略这一关键环节而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如何使用既有的军事力量这一环节上。一个战术专家或者身临一线的军事指挥官可以不必关注军事力量的产生这一环节，因为他们的根本职责即在于如何有效地使用既有的军事力量，可是如果一个战略家不关注军事力量的产生这一环节，那他就枉为战略家。

基数
所谓基数是这样一种东西，有了它你就可以依托于发展壮大，而没有它你甚至连发展壮大的机会也没有。由此看来，基数更加类似于生命体的基因、种子或卵体。一支微小的军队正是因为有了基数的存在才能够得以扩充和变得强大无比，而凭空创建军队的做法则极难行得通，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军事力量的种子。除了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要创建新军队比如华盛顿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创建大陆军、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年代里创建工农红军和为了对付专门的敌人或应对新颖的情势而创建新式军队比如明朝的戚继光在抗击倭寇的过程中所创建的戚家军之外，军事力量的产生通常都是由基数发展而来。由小渐大、由弱变强，这就是由基数作用而发展壮大的军队的成长轨迹。所以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并非是在创建军事力量，这是因为你所做的是在改善军事力量的质量，而你所精简的这一部分军事力量的基数原本就存在。撇开军团编制而另行组建新的军团，无论你所组建的新军团是否以旧有的军事编制模式为样板，这都是在创建新的军事力量。在组建新的军团之时，旧有的军团就是你所有军队的基数，这与没有一兵一卒凭空组建军事力量的情形是根本不同的。

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这种安慰的话对于绝大多数军事指挥官而言是不适用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被允许有犯错的机会。而同时，没有谁天生就是伟大的军事统帅，即便是那些出身于帝王之家的人也只是有天生有资格统帅军队却绝非是说他们天生就可以成长为伟大的军事统帅。这其中的矛盾是可想而知的了，绝大多数军事指挥官既需要通过不断的锻炼而成长为伟大的军事统帅，但是他们又不被允许犯哪怕是一次细小的错误，由此可见人们所称道的那些伟大的军事统帅是多么难以产生。

汉高祖刘邦在与项羽的战争中多次遭遇失败，其中最为惨烈的一次是他纠集各路诸侯56万联军趁着项羽在外出征之机攻克了项羽的都城，但是当项羽亲自带着3万军队返回时，刘邦的56万人面对项羽的3万人根本不堪一击而遭受全军覆没、几十万人被项羽之军杀死、战场旁边的渭水都被鲜血染红了，刘邦本人也差点被项羽的追兵所杀，可是由于刘邦是汉王所以即便他遭受如此的惨败而仍然没有人敢于惩罚他。如果是刘邦的一个属下，即便是他用3万人攻打对方的56万人而稍微遭受失利那么他也仍然会被刘邦处罚，这正是因为他是属下而并非军队和政权的最高掌握者，因而失败就会被认为是失职。   

在所有有关军事力量存在合法性的理由辨析中，保卫人民的生命安全与生活幸福是最为笼统、同时也是为各方所普遍认可的理由之一。但是，军事力量从来都是隶属于掌握于代表某一个或几个集团或者阶级而掌握国家政权的当政者手中，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并不直接与军事力量接触。

刘备在追兵将至时不忍抛下十多万追随他迁移的民众和士人
208年，后来的蜀汉帝国的开创者刘备遭到北方的曹操大军的追击，当他路过襄阳时，许多荆州士人和百姓前来投靠他并自愿跟随他撤退以躲避曹军的进攻。刘备所带领的这支队伍行军到了当阳时已经有十几万人了，辎重车辆也有几千两，一天只能走十多里路，刘备自知如此缓慢行军必定会被曹军追上，于是他便派遣他手下的大将关羽带着精锐水军先行撤退，而他自己则坚持与追随他的十几万人同行。刘备手下的一些人劝说刘备：“应当迅速赶到江陵防守，而现在带着如此多的人行军，能够投入作战的部队太小，如果曹操的大军到来 ，凭什么抗拒他呢？”但是刘备却说：“要想成就大事就必须以人为本，现在这些人归附于我，我又怎么能够忍心抛弃他们呢！”当曹操亲自率军起来击败刘备亲自带领的这支队伍之后，刘备的妻和儿子都失散了，无奈之下他才与他的几个心腹手下撤退。无论人们对于刘备的仁义本身究竟作何评价，但是他在军情危急之时仍然不愿意抛弃民众的做法的确赢得了当时人的好感。

蒋介石为了抵抗日军而炸毁黄河大堤造成数百万群众受灾
在中国抗日战争过程中，1938年的5月份，日军在徐州会战中打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并占领徐州，随后日军便以此为据点向西进军，其兵锋直指河南的省会郑州。自开战以来，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面对日军的凶猛攻势接连遭受失败，这一次蒋介石依旧重蹈覆辙在正面战场上作了程度不一的抵抗之后就陷入了即将战败的境地。日军的进攻速度远远超乎蒋介石的想像，到了6月初，日军已经攻陷了郑州外围的开封等地，于是蒋介石决定采用兵法上以水为兵的做法将黄河大堤掘开用黄河之水阻滞日军的攻势。蒋介石的部下首先将掘堤的地点选择在中牟县内的一段，但是由于这一段落黄河淤积的泥沙太多难以掘开，因而蒋介石的另一个部将便提出在花园口掘堤。蒋介石肯定知道一旦黄河决堤而居住在其附近地区的广大民众必然会遭受灭顶之灾，然而他却坚持为了军事上阻滞日军的攻势而必须牺牲一部分民众以保全整体。为此，蒋介石反复催促其部下要贯彻执行炸堤的命令。到了6月9日，黄河花园口一段大堤终于被蒋介石的部下炸开。

花园口大堤被炸开之后，泛滥的黄河大水的确阻挡了日军对郑州一线的进攻并且阻滞了日军占领全中国的企图，但是这种军事上的作用也只是暂时性的，因为日军很快就改道进攻武汉了，并且考虑到后来蒋介石的军队也根本没能守住武汉，因此可以说蒋介石炸开黄河大堤以阻滞日军攻势的决策是失败的和至少是得不偿失的。如果说在战场上，军事性的胜利或者成功都只是暂时性的和具有很强的权变特征的话，那么为了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而置广大民众生死于绝境的做法则是持久的和难以消弥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次炸堤行动究竟给日军造成了多大程度上的损失：日军死亡的士兵有1000多人，其在战略上的攻势暂时受到了阻滞。接着再让我们来看看这次炸堤行动给中国民众带来的灾难吧：泛滥的黄河之水淹没或毁坏了约40多个县市将近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受灾的民众多达1000多万人，死亡的民众多达89万，此外，受灾区在此后的几年间因为无法恢复生产而变成了象征着荒芜之地的黄泛区。

蒋介石宣称花园口的决堤是由于日军的飞机轰炸所致，试图以此将受灾民众的愤懑和舆论的谴责转嫁到日本人身上好为自己开脱。但是，一支以保卫民众为宗旨的军队，首先就应当将不伤害民众作为自身的基本行事准则，而蒋介石却为了军事上的胜利而置千万民众的生死于不顾，这就表明他根本没有将民众的生死放在第一位。

认清出军队产生的现实性原由，对于研究和运用战略而言是具有重大作用的，军队产生的现实性理由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现今军队的来源历史，而且有助于现在的人更加全面地理解当今军事力量的结构与功能，而军事战略的三个环节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其发挥作用的主体也即是现今的军队。

军队的实际产生有两种情形，即创建新的军队和在既有军队基础上进行扩充。

马基雅维利主张创建国民军的原由
在16世纪西欧盛行雇佣兵制的年代，一个君主或领主通过付钱来雇佣战斗队，而雇佣兵队长也随时准备为任何一个能够支付得起高额报酬的君主或领主打仗。在这种情形下，当君主和领主有能力支付报酬的时候，他们就会拥有军事力量，而当他们无力支付报酬时他们就不会拥有军事力量。因此，出现这样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个雇佣兵队长会突然命令他的战斗队停止作战因为雇主无力继续支付报酬，今天服务于一个国王的雇佣兵明天就会成为敌对城堡的军事力量反向与自己作战。马基雅维利在论述雇佣兵制的危害时提到过一个极具讽刺性的例子：一队雇佣兵在一次作战过程中东奔西突，却从未有一人因战斗而流血，唯一的一个例外是一个士兵因战马陷入了泥坑而被摔伤。

美国立国之初保留常备军的理由
美国的宪法同时也规定人民有持有枪械的权利，其理由是如果某一天政府背叛了人民，而人民有能力反抗政府。由此看来，在美国人的眼中，持有枪械是人民保障自身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

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过程与动机
孙中山革命的特征是，组建起一个革命性的政党，然后通过这一革命性的政党来组织、拉拢各种军事力量来为革命目标服务，然而，在实际的革命过程中，却主要地演变成了借助于军阀的力量来进行革命和打击革命的敌人，从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到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的一段时期内，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缺乏一支坚强可靠的革命武装力量。在1917年7月北洋军阀头目段祺瑞强行解散国会和废除《中国华民国临时约法》实行军事独裁之后，孙中山联合西南的一批军阀在广州成立军政府以“护法”的名义反对段祺瑞，孙中山因为其崇高的声望与革命功绩而被推选为大元帅，然而他所能指挥的军队实际上只限于大元帅府中亲近他的卫兵，那些推举他的军阀们为了限制他的权力而对大元帅府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并且将大元帅之职设定为由五个人担任，孙中山此时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了南北军阀根本就是一丘之貉因而辞去大元帅之职，“抗法”战争也随即宣告失败。

随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孙中山立即通电俄国进行祝贺，自此孙中山开始与俄国的共产党人接触，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1921年1月于桂林会见孙中山，向他提出建立革命党和革命武装的建议。在这一年的5月份，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正式的政府并且担任非常大总统，然而第二年原先拥护他的军阀之一陈炯明的倒戈一击迫使他离开广州前往上海。随后孙中山又联合西南地区的一些军阀赶走了广州的陈炯明，他在回到广州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便于1924年1月重组国民政府，并于3月份正式建立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在1925年6月共有645人毕业、9月有449人毕业，1926年1月共有1233人毕业、10月有2654人毕业，1927年8月有2418人毕业。这些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组成了国民革命军的主干部分，让我们来看看黄埔军校所建立的国民革命军在1925年到1927年三年时间所取得的成果吧：1925年为了消灭反对广东国民政府进行北伐战争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孙中山派蒋介石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主干经过两次东征彻底打垮了陈炯明，统一了广西和广东；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正式誓师北伐之时，国民革命军已经扩展到了10万人，而这时北伐战争所要消灭的北洋三大军阀总兵力大约有85万人，然而到了1927年，国民革命军已经消灭了其中的两大军阀，在第二年，东北最后一个军阀势力也通电拥护国民革命政府。

毛泽东创建工农红军的目的
鉴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由于缺乏坚实可靠的革命武装力量而难以获取彻底的成功和共产党人之前在革命斗争中不注重建设自身武装力量的教训，毛泽东坚决主张创建一支坚强可靠的革命武装力量。

这支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革命武装力量，在1928年毛泽东立意创建它的时候只有不到1000人的队伍，随后在毛泽东开辟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后，发展到3万多人，这时南方各个革命根据地块的革命武装力量总数大约有10万人，到了1934年中共决定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长征”之际，中央红军约有8万5千人，尽管经过“长征”之后，到达陕北的各路红军锐减到3万人，然而这3万人却是经过“长征”锻炼出来的红军的精锐力量，接着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红军的数量已经发展到数十万人，在1940年中共组织了40多万人发起“百团大战”，在1944年的时候，八路军的规模约有90万人，到了1945年，中共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发展到了100多万人，在1946年内战爆发时，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总数约为300万人，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已经发展到了500万人。

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成功绝对不是能够用武装力量来单独进行解释的，然而，拥有一支坚强可靠且不断壮大的革命武装力量却是革命最终获取成功的必要的和关键的条件之一。

许多军事指挥官根本不被允许有犯错误的机会，一旦他们犯错他们就会立即遭到撤职甚至受到足以结束其军事生命的严厉惩罚。在人类漫长的战争历史中，这一类因为犯错而被一票否决的军事指挥官实在太多了以致于很难进行统计和记述，甚至于这些人从来都不被那些津津乐道于将帅之道的人所关注或考虑到。

在西方军事战争史上，所谓的四大名将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拿破仑这四个人之中：亚历山大、汉尼拔都是那种生就帝王之家的人，他们事实上代表了一类军事统帅产生的方式，即因为出身的关系天生就具备掌握军队的资格，问题的关键只在于他们后天的军事锻炼会否使得他们成就辉煌的战绩；凯撒、拿破仑应该可以算得上是代表另一种军事统帅产生的方式，即这一类人天生不具备统帅军队的资格而只是因为他们参加了军队并且在军队基层锻炼的过程中展现出了他们杰出的军事才能而最终凭借自身的努力成长为伟大军事统帅的。前一种类型的军事统帅因为自身就是军队的主宰者因而条件也允许他们暂时犯一些不致命的错误，他们还可以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从而提升自己的将道。后一种类型的军事统帅在成为能够主宰军队的统帅之后也会与前一种类型一样允许自己犯错误而不至于被剥夺统帅职权，但是你应该看到，这一类人中最终能够成为军事统帅甚至主宰军队的只属于他们之中的极少数，更多的想要成为将军的士兵只是因为一点点的错误就从此与将军的荣耀无缘了。

让我们来看看拿破仑成长为军事统帅的历程吧，拿破仑出于1769年出生在科西嘉岛上的一个意大利贵族之家，由于他父亲的促动，他在10岁的时候就被送到法国的一所军校内接受军事教育，在他于178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之后他立即被授予炮兵少尉的军衔，这时的拿破仑可以说只是一个最基层的军队指挥官，如果他本人无法在此后展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那么他可能此后只会是一个凭借资历与年龄而获取较高的军队职位的退休军人，但是他在1793年7月拿破仑带着他的兵攻陷保王党据守的土伦堡垒，自此拿破仑一战成名而受到当局的雅格宾派的学识并被提升为准将，在1795年的时候拿破仑又一次因为成功地镇压保王党的叛乱而被升职为陆军中奖并兼任巴黎卫戍司令。拿破仑在开始或许只是想获取崇高的军事荣耀，但是这时的他已经产生了一个宏伟的东征印度的计划，他的首要征服地是埃及，因为埃及是当时法国的敌人英国与其印度属地之间的效能要地，因此他恳请法国督政府派遣他带着一支大军征服埃及，拿破仑于1798年带着400艘军舰和约3万多名法军到达埃及并成功地占领了埃及，此后由于他的军舰被英国人击毁到只剩下2艘，因而他与法国本土几乎失去了联系，这时的拿破仑可以说是真正能够在埃及主宰他的军队的，此后的几个月间拿破仑遭遇了一系列的困境并在远征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中遭遇严重失利，但是他却在回到法国之后宣称他在那里赢得了辉煌的胜利，而他在1799年返回法国后不久即夺取政权的事实也使得他能够将埃及之行说成是一种胜利而绝非失败却同时丝毫不用担心因为失败而被撤职或者处死。拿破仑在掌握政权和称帝之后利用法国当时已经动员起来的巨大军事力量征服了大半个欧洲，在1805年拿破仑准备用以渡海征服英国的海军舰队被英国人再次击毁之后，拿破仑可以严厉斥责法国海军统帅却并不会觉得自己要为此负责任，此后拿破仑便放弃了征服英国的想法而专心在陆上施展他的杰出军事才能。但是到了1812年的时候，拿破仑率领着64万大军远征俄国却遭遇了致命性的惨败，他返回法国时所回的军队甚至不足20万人，而他仍然可以继续做皇帝和主宰法国军队只到反法同盟军用武力迫使他退位为止。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三国时期那个最早对《孙子兵法》注解并且自身就成长为一个杰出军事统帅的曹操的成长历程吧。曹操本人于155年出生在东汉王朝的一个富裕的官宦之家，他因为某种关系而在20岁时就已经被举荐为官了，自此以后他便一直游荡在仕途这条路上，直到184年他受命带领一支汉军去征讨当时反抗汉王朝的黄巾起义军，曹操的这一次出征初步展露了他的军事才能但同时有些侥幸地为他带来了巨大的胜利荣耀。此后，当西凉的军阀董卓控制着东汉帝国的都城洛阳并挟持皇帝为害国家之后，关东各地的郡守长安们纷纷起兵联合讨伐董卓，曹操在逃出洛阳之后也凭借着他做官时的声望以及他的家财自己招募了一支人数多达5000人的部队参与讨伐董卓。由于这5000人是属于曹操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因此他便是这去军队的绝对掌控者，这使得他后来虽然在追击董卓时遭遇了惨痛的失败而只剩下500人却依然能够保持着他的最高统帅地位而不用担心受惩罚。曹操本人虽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并且对于军事理论与战争实践都有着很丰富的经历，但是他却并非是一个常胜将军，在此后的时间段内，他坚持独立发展，在此过程中他也遭遇过很多次军事失败甚至自己也几次差点为此而丧命，但是他却依然能够从其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而继续统帅军队，这使得他总是能够以最终的胜利者的姿态呈现。当公元208年的时候，曹操带着他的20多万大军南征并在赤壁一战中被南方集团的少量联军所挫败，曹操返回他的根据地之后反而被策封为魏公并由此开始奠定后来的曹魏帝国。

政治家是否因为掌握了军队的后勤援助而有权干预军事作战行动
为了进一步阐明政治与军事的关系，现在让我们来设想一种简单的情形并且请求人们暂时关闭质疑声音，在这种简单的情形中，一个国家的政府机关与军事机构相互独立、彼此不分统属关系，就如同美国政治体制中议会、政府与法院三权分立那样，那么政治与军事之间既然不存在统属关系就更不会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了。这种情形事实上曾经而且在许多时候的确出现过，公元前87年至27年的罗马共和国内战期间就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形，当时罗马元老院根据传统惯例认为他们是军事行动的高决策者，但是他们从来不直接掌握军事权力，而手握罗马军团的将军们则通过被选举为执政官的途径来参与或者说是与元老院分享这一最高决策权利。但是通过在内战中击败其他敌手而声势日隆、军事力量日益增强的凯撒则要求元老院服从于他并选举他为罗马皇帝以使他得以合法地、永久性地统治罗马共和国，研究罗马帝国的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是凯撒事实上建立了罗马帝国体制，但是元老院当然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将意味着他们事实上丧失了最高决策权，这些元老们的回应方式并不是寻求依靠罗马军团打败凯撒，而是借着在元老院会议中自己带着匕首刺死凯撒本人。凯撒被刺死后，他原来的下属其中包括屋大卫组成了新的军事同盟并驱逐和捕杀了元老院中那些刺杀凯撒的元老们。然后，屋大卫又通过战争行动打败了其他反对他的人而成为了唯一的军事领袖，屋大卫在公元前27年接受了元老院所授予的奥古斯都的称号，对此，美国战略史论著者爱德华•勒特韦克形容说“公元前27年，屋大维取名奥古斯都，带有半宗教权威的意味；罗马有了一位新主人。”尽管在法律上奥古斯都仍然只是首席公民并服从于元老院，“然而由奥古斯都控制的直接权力，即他的军团权力，远甚于元老院的权威，元老们则以其急切的服从承认这权力。”

我们需要甄别的是，在凯撒或者屋大卫与其他掌握罗马军团的人进行内战时，他们与后者并无二致，即都是纯粹的军事权力的掌握者，只是在他们获致最后的全面胜利后他们才被认为成为了事实上的整个罗马共和国的代表者，而在他们成为事实上的罗马共和国的代表者之时他们也同时被赋予了理所当然的政治职能及经济、社会等职能。因此，元老院对于屋大卫权威的承认与接受本身并不能说成是军事决定了政治，而是政治服从了后者所代表的罗马共和国整体。但是，这至少也说明了军事与政治之间在此种情形下并不存在着谁决定谁的关系。

所有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政治家们应当认清楚他们代表的是国家的整体，而绝非政治这一个方面。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会认为政治必然决定军事，而其他人就不可避免地会担心军事是否会反客为主扰乱政治。

现在，让我们将政治与军事放到现实中经常存在的复杂关系网中，政治家之所以被称作为政治家而非经济学家或者其他，更多地是因为他们直接掌握着一个国家的政府运作系统，因为他们直接掌握着国家的政府运作系统，所以他们被认为首先并且主要地是拥有政治职能，由他们为了履行政治职能而所发生的行为方法我们称之为政策，但是政治家们为了履行经济职能而发生的行为方法也同时称作为政策，所不同的是这时他们进行的是经济政策。我的看法同样是，政策是政府属性的延续，而政府的属性首先是政治性，因此政策首先是政府政治性的延续，但是，这又绝不否认政府的经济职能或经济政策不存在或者根本不如前者重要。只是在最高政府机构那里，在政治与军事交叉的时候，政治与军事之间才会发生直接关系。

由于政治在国家战略活动中居于领导地位，因此，政治与其它方面要素的关系就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绝非决定与被决定关系。一句话，政治领导而非决定军事。

因此，当我们看到或者听到这样的情形也就不会惊奇了，当一个军队统帅刚刚指挥军队打败了某一地区的敌军而想要趁追击时，代表国家战略整体的政治家们立即下令要求他停止作出追击行动，理由是既然敌军已经被打败、我方控制了这一地区而国家战略目标中控制敌方这一地区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但是，作为军事统帅，在享有优势时趁机打击敌人是他绝不应该放弃的想法，在没有受到政治家们的束缚之时，他应该抓住时机继续追击而不应当考虑政治家们的想法，在受到政治家们的束缚之后，他应该据理力争要求政治家允许他继续追击。这时，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形：一种是政治家认为继续追击且助于更好地达成国家战略目标而允许军事统帅继续追击，另一种是政治家认为国家战略目标已经达到而没有必要再追击了。只有在前一种情形下，军事统帅才能够如愿以偿，而在后一种情形下军事统帅将无可奈何。然而，政治家们并不总是通晓国家战略的，因此说，军事统帅据理力争的做法有助于促使政治家思考国家战略并有助于减少因为政治家不通晓国家战略而造成的错误。

政府的运作系统和职员属员与军队的存在和行动之间显然并不存在着什么决定与被决定或者依附关系，但是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却能够通过其同时兼具的最高政府职能与最高军事职能而使政府与军事之间发生直接的接触甚至是决定、依附关系。

二战期间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为美国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军总司令规定出战争任务和战争时间、战争地点，这一情形似乎可以被用来印证是美国总统所代表的政治性在决定欧战和太平洋战争的军事政策性，但是只要人们多想一想美国总统本身究竟代表什么，他们就不会再一味地信奉克劳塞维茨的名言了。那么美国总统本身究竟代表什么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总统的确代表了政治属性，但是同时也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总统本身绝不仅仅代表政治属性，美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同时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此外还肩负着经济与社会职能，如果人们承认美国总统本身代表了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的话，那么就不能说是单纯的政治性决定了美国的对外战争，因为在这表面的政治性背后还有着美国军事力量的作用。

当一个中国父亲痛斥他成年的儿子不按照他的意愿行事时，通常会扯开嗓子喊道：“从小到达是我供你吃喝、养活你到现在，你敢不听老子的话！”当一个人受到你的生活供给却并违背了你的意愿行事时，你当然会感愤慨并且发出这样的言论，但是你也应该清楚，供养一个人与这个人是否应该因此而听从你的意愿行事有时是两回事。当我们看到一个老板对他的下属员工许诺发工资和资金并让他们努力为他工作时，这些下属员工的行动的确是在按照老板的意愿行事。那些能够干预军事行动的政治家们往往也同时掌握了军队的供给与军事统帅的任职权利，因而作为军事统帅你不可能不受到这些政治家们的约束和干涉，但是如果你仅仅是因为要得到供给和保住自己的统帅之职而对政治家马首是瞻，那么你就不能算作是一个好的军事统帅。道理很简单，因为军队不是纯粹政治概念的工具，而是这个国家维系其整体统治体系的一个构成部分，不错，政治家总是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整体统治体系，但是这只是因为他代表了国家的整体统治体系你作为军事统帅才应该服务于他，而在你的脑海中则必须要破除政治决定军事、军事是政治的工具这一类荒谬的论断。

1982年英国为收回刚刚被阿根廷军政府军事占领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而派遣远征军到达阿根廷海岸与阿根廷之间进行了一场海上作战，在这里，我无意探究英国与阿根廷之间为何会爆发这场战争，但是英国人一开始在这场海战中的作战方式却有助于佐证军事与政治关系这一主题的论述。

一开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英国海军舰队规定了200海里公海作战禁区，据此，英国海军远征舰队只能对进入这一公海作战禁区的阿根廷舰队进行打击。但是撒切尔夫人没有料想到她的这一规定给英国海军“征服者”号核潜艇艇长克里斯•雷德福特•布朗带来了相当大的困惑，当他于1982年5月2日发现阿根廷海军的2号主力舰“贝拉格拉诺”号-阿根廷人心中的海军舰队标志之一进入英国潜艇的攻击范围之内时，他认为只要击沉“贝拉格拉诺”就可以对阿根廷的民心与士兵造成致命打击。于是布朗将这一情形向他的上司报告并请求后者代为向英国战时内阁请求允许他下令攻击阿根廷的“贝拉格拉诺”号主力舰，但是他身旁的声纳兵则提醒他说“贝拉格拉诺”号战舰并不在战时内阁所预先设定的作战范围之内，因而不能作出攻击行动。而阿根廷“贝拉格拉诺”号战舰也似乎因为明了英国的这种作战禁区设定而故意利用这一漏洞出海与英国海军周旋。眼看着军事目标就在眼前，并且自己享有主动的作战优势，却因为战时内阁对于作战禁区的划分而不能立即下令进行攻击行动，布朗的心中感到困惑和焦躁。英国战时内阁在接到这情形的报告之后，认为击沉“贝拉格拉诺”号战舰本身有着重大的军事意义，因而修改了之前设定的只允许英国海军攻击进入作战禁区范围内的阿根廷海军的规定，而准许布朗脱离作战禁区攻击“贝拉格拉诺”号战舰。终于，布朗接到了战时内阁准许攻击的命令，然后他就立即下令攻击“贝拉格拉诺”号战船并将之击沉。

军事评论家们争议说，英军击沉“贝拉格拉诺”号战舰使得和平解决马岛问题的希望最终破灭，而坚定了阿根廷人与英军对抗的决心。而那些试图为英国人违背自己作战禁区划分规定的作战行动辩解的人则声称，英国战时内阁在下令准许攻击时根本不知道“贝拉格拉诺”号已经调头改变航向。但是，极少有人怀疑是作战禁区划分这种做法本身造成了这种享有主动优势却无法攻击而必得先请示最高决策者的现象。

布朗应该感到欣慰的是，1982年时的通讯技术允许远在三千英里之外的英国远征军与另一端的英国战时内阁之间在几秒中之内就可以收到对方的讯息，否则，如果像18或者17世纪那样如此遥远的距离通讯需要传递者在海上航行3个月或者半年的时间才将请求允许攻击的讯息传递到英国本土、然后英国本土经过会议搓商之后再由讯息传递者在海上航行3个月或者半年时间才能将准许攻击的讯息传递给英国远征军，而后者早已经丧失了有利的作战时机或者已经因为犹豫不决反而被对方所歼灭了。

此外，布朗还应该感到庆幸的是，英国内阁最终同意了他攻击原本被政治禁区排除在外的作战目标，而早在14世纪中国明王朝的皇帝建文帝就因为没能取消军队不能杀死敌军统帅朱棣的命令而最终招致惨败的厄运。

在国家战略的三个基本环节-创造力量、维持力量与使用力量中肯定也包含着对于军事力量的创造、维持与使用，国务家们当然可以宣称是他们全程参与的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然而一个军事统帅却首先无法宣称是由他参与或主持创建了军事力量，然而我之所以仍然要说军事统帅必须精通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这其中存在着一个一直以来都极为敏感但没人能够十分精确地表述出来的问题，那就是军事力量的二次运行。

军事力量的二次运行，是指受命或者自发统帅军队进行的实际战争活动，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府机构设置中，国家元首或政府最高行政长官总是实际掌有或者至少在名义上掌握着这个国家的最高军事权力，但是由国家元首或最高行政长官直接统帅军队进行实际作战活动的情形却不常见。

为了更形象地理解军事力量的二次运行，让我们来看看自来水是如何被反复抽取、储蓄和使用的。自来水公司用抽水设备从地表深处抽取水源，然后将抽取的水储存在水塔之中，各家用户通过铺设好的连接水塔与自家水笼头的管道用水。这可以看作是抽水、蓄水、用水的第一个过程，但是事情并不就此结束。现在让我们将镜头切入到具体的某一户人家，他们用各种器皿从水笼头中接取水源，这一过程可以看作他们在取水，在取水之后将水储藏在特定的器皿之中则是在蓄水，最后从具体的器皿之中将水用于各种生活所需则又是在用水，这样抽水、蓄水、用水的过程就再一次得到循环。水流的线路和方式有所不同，然而水流的循环过程却是相通的。

通常的战争情形是这样的，国务家们授权军事统帅全权指挥军队在战场上与敌人作战并且要求后者务必击败敌人赢得胜利。在这一过程中，军事统帅被授权指挥军队的情形就是他获取军事力量的环节，我说军事统帅必须精通军事力量的产生环节，不仅仅指军事统帅从被授权中获取指挥军，他还应当懂得根据实际战争进程的需要从国务家们那里争取到更多的军事力量或者自动要求减少军事力量以节省国家的力量，后一种情形事实上很少发生，因为军事统帅们总是倾向于用更多的军事力量来赢得战争，多多益善的做法几乎存在于所有军事统帅的身上。

如果已经获取军事力量的统帅在他的职责范围内将其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再次分割和授权给不同的下属使他们各自独立承担作战任务，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是军事力量的第三次运行，而假如这些被授予军事力量的下属接着将其所职掌的军事力量分割和授权给各自的下属们使他们各自独立承担作战任务，那么这就是军事力量的第四次运行，如果这样循环下去而军事力量就可能无限次地运行。可是，军事统帅及其下属对于其各自所掌握的军事力量的再分割和授权既然都从属于军事战略这一范围，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将之视作为军事战略对军事力量二次运行的构成部分而非与之并立的第三、第四次运行。

以上情形只是说明了从政治家那里得到军事力量的军事统帅们二次运行军事力量的情形，还有一种情势是多个并立的军事统帅各自独立承担作战任务并且可以在各自所处的地区征召新兵、增强军事力量。这种情形比如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人所领导和发动的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在抗战结束后和解放战争初期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力量大体上分为四大战区，而除了中共中央所在的陕北地区之外其他三个战区军事力量的绝大部分都是由受派到当地动员群众的彼此独立承担作战任务的共产党人所动员起来的，就连陕北地区的军事力量也主要是从本地区动员而来，可是这种情形并不能否定军事力量的二次运行这一规则，因为正是因为在陕北的中共中央的调派与授权才使得其他三个地区出现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与军事统帅纯粹地从政治家手中接受既有军事力量的情形所不同的是，这三个地区的共产党人武装力量是在调派与授权之后再经过各自的动员过程而进行二次运行的。

我们将军事力量的二次运行区分开来，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军事战略与国家战略之间的关系，但是主要的目的还在于要使后世的军事家们明白他们在进行战争时所要做的事情绝不仅仅是如何使用既有兵力，而是应当同等地重视他们自己如何获取现有的军事力量这一环节，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与授权的政治家之间保持着默契的关系而不至于使得政治与军事之间产生隔阂从而扰乱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关系。

军事力量的二次运行，其过程更加类似于企业经营中的利润计算模式，一家企业在进行定期利润核算时首先要核算的是其投入生产的总成本和因此而导致的总产出之间的差额也即通常所说的毛利润，然后再用毛利润扣除企业为维持正常的生产过程而进行的各种日常开支，所得到的结果才是纯利润。

长久以来军事被看作是政治的延续，这主要是受克劳塞维茨影响的结果，但是要想使人们明白政治与军事根本就是两回事却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要说军事是政策作用的结果之一，也即是说军事与政治之间在某些时候存在着决定或者依存关系，则是最为恰当的说法。那么，在什么时候军事与政治之间才会存在着决定或者依存关系呢？是在政治目标被提升为国家的整体战略目标并为实现这一整体战略目标而要求军事作出服务时，政治才能决定军事政策。

国务家与军事统帅
一个国务家必须具备国家战略知识，而一个军事统帅则必然要精通军事战略知识。尽管这两者所必须懂得的战略知识层面不同，然而却有着共通的地方。国务家所掌握的国家战略包含着自己国家的力量如何产生、如何维持与如何使用这三个环节，而军事统帅所懂得的军事战略则包括自己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如何产生、如何维持与如何使用这三个环节。

由于军事力量本身就包含在一个国家的力量构成之中，因此，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有重叠的部分，并且由于军事战略本身就包含在国家战略之中，因而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疑问，即懂得国家战略的国务家是否必须精通军事统帅所必须精通的军事战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引入宏观与微观的概念，仅仅相对于军事战略本身而言，国务家所掌握的国家战略中的那一部分军事战略知识应当是宏观的，而军事统帅所掌握的军事战略知识则应当是微观的。而我之所以强调说仅仅相对于军事战略本身而言，那是因为国家战略本身也有宏观和微观之分，而军事战略本身也同样如此，这样相比照来说，国务家所掌握的那一部分宏观的军事战略知识在其所精通的国家战略领域就只能算作是微观的了，而军事统帅所掌握的那一部分微观的军事战略知识在其所精通的军事战略领域也可以变成是宏观的了。

国务家要想宏观地掌握军事战略知识，那么他需要关注的则是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的运作原理，军事统帅想要微观地掌握军事战略知识，那么他不仅要懂得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的运作原理，更需要懂得如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效地促进这三个环节更加有效地运作。

难点不在于如何区分战争与政治之间的明确关系，而在于如何使得政治家们认清楚实际的战场作战与密室内的政治操作手册之间是有着根本差别的。政治家操控着军队统帅的权力来源和力量补给并监控着军队统帅的指挥过程，这绝不等于说政治家可以代替军队统帅本身来对战场形势作评估和制定作战方案。有太多的政治干预在政治家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和绝对正确的，然而在实际战场上却又有太多可变的因素将这些既定的干预方案碾得粉碎。

政治家不仅不应当因为照顾公众舆论的需要而随意干涉军队统帅在战场上的行动，反而应当为军队统帅在战场上的行动向公众舆论作出辩解，前一种情形是公众舆论影响甚至是严重干扰军事行动，后一种做法则是政治家通过疏导公众舆论以支持一线的军事行动。

在19-20世纪战略研究突飞猛进的时代，研究军事战略的人总是倾向于同时兼顾国家战略，这本来并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地方，但是他们却总是将国家战略等同于总体战这种具有双重属性的战略。我已经指明，近现代许多战略研究者口中所说的大战略其实就是特指总体战战略，而这种做法的后果之一便是战略研究者们以国家战略目标替代军事战略目标。

因此，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明明是一个人在讲述军事战争问题，但是他却总是回避军队作战这一根本过程而代之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不经过作战就可以达成作战目标的理想化用语。分明是一个人在讲述如何获致军事胜利的问题，但是他却偏偏要将其他领域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强塞进来。他们的理由是，军事战争并非单纯关系到军事胜利，而是受到国家、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不错，这种理由的确是事实，但是由此却使得他们对于军事战争的论述脱离了根本。我的看法是，除非其他领域比如政治、经济、文化在我们论述军事战略的过程中确实涉及到、能够对军事战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否则就不应当将这些因素列入军事战略的论述范畴之内。经济发达的国家，其在军事战争中未必会胜过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不是这些研究者们对于经济与军事战争之间抱有某种先入为主的固有推导模式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承认经济只是影响军事战争胜利与否的一种因素，而且其影响的程度也是因为军事战争的不同进程而有所差异的，强烈、微弱甚至根本无关紧要都可以用来形容经济因素对于军事战争的影响。

军事统帅所能够指挥的军队规模
在公元前206-202年的楚汉之争中，汉王刘邦手下的大将韩信在与刘邦的一次对话中点明了军队统帅所能够指挥的军队规模这一问题的某些方面。刘邦问韩信自己能够带多少兵，韩信回答说大王所能指挥的军队最多不能超过十万，接着刘邦又问韩信能够带多少兵，韩信回答说他自己带兵当然是多多益善了。

这种军队统帅带兵规模有限的问题在一些研究拿破仑战争方法的著作和只言片语中也能够得到体现，根据这些研究，拿破仑所能统带的最佳军队数量在十万人以上而不能超过二十万人。事实上，早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一书中即对拿破仑统帅军队的规模问题作出过说明，只不过克劳塞维茨是用以佐证军队的数量优势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这一论点的。

军事潜能
军事潜能并不直接构成军事力量，它只是在经过专门的军事力量创造过程才能够转化为军事力量，但是同时军事潜能也区别于人口基数、军工资源这些实物条件，而是对于这些实物条件所蕴含的巨大军事能量的体现。

只有当军事潜能被充分发掘出来的时候，军事力量才能够得到最大限度地强化。否则，军事潜能对于一个国家的实际军事系统而言就是毫无用途的。

军事战略的理论所追求的是那种具有通性、能够为其所研究领域中所有对象服务的方法论，然而一些人却坚持认为现代军事技术的突飞猛进已经完全淘汰了之前的军事理论，他们忽视了这样一种现象，在孙武死后的两千五百多年后，他的《孙子兵法》依然被当代的许多军事理论家和军队统帅拿来进行借鉴甚至直接应用。

高度契合
技术与通信手段的发达使得政治家与军队统帅之间的心理距离缩小到微乎其微的程度，这种情形与现实主义政治学大师汉斯•摩根索所说的现代外交由于政治家们的密切关注而已经使得外交官变成了信使是相通的，特别是在进行战争的时候，战场上的一切变化对于政治家而言都是十分敏感的事情，军队统帅不得不在政治家全天候的监控下进行战争，甚至于政治家亲自挂帅或者干脆就住在军队统帅的隔壁。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总统即是亲临一线亲自参与或者主持战事，即便政治家只是呆在其日常办公的地方通过通信卫星来关注战事，而在一种举国上下都对本国的战事极度敏感的时候，政治家无法摆脱舆论的压力而放任军事统帅在战场上任意发挥他们的统帅才能。同时，由于军队统帅深知他在战场上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政治家和公众所关注，这种关注度并不会因为战时作战策略和军情信息的高度保密而有所减弱。

在这样一个对国家的整体战略目标汇集了太多的关注度的时代，军队统帅被认为所应担负的战争责任变得比以往更加繁多，那些惯于用国家战略思维来代替军事战略思维的人们总是认为军队统帅的职责不仅仅在于在战场上打败敌人，而且同时还要国家在战后的整体状况负责。持有这种想法的人，根本不懂得如何利用战场上的胜利来为国家的整体战略目标服务，他们试图以越俎代庖的形式将政治家们所关注的东西全部塞进军事统帅的脑子之中，他们不想要见到军队统帅在战场上的败绩，然而同时他们又一定想要让军队统帅在进行战争时考虑更多的东西而导致其统帅职能被分散。

军队统帅，并非不对国家的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承担责任，然而军队统帅所应关注的事务只能是在战场上如何打败敌人，在战场上打败敌人也即是军队统帅对国家整体战略目标负责任的过程。为此，战前的举国动员、战争中的国家政策调整、战后的和平与重建工作都不应当看作即将或者正处于作战状态的军队统帅的职能。

政治家习惯于对作战计划指手画脚，而军队统帅又被期望代替政治家的职能，这两种做法如果同时发生在政治家即是军队统帅这种情形之中或许会对战局产生有利的影响，然而这也仅仅只会是一种权宜之计和暂时性的机缘巧合，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在此过程中并不是天然地融合为一体而是其中一方面被另一方面所侵袭或者代替了。

在公元前169年罗马执政官保罗斯受命前往马其顿战场统帅军队作战以扭转罗马军团在希腊世界中的不利境地时，保罗斯向罗马元老院致词以痛陈来自于罗马城内的各种战争计划和批评意见是如何严重地干扰着前线的军事指挥官的，保罗斯对他们说：“在每个圈子里，甚至在每一张桌上，都有人正在领兵参加马其顿的战争。他们知道应该在哪里扎营，哪个位置应由部队占领，应在何时何地进入马其顿，补给工作应该如何组织，物资应该如何运输，何时应该与敌交战，何时应该坚守不出。他们不但决定了何者是最好的办法，而且表示假若采取其他的办法，他们就要‘提审’执政官，好像他们是审判官一样。”最后，保罗斯总结说他并不是否定战场指挥官需要接受忠告，而只是说那些纸上谈兵的人不应该脱离实际状况而任意对前线指挥官的作战行动指东道西，保罗斯表示他愿意听从一切确实精通战争艺术或者是可以亲自到战场上作战的人的忠告：“假使有任何人自认他对于我所要指导的战争，是有资格提出意见的，而且这些意见是对于公众有利的，那么希望他不要拒绝对于国家的威胁，并且让他随我一同到马其顿去。我愿供给他一只船、一匹马和一个帐蓬，甚至还有旅行的费用 。但若他认为这太麻烦了，而宁愿享受城市中的生活，而不想尝试战争的苦味，那么就希望他不要明明身在陆地上，却相担负舵工的任务。在这个城市中，本身已经有了许多可供高谈阔论的对象，让他们去尽量地谈好了，而我们却只以限于营帐之内的会议为满足。”在另一本著作中富勒表达了同样的批评意味，富勒对于二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执意要将美国全面投入作战的做法是这样评价的，“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业国家，自从它投入战争之后，马上就变成一个具有支配能力的交战国。但对于世界而言，却可以说是不幸之至，因为其领袖们缺乏历史意识，只把战争当做一种送命的游戏，而不当做一种政策的工具，所以战斗也就丧失了其政治价值。它们的结果常常被政治性的决定所中和。从会议中所结果远比从会战中所产生的更有决定性。”

在富勒看来，1941年的丘吉尔与随后参加二战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所犯的共同错误是，二者都将作战的目标死死地钉在了德国元首希特勒身上，他们为此而甘愿与当时西方世界所普遍认为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和颠覆者苏联合作并向之提供众多的援助，这二人只是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才终于认识到如果苏联彻底战胜德国而它将成为整个西方世界为之颤抖的国家。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策的延续，原本是用来提示军队与政治之间恰切关系的，但是却被他的信徒们当成是标准的战争概念。

现如今，政治家们习惯于以剑代笔、而军人则喜欢以笔代剑，搞得政治不像政治、军队不像军队。政治家们但凡提到战争，便认定战争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政策的实行，由此军队的全部作战过程都被处于政治家的严密监控之下，无孔不入的政治干预和见缝插针的政治越俎代庖已经使得战争变得面目全非。军人们只要谈论战争，同样也一口认定所谓战争只不过是国家政治的一个构成部分，这样他们不再关注军队本身而是绞尽脑汁去对战争的政策性咬文嚼字，命里注定的被支配命运与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已经使得军队丧失了暴力性质。

政治与军事，原本就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尽管二者都构成了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相互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和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在任何时候政治与军事都无法完全替代另一方。那些以剑代笔的政治家们，以为说战争是政策的延续很时髦，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随意干预战争进程的时候理直气壮，而那些以笔代剑的军人们，则自以为只有说战争构成政策的一部分才显得自己真正懂得军事，这样他们就能找到千万种理由来为自己不关心战争作开脱。

说战争是政策的延续，那肯定是以政治为主体，而政策的延续只不过是其众多政策形式中的一种，可是那些习惯于以剑代笔的政治家们却抛开他们所属的政治主体而一头钻进政策的某一种特殊形式之中不能自抜。说战争是国家政治的一个构成部分，与其中的政治主体相对应的是军事活动，对于军人来说军事活动才是他们的主体，然而那些喜欢以笔代剑的军人们却将他们所属的军事主体抛到九宵云外死缠着与军事有关联的某一个成分不肯罢手。政治家和军人们都说战争是政策的延续，表面上政治与军事似乎合同为一家了，而其实两种说法都是在舍本逐末。

现在的现象是，一些军事研究者们不关注军队本身的问题而花费大功夫去研究军队在政治中的构成成分，而一些政治研究者们则不关注政府本身的问题而投入大量精力去探究政治家该如何指挥军队作战。原本是军人们的职责却被搬进了政治舞台，而原本属于政治家们的事情则被塞给了军队。政治家们要求军人们按照他们所说的方法作战，打了败仗却将责任归功到军人头上，军人们甘愿按照政治家的说法打仗，出了问题又寻求政治原因。政治与军事之间互相渗透，政治家们与军人们之间纠缠不清。所谓祸起萧墙，没有什么能比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互相渗透和纠缠不清更能贻害国家了。

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老毛奇曾经说过规划战争任务是政治家的事情而如何完成这项任务则是军人的事情，克劳塞维茨的信徒们，不论处于哪一个位置都不赞同老毛奇的话。首先，政治家们肯定不愿意听到这种话，因为只划定作战任务而不能干预军人作战就意味着他们的权限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那些杞人忧天的研究者们不赞同老毛奇的话则是因为他们将学究中的严肃气息流入了对于克劳塞维茨的权威崇拜之中，此外，还有那些庸俗的《战争论》读者们，他们既没有政治家那种身临其境的权利被限制的感受、也缺乏研究者那种崇拜权威的不可抗拒性，但是他们却将战争是政策的延续当成是口头禅并且按照字面的理解将一切不合于此标准的说法排除在外。如果说前述三种人不赞成老毛奇的话还都是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最不可饶恕、也是最令人费解的是一部分军人竟然也不赞同老毛奇的话，按理说军人们在进行战争实践活动时通常都是很不情愿受到外界的干扰的，可是这一部分军人却秉持着《战争论》的圣经而认为老毛奇的话是在离间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关系。

分明跨过国界就可以提早击败敌人，却一定要等到敌人跨过国界才决定反击，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失掉了有利的战机，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进行生死之战，却规定军人只能流血牺牲而不能使用某些手段，这就是置国家的生死存亡和军人的性命于危险境地。

19世纪后半期普鲁士军总参谋长老毛奇曾经对俾斯麦说道规划政治目标是俾斯麦的事情而如何作战则是军队的事情。无论老毛奇还是俾斯麦都混淆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前者原本是纯粹的军人而后者原本是纯粹的政治家，只是在为了谋求德意志的统一和为统一后的德意志设计整体战略追击时，他们各自所代表的军事和政治职能才交织在一块而引发了谁决定谁和谁影响谁这种带有争议的关系。在普奥战争中，俾斯麦竭力制止胜利的普鲁士军队继续向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进军，这决不是出自于纯粹的政治考虑，而必然是为了普鲁士今后的战略作打算。

按照克劳塞维茨式的论断，是政治将战争这一野生动物训化成了家养牲畜，但是家养牲畜同时也失掉了野生动物所固有的那种自然的气息。政治家可以不懂得战争，也可以不明了实际战场情势，但是如果他没有一些基本的军事战略知识，那么他就不能算作是合格的政治家。所谓基本的军事战略知识是说政治家必须懂得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的运作过程。一个对军事战略一窍不通的政治家享受他控制战场事务之权力的结果只能是使得前线的军事统帅与实际战争进程受到任意的且常常是错误的干预。

纯政治观点与纯军事观点都是极端的，纯政治观点只考虑政治路线本身、根本不顾及实际军事斗争状况，纯军事观点在完全摒弃政策影响的前提下进行盲目的军事实践。纯政治观点贻害军事斗争的例子，比如20世纪20-30年代初期不考虑中国实际国情、盲目照搬苏联革命由城市带动农村的路线，结果由于水土不服中国革命屡次遭遇挫折，只是后来毛泽东改从中国国情出发、走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之后，中国革命才最终走向成功。在此一例子中，苏联的城市带动农村路线被照搬的时候，就是象牙塔中的纯政治路线。

那些正统的观点大都惊羡于俾斯麦制止胜利的普军向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继续进军的明智之举，泛泛的解释是，当时欧洲的老牌大国已经对普鲁士的崛起容纳到了极点，俾斯麦自然有他停止进军的理由，但是必须在此指明的是，这只不过是一个特殊事件产生了积极作用的特殊情形，鲜明的对照则是同一世纪80年代中国对于法国的军事胜利受制于中央政府媚法态度而引起的公众对于政府的巨大愤慨，后者其实是在凭借军事胜利而求取从大局上看来更为有利的谈判条件。

《孙子兵法•谋攻篇》中说君主贻害军队的情形有三种：“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

在《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最常为后人所引用的名言是战争是政策的延续，可是极少有人去深入关注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内阁的论述，在克劳塞维茨看来，政治家与军队统帅合为一体才是效果最佳的模式。

政治家只管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决策，军队只负责执行既定的决策，这种“我只管决策、你只负责执行”的不善的政策模式令人遗憾地仍然存在于众多国家之中。

古代那些信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军统统帅多半会遭到君主的疑杀。

韩信灭亡齐国
公元前204年，汉王国的东征大将韩信被汉王刘邦派往攻打齐国，与此同时，刘邦已经派出了一个叫做郦食其的使者成功地说服了齐王国归降。当韩信率军到达平原渡口后收到郦食其已经成功说服齐国归降的消息后便想要停止进攻齐国，这时韩信帐下的一个叫做蒯通的谋士劝说他在收到刘邦停止进攻的诏令之前应当继续攻打齐国，蒯通争辩说韩信统帅着大军征战到头来却比不上一个靠耍嘴皮子吃饭的游说者。于是韩信便下定决心攻打齐国，齐国由于已经同意归降汉王因而放松了戒备，结果韩信的军队一路攻破齐国并打败了前来援助齐国的楚王国的军队。在此一战例中，韩信身为前线军队统帅及时抓住齐王国已经在政治上归降汉王且因此而放松戒备的战机一举灭亡齐国，其辉煌战线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韩信在此过程中却并没有处理好汉王刘邦的诏令与战场军队统帅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一做法也必定使得韩信更加遭到刘邦的猜忌而终至被杀。

麦克阿瑟的解职
1951年促使美国总统杜鲁门解除在朝鲜半岛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之职务的直接导火索是后者要求前者批准动用核武器，而杜鲁门只想在朝鲜半岛进行一场有限战争以其能够在控制朝鲜半岛的同时又可以避免同苏联甚或还有中国直接兵戎相见。杜鲁门的这种想法无疑是很理性的，因为这样美国人就可以在朝鲜半岛将战争成本降至最低、同时获取最大的收益了。在朝鲜的美军贯彻了杜鲁门的意志，尽管美军动用了一切可以运用的高科技武器但始终没有动用核武器，可是，杜鲁门的如意算盘仍然落空了，美国人所进行的这种有限战争的确没有招致苏联直接出兵，可是同属于东方阵营的新兴大国中国却令人意外地出兵了，中国军队在陆上的顽强战斗能力迫使美军从朝鲜半岛北部退回到中部并从此再也没有向北取得大规模的进展。如果杜鲁门能够从一开始就认真听听身处战场一线的联军统帅的建议，那么就算他仍然决定不动用核武器而美国人从一开始也能够以无限战争的心态与投入在短时间内迅速占领朝鲜全境并稳固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那样无论苏联还是中国就都没有出兵的机会了。然而，杜鲁门却拒绝或者从一开始就不愿意考虑军人的意见，和他的前途罗斯福总是喜欢在白宫遥控欧洲和太平洋前线的战事一样，杜鲁门只相信他自己所相当然地认为可靠的决策。

为什么到了现在仍然有许多政治家仍然拒绝听取军人们的意见呢，难道其他人会比军人更懂得军事政策的具体执行难度或者可以代替军人来执行军事政策吗？既然没有人可以给出肯定的回答，那么他们就不应该鄙弃军人们的建议而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的纸上谈兵是很高明的。

一些人又反驳说，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无论决策对错与否军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可是如果你能够在决策之时仔细听取军人们的意见而尽量减少决策的失误之处，那么军人们在执行时也就会更加有效力，这样不就更加有助于你的决策的执行了吗？

万变不离其踪，把握了事物的本质与共性就不会被它们千变万化的现象所迷乱，石块、木棒、刀枪与核弹的实质都是武器，“用美国空军前参谋长柯蒂斯﹒勒梅（Curtis LeMay）的话来说就是，核弹‘只是另外一种炸弹而已’”，这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国家间的军备竞赛或者说激烈争斗程度的加深乃至白热化趋势也并不因为某一或几个核国家或者正在谋求成为核国家的存在与变化而逆转。

我的看法是，适当地聆听一些军人的想法并不是什么坏事，没有谁能够比作为军事力量主体的军人有着更加切身的经验和感受来对军事问题进行思考了。一个国家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中保持一定比例的军人决策参与者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如果全由文人政治家们来进行决策，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会将文人们所固有的纸上谈兵之类的缺点带入决策机构，而且假如决策者全都不懂军事却显现出很精通军事的样子，那样的决策结果只会贻害军队。一些文人谋略家们相信只要施展巧妙的外交手腕就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可是军人们则必然知道必须通过坚决的军事行动才能真正促使敌国放弃其原来的意图。政治家们在安全的决策室内安危地做出军事决策，而军队却在真正的战场上厮杀，如果前者拒绝听取后者的想法和建议，那么除非他们的决策是正确无误、完全符合于实际战场情势，否则身处战场上的军队贯彻执行错误军事决策的结果就只能使自身遭受巨大的灾难。

实际上只有通过军事行动才能解决的问题而政治家们坚持要用其他途径来解决，实际上应当出战的时候而政治家们坚决不允许出战，战机已经丧失了而政治家们又强制军队必须出战，迫切需要在战场上做出紧急的决策而一定要经过政治家所召开的会议来解决，这些都是他们错会了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关系而贻害军队的情形。17至18世纪法国的君主路易十四就常常坐在巴黎的宫庭内对边境的战事进行摇控指挥，结果身处前线的法军总是败多胜少，因为路易十四在绝大部分时候根本不了解实际战场情势而只是想当然地进行决策。

陈汤矫诏出兵匈奴
战场上的情势瞬息万变、战机也常常是稍纵即逝，军队统帅如果不能够享有充分的战场决策权而处处要请求背后的政治领袖，那么这请示的过程本身就是在贻误战机。

在东汉王朝的元帝时期，西域的匈奴郅支单于因为汉朝援助了与他争权夺位的匈奴另一支呼韩邪单于而对汉朝产生怨恨之情。郅支单于假意向汉朝表示愿意归降并请求汉朝派人护送其在汉朝都城长安的质子返回匈奴，但是当汉朝使者将其质子安全送回匈奴后，郅支单于就立即杀死了汉朝使者以示对汉朝的不满，在此后汉朝多次派遣使者要求送回被杀汉使的尸首但是要么被拒绝要么被囚禁。这时的汉朝尽管仍然是天下第一大国，然而却对进行大规模的远征活动失去了兴趣。郅支单于自知杀死并侮辱汉朝使才极有可能遭到汉朝大军的抱复因而带着他的部众远走到距离汉朝更远处的康居之地。到达康居之后，郅支单于凭借着其部众强悍的战斗力而连续击败并吞并了附近归附汉朝的几个西域国家，郅支单于自以为距离遥远而汉朝不愿进行长距离的远征行动因而放松了对汉朝的警惕，郅支单于自信汉朝不会讨伐他的另一个原由在于汉军的机动性能远不如他的匈奴骑兵的机动性能因而他完全可以在汉朝出兵之后就凭借着高机动性能而撤离到更加安全的地带。

这时，任汉王朝西域都护使的是甘延寿，副使则是陈汤，陈汤本人根据历史记述是一个比较贪财的人，但是他确有着非凡的军事才能。陈汤见到郅支单于对汉朝放松了警惕，于是便请求甘延寿同意出兵袭击郅支单于以求一战解决边疆隐患问题。然而甘延寿却坚持要将请求送到长安交由朝廷来进行决策，陈汤则争辩说他知道汉朝廷的决策模式、群臣在朝廷上议论不决、必然有支持的和反对的，如果任由他们商议不决而汉朝将出兵的消息必然会传送到郅支单于那里而降低袭击成功的可能性。尽管甘延寿坚决不同意私自出兵，但是陈汤却趁着甘延寿生病之机假造皇帝诏书以调集西域屯田的汉军和周边归附汉朝的各国联军准备远征盘踞于康居的郅支单于，并且当甘延寿试图阻止他这样做时陈汤甚至以拔剑相威胁逼迫前者同意出兵。矫诏出兵等同于欺君是要满门抄斩的，而甘延寿无奈只得同意出兵，于是他们两人便带着临时召集而来的四万联军直奔郅支单于盘踞的康居之地。郅支单于根本想不到汉朝竟然会远征他并且来得如此之快，他放弃了撤康居逃避到其他地方的打算因为附近的各国都派出了联军参与讨伐他的汉朝大军，于是他便命令士兵守住城池以等待汉军疲惫之后自己退兵。对于汉军来说，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汉军很快包围便攻破了土城的外围，郅支单于退守土城坚守，这时在汉军的外围突然出现了总数约1万人的匈奴援军，他们全为骑兵并且均分为10队向围困土城的汉军发起冲击，然而汉军阵地防守严密并且组织起有效的反冲击而终于将匈奴援军击溃，与此同时汉军向土城发起强攻并斩杀了郅支单于。

当汉军准备出发的时候，甘延寿与陈汤便联合向汉元帝上书表明立即征伐郅支单于的必要性和他们不得不这样做的无奈。尽管如此，当二人带着汉军凯旋的途中，他们接到的不是汉元帝褒奖的命令而是从长安前来的执法官以贪图财物的理由要将陈汤拘捕，陈汤向汉元帝上帝称自己打了胜仗不仅没受到奖赏反而要被拘捕实在太不公平，于是汉元帝便取消了拘捕陈汤的命令。在陈汤回到长安之后，朝廷中的一些大臣反对奖赏他称陈汤尽管取得了不凡的战绩但是却矫诏在前因而要功过相抵不予赐封，另一些大臣则陈述陈汤此次出兵的艰难和非凡成就因而应当获得赐封，汉元帝最终同意了后者的说法赐封甘延寿为义成侯、陈汤为关内侯。但是，陈汤在此后却因为此次征战的经历而长期被汉廷所冷落，甚至于后来一些大臣们旧事重提而几度想要致他于死地。

青州兵
公元192年，在与曹操作战中失利的青州黄巾军归降曹操，这支黄巾军连同其随军活动的家眷共计有100万人，而其中只有30万人可以投入作战。曹操接受青州军投降后，将这30万可以投入作战的黄巾军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精壮之士统编为由他直接统属的精锐青州军；一部分体力逊于精壮之士的则派发给田地令其屯田从事农耕；第三部分较弱的则直接溃散协助屯田。在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进行决战之时，他亲自统属用于作战的军队只有2万或者依照《三国志》的记述只有几千人，对此，注解者裴松之质疑称当时曹操的军队不可能如此之少，即便是征战损失太多，而三十万青州兵也不可能损失如此之快。然而裴松之却只注意到了曹操受降时的30万数字却并没有仔细考究这30万人中间也有强弱、老幼之分而不可能全部编入曹操麾下。

当曹操刚开始接收这支青州兵时，他一定为自己得到了一支战斗力强劲的部队而兴奋不已，他并没有设法将这些青州兵拆编到原有各部的建制之中，而是允诺将青州兵设置为由他亲自统率的一支独立的战斗部队。但是，此后，这支青州军在曹操征战过程中的表现实在是很糟糕，他们要么为了劫掠财物而纵淫烧杀要么面对强敌不战自溃，以致于曹操本人也曾因为青州兵不肯奋力作战而差点被敌军所擒获甚至杀死。自此以后，曹操对青州兵始终保持着一种宽容的态度，但是却下定决心不再依赖青州兵作战了。

在此一例子中，曹操接收青州兵降卒，他的军事力量本可以因此而变得异常强大，但是他却没有很好地消化掉这支纪律性原本就很差的流寇式部队，结果反而因此几度遭遇险境。由此可见，军事力量的产生自有其本身的规律性，而不是单纯的数量上的增加。

政治家与战争
传统的看法是，规划战争任务是政治家的事情，而如何作战则是军队统帅的事情。对于伦理学家而言，战争是恶魔，而在政治家眼中，战争则被视作为一种可以选用的有效工具。
我所掌握的政治知识及战略思维越来越促使我对于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一命题提出疑问。这句话绝不等同于说军事是政治的仆从，二者之间的合理关系能且只能是被领导与领导关系，即政治领导军事，是属于同一类型（国力构成）的次序关系。所以说将战争完全委托于军人或政客的做法都是十分危险的。  

当人们作为孩童时经常动手打架，只是因为受原始的冲动所驱使，而当变为成人时，打架与否以及怎样打架、需要付出的个人成本以及对自身的影响都被用理性化的思维进行过滤。打架显然已经成为了人们追求特定目的而使用的理性工具，战争也是这样的。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绝不过分，战争是经过政治驯化了的野兽。而这头野兽的狂暴行为的发生已经不受至少是不再取决于其原始兽性的支配，而是在政治家的理性思维中成为满足其政治诉求或击垮对手的一枚棋子。政治性不是战争的天然属性，而战争的发展由于人们对于其政治性的理性赋予而越来越适应于国家需求，孙子、克劳塞维茨都是强调战争是政治事件的思想者，这也都是为什么后人对其备加推崇的缘由。

新式武器的出现并没有改变战争的本质，冷兵器时代是两军之间面对面的刀戟拼杀，而热核时代则是双方远距离的火力交锋。战争是双方间的实力碰撞，而谋略则是规划各方实力碰撞方式的思维。


战争应当以获取胜利为根本目标，那是军人的纯粹想法，战争服从于政治需求，这一论断仅仅揭示出了战争的一个方面，战争的真正构成出自于赤裸裸的暴力运动以及隐藏在其后并始终支撑这一暴力运动的政治系统的动作，而政治的深层作用则要归功于大战略的有效运用。

兵圣孙武说“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意即没有长期用兵而能使国家不衰败的。这个论调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假设的前提之上的，即战争是对于国力的纯消耗过程。不容置疑，战争一定会消耗国力，但是，国家既然发动或被迫接受战争，又显然有其有利的一面。美国自建国以来的200多年间，连续进行了80多场战争，虽然在这期间它的国力损耗不小，但人们看到的，更多是美国国力的逐渐强盛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至今已稳坐世界霸主的宝座。这并不是什么例外或特殊的情况，其中有一种必然逻辑在起作用，其实在《孙子兵法》的作战篇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在美国人的眼中，战争被当作了纯粹的牟利工具，他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且确实也收到了积极的效果，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对于美国石油等战略资源的以及未来战略格局的贡献就要远远大于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所造成的损伤。

将战争置于政治的领导之下这是基于行为主体的性质而言的。但是，如若在此过程中过分强调政治的作用，则常常又会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因为在克劳赛维茨的思维框架中，军事总是要被预先置于政治设计之中而反为达成些设计目的，但政治与军事毕竟是两码事，如果轻视军事对于政治的牵制作用，例如军人明明打了胜仗而政府却偏偏要以失败者的姿势求和，则是被认作为不明智的，另一个例子是，很多政治家为了照顾民众的政治感情而极力避免对于军事的使用，这显然是不恰当的作法。政治与军事之间至少是战争时是一种互动关系，再深层次才是所谓的领导与被领导或服从与被服从关系，太注重深层次也不是什么聪明之举。

现在那些崇尚谋略的人强调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将不在于勇而在于谋，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一个国家只需要征召一个兵员然后集中所有精力对他进行高密度的军事训练，但国防难道是仅凭一个精兵就能够保障的吗？过分夸大质量反而忽视数量的作用，这与只关注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做法并无质的区别。

数量承载质量、质量依托于数量而存在并发挥作用
数量承载着质量及物体的运行规律，没有数量，其他一切方面就都不会存在。这并不是说数量就比质量和其他方面的要素更重要，而只是说明数量是必不可少的和绝不能忽视的要素。

数量与质量之间不是数目上的相同关系，而是对于整体军事效能共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数量太少，而质量所赖以承载的要素就会很少，尽管质量可以因此而得到相应的提升，但是由于承载质量的单位太少，因此综合下来的整体军事效能就会下降。

数量过多，反而会制约着质量的提升，因为有限的精力与资源不得不因此而分散到众多的单位之中，而使得每个单位所受到的质量方面的平均关注减少。

以为军事力量的产生就是单纯的数量的增加，由此而竭力扩充军队的数量，这种做法就和拔苗助长没有什么两样了。相同数量的军队，集中编制成一个集团军进行作战与分割成各自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三个师进行作战其实际作战效能是不尽相同的。但是，如果军队被分割太过多的独立作战部分而其实际作战效能也会不同。

如果使加拿大这样人口基数只有3000万的国家维持着一支500万人规模的军事力量，而它的国家发展必定会因此而遭到削弱，可是如果要让中国、印度这样人口基数超过或者接近10亿的国家像加拿大那样只维持着一支5万多人的常备军的话，那么这两个国家甚至连维持国内正常社会秩序的能力都没有。像朝鲜这样封闭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却穷兵黩武地维持着规模多达300万人的军事力量，而其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就不避免地因此而被滞后了。可是像美国这样军事技术、战备水平世界一流的超级大国，其人口基数超过3亿，因而也不得不维持着一支规模多达150万的常备军。如果说质量比数量更重要或者数量的作用完全可以由质量来替代的话，那么像美国这样军事力量水平如此之高的国家就不会像中国、印度那样维持着规模超过百万的常备军了，甚至于它也完全可以像加拿大那样只维持着一支人数逾5万的常备军即可，可是事实上它并没有这样做，由此可见美国人并没有忽视数量的作用。俄罗斯的人口基数超过1亿，尽管它的领导人知道如果像朝鲜那样维持着远远超出其国家承受能力的庞大的常备军必然会拖累国家的发展，可是它也仍然维持着一支人数超过百万的常备军，要说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水平就算不与美国并驾齐驱也至少是世界排名第二了，可是它也并没有因为其质量的提高而忽视数量的作用。正是因为仍然重视数量的作用，所以才决定了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战争中其所使用的是与伊拉克军队规模等同的70万联军而并非是70个人甚至是7个人。

冷战期间尽管进行核竞赛的美苏两国所拥有的核武器据称都足以单方面毁灭地球若干次了，可是这两个国家却没有因此而停止增强核武器的数量，因为在技术水平既定的情形下数量越多而其优势也就越明显，而且即便是最终获取优势的美国人在技术上寻求到了更大的突破从而压倒了苏联人，可是美国人压倒苏联人的那种技术优势也并不是凭借一个或者两个数量的新的核装备来单方面拖垮苏联的而是在它将新的核装备数量扩展到足以压倒苏联旧有的核武器问题优势时才真正赢得了冷战的胜利。

绝对数量是指一个国家内部所能动员的全部兵力数目，相对数量是这个国家现有军事力量的人员数目。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所具备的兵力的绝对数量总是大于相对数量，但是假如这个国家雇佣了大量外籍士兵而它的兵员的相对数量就可能会比其所拥有的绝对数量更大，17世初瑞典的古斯塔夫斯大王就以雇佣的形式在德意志境内保持着一支12万人的大军而当时瑞典国内300万的人口很难动员起如此之多的兵力。

后勤部门的根本职能是创造军事力量，而为军队系统供应各种物资则是通过提供创造军事力量的原材料来使其内化为各个军队机构的内在力量。

国防教育并不直接为国家创造军事力量，但是却为国家更好地创造军事力量打下了思想基础。人们常常说知识就是力量，这话在逻辑上根本有问题，知识不等于力量，知识只有通过实际的转化过程才能变成力量，国防教育教授给国人的是军事知识，这些军事知识并不等同于军事力量本身，而只有通过实际的转化过程才能够形成为军事力量。正是因为这样，我在此才将国防教育列入军事力量的产生这一环节，其意即为国防教育是构成军事力量的基础条件之一。

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处于军阀混战的年代里，由孙中山主持创办的广州黄埔军校在进行军事教育的同时将政治理念与政治目标作为同等重要的教育内容，结果是为后来的国民党及共产党培养出了各自政治信仰坚定、军事才能突出的众多高级将领。而与同时代其他军阀统治下的军官学校教育模式只管教授军事技术、学员接受军事教育只为在军队中谋取一官半职的情形相比，黄埔军校所培养出来的学员其战斗力在1925到1927年间以一对十的胜利的北伐战争中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