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缅国民党残军纪实——江程浩 （序）九死一生立足异域

逃缅国民党残军纪实：九死一生立足异域
博客：江程浩 2009-05-06 16:55



　　　　1950年1月，国民党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自昆明撤退后，已经毫无再战之心，在陆军副总司令汤尧的率领下一路向南溃逃而去，解放军以第十三军以及第三十八军两个师的兵力，在四兵团司令员陈赓的率领下奋起直追。在南逃的路上，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又被编为第八兵团，汤尧为司令官。到2月19日止，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先后在云南河口县红河岸边和石屏县元江两岸基本被全歼。第八军二三七师第七0九团800余人，在少将团长李国辉率领下逃到滇缅边境。解放军第十三军三十八师副师长吴效闵率两个营终于在中缅边境南峤县打洛镇追上了这股国民党在大陆最后的武装力量。
　　　　这天清晨，李国辉站在草草挖好的简单堑壕里，双眼布满血丝，将军服上满是尘土，早已失去了原来的颜色，他手提一枝压满了子弹的美制汤姆冲锋枪，望着前方一百米处象影子一样一路追击而来，装备精良，士气旺盛的解放军部队。解放军身后是广阔的祖国，而他身后一百米开外就是陌生的缅甸国土，附近山坡上是衣衫褴缕饿得东倒西歪的军官家属和他们的子女。他的部队一路狂逃不止，完全失去了与解放军作战的毅志和能力，而且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认真吃过一顿饭了。
　　　　解放军并不是不能打，眼前这股国民党残军实在不值得一打。对这样拖儿带女的一小股国民党军队大开杀戒算不上英雄。解放军的目的非常明确，是想招降李国辉这800多人，为国共两党之间这场打了近四年的内战划上一个最圆满的句号。也为李国辉带着的那些妇女和儿童留一条活路。李国辉作为一个军人，他已经逃到了可供他逃跑的最后绝地，再向南逃出一步就是别国的土地了。但李国辉还是不想投降，他不并不是为了那个他曾经为之奋斗了半辈子的“党国”。尽管国民党军队在与共产党军队的作战中一败再败，几乎就没打过几场象样的胜仗，作为战败的一方，他不想让对手胜得太完美。
　　　　李国辉：生于1910年，河南人，初中文化，行伍出身。原为第八军青岛留守处中校营长。第八军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灭后，于1949年1月在青岛重建，李国辉任上校副团长，并一路南撤到云南，与二十六军一道驻防昆明。在从昆明南撤途中李国辉被任命为第二三七师第七0九团少将团长。
　　　　就在一年之前第八军在青岛重建之时，抗日名将，第八军军长李弥曾经为第八军的新生寄予了新的希望，那时李国辉也曾经热血沸腾，想为党国再浴血奋战一次。可没曾想到那些衣冠楚楚将星闪烁的高官们在随后与共军的作战中竟然毫无勇气可言，一触即溃，被俘的被俘，投降的投降，剩下的纷纷以各种名义离开了部队，只有这800余人跟随他李国辉一路逃到这里。他知道，去台湾已经不可能了，要想不被解放军最后消灭，剩下的只有唯一的一条路——退入缅甸。站在李国辉身边的是李弥的贴身护卫，山东大学毕业生邓克保。这个只有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也带着自己的大学同学兼妻子——政芬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安然、安岱。
　　　　1950年3月9日。李国辉带着这支国民党在大陆最后的武装部队越过边界，毫无生息地遁入了缅北茂密的大森林中。邓克保以他坚持了多年记日记的习惯，记录下了这个令他终身难忘的时刻.........
　　　　虽说是边界，但在边界的那一边却是出奇地宁静，没有边防检查站，没有对方的军队，没有警察，甚至连一个人都没有。残军最初以为会被缅甸边防军拒之门外的担忧倾刻间被寂静如死一般遮天敝日的大森林的恐怖取代了。残军象一群没头苍蝇似的，一个劲地往森林深处猛钻。巨大的树木，压得人连气都透不过来，阳光偶尔从树木的缝隙中透出的一丝光线，象一枝利剑从空中投射下来。猛兽象影子一样就在不远处的森林跟随着，用饥饿的眼光窥视着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地上被腐烂的枯枝败叶盖了厚厚的一层，亚热带时不时倾盆而下的大雨使脚下的土地浸饱了水，似乎没有一块地方是干燥的，一脚踩下去，黑色的污水就会在脚边冒出来。
　　　　走着走着，人群中一个弟兄无缘无故地倒下去。当同伴们解开他的衣服才发现，他身上已经挂满了象手指一样粗的马蟥。也不知道这些马蟥是什么时候爬到他的身上，自己竟然毫无察觉，直到马蟥把人的血吸干最后因失血倒下为止。当大家都把自己的衣服解开才发现，每人身上都这样掛着多少不等的马蟥。把马蟥清除掉以后惊恐之余的残军又继续往南狂逃。累了就在枯叶上草草睡一会儿。哨兵被野兽拖走也没有人去理睬，每一个人的精力和毅志都达到了行将崩溃的极限。
　　　　进入原始森林的第六天，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射来一枝毒箭，一个弟兄一声没吭就仰面倒在地上。当残军惊恐万状地定下神来，他们看到了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一块林中空地上，一个数十人的食人部落，围着一根巨大的木柱，这群人不论男女身上几乎都没穿什么，只是在下体用一些树叶遮住最私密的地方。柱子上用藤条绑着一个人，那人的头无力地垂在一边，也不知是死是活。旁边是一堆燃烧得很旺的熊熊大火。一个土人用一把锋利的尖刀在对柱子上那人进行开膛剖肚。残军们不想招惹是非，更不愿意再去多看一眼这个野蛮残忍的场景，对着时不时露出一点的太阳光，只管朝南走去。
　　　　就这样整整走了十二天，终于看到了一块比较广大的林间平地，平地中央有一个不大的村子。而且听到了狗的叫声，这仿佛是从文明社会传来的天赖之音，残军上下无不欢欣鼓舞。
　　　　李国辉派人进村侦察。侦察人带回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村里有部队，而且是自己人。听到这个消息，人人高兴得热泪盈眶几乎喘不过气来。
　　　　此村叫小孟棒，是缅甸东北重镇大其力管辖下的一个村子。先于李国辉部抵达的是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九十三师二七八团残部，约六百人。为首的是副团长谭忠。谭忠得知李国辉部到来，自然也高兴得不得了，马上把李国辉部接进村里好生款待。
　　　　谭忠：生于1901年，少将军阶，广东兴宁人，广东西江讲武堂和南京中央军校高级班毕业。早年追随孙中山，北伐战争时期就当上连长，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任第十九路军团长时，因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失败被撤职。1948年2月第二十六军在云南编成，谭忠为九十三师二七八团副团长驻防滇南边境之景洪、孟海一带。1950年1月元江战役后，二十六军基本被歼灭，驻边境附近的二七八团团长罗伯刚在部队中收缴一批枪枝卖给当地马帮，借口去为部队找出路离开了。谭忠带着二七八团残余的600余人退入缅甸。　
　　　　真是上天有眼，李国辉部到达的时间真是太及时了，再晚一天，谭忠就要率领所部进入泰国。小孟棒距泰国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谭忠打算去泰国找国民党驻泰外事部门，联系去台湾的办法。狼狈不堪的李国辉部正巧赶在谭忠部离开之前一天钻出了原始森林。李国辉是河南人，在军队中没有渊源，没有靠山，更没有投机钻营的本事，他在军队服役了近二十年才混了个团长，二十年来，他对国民党军队算是看透了。也许这十二天残酷的奔逃让他太累，也许是官长们在失败的时候都纷纷把手下弟兄抛弃掉逃到台湾享福让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这几个月来李国辉似乎想明白了一个问题，台湾是不能去了。
　　　　深夜，一盏昏暗的油灯照着这两位残军首领的面庞，屋外的风吹得简陋的屋子嘎嘎作响。沉寂了很久以后，李国辉猛然拍了一下棹子。怒吼道：“反正台湾老子是不去了，那么多的达官显贵挤在卵子大的台湾岛上，哪里有我们这些人的位置！这里离大陆家乡不远，又是三不管的地方，正好打游击，一旦时机成熟，说不定什么时候还可以打回家乡去。即使要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家门口。”
　　　　谭忠也赞成李国辉的意见：“从今以后，你当总指挥，我当副的，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扎下去，就凭我们这一千多号人，只要有枪，老子就不相信找不到吃喝，养不活弟兄们。”
　　　　事情就是这样决定了，也就是这样开始了。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支千余人的残兵败将，注定会在这个三国交界的地方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来。李国辉、谭忠两人决定要在这里打出一面名正言顺的旗帜，于是“复兴部队”的旗号打出来了。李国辉任复兴部队总指挥兼七0九团团长；谭忠任复兴部队副总指挥兼二七八团团长，总指挥部就设在小孟棒。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一面青天白日旗从小孟棒的土地上升起来，嘹亮的军号划破了小村的宁静，军人们向旗帜行举手礼，这个时候，残军的男男女女都泣不成声。
　　　　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复兴部队终于又恢复了生气。一天早晨，小孟棒的村子里传来婴儿的哭啼，李国辉的妻子唐兴凤生产了，而且是个儿子。自从在昆明怀上这个儿子以后，唐兴凤就跟随李国辉一路狂逃，吃了多少苦头，受了多少惊吓，原以为这孩子会保不住的，没想到竟顺利出生了。这可是个大大的吉兆啊，预示着复兴部队将会添丁进口，发展壮大。预示着复兴部队有着很强的生命力。电台也修好了，复兴部队向台湾发出了最真诚的电报。回电来了，就六个字：“你们自谋出路”！李国辉看后大骂译电员是“饭桶”。绝对没有译错，就是“你们自谋出路”。译电员满肚子委曲。
　　　　冷静下来的李国辉也清楚的知道，这六个字是不可能译错的。明明白白就是台湾把这批孤悬海外的党国义士彻底抛弃了。“台湾不要我们了”，绝望之情一下子笼罩在残军所有人的头上。一个满身是伤的孩子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母亲的下落。但母亲却冷漠地关上了家门，不要他了，实在太残酷了。原来是自己不想去台湾，没想到台湾压根儿就没打算收留他们。
　　　　绝望是最大的悲哀，但有时候绝望又是一种力量。他可以让人振作起来，用自己的力量为自己的生存进行最后的拼杀。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只能靠自己了。必须要与周边搞好关系，避免冲突。如果一旦产生冲突，现在要跑都没了地方。李国辉给部队下了一道死命令：不得骚扰百姓、不得强奸妇女、不得强要东西、不得强买强卖、违着严惩不殆。李国辉还与当地土司头人结拜了兄弟，土司头人家添了人口李国辉也会带上点礼物前往祝贺。
　　　　李国辉把部队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开荒种地，伐木盖房。另一部分投入马帮运输，经营生意，第三部分加紧训练，招募新兵，以备不测。李国辉在战场上撕杀数十年，他知道只要有枪就没有办不成的事。这地方有种鸦片的习惯，贩运鸦片这事来钱快。李国辉就用武装为贩运鸦片的商贩押运。现在他可不管什么鸦片不鸦片，生存是第一位的，什么来钱就做什么。小孟棒的人们生活有了着落，小孟棒的生意也开始扩大，小孟棒的部队在逐渐扩大。
　　　　很快残军就扩充到了近三千人。来投奔残军的人五花八门，而且也绝非都是反共义士。有附近的华侨子弟，有远征军的散兵游勇，有失败的生意人，有地方上的地痞无赖。李国辉把这三千人再次进行扩编，又扩编了三个独立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一个搜索大队。
　　　　独立第一支队支队长：张伟成。
　　　　独立第二支队支队长：蒙保业。
　　　　独立第三支队支队长：石炳麟。
　　　　特务大队大队长：陈龙。
　　　　搜索大队大队长：马守一。
　　　　残军终于在缅甸北部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站稳了脚跟。

最近关于缅甸的话题很热，有必要温习下中缅间这段往事。

看到这个帖子，想起了老军盟。
叙归叙旧，毛病还是要说的：这个系列里有些比较明显的问题，原因是选取材料有些不当。期望看到更正版。

其中第十三章：南国妖妇，美艳的罂粟花 应为第十九章。

（一）

在金三角这个森林密布，河流纵横，人烟稀少，现代文明不太发达的地方，宁静的空气不知道延续了多少年。善良温和的当地人民千万年来过着刀耕火种，清静淡雅，与世无争的生活。树林长了又倒，倒了又腐，然后又有从腐树底下重新长出新树苗来再次重复这一切。没有人知道这样简单的重复持续了多长时间。让人觉得在金三角这个地方，时间似乎都凝固了。只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日本人来到过这个地方，让当地人知道了人间还有枪炮和用枪炮作为杀戮的工具。

自从1950年2月，那一群在遥远的中原那个杀戮无数的地方战败了的中国军人象一群没头苍蝇一样闯进这一片丛林以后，这里的平静就被彻底打破了，金三角再次响起了现代文明的枪炮之声，有了人与人之间大规模的残酷对抗。从此使这片广阔的丛林有了思想，有了意志，有了没完没了的争端。于是人们这才发现，原来早已在这片丛林之中循环往复涮来涮去不知多少次的大雨和着强劲的狂风，竟是如此的充满着凶险。如此不知疲倦地年复一年搅乱着这个地方人们的生活。使金三角周围数个信奉佛教的善良国家，在动乱和恐惧之中渡过了二十多年。


时间走到了公元1987年，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似乎对战争和争端已经厌倦，金三角没完没了的动乱也快要走到尽头了。这一片经常被大雨和狂风覆盖的地方，大雨也平静了很多。江河里的水流带着从上流冲涮下来的枯枝败叶，残花落果，无声无息地向远方流去。

当年指挥解放军越境打击逃缅国民党残军的秦基伟中将，已经升任上将，并担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这一要职。1987年，秦基伟率团访问泰国。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与泰国方面会商的结果。秦上将访问泰国过后不久，泰国政府即宣布：“居住在泰国北部清迈府的原国民党军队将从1987年底开始向泰国政府交出所有枪枝，四年之全部交完。”按照这个进度，这一群被当地人数十年来固执地叫做“九十三师”、在大陆军方被叫做“逃缅国民党残军”的中国人将于1992年最终实现非武装化。也就是说，他们拿惯了步枪的手，终于感觉累了，疲倦了，厌烦了，想到要放弃了。

最权威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军区于1988年公布的一条声明：

“至1981年，鉴于境外国民党残部同台湾当局在组织上已无隶属关系，残部人员大多数在泰、缅边境安家，取得当地居留证，从事生产和经商，有的人已经加入外国国籍，不再危害祖国。根据中央和总政治部指示，停止对这股武装的工作。”

（二）

到1992年，这支没有国籍，流落在泰国北部的中国人包括他们的妻儿后代已经达到 六万人之众。其实在枪林弹雨中走过了艰难的二十多年的残军新一代年轻人早已对残军视为生命的枪枝失去了兴趣。他们长大以后纷纷走出大山，走向泰国的各大城市寻找自己全新的生活，还有很多人去了台湾。因为历史的原因，他们多半把台湾当成了他们的国家。那里有他们父辈的许多朋友，有与他们一样的文化和语言，有与他们一样的生活习惯。他们向往那里，认为那里就是他们的归宿。令人遗憾的是，那些去了台湾的残军后代们根本得不到台湾当局的认可，被作为外来人拒之门外。即使进入台湾的也只能做些最下等的事，还要受到台湾本地中介的层层盘剥。这些可怜的天涯沦落之人内心之苦可以向谁诉说！


留在美斯乐的人仍然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是中国人，但却住在泰国的国土上，他们是泰国居民，但却不能享受正常泰国人的待遇。现在他们仍然为了要赢得泰国政府和人民的容留而做着努力。在美斯乐村里挂着这样一块牌子，上面写的四点内容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切：

1、我们要尊从泰国法律，服从国家命令。

2、我们要以生命来爱护和保卫我们的生存的国土。

3、我们要忠诚拥戴当今皇上陛下和皇族。

4、我们要以身体和生命保护皇上和宝座。

但是，从这块牌子上面却看不到“我们是泰国人”这句话。


看了这块木板上写的内容，人们不禁要问：

“这些都是中国人写的吗？”

回答是：“是中国人写的！”

“他们现在已经是泰国居民，但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原本放在心里的东西写在木板上，挂在外面呢？”

回答是：“让泰国人放心。”

“泰国人为什么不放心？”


回答是：

“因为我们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强大的部落。我们打败过金三角任何一支武装力量。”

（三）

在残军居住的美斯乐村，泰国政府为了尽快同化这些顽固的中国人，规定在美斯乐的学校必须以教授泰文为主。可是这批中国人却从来没有把泰国文字当成自己的母语。中文仍然是这里的第一语言。美斯乐的人都说中文，用中文。学校的里的老师虽然贫困，但仍然执意以中文来教授这些中国人的后代。

段希文创办的“兴华学校”是美斯乐最大最完整的中文学校。里面设有中学部和小学部，有中国老师三十多人。小学部的老师月工资是六百泰铢；中学部的老师一千泰铢。这样的收入仅相当于曼谷市里扫大街的清洁工的月工资，属于泰国政府规定的贫困救济线以下。但十多年了，这些中文老师却仍然固执的守在这里。并把美斯乐的下一代一批一批地教育成长，让他们有能力考入台湾一流的大学，有机会走向世界上最好的研究院去工作。

走进美斯乐村，贫困和残破的景象比比皆是，在叭当战役和考牙山战役中受伤至残的军人在美斯乐仍然可以看到。他们虽然每月得到泰国政府发放的一百五十铢（相当于人民币六元）抚养费，但这点钱连买回当月的口粮都还不够。穿着破旧衣服，说着一口流利云南官话的小孩在美斯乐随处可见。他们是美斯乐的第三代，他们个个都明白地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家乡在北边的大中国。


残军最后的领导人雷雨田将军仍然住在美斯乐，他也有老长官段希文的风格，那就是与五军的弟兄们同甘共苦，犯法的事不做。他的部下虽然已经没有枪了，早已不成其为军队，但人们仍然把他称作“军长”。在美斯乐，雷雨田仍然是说话最有影响力的人，美斯乐村里的任何事都要得到雷军长的同意才能进行。

1993年，已经七十有六的雷雨田将军，以海外华人的身份携夫人朱云芬女士回国探亲，馈赠朋友的礼物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雨田牌”茶叶。人们问他回到云南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他说：

“看到云南经济发展，人们生活安定，社会富足，这就是我最感兴趣的事。”

人们最后一次看到残军第三军军长李文焕是1983年。当时李文焕先生害着严重的风湿症，连说话都有些困难。当时他住在泰国清迈自己豪华的住宅中。第三军的事他已经管不着了，儿子又不成器，是出了名的纨裤子弟。这也许与李文焕个人的品行不太好有直接关系。

（四）

自1966年大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大陆有许多知青偷偷地越境来到金三角，据说当年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跑到金三角去都是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支援缅甸无产阶级革命”。当时缅甸共产党闹得很凶，可是经过数十年的风云变幻，缅甸共产党也在历史的大潮中几番起落最后消失在缅北那片无边无际的丛林之中。可怜那些怀抱一腔热血的知识青年，死的死，亡的亡，剩下的一少部分也来到美斯乐这个中国人的聚落，当起了中文老师。


残军九十三师元老吕维英于1988年回到云南定居，令人想象不到的是，昆明军区敌工部长程光明大校的妻弟是吕维英的儿媳妹夫。六十年代初，解放军越境打击作战结束以后，程光明奉命将吕维英在滇缅边境生活的傣族妻子刀友梅女士秘密送到“指定的地点”让其团聚。这不能不说是大陆共产党对国民党人士至仁至义政策最好的体现。

吕维英于1992年于云南去逝以后，葬于云南昆明北郊筇竹寺附近的玉案山上。立碑人有吕维英与刀友梅女士的后代二十六人，还有吕维英的原配夫人李淑媛女士。

残军所有重要军官中，只有接替吕维英担任第一军军长的吴运暖至今下落不明。这位毕业于黄埔军校的海南籍少将军长，跟随残军逃到老挝被柳元麟撤职以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过他。

燃烧了二十多年的金三角战火终于渐渐熄灭了。风停了，雨也住了，流水清了，人们都安静了。什么反攻大陆，什么党国存亡，什么枪枝人马，都不重要 ，没人有再想到过要在这片土地上再然战火。

（一）

在泰国北部站住了脚以后的残军，从1964年以后，便老老实实地呆在泰国北部那个偏远的小山村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泰国政府虽然对残军采取容留的态度，但还是对这些不太听招呼的异类行动设置了许多限制。这些限制大致有如下几条：

一、残军部队所有人员均不得离开现在泰国政府限定的地方，只能在呆在原地从事农业生产。


二、残军部队的武装只能用于维护当地治安，一旦泰国政府有事，残军部队必须服从政府调用。

三、残军所有人员不得在泰国境内拥有财产，不得在泰国政府限定的区域以外从事工、商业经营活动。残军子女不享有与泰国公民相同的受教育和就业权利。

如此的限制等于把这一万多中国人软禁在泰国北部那个偏远的山区，成了实足的泰国贱民。为了延续中华文化，使残军的后代受到最基本的教育，也为了残军万多口人的生计，在段希文的领导下，残军自己开办了学校，自己开办了用于生存必须的小型加工企业，又在美斯乐附近地方大力开垦荒地种植农作物。当然，为贩毒的马帮押运这一行是残军无论如何无法摆脱的。 因为这一行来钱快。多年来，残军对武装贩毒这一行轻车熟路，泰国政府想挡都挡不住。所以在泰国北部那个穷困的山区，残军老老小小万余口人，靠着微薄的农业收入和为贩毒马帮押运，总算还是生存下来了。

1966年底至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正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大陆迅速蔓延。全国正常秩序陷入全面瘫痪。台湾方面认为大陆因文化大革命而陷入混乱，正是搞窜犯的好时机。蒋介石和蒋经国先后把段希文和李文焕召到台湾予以接见，以恢复补给为条件，要求三军和五军服从台湾的领导，统一整编。1969年蒋经国亲率台军参谋次长易谨、特种部队司令夏超秘密到达残军住地，了解残军实情。并再次以恢复补给为诱饵对残军进行整编。要求是裁汰老弱，保留精干。并由易谨和夏超任正副指挥。可是两三年来，台湾的恢复补给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且台湾要求对残军“裁汰老弱，保留精干”的要求是段、李二人无论如何不能答应的。

段希文当年之所以没有跟随柳元麟撤到台湾去，正是为了手下这帮弟兄的生存。残军贫困，台湾的补给对于这万多口人的大家庭还说，当然是十分需要的，但台湾对残军的考虑与段、李两位对残军的考虑却很不一样。台湾是需要残军充当炮灰，去大陆搞窜犯，那是要死人的；而段、李二人需要台湾的金钱，是用来维持这个大家庭的生计。所以双方怎么也谈不拢。而且这么些年来没有台湾的补给，残军照样在泰国北部站住了脚。

现在的残军与台湾国民党集团已经基本上不存在隶属关系，台湾期望对残军的整编倒是与现在大陆搞的那种“企业改制”十分相同。残军人员多，包袱重，经营效益差，想对外招商；台湾有钱，看好残军这个企业的前景，想接收过来加以整顿。主要就是想“减员增效”。可段希文、李文焕这两位经理人员对自己的员工有感情，不论老少，都不想抛弃他们的，双方要求差距太大，少不得激烈地讨价还价。


台湾一次又一次的催促段希文和李文焕尽快把统一整编之事明确下来。经过与众弟兄反复商量，权衡得失，段希文和李文焕只能忍痛放弃台湾的整编，并在致台湾的复电中回答了非常简短的一句话：

“谢绝整编！”

1970年元月16日，台湾安全局局长周中锋和情报局局长叶翔再次来到泰北，把段希文、李文焕叫到清莱府密谈，为压他们接受改编作最后的努力。但此时的段、李二人早已对台湾的整编目的了然如心，这就是要把残军那些老弱病残者统统抛弃，把少数能用的收拢起来，然后去为他们卖命，这是残军绝对无法同意的。听了台湾特使滔滔不绝的一通议论之后，段希文实在忍不住心中的愤怒，他嘲笑道：

“这么多年来台湾不发给我们军饷，不供给枪支弹药，我们也过来了。我们在缅甸东部东躲东躲西藏四处逃命的那半年多时间，没看到你们来给我们恢复补给；我们在泰国北部这个穷困的地方为生存苦苦请求泰国政府的时候没见你们来恢复补给；现在我们在泰国这儿好不容易安下身来了，你们却要来管我们，你们太不知趣了。你们以为还像20多年以前那样可以随便发号施令？记住，这里可是在远离台湾数千公里的金三角！我们再也不会相信你们，不会相信国民党！”

周中锋、叶翔之只得悻悻而去。

1970年时的残军段希文与李文焕两部老老少少人口已经达到一万多，而且五十年代初跟随段、李二人到缅甸的那批老人都是五十来岁，能打仗的不多。台湾见实在无法把这支庞大、臃肿而又衰老不堪的部队收编过来，便不再与残军联系。这支脱胎于大陆时期国民党军队的人群，从此彻底脱离了它的孕育者，完全蜕变成一个处于泰国境内中国人聚居的独立王国，段希文与李文焕就是这个王国的两位国王。


（二）




叭当属泰国清莱省府昌孔县的一个村子，四周是高耸入云的山峰，西边为昌孔县，东边是湄公河。过了湄公河就是老挝，有一脚跨两国之称。叭当地势极为险要，山路曲折坎坷，树木遮天蔽日，从县城到叭当一直是爬山，泰国一支反政府游击队1000多人的武装就盘据在这里。泰国军方围剿过二十多年，动用飞机大炮也没有将他们消灭。更为严重的是，最近反政府游击队袭击昌孔县城，将县长绑架押走，并诱捕了清莱省的省长，打死保护省长的警察局长。致使泰国举国一片哗然，大骂军方无能。为此军方最高统帅部决定征调残军来剿灭这支令人头痛的反政府游击队，条件是：如果打下叭当将给予残军所有人员在泰国的合法居住权。为此泰国最高统帅部特派坚塞少将来美斯乐与段希文商谈。

打仗就要死人，但为了这一万多中国人的子孙后代，段希文没有选择。接受泰国政府的调派也是泰国政府容留残军住在泰北的条件之一，他必须接受任务。而且打下叭当就能获得泰国政府颁发的合法居留证，结束残军近二十年漂泊流浪的生活，这是残军老老小小万多人最大的心愿。段希文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这场战斗必须自始自终由残军自己指挥，不能由泰国军方指挥。

由自己指挥还是由泰国军方来指挥那是小事，只要能打下叭当就行。坚塞将军急切地想知道残军打下叭当的时间要多长。因为坚塞担心这支老的老小的小不叫军队的军队会拿泰国政府的军令当作要钱要物要军火的筹码。临来美斯乐之前，坚塞为完成这一使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包括怎样通过居住权的条件来压迫段希文接受这个任务，以及段希文会怎么跟他提条件等等，坚塞都考虑到了。

来到美斯乐以后，面对老态龙钟的段希文和破烂不堪的残军驻地，坚塞将军再一次感觉到了此次任务的艰巨。所以段希文提出的由残军自己指挥的要求坚塞满口答应了，但对于时间限制这个问题，坚塞觉得确实是个非常难以启齿的事。要做到即不能让段希文把时间拖得太长；又不能让段希文以时间这个法码漫天要价，确实非常难以把握。他试探地问道：

“段将军，你的部队用一个月的时间打下叭当够了吗？”


对坚塞来说，“一个月”这个时间是够短的了。这支象叫花子一样的军队在开打之前起码要进行一番必要的训练吧？而且动员其中愿意参战的人员肯定也是一件不轻松的事，然后才是作战过程。坚塞的内心还有一层想法，那就是段希文肯定会对他给出的“一个月”时间进行一番讨价还价。这时他再把时间放宽至两个至三个月之间，这样他段希文就没话可说了。

其实对于坚塞来说，半年能够拿下叭当他都可以算圆满算完成任务。要知道，泰国政府军对这群顽匪可是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进攻尚不能剿灭呀，半年时间对泰国政府和人民来说，实在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期限。

坚塞把“一个月”这个时间说出来以后，以十分谦虚和商量的眼光看着段希文。

段希文沉吟片刻，答道：

“只需要一个星期就够了。”

坚塞听后大吃一惊，头摇得跟泼浪鼓似的。他根本就不相信段希文手下这群人一个星期能够打下叭当，而且认为段希文果然是在有意戏弄泰国政府，想以这个难以置信的时间来跟泰国政府提出无法满足的条件，好让泰国政府放弃对残军的调用。他十分气愤地对段希文说：


“段将军，我是代表泰国国王前来与贵军商量这件事的，请将军不要把如此重要的大事当成儿戏，段将军应该以一个军人的严肃与信用来与我谈话。”

段希文笑了笑：

“坚塞将军怎么就认为我会把泰国政府的要求当成儿戏呢？要知道，本人二十多岁就已经在抗日战场浴血拼杀，三十二岁即已经被国民政府授于少将军衔。不说身经百战，身经数十战那是名符其实的。本人当上将军的时候，坚塞将军也许还在曼谷的某所中学里上学吧？”

坚塞将军听后一下子语塞，竟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说服这位自命不凡的中国将军。

段希文见坚塞一脸的茫然，觉得要想跟这位挂着将军肩章，军装毕挺，皮鞋铮亮，皮肤保养得十分细嫩但又毫无军事素质的人说清楚这个问题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随即起身准备出去。他一边走，一边说：

“坚塞将军，关于作战之事，我想我比你更有说话权，请你尽管放心好了。到时候请将军到我的指挥所观战如何？”


坚塞再没有说其他的，因为他也觉得跟这位中国将军在军事上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坚塞满腹疑虑地离开了段希文的住处，返回曼谷汇报去了。

进攻发起之前段希文对整个战斗作了周密的部署，但这一切部署都没有告诉坚塞。

1970年2月10日坚塞如约来到段希文的指挥部，观看这些衰老瘦弱、但却显得很坚强的中国军人是怎样攻下那座让泰国政府军吃尽了苦头的山峰的。

进攻准备期间。段希文令人敲锣打鼓，四处宣扬，造成即将发起进攻的强大声势，大白天在叭当山下的进攻发起点组织部队进行操练。坚塞将军见此情景感觉十分担忧，觉得这些名声在外的中国军队在作战方面实在毫无可取之处，也许这又会是一场损失惨重的闹剧。

可段希文似乎成竹在胸，进攻开始后，他先用炮火轰炸山头，然后组织起600名战士吹着冲锋号从正面进攻。坚塞见段希文用与泰国军队进攻叭当战术相同，实在忍耐不住，大声吼了起来：

“段将军，你这是拿你们士兵的性命在开玩笑，你的这种战术肯定失败！这是我们使用了多次的。”


段希文平静地笑了笑：“请按我们订的君子协议行事，你只许看不许指挥。”

坚塞只好叹气。

果然不出坚塞所料，当天进攻了一个上午残军已牺牲15人，30人受伤，而残军只前进到半山腰。坚塞坐不住了，他再次建议段希文改变战术，改为侧面进攻，以减少伤亡。段希文仍然笑而不答，只见他不时地用望远镜从指挥所里观察进攻的部队，又不时地走到地图前看一看，然后又看看自己腕上的手表。战斗打到下午黄昏，部队不但没有前进一步，反而又牺牲了10人，50人受伤。可段希文还在指挥部队用老办法进攻，直到天黑下来，他才命令停止进攻，但仍不停地用迫击炮向游击队的阵地开炮，山下呐喊之声仍不绝于耳。

第二天天刚亮，段希文指挥部队再次发起冲锋，残军一个营四十多人又一股劲往上冲，奇怪的是这次山上游击队阵地里除了有零星枪声还击外，并没有如前一天那样出现激烈的反击。正面进攻的部队竟奇迹般地一路顺风攻上了山顶。到了上午10时，传来令坚塞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的消息：残军已收复叭当！共打死反政府游击队356人，俘虏708人，残军共阵亡78人，另有360人受伤。

原来，段希文正面佯攻是假，真正的秘密在于段希文早已派出200人的敢死队，从湄公河上用绳索攀登上悬崖，深夜悄悄摸进了游击队的阵地，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仅用2天时间就收复叭当，结束了战斗。

此战震动了整个泰国，泰王陛下亲自颁给段希文将军一枚勋章，对受伤阵亡的将士家属发给抚恤金和泰国公民证，对残军发给居住证。并经泰国政府批准将残军改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段希文将军任总指挥，李文焕将军任副总指挥。残军用了数百人的生命和鲜血终于换来了在泰国生存和居住的合法地位。


（三）




此战以后，残军获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生活时段。不仅部队的合法地位得到泰国政府的认可，而且泰国政府以泰国军队的军需费用标准按一千五百人的人数发给残军军需补给和弹药配备。泰国政府还在清迈府设立了管理这支新纳入泰国军队序列的中国军队专门机构“0四指挥部”。

有趣的是，不管这支部队的番号怎么变，泰、缅、老三国交界处的民众仍然固执地把他们称作“九十三师”。

二十世纪七十代末，残军后期灵魂人物段希文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不得不住进了曼谷的披耶泰医院，五军所有事务皆委托参谋长雷雨田管理，段希文已经走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1980年6月18日，段希文于泰国曼谷披耶泰医院去逝，享年六十九岁。让人感动的是，泰国军方对这位流落泰国的残军首领十分尊敬。段希文逝世的第二天，泰国政府总理克里安萨上将亲临医院悼念，并情不自禁地走向前去握着仰卧于鲜花丛中的段希文的一只手，沉默良久。6月24日，段希文的灵柩在泰国高级将领的护送下自曼谷运抵美斯乐村。灵柩到达那天，美斯乐村全体村民和中文学校的学生自发地前来为段希文送行。

7月2日葬礼开始之前，克里安萨上将率泰国16位高级将领乘直升飞机亲往美斯乐参加段希文的葬礼。据说美斯乐当天大雨滂沱，天昏地暗。长达两公里的送葬队伍冒雨为段希文送行。但是残军原来的上级台湾却没有派人前来。据台湾坊间传说，台湾之所以没有派人前来为段希文送葬，是因为段希文已经与大陆共产党取得了联系。段希文去逝了，一个坚强而又虔诚的中国老军人终于走完了他辉煌但又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按逝者的生前遗愿，段希文被安葬在美斯乐村。


到大陆改革开放多年以后的2005年，大陆有记者前往美斯乐访问，竟然看到段希文墓地旁边站着一位垂暮老者，只见他身穿迷彩军装，头戴钢盔，弯腰它背。却神色严肃，一脸忠于职守的模样，只是手中已经没有枪枝。据说此人已经固执地为段希文守墓长达二十多年。由此可见段希文在残军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段希文死后，残军第五军军长一职由参谋长雷雨田接任。并兼任“泰北山区民众自卫军”总指挥，李文焕任副总指挥。

（四）




雷雨田的位子还没座热泰国政府的任务又下来了。泰国政府紧急命令残军部队派兵攻打考牙山反政府游击队。这是泰国境内最后一支反政府武装，也是泰国政府的心头之患。

考牙山是泰国境内的大山脉，面积广阔，横亘在曼谷到清迈的火车铁路之间。考牙山有800多人的反政府游击队武装，在山中修筑了坚固的堡垒和配套工事，多次下山袭扰泰国交通和地方治安，大有将泰国拦腰斩断之势。泰国军队先后数次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出动20000多人的兵力围剿，均告失败。

与1970年段希文指挥的那一次剿灭叭当反政府游击队作战行动一样，这次泰国政府再次许诺：只要残军剿灭了考牙山反政府游击队，残军部队包括他们一两万人的后代将全部成为泰国的合法居民，可以自由进人泰国任何城市生活、学习和就业。与段希文一样，残军继任者雷雨田将军为了残军后代毅然接受了攻打考牙山的任务。


泰国政府知道现在的残军已经到了风烛残年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能力参与实战了。不知是出于什么目的，泰国政府还是征调了这支军队。但是这次没要求残军独立完成作战任务，而是由泰国军方派出两个团的精锐“黑豹突击队”为主力进剿，而让残军配合作战。

此时的残军确实已经青黄不接，1950年进入残军的老兵，如今都已接近50岁了，第二代士兵虽然只有二三十岁，但他们普遍缺少实战经验。雷雨田与李文焕商量以后决定，从两军第一代士兵中挑出部分健壮的人为骨干，再从第二代士兵中挑选出500名精兵强将组成突击队，由三军师长陈茂修担任指挥官，五军师长杨春岗担任前敌指挥官。有意思是的，这个杨春岗就是残军初到美斯乐第一次交枪时私藏枪枝的那个排长，在段希文大力提拔之下，杨春岗现在已经升任师长，是五军后期能够领兵打仗不多的主将之一。

500多名残军士兵在泰国清迈府金勘机场登上了飞往彭仕洛堡的飞机。1981年2月9日，残军士兵在彭仕洛堡下了飞机，与年青强壮，服装整齐，装备精良的泰国黑豹突击队汇合后，人们看到，残军这500名士兵个个面黄饥瘦，服装也不整齐。从外表上看去，谁也不相信这样一支军队可以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建功立业。

1981年2月16日，进攻开始，残军士兵没有任务，只是呆在后方基地等待消息。进攻由“黑豹突击队”担任。起初“黑豹突击队”在大炮和飞机的协助下攻势凶猛，进展顺利，几天后就攻到距考牙山主峰十公里的地方，突然被隐藏在山后面的游击队数门轻型火炮交织成的火网打得寸步难行。而且道路已经到了最艰难的地方，游击队凭借地形优势对黑豹突击队造成重大杀伤。两天以后，攻势仍然毫无进展。泰国军方焦急万分，不得不调用他们实在看不起的残军参战。

残军主将陈茂修自知强攻不可能取得胜利，而且强攻也不是残军喜欢的战法。他与杨春岗二人详细研究了考牙山的地形后，率部队连续行军十天，绕到了考牙山背面，然后兵分两路，突然发起进攻。游击队猝不及防，顿时阵形大乱。但游击队的反击也十分强烈。残军士兵虽然营养不良，身材瘦小，但个个出生于重山峻岭之中，身轻如燕，极其灵活，爬山涉水如覆平地。再加上杨春岗这样的一线指挥官实战经验丰富。经过三天浴血苦战，残军已经攻抵游击队核心阵地“1920高地”。杨春岗足登草鞋，手提一枝卡宾枪，始终站在最危险的地方指挥作战。夜晚，残军终于攻进游击队指挥中心，将泰国这群最后的反政府游击队全部消灭。此战残军再次战死五十多名弟兄，伤二百多人，残军最后的精华几乎损失殆尽。

当残军部队抬着自己弟兄的尸体，搀扶着受伤的同伴从考牙山阵地把游击队俘虏押下山时，泰国最高统帅部大为感动，特地为残军在彭仕洛堡机场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庆功大会。由泰国管理残军的最高首长——“0四指挥部”司令官柯摩将军亲自主持。曼谷中、泰两种文字的报纸也对此事大加报道，表彰残军对泰国国家统一与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是雷雨田接任残军总指挥以后的光辉一页，此战也为残军征战生涯画上了最后一个圆满的句号。从此以后，由于早期有实战经验的骨干逐渐衰老，残军基本丧失了作战能力。更为不幸的是，考牙山战斗以后，残军第五军最后的悍将杨春岗因战功在残军和泰国军方中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可是杨春岗却因个人地位与总指挥雷雨田十分不和。最终愤愤不平的杨春岗在雷雨田的排挤下被迫率部分亲信离开了美斯乐。

（一）


经过半年的风雨迁徙，残军第三军和第五军这两支象丧家之犬一样四处逃命的部队，终于在泰国北部的美斯乐和塘窝安下身来。此时的残军已经基本失去了一支军队最后的威风，逃到泰国北部的三、五两军，犹如一群被赶出家园很久的流浪者，拖儿带女，破衣烂衫，只能把生存放在首要位置。什么反攻大陆，什么党国兴亡，什么礼义廉耻，统统抛在了脑后，安身立命，吃饱肚子是最重要的。

安顿下来以后，段希文把参谋长雷雨田派出去联系泰国地方当局。得到的回答是：“你们要么回到自己的国家中去，要么缴出全部枪枝，就地从事农业生产。”


泰国政府的这个答复，段希文和李文焕这两位残军最后的首领几乎想都想得到。但回到自己的国家是不可能了，再象李国辉和柳元麟时代那样靠打仗来夺取生存之地已经没有实力。他们已经不想逃亡，没有地方逃，也逃不动了，只有请求泰国政府让这一群拖儿带女的中国人在泰北这个偏远的异国土地上生存下去。

泰国政府也不愿意看到这支搅乱了缅甸政局，又搅乱了老挝政局的残军部队再跑到泰国来搅和。好在泰国政府并不象缅甸和老挝两国政府那样咄咄逼人，而是给他们留有充分的思考和回旋的时间。也就是说：你们无论走还是留，都可以有时间做准备。

其实泰国政府本没有那么宽大仁慈，只是泰国的政府军也摄于残军过去的威风，不敢与之作正面交锋。现在的残军虽然看上去象叫化子一样，可一旦把他们逼上了绝路，凭泰国那些在寺庙里长大的军人，要想打败这群久历战阵的人也许并不容易。泰国政府军不想招惹他们，残军现在获得的暂时和平是手里的枪杆子和过去的威风带来的。

段希文和李文焕没有其他办法，为了这几千弟兄，为了上万人的老女人孺，为了这一帮中华民族的血肉生灵，他们必须作出选择。

时间到了1963年初，段希文特意屈尊去了一趟三军李文焕那儿。

段希文和李文焕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老段是正统国军，参加过抗日战争和剿共作战，肩上扛着大陆时期国民政府授予的少将军衔，见过大世面，为人心胸开阔，目光远大；而李文焕却是云南镇康县的地方土豪，为人小气，性格变化无常。在残军初创时期，二人受了李弥的拉拢才走到一起来的。柳元麟到缅甸接任残军总指挥以后，李文焕曾经一度归段希文的“西区指挥所”辖制。后来在柳元麟的分化打击下，李文焕为了个人实力与段希文翻脸，双方交恶不浅。


段希文与李文焕在自己的队伍里都有很高的威望。段希文资历深厚，个人素养较高，其父段克昌在台湾仍然位居高层，属于官宦之家。所以第五军内稍稍有点身份的人都对段希文以“希公”尊之；李文焕则不同，李文焕领导第三军靠的是家族观念和亲戚纽带，三军官兵中都与李文焕有着这样那样的亲缘关系，所以三军内对李文焕都以“叔、舅、伯、兄”之类的家庭称呼叫他，很少有人直接称他“军长”的。

第五军和第三军在前些年虽然有过一些不愉快的过结，但段希文明白地知道现在他们是同病相怜的两个难兄难弟，过去那点事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身居异国的这两部分中国人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即将来临的艰难时光。为了使两军真正联起手来，段希文觉得应该亲自登门与李文焕进行一次深入的推心置腹的交谈。

段希文的第五军实力要强于第三军，如果自己还能屈尊去见李文焕，今后遇事李文焕肯定会敬他老段一步。这对今后统一两军意见联起手来立足泰国北部都是十分重要的。而且这次要商量的事是关系到两军上万人生死存亡的大事，没有良好的心态，没有放弃一切个人恩怨的气量是谈不好的。

正是这次段希文的大度，使李文焕对段希文甚至于对五军后来的继承人雷雨田都十分尊敬的首要原因，这是段希文这位老军人、老政客不同于其他人的高明之处。

段希文与李文焕要谈的事就是向泰国政府缴枪，以期换得泰国政府允许残军在泰国北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

其实现在的李文焕也早已不是完全不懂事的小土豪，对于残军的处境他与老段一样明白。在柳元麟时代的五六年时间内，李文焕就象段希文的影子一样无时无刻不依靠着段希文。所以这次见老段特意上门来找他李文焕，他当然没有二话可说。二人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第三军与第五军两部都同意向泰国政府交枪。


（二）




1963年底的一天，泰国清莱府最高行政长官巴颂带着十几个随从来到美斯乐，与段希文进行了一次简短但却十分重要的谈判。其中有这样一个段落：

巴颂：“段将军，我想我这次来到贵军驻地与将军进行商谈的内容，将军一定十分清楚了吧？”

“嗯，本人已经有所了解。”

“贵军是中国军队中的佼佼者，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缅甸，都有战胜强敌的光荣历史，本人对此十分敬佩。次此贵军来到泰国，实属无奈，本人和政府对此本无意多加干涉。只是本国国民对贵军借土养命之举实难获得一致意见，而且已经在曼谷等城市造成许多难以处理的问题，泰王陛下对此深感忧虑。此次特命本人前来与将军商谈，希望将军能够体谅本国政府的难处，毅然实行非武装化，如此政府才能在国民面前有所交待。”

巴颂的这一席带有几分谦虚的语言，虽然让段希文听了比较舒服，但要交出手中的武装还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巴颂说完之后，段希文沉默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


交出武装就意味着把自己这几千兄弟和他们的妻子儿女的性命完全交给了泰国政府，从今以后，无论是泰国政府还是当地土匪豪强势力对这群可怜的人随时会形成生与死的威胁。但他段希文没有其他选择，他必须把枪交出去才能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获得生存的权利。这是他在前不久与李文焕二人通过慎重商量统一了的意见，也是泰国政府容留残军的唯一条件。




沉默良久之后，段希文终于把深埋于双膝之间的头抬起来，把自己一双可怜的目光面对着巴颂，这两道目光曾经是那么威严，那么豪情万丈，可是现在却看不到那样的景象了。

段希文喃喃地说：

“只能这样了，我们交枪吧，五军和三军同时交枪。”

段希文说完这话以后，突然又正色道：

“但是巴颂先生，我们把枪交出去以后，两军驻地的安全请王国政府必须给予切实保证，这是我们最后的要求。如果我们的安全不能得到保证，我们将被迫再次拿起武器。”


巴颂见谈判已经获得突破，觉得自己的使命即将完成，他按耐不住内心的欢喜，连忙对段希文保证说：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你知道，泰国国民生来就十分友善，段将军和你统率下的部队是来自于上邦大国的中国，泰国国民肯定会更添一份尊敬之情。”

段希文觉得这个巴颂对此次使命担子压得太重，实在不想再为他增添过多的压力。就站起身来，对巴颂说：

“那就这样说定了，我们交枪，泰国政府必须保证我们的安全！请你回去以后转告泰国政府，中国农历春节以后约定时间派人前来清点。”

段希文说完这句话招呼也没打一个就离开了这间临时搭建的会客室，不知走到什么地方去了。

1964年初，美斯乐的人们仍然在自己拥有武装的条件下过了一个不太富裕的春节。为了增添一点节日的气氛，段希文特意命人从外面买了十几头猪来杀了。可段希文自己在这个春节中几乎什么人都没有见，也没心思去喝酒放炮竹，他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子里过了好几天，饭都是卫兵送进去的。


（三）




1964年，中国的农历正月十五刚刚过去，由差猜少将率领一个连的泰国政府军部队和数百匹驮马到达美斯乐。差猜少将身份不低，他是泰国国防部长乃屏元帅的女婿、在泰国军方有着很深的背景。泰国政府之所以派这样一个人前来，就是告诉段希文，泰国政府对这次缴枪十分重视，不缴不行！

差猜一行到达之前，段希文已经命人在美斯乐村一块平坦的地方搭起了一座不高的土台，土台上面立了一根旗杆，把一直挂在另一根不太高的旗杆上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挂到这上面。交枪仪式的程序双方并没预先设定，段希文对这次活动实在提不起一点兴趣。但是当天他还是特意穿了一件干净的军服和一双皮鞋，把随身多年的一只勃朗宁手枪包括枪套在内认真地配在身上。坪场之内是由段希文亲自挑选出来的第五军五百名士兵。他们也个个穿着洗干净了的军装，整齐地站在一起。坪场中间已经架起了几百枝残军使用过的各种枪枝。更多的枪枝集中放在另一个地方，只等仪式完结之后一并运走。也就是说，交枪的所有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只等这个仪式结束了。

美斯乐附近村落的许多村民也纷纷集聚一起前来看热闹。这个场面对于残军来说无异于当着众人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净，把自己的荣辱和生命交给别人；但对于那些看热闹的泰国村民来说，却无异于看一场当地最吸引人的屠牛比赛。

上午九时，段希文与差猜一同走到土台旁边。差猜想请段希文先说几句，但段希文坚持由差猜先将泰国政府的态度向残军的弟兄们讲明白。段希文对交枪这件事实在太敏感、太悲痛了，他无法对手下这帮跟着自己出生入死多年的弟兄讲清楚交枪以后将会是什么后果。这么多年来，这些生死弟兄从来都是把自己的生命交到他段希文手上，但现在自己却要把他们的生命交到别人的手上去，无论自己怎么认小心谨慎地去办这件事，都觉得放心不下。

其实差猜说不说，先说还是后说都没有区别，关键在于今后泰国政府是否会信守诺言，保证残军的生命安全，但段希文还是坚持要差猜在这个场合下当着自己的弟兄们说一说。


差猜少将没有准备，开始的话很不流利。

“中国军队的弟兄们：。。。。。嗯。。。。本人此次是奉泰王之命前来接受贵军的交枪行动的。贵军交枪就是交出武装。。。。。这个。。。。就是。。这个与泰国普通国民一样。这个。。。。嗯。。。贵军缴枪。。。的此一义举充分显示了你们不仅是一支勇敢善战的部队，也是一支深明大义的部队。”

差猜说了这一句之后，似乎找到了一点说话的感觉。

“中国军队的弟兄们，你们来到泰国，是为泰国人民谋福祉来的，泰国人民会热情地欢迎你们，而且为你们准备了农具、种子和树苗，为你们放下武器，拿起镢头成为泰国善民作好了一切准备。我会代你们向国王陛下表达最诚挚地忠心，为你们正式成为一个泰国善民向国王陛下祈福。”

差猜少将说完，又再次热情地邀请段希文将军讲话。但此时的段希文早已是泪流满面，他内心的痛苦无法用言语表达，他缓缓走到差猜的面前，解下自己腰间的配枪，郑重其事地双手交到差猜的手上，然后命令旗手降下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把一面泰国国旗升上旗杆。

面对这样一位在抗日战场战功卓著，又在缅甸丛林中纵横驰骋十多年的中国将军恭恭敬敬地把自己的配枪交出来，递到自己的手上，差猜少将惊愕不已，他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对段希文将军的尊敬。在段希文交出配枪的那一刻，差猜少将情不自禁地双脚一个立正大喊一声：


“谢谢将军！”

然后接过段希文交过来的手枪，又向段希文回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段希文把自己的配枪交出去以后，什么话也没说，默默地离开了这个场地。就在段希文离开，泰国国旗升起的那一刻，整个操场内立刻响起了一片惊天动地的哭号之声。许多残军弟兄跪在地上，面对那一方落到地下的青天白日旗几乎晕倒过去。十多年的异域苦战，多少喜怒哀乐，多少悲欢离合，换来的却是交出手中的武器。这一群失去国家、失去母亲的苦难人群，此时此刻内心的痛苦和空虚向谁去诉说！

当年李国辉率领一千多残军弟兄从大陆逃出来，在小孟棒村升起青天白日旗之时残军弟兄也哭，但那时哭的是希望，是手握枪杆子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希望；而现在这些残军弟兄面对的是缓缓降下的青天白日旗，哭的是走投无路被迫解除武装的绝望。目睹此情此景的差猜少将也不尤得跟着怆然泪下。将军途穷，烈士暮年！这种难以言表的凄凉使他感到混身都在战栗。

这正是：“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从长绝。十五年异域苦战，只换得，不啼清泪长啼血。”

（四）





黄昏，差猜带着收缴来的残军武器离开了美斯乐村，踏上了返回曼谷的路程。夕阳染红了天边，几声乌啼给这个失去保护的小村子带来一丝可怕的气氛。泰北这片偏远贫瘠的土地能否养活这上万口人？这个陌生的国度是否真心实意地收留他们？对此谁也没有把握。

营区里暮色深重，死气沉沉，大家回到自己的小屋内，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今后的日子应当怎么过。甚至连过去时常可以听到的小孩的哭声也没有，整个美斯乐村就象被开水烫过一样，虽然还没有死，但却静得比死还可怕。

段希文对交枪没有后悔，因为这是他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认真思考过的。因为不交枪残军就没有出路。除了打仗，残军还有第二条路走吗？但现在的残军能打仗的人包括五军和三军在内只有不到一千人，而且都已经四十好几了，可是仅他的第五军老女人孺加在一起就达六千之众。在战场上任意战死一个就会使一家数口人失去依靠，象这样一支军队还有多少战斗力呢？

此时此刻的段希文，一个与枪为伴几十年的沙场将军一旦离开了枪还是感到一种莫名的威胁一阵阵向他袭来，仿佛四处的丛林中都隐藏着不可琢磨的杀机。十多年来，残军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匪盗猖獗，杀戮无数的金三角站住脚，不就是凭着手中的枪杆子吗？正是因为有了枪杆子才可以对其他人强权相加，才可以在这片别国的土地上恣意妄行。现在没有枪了，那些惜日的仇人，那些深藏在金三角密林中的匪盗们会不会来找他们复仇？

段希文躲在自己的屋里头脑里一团乱麻。

外面警卫敲响了段希文的房门：“希公，排长杨春岗有事报告。”


“啊，叫他进来！”

段希文没加思索。因为此时他正需要人来排解自己的苦闷，不管谁，是个人就行。

排长杨春岗四十来岁，他是段希文在大陆当师长时国军第265师的老人，1954年从大陆跑出来投奔他的，段希文认得他。

杨春岗怯生生地走进来：

“报告军长，我藏了几枝枪没交。”

“你说哪样？”


段希文以为自己听错了，在缅甸这十多年，自己的命令还从来没有人敢违抗过，今天竟然有人胆敢违抗交枪的命令！

“我向泰国政府下了保证，绝不私藏一枝枪，你敢藏枪，万一被泰国政府发现，我们如何交待？我们中国人从来一诺千金，今后我们怎样兑现诺言？”

段希文怒吼道。

“希公，我们不能没有枪啊？枪是我们的命根子，没有枪我们这几千口人就马上就会变成一团血肉。”

段希文无语，他不知道怎么对这些顽固的弟兄讲明这个道理。

正僵持之中，一个卫兵走进来报告：


“报告军长，村头的竹槽里没有水了。”

“啊！”

段希文还没反应过来，紧接着又有人进来报告：“村尾的几匹战马被人拉走了。”

段希文一下子惊呆了，危机竟会这么快就来了？段希文没有时间思索，也没有时间犹豫。他马上问这个叫杨春岗的排长：

“你藏有几枝枪？藏在哪儿？立即起出来！”

“藏在山那边的山洞里。有四十多枝卡宾枪，二十多把德国造勃壳枪，还有子弹。”


“你马上带上你的排，把那些枪统统起出来。再去问一下其他弟兄，谁还藏有枪，叫他们全部拿出来，到我这儿报告。还有，杨春岗！今天立即提升你做连长，你把枪起出来以后，马上带人去封锁全村，不论是谁，准进不准出，妈的！今晚老子要杀几个人来开荤！！”

段希文一脸的杀气，仿佛这几个月来压在心头的阴霾此刻一扫而光。

段希文又对他的卫兵说：

“你马上去把雷雨田参谋长叫来，说我有重要事情与他商量。”

段希文一连下了几道命令。

一会儿，雷雨田来了。段希文对雷雨田说，


“雨田老弟，晚上的事你知道了吧？”

“知道了，刚才你的卫兵跟我说了。”

“我还真轻看了这帮泰国土蛮子。明天你立即带些钱出去买枪，记住，要买好的！看来老段这辈子一下子还离不开枪。叫几个师长连夜把自己的弟兄都整理一下，挑一些精干的人，每个师拉出一百个人来，就说有仗要打。”

段希文没有用错雷雨田，雷雨田不仅买了枪回来，还把泰国清莱地方政府也搞通了，买枪没有遇到任何阻力。泰国当局甚至要求边防警察协助残军维护山区安全。有了枪，美斯乐这个泰北的偏远小村子立即恢复了他原有的平静。残军弟兄该站岗的站岗，该下地的下地，该外出做生意的尊命去做生意，在黑洞洞的枪口之下，仅仅一个晚上，美斯乐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残军在把枪交出去之后，在险遭毒手之前又逢凶化吉，凭借着手中的枪杆子再次在泰国北部这个地方获得了生存的空间。

老挝王国是君主立宪国家，自二十世纪以来，一直由琅勃拉邦王族家庭执掌政权。老挝与越南、柬埔寨等印度支那国家一样，是法国的殖民地，王族的下一代都在法国受教育。

上世纪三十年代，老挝副王佩差拉亲王把自己的弟弟苏发努·冯亲王送到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学习土木工程。老挝王室当然想把这个年轻又聪明的亲王培养成忠于王室的国家建设人才。没想到法国的资本主义教育培养出来的并不全都是资本主义的人才。这个苏发努·冯在社会主义的发源地法国学到了工程技术知识的同时，也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回来之后竟参加了有老挝共产党之称的“老挝人民党”，从此走上了与老挝王室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以来，由于美国势力的介入，地处中南半岛内陆的小国老挝，王室一统天下的平静局面被打破，右派势力得到迅速发展，并大有夺取老挝政权的趋势。老挝政局从此陷入动荡，国内政治形势十分混乱。其中最有势力的一个右派人物就是得到美国支持的老挝王国政府国防部长富米·诺萨万。


到六十年代初，老挝王国政府形成以国王的外甥梭发那·富马亲王任首相的中间派，梭发那·富马亲王的弟弟苏发努·冯亲王为副首相兼经济计划大臣的左派和以得到美国支持的王国政府国防部长富米·诺萨万为首的右派这样一个左、中、右三派联合体的奇怪政府。三派力量互相制约，暂时达到了平衡。老挝王国还有一个有有趣的现象，王室驻在老挝北部的旧都琅勃拉邦；老挝政府却驻在湄公河边的新都万象。

老挝政局的平衡只是短暂的，美国人容不得一个有共产党背景的苏发努·冯在老挝政府中担任要职。1960年初以国防部长富米·诺萨万为首的老挝右派发动军事政变，将左派领袖苏发努·冯亲王赶出了政府。1960年4月，老挝议会选举。以富米·诺萨万为首的“保卫国家利益委员会”在美元支持下买到了59议席中的39席，取得了组织政府的权利，成立了以松萨尼特为首相的亲美国的政府。苏发努·冯亲王干脆逃出万象，去了由共产党控制的北方桑怒根据地。

恰在这个时候，老国王西萨旺·冯去逝。8月，乘政府要人都去琅勃拉邦参加国王葬礼的机会，一个自称是老挝“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左派人物老挝第二伞兵营长贡勒上尉又发动政变，占领了新都万象，将松萨尼特和富米·诺萨万赶走。刚刚上任的新国王萨旺·瓦达纳立即指名梭发那·富马亲王重新组织了一个中间派政府，实权操在贡勒上尉手上。

猝不及防的美国政府宣布不承认富马亲王组织的政府，指示泰国切断了内陆国家老挝的对外交通和与国外的贸易联系。富米·诺萨万在美国和南部苗族武装王宝的支持下组织力量攻进了首都万象，老挝左派政府很快归于失败。被赶出万象的梭发那·富马亲王逃到查尔平原，立即和远在桑恕的左派苏发努·冯联合起来，并与苏发努·冯的人民党组成了联合政府。于是老挝国内出现了两个政府，一个是在新都万象得到美国支持的右派政府；另一个是名义上在查尔平原，实际在桑恕的左派政权。

以上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混乱的老挝政局。

时间已经到了1961年的中旬，正当老挝政局混乱至极的时候。受到缅甸与中国政府联合打击的逃缅国民党残军退到了老挝西北部的琅南塔和博胶两省。刚刚取得政权的老挝右派政府内外交困，十分不希望国民党残军再到老挝国家来添乱。与缅甸政府一同在联合国控告台湾的国民党，强烈要求台湾的国民党将进入老挝的残军部队撤回台湾。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台湾不得不组织了逃缅国民党残军的第二次撤台行动。


到1961年雨季快要结束的时候，留在缅甸的逃缅国民党残军经过一个短时期的自我调整，各部实力和组织编制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原残军第一军军长吕维英以从第一军中拉出的原九十三师的旧部约三百多人重新组成了他的第一军。

吕维英并非是一个甘愿忍受寂寞的人。他不仅毕业于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七期，而且自抗战以来就率领着国军精锐九十三师的弟兄在滇缅边境作战，对缅甸这块地方熟悉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家乡广西。

吕维英很羡慕李国辉，因为上天给了李国辉那样好的一个机会，使他在缅甸成就了名声；但吕维英也瞧不起李国辉，他觉得李国辉终究只是一个土农民出身，他缺乏胆量，没有豪气，不敢在缅甸这个有枪便有一切的自由世界里干大事业。但是李国辉又确实给了吕维英一个提示，不仅缅甸，老挝同样可以是他吕维英大展宏图的地方。他李国辉可以凭着一千多人枪在缅甸打出一片天地，吕维英何尝又不能凭着这三四百九十三师的子弟兵在老挝混个小国王当当？手上抓着三四百人的吕维英摆脱了台湾国民党的控制，觉得这天地顿时宽了很多。

自成体系的吕维英在临走之前还从夏超的特种作战总部拉到了一个有实力的人物，这就是毕业于黄埔第二十期的张苏泉。吕维英不愧为真正的军人，他会看人，会用人，他知道这个出身黄埔，又在残军第二军当过团长的张苏泉不简单，今后要在老挝打天下，张苏泉是个用得着的人物。

（张苏泉 ：1930年生辽宁省大连附近的庄河县。1948年毕业于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属黄埔第20期，1949年撤到台湾。

国民党1958年在台湾成立“特战第一总队”（专门执行敌后抗暴任务），张苏泉为特战总队一名军官。1959年，受蒋经国指派，特战总队队长夏超率全队1200人抵达缅甸国民党残军总部——缅、老边界湄公河边的江拉，张苏泉随之来到金三角，后升任残军团长。1961年残军第二次撤台后，张苏泉没有走，而是投靠了原残军第一军军长吕维英，任吕维英新组建的“110特种部队”的参谋长。帮助老挝政府剿灭反政府游击队。1963年吕维英的“110特种部队”在老挝三派武装力量的联合打击下溃败，张苏泉率残部百余人投靠了坤沙，并很快便成为坤沙的参谋长，为坤沙出谋划策、训练军队、指挥战斗，战胜了缅、泰两国政府军的数十次围剿。为坤沙集团的兴旺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1996年后因内部分裂，导致坤沙集团衰落。张苏泉与坤沙同时投降了缅甸政府，并被软禁在仰光。）


张苏泉从黄埔毕业的时候已经是1948年，党国在大陆的统治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从张苏泉走出黄埔投入到国军队伍中那一天开始，国军就没打过一场象样的仗，只是跟着部队一个劲地撤退！撤退成了张苏泉在大陆不长的从军生涯的主题曲。这样一撤再撤，最后撤到了台湾。到了台湾的国军几乎就与打仗绝了缘。

张苏泉生来就是个打仗的坯子，他想打仗，爱打仗，对在战场上拼死博杀、绝处逢生，在政治谋略上的运筹帷幄、机关算计尤其喜爱。可是撤到台湾的张苏泉似乎已经失去了在战场上施展才干的机会。

在台湾呆了九年之后，命运之神终于降临到张苏泉的头上。1959年张苏泉所在的“特战总队”奉命前往缅甸支援柳元麟的“云南人民反共自愿军”。

到了缅甸的张苏泉兢兢业业，一心想在缅甸这个偏远的地方为党国作一点贡献，也一心想着把自己的才华在缅甸这个地方好好的发挥一下。

命运似乎也很照顾他，不到一年，他就当上了团长。可是时代没有再给他更多的机会，1961年在缅军号称的“湄公河之春”攻势中，眼看就要获得全胜的残军部队却让大陆的解放军进来搅了局，被包围在王南昆谷地的万余缅军得以逃脱被全歼的命运。残军部队不得不又一次面临逃亡之路。而且逃到老挝的残军部队不久就接到了上峰的命令，全体撤回台湾。

张苏泉好痛苦啊，作为一个正宗黄埔的弟子，服从命令是他的天职；可是作为一个对打仗、对驰骋疆场有着十二分向往的张苏泉，撤台就意味着自己这一生的战争使命将彻底完结。何去何从成了张苏泉最艰难的决择。


此时此刻张苏泉痛苦的内心世界被另一个老军人吕维英看中了。同样是黄埔毕业的纽带，同样把战争作为终生职业的爱好使这一对真正的军人走到了一起。张苏泉在台湾有妻子儿女，但张苏泉最终还是没有跟随自己的长官夏超回到妻子身边，而是跟着自己在黄埔的老学长吕维英留在了老挝。

老挝与缅甸一样，也是个佛教国家，国民异常善良，军队一直很弱。老挝左派力量在国际上几个共产党大国的支持下迅速壮大，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担忧。但美国还不想直接派部队到老挝去，而老挝弱小的军队根本不是得到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脉相承的北越顾问指挥的桑恕军队的对手，吕维英率领的残军又进入了美国人的视线。

在美国的支持下，吕维英手下四百来人的队伍以“110国际纵队”的名称在老挝当起了雇佣军，配合老挝右派力量竟然打得老挝桑恕革命军四处逃命。几场战斗下来，吕维英心理获得了极大的满足，觉得自己想象中的在老挝割据称王的美好愿望不久就要实现了。在美国的调整下，老挝政局已经达成了新的平衡。

得到暂时胜利后的老挝右派，终于可以稍稍喘一口气了。回过头来他们发现了吕维英这个人物的危害，如果把吕维英的雇佣军继续留在老挝，这个战场老手势必与当年缅甸的李国辉一样成尾大不掉之势。美国也觉得这个吕维英不好控制，弄不好会再次让美国政府在老挝下不来台。现在桑恕的左派政权实力受到打击，暂时不会对万象的政府构成威胁，于是指令老挝右派与其他两派力量联合起来，将吕维英的“110国际纵队”这个不稳定因素消灭掉。

1962年初，亲美的老挝政府前往查尔平原会见梭发那·富马亲王，准备成立有共产党参加的三方团结政府。三方妥协后达成的第一个协议就是联合消灭吕维英的“110国际纵队”。

其实象老挝这样的弱小国家，其政局的变化总是受到国际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这一次也不例外，联合政府顺利的成立了。但是在老挝正打得兴起的吕维英却对这一形势一无所知，吕维英这支逃缅国民党残军部队再一次在国际形势的变幻之中成了牺牲品。


这一天早晨，吕维英正按照不久前老挝右派政府的要求，布置了对桑恕共产党基地新的进攻准备，他的“110国际纵队”也正整装待发。没想到政府军的飞机突然飞临“110国际纵队”的驻地，一顿狂轰乱炸之后是大规模的步兵进攻，还伴随着大炮的轰击。整个驻地四周竟然全部是老挝政府军。吕维英完全没有准备，队部立即失去控制。万不得以的情况下，吕维英只好命令分散突围。在撤退的过程中，吕维英还试图与进攻的政府军取得联系，以消除误会，没想到得到的回答是更猛烈的炮火。吕维英始终没有弄明白，前几天还是友军的老挝政府军，怎么一夜之间竟成了自己的敌人。

这支失去了祖国和政府支持的残军，空有精湛的作战技巧和勇敢的战斗精神，在世界风云变幻的大局势之下，在世界各大国政治利益的驱使下，这支小小的军队转眼间即被国际上象万花筒一样变幻无常的政治局势辗得粉碎。在老挝左、中、右三方联合军队的进攻下，吕维英指挥的小小的“110国际纵队”倾刻间被打得四处逃窜。

这天的夜晚，吕维英望着残破不堪的部队，觉得完全失望了，就象当年众多国民党高官在大陆败退时一样，失去希望的吕维英只好悄悄地离开了他的部队，去往泰国避难。

吕维英走了，但张苏泉没有走。已经是“110国际纵队”参谋长的张苏泉是真正的军人，他在黄埔时老师就教导过他，忠诚是军人的第一信仰。军人不仅要对国家忠诚，对领袖忠诚，还要对长官忠诚，对部下忠诚，只有这样，这支军队才是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张苏泉觉得自己不能离开这些患难弟兄，他一定要带领弟兄们走出绝境。

张苏泉带领着这支残破不堪的部队且战且退，渡过湄公河退到了熟悉的缅老边境。进入缅甸以后，张苏泉清点人数，仅存百余人。何去何从成了张苏泉最紧要解决的难题。

这支百余人的部队，虽然都是在战场上作战多年的精兵强将，但失去后方，没有上级，已经成为流寇的黄埔毕业生张苏泉，在惊魂稍定之后只能把生存放在第一位，而且也自然而然地把为马帮押运当成了谋生的唯一途径。


一天，张苏泉正在为一支马帮押运途中，突然遭到一股武装的袭击，而且对方实力强大，火力明显超过了自己。激战过后的间歇中，张苏泉突然听到对方有一个人用纯正的汉语在叫自己的名字。

“张苏泉团长，张团长，我是张奇夫啊，我是你的部下张奇夫啊？”

张苏泉稍稍定了一下神，他想起来了，自己在残军当团长时，手下是有一个叫张奇夫的连长。自从残军奉命从老挝撤往台湾以后，自己的这位惜日的部下张奇夫就离开了。张奇夫是缅甸华侨出身，受训于“反共抗俄大学”。

张苏泉命令停止射击，他大方的走过去，果然见到了自己曾经的属下张奇夫。让张苏泉惊奇的是一年多不见的张奇夫竟然拉起了一支千余人的队伍。

上下级见面分外高兴，一阵欢乐的畅饮之后，张奇夫提出叫自己的老上级张苏泉把两支部队合并到一起，并真诚地邀请张苏泉出任自己的参谋长。张苏泉没有其他办法，在金三角这个私枪泛滥，土匪成群的地方，实力就是生存最可靠的保证。张苏泉同意了。

谁也没想到，此二张的结合竟然造就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世界毒品泛滥的最大源头。这个叫“张奇夫”的缅甸华侨子弟也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金三角大毒枭坤沙。张苏泉虽然没有在真正的战场上成就自己的名声和事业，却在制毒贩毒危害世界这方面成就了最显赫的名声。


（坤沙，1933年出生于缅甸掸邦莱莫山弄掌大寨。 与罗兴汉一样属有中国血统的缅甸掸族。

坤沙父亲是中国人 ，母亲是缅甸人。他的中文名字叫“张奇夫”。坤沙与罗兴汉年龄相当，50年代初，几乎与罗兴汉同时在残军举办的“反共抗俄大学”学习。毕业后，坤沙即进入残军服役，一路升至团长。由于在国民党残军中严格的训练和长时间的军队生活，造就了坤沙不同于其他毒品贩子的更大胆量和对军队更强的统帅能力。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毒贩毒的巨头。1995年与张苏泉一道向缅甸政府投降并被软禁，2007年于软禁中去逝。）

张苏泉把吕维英手下的百余名九十三师最后的残部带到了坤沙手下，使九十三师这支国军嫡系精锐从此走到了生命的最后尽头。数年之后因年龄逐渐老化，坤沙集团内的九十三师人员基本消失殆尽。

有很多人说张苏泉是受了台湾情报机关的派遣而留下来的，这个说法没有根据。理由有三点：

其一、张苏泉首先到吕维英的国际纵队，国际纵队被打垮以后，按说张苏泉应该回到台湾才对，可张苏泉并没有回台湾，而是与缅甸的毒品贩子坤沙合为一股，这应该是台湾的情报机关不应该同意的。

其二、1969年坤沙被缅甸政府逮捕以后，坤沙集团已经面临崩溃，是张苏泉在勉强维持着这个集团，不论怎样说，这个时期的坤沙集团在政治上或者在情报上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张苏泉受到台湾情报机关的派遣，这时张苏泉就应该离开缅甸回到台湾。


其三、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坤沙与张苏泉二人均因年事已高，对贩毒失去兴趣，而且多次表示了向缅甸政府投降的意愿，如果张苏泉是台湾情报机关派遣，这个时候台湾肯定会把他接回。而现在的张苏泉因长期从事制毒贩毒，已经被缅甸警方长期软禁。而且坤沙已经于2007年在软禁之中去逝，张苏泉仍然在被缅甸政府软禁之中，台湾方面却对此一直不闻不问。

从以上三点完全可以证明，张苏泉就是一个战争的狂热分子，与台湾情报机关没有关系。

1962年老挝左、中、右三方联合政府对吕维英的“110国际纵队”的武力剿灭这一场小小的战斗，在波澜壮阔的国际战争史上也许不值一提，或者根本就没有记录，但在逃缅国民党残军历史上又是一次不得不记录的战斗。正是这次战斗，使得曾经辉煌一时、在中国抗日战场叱咤风云的国民党黄埔精锐第九十三师、这个在中国云南省军队历史上留下永恒印记的队部从此灰飞烟灭！吕维英这位黄埔精英也从此退出军界 。

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客居泰国多年的吕维英得以回到云南，1992年于云南逝世并葬于云南，实现了他归葬大陆的最后心愿。一个生于广西长于广西的国民党黄埔出身的老军人，最后竟魂归云南，可见云南这片土地在吕维英一生中的分量。

缅甸军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对缅甸境内的国民党残军进行打击作战的计划“湄公河之春”早已由缅军上校苏敏昂制定完毕，放在缅军总参谋部的保险柜里了。计划的意图十分明确，这就是等待解放军对残军的打击结束以后残军惊慌失措之时，缅军再以强大兵力投入，与解放军南北夹击，一举将残军赶至老挝境内。凭中、缅两军强大的兵力优势和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有利条件，缅军竟制定出如此没有胆量没有创意的作战计划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1960年11 月底，解放军对逃缅国民党残军的越境打击已经结束，各部驻在缅方划定的红线以内静悄悄地等待着缅军的动向。但缅军的作战行动却还远未开始。从军事常识上说，两国配合作战，应该是共同行动才能使对方措手不及难以应付。可缅甸军队的想法并不是这样，他们害怕残军，怕与解放军同时发起进攻会遭到意想不到的损失。他们怕受损失倒不是因为对缅甸军人生命的珍惜，而是他们对与残军作战毫无信心。想看看解放军对残军打击的效果以后再决定何时发起进攻。但解放军的打击已经结束，缅军的行动却并没有如期展开。

1960年12月底，缅甸军队终于忍耐不住，闹轰轰地展开了“湄公河之春”进攻作战之前的准备活动。军队调动明码发报，征夫派车大呼小叫，各种用以壮胆的口号铺天盖地。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用兵作战，贵在出其不意。缅军进攻尚未开始即如此吵吵嚷嚷，不是明摆着让对方提前作好应战的准备吗？缅军不可能连这点军事常识都不知道吧！其实缅军自有缅军的难处。解放军的打击已经结束，残军并没有如缅军预想的那样惊慌失措，也没有准备往老挝撤离。万般无奈之下，缅军这才决定再一次对残军一试刀兵。之所以开战之前这样大吵大闹，只是想让残军知难而退，并不真地想与残军在战场上再一次决一胜负。


缅军虽然如此胆小，但江拉的残军总指挥柳元麟对再次击败缅军却信心百倍。到缅甸来了五年，没捞上点战功觉得对不住台湾的蒋总统，对手下这帮骄兵悍将也难以服众。此次缅军敢于再次对残军用兵，而且事前已经对缅军的兵力部署了如指掌。柳元麟觉得这是上天赐给他的一次展现自己的军事才能的绝好机会。柳元麟在江拉总部召集各部将领开了个军事会议。会议之前，柳元麟对残军各部的部署已经就绪，并传达至各部长官。会议之上，柳元麟慷慨陈词，对缅甸政府进行了好一顿批驳：

“本军借住缅甸，目的在于反共复国，而绝非反缅。为避免无谓之牺牲，顺应各方之舆论，我方应缅方之要求与之进行和平谈判达四次之多，而且对缅方无理要求，我方均以克制忍让为先，此已经充分表达了我方和平之诚意。然此次缅方竟与共匪合谋，行南北夹击之势，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本人此次决心率仁义之国军，对彼方不义之举实施坚决反击。据侦悉，目前共匪因受缅方“红线”之限制，尚无立即南下之迹象。此于我是再次击败缅军的天赐良机。”

柳元麟说到此，其精神为之一振。他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双手抚案，提高声音：

“我决定：以破坏公路，阻击拒敌之部署更改为，引蛇出洞将缅军聚歼于王南昆之狭窄低洼地带。望各部遵照作战布置，南北策应，东西夹击，以此战全胜报效党国。”

柳元麟的话语一落，在坐的残军各部长官无不为柳氏大胆独到的部署而佩服。柳元麟不愧是黄埔的正统弟子，虽然在侍从室老蒋的身边服侍多年，但并未失却其军人的本质。对地形地物的利用和对敌方兵力气势的把握都十分准确。经过五年的独立历练，柳元麟又重新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军人。

1961年元旦刚刚过去，缅军的“湄公河之春”战役拉开了序幕。数百辆牛车拉着大炮和军需品辗过缅北旱季的浮土，在凹凸不平的小路上艰难行进。数千人的民夫扛着缅军的武器弹药跟在牛车的背后向老挝边境的湄公河走去。缅军的正规部队还在后面，他们也想把队形走得尽量整齐些，好显示出缅军的强大和训练有素，迈着英式操典的步伐，一只手扶着步枪，另一只手前后高高的摆起。无奈道路路况太差，再加上前面拉车的牛粪便拉得到处都是，队伍实在没有办法走整齐。


缅军参战的第一线部队是九个营的精锐步兵，总数在万人左右，后续部队正在不断集结。这次作战缅甸军队特别投入了一个最近组建的全机械化快速反应部队，简称“特别脚”。可是在道路状况极差的缅北地区，这个快速反应的“特别脚”比人的脚快不了多少，而且置身于钢板封闭成的笼子里东倒西歪地前进的士兵比自由地在路面上行走的士兵更难过。因为要给这些骄傲的“特别脚”让路，整个行军队伍被搞得一塌糊涂。

残军总部江拉这个地方地形十分奇特，背靠老挝西北偏远的琅南塔和博胶两省，往北到中缅边境有二十多天的路程；往南到缅泰边境的大其力有二十多天的路程。往东到孟洋也有半个月的路程，而且三地都是一望无际的热带雨林，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残军机场孟百了北距残军总部江拉二十多公里，南到残军控制区的门户王南昆山口有近四十公里。王南昆再往南二十余公里就是缅北重镇景栋通往大其力的公路要冲孟林，缅军把前进指挥所就设在孟林。残军总部江拉的门户王南昆是一条小河形成的低洼峡谷，长不到三十公里，宽不过百余米，道路就在峡谷深沟中通过。两侧高山耸立，如果缅甸军队进入这条峡谷，不想办法控制两侧高山，则肯定必死无疑。缅军要想进攻残军，王南昆峡谷是必经之地。这个地形就是残军总指挥柳元麟预定击败缅军的“马陵道”。

可惜残军兵力不够，如果上万的缅军一旦进入山谷，凭几千残军还是不足以达成全歼的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柳元麟不得不借助上天之力。

在王南昆山谷上游不远处有一个不知道哪一年因山体滑坡阻塞山沟造成的小湖泊，当地人叫“海子”。海子不大，必须加高水坝把水位尽量提高，然后猛然炸开水坝，使洪水倾刻涌出，才能对山谷造成强大的冲击力。这个“海子”就是玉皇大帝赐给柳元麟的上天之力。

1961年1月初，缅甸军队大队人马到达前进指挥所集结地孟林。车马隆隆的缅军对地形的利用一窍不通，挥兵直指王南昆。首先即以大炮开头，密集的炮火呼隆隆向残军阵地砸过去，残军直属支队1500余人和孟百了守备区三个师在第二军军长吴祖伯亲自指挥下，节节抵抗。在缅军大炮的攻击下，残军似乎完全抵挡不住一退再退，枪枝弹药丢得沿途都是。缅军前线总指挥吞盛上校见状狂喜，一面把“缴获”的残军武器运往仰光展示，一面驱兵大进。残军前线指挥官吴祖伯面对缅军进攻再作强烈抵抗，缅军再以炮火对付，如此往返进退，双方战斗僵持不下。缅军前线总指挥吞盛上校再一次坚定了自己的判断：残军已经在解放军和缅军的两面夹击之下作困兽之斗，于是信心大增，决心以此战建立自己首要军功。急电缅军总指挥山友准将，将后续部队大量调往王南昆前线，王南昆战斗空前激烈。

江拉残军总部，柳元麟成竹在胸，早已密令第四军张伟成部在王南昆上游拦河筑坝，决定待缅军大部进入王南昆山谷就炸堤放水，想再上演一次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花园口决堤水淹日军的精彩剧目。


为了把这次战斗布置得更完善，柳元麟专门征调了两年前于中缅边境“魔掌山”战斗中以四十余人力挫缅军丁吞上尉一个营四百余人的悍将杨万章前往王南昆担负堵口任务。此时的杨万章已经升任团长，与孟百了守备区第十一师师长李黎明分别把守王南昆山口的两边。对于柳元麟来说，这场战斗取胜的关键只有两点，一是残军担任堵坝任务的第四军是否能够尽早完成任务；其二是北边“红线”以内强大的解放军部队是否耐得住性子。

第四军张伟成部的堵坝任务实在不是一个轻松活。残军缺少机械，堵坝全凭人力，800多人的第四军虽然全力以赴，但人力必竟有限，水坝升高的速度还是不快，水坝没有一定的高度就蓄不起足够的水，没有足够的水就达不到一定的冲击力。这是任何一个军事天才也没有办法的事，何况他肉体凡胎的柳元麟！

战斗已经进行了十天，吴祖伯的诱敌深入计划进行到了最关键时刻。缅军已经进至王南昆山口，可是上游第四军的堵坝任务还是进展不快，柳元麟焦急万分。如此拖延下去，时日越久，越容易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而且北面强大的解放军的动向一直就是柳元麟的一块心病。一旦解放军介入，他柳元麟就只能率部退入老挝这一条路了。柳元麟一日数电张伟成，命令他全力以赴，尽快把坝堵好。这边担任阻击任务的吴祖伯在缅军强大炮火打击下损失惨重，不得不加快了退却的速度，提前把缅军引进了王南昆山谷。进入山谷的缅甸实力强大，一路推进，吴祖伯也一日数电柳元麟，要求尽快放水。可是水坝尚未堵成，提早放水等于前功尽弃。

1月15日，信心百倍的吞盛上校正在王南昆山谷内驱兵猛攻，部下正好抓到一个为残军当探子的当地人，询问之际，探子无意中说，此山谷上游有一个不大的“海子”，残军有一支部队正在那里堵坝。吞盛闻言大惊，自己上万部队都挤在这个长不到三十公里，宽不到一百米的狭窄山沟里，上游一旦放水，这万把人就会遭到灭顶之灾。

缅军使用的地图是英国人于半个世纪前绘制的，这个山涧小水泊未被粗心的英国测绘人员看到，所以地图上没有显示。吞盛上校在焦虑之中急忙将此情况向山友准将汇报，山友准将闻讯知道大事不好，急令吞盛将部队撤出。并把这一情况直接报告了吴努总理和吴奈温总统。这两位得到这一情况，知道缅军上万人马已经面临万劫不复的生死关头。经过紧急商量以后，命令苏敏昂上校立即飞赴解放军“前指”驻地红线以内的缅甸城镇孟育，要求解放军紧急出动，从北面向残军猛击，迫使残军把围歼王南昆山谷的部队撤退。并再次急电吞盛上校全军撤出王南昆山谷。

苏敏昂上校衔命飞抵解放军前指驻地缅甸境内的孟育镇，于1961年1月20日与解放军达成协议，请求迅速出动部队，越过“红线”进攻残军总部江拉和缅军前线王南昆，帮助缅军摆脱残军围困的。还在协议尚未签字之前，解放军已经应缅方要求提前越过红线向南进发。


此时缅军上校吞盛率领的万余部队已经全部进入王南昆山谷，吞盛上校发现谷口已经出现残军部队，知道口子已经被堵住，吞盛惊恐万状，率部拼死突围。

1961年1月17日，江拉的柳元麟也并没有太清闲，缅军已经全部进入王南昆山谷，只是时间上显得早了些，北面的解放军一直还没有发现明显动静。此时一纸电文到达柳元麟的总部，说王南昆山谷的缅军已经放弃进攻，正全力往南试图撤出山谷。柳元麟知道大事不好，缅军南撤，很可能是发现了残军的意图。但缅军这时发现残军的意图明显为时已晚，残军只要坚决堵住出口就可以将缅军全歼，但要命的是北面的解放军会有什么反应？此次是中缅两国联合作战，如果缅军向解放军求助，那就麻烦了。

对于解放军的动向，柳元麟不是没有准备，他已经在北面解放军进攻的路线上提前安排了第二军全部主力第七师环向春部和第八师赵丕承部二千余人分头担任阻击任务。柳元麟急电这两个师长密切注意解放军的动向，如果解放军出现，两部至少要坚守阵地三十六小时以上。在王南昆山谷，柳元麟命令全力对缅军进行围歼。残军围歼部队只有两千余人，实力不够。面临生死存亡的缅军强烈反击，围歼进展并不太顺利，此时上游的洪水成了彻底消灭缅军的最关键因素。

解放军三个战群接到命令后一齐出动，西路第一战群三个营在阎守庆上校率领下，穿越原始森林直扑残军与缅甸交战的王南昆战场；中路第二战群三个营在左奎元大校指挥下沿缅老边界直扑残军老巢江拉；东路第三战群两个营又一个加强连在高明顺上校指挥下南下残军北大门索永。

1月18日至23日这几天，残军第二军环、赵两部陆续收到解放军数千人的强大部队已经南下向残军总部江拉进发的情报。一面向柳元麟报告，一面准备阻击。

1月23日解放军第三战群在索永击溃残军第七、和第八师防线，击毙第八师代师长李泰，赵丕承不知去向。由于不善于丛林作战，与敌打成了遭遇战，虽然将敌人击溃，但自己也受到不小损失。


第一战群由阎守庆上校指挥所部走的是1950年残军元老李国辉走的那条路，李国辉走了十二天，解放军只走了七天。

柳元麟得知解放军大部队出动，知道大势已去，未等缅军冲开王南昆的南大门，即于1月23日下令放开大门，让缅军退出。在王南昆山谷内顽强奋战了七、八天的缅军在受到残军重大杀伤以后，如逃出牢笼的野狗，头也不回地向孟林逃去，途中丢弃的武器弹药充塞了山谷的小路。王南昆上游的水坝因时间太短而未能堵成，缅军因此逃过了灭顶之灾。

柳元麟心狠手辣，决不会轻易放缅军一马，只是北方解放军来势凶猛，一路击溃了残军第二军第七、八两师的防线，并奉命不与纠缠，前锋已经越过孟洋直逼残军总部江拉。残军人少，对上万缅军无法一下子达成全歼的目的，上游堤坝又因时间太阳短而没有筑成，只好打开开南面山口，放缅军出去。而且残军总部及上万部队还要渡过河湄公河逃避解放军打击，任务十分艰巨，尚需时日才能完成。这已经成为柳絮元麟面临的新的生死考验。

柳元麟绝非等闲之辈，在安居江拉的几年中，他就早已制定了应对解放军远程奔袭打击，渡过湄公河逃往老挝以求自保的“保山计划”。如今解放军的打击骤然而至，柳元麟的“保山计划”正当其时。各部按撤退方案循先后秩序、船只安排等计划有条不纹的进行之中。第一军二、三两师在受到解放军第一波打击之后，损失不小，已经按柳元麟的命令退至总部江拉；二军七、八两师与解放军在索永遭遇，只抵抗了十个小时即退到江拉；四军张伟成部没有完成筑坝任务，也在接到柳元麟的命令后炸掉了未筑成的水坝退到江拉；从缅北一路撤退而来的第三军李文焕部和第五军段希文部以及西盟军区马俊国部结伴而行，绕过解放军的“红线”，一路没有损失地退到了江拉。孟百了守备部队三个师及直属支队在吴祖伯的率领下放跑了万余缅军，退至江拉。残军共计一万余人齐集江拉，按照柳元麟的部署正全力渡过湄公河往老挝境内撤离。

1961年1月25日一早，各地情报显示解放军三路大军正迅速向江拉总部和王南昆前线进逼。柳元麟仍然坐镇江拉，从容指挥残军各部撤退。

早晨起来，残军孟百了机场还在正常发布天气预报。上午9时至10时，机场接收了台湾飞来的最后两架飞机的起降。


残军江拉总部柳元麟的情报室半小时一次报告解放军进展情报。

上午7时，东路“匪”已经到达索永以西，正沿缅老边境南下江拉；

7时30分，中路“匪”已到达孟百了机场西北；

上午9时30分，中路“匪”已经到达孟百了机场以北约六十公里处；

中午12时，西路“匪”已到达王南昆西北五十公里处；

时间已过正午，柳元麟整个上午粒米未进，一直端坐在军用地图前，接收解放军进攻的情报和下达残军各部渡河的一系列指令。很显然，解放军三路大军在宽三百公里的巨大扇面上对残军江拉总部和孟百了机场以及王南昆前线这三处要点发动了强大的攻势，目的首先在救缅军于灭顶之灾，然后试图聚歼残军于江拉总部和孟百了机场附近。


1月25日下午，情报显示解放军进展十分迅速，江拉四周叭坎亮、王堆卖、瑶家山相继陷落，据守该地的残军部队奉命稍作抵抗即向总部撤退。下午5时，距江拉不足十公里的蛮洋已经出现共军。柳元麟走出他的总部，向湄公河上放眼望去。只见渡河的船只井然有序，总部附近已经没有部队。柳元麟把手一挥，总部机关机要人员及警卫跟随他迅速撤出了总部的几座木板屋，向湄公河边走去。

1月25日黄昏前，解放军前锋到达江拉，残军已经基本撤退完毕，江面上仍然可以看到有几条船只在向湄公河东岸驶去，这是残军最后一批撤离人员的船只。留在河边担任掩护任务的十多名残军士兵做了解放军的俘虏。残军江拉总部只剩下几栋孤孤零零的木板房屋。解放军事前得到命令，不得对湄公河上行驶的船只开火，这是怕子弹打到对岸老挝领土造成国际影响。这个时代的中国政府对国际问题尤其敏感，此番能够越过“红线”深入打击在缅的国民党残军已经属于十分难得。到达江拉的解放军部队眼望着那几只船只缓慢驶抵湄公河东岸在老挝上岸。

1961年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越境打击部队尚在江拉附近清剿残军余部，缅甸政府即已经通过外交途经向中国政府要求：鉴于国民党部队已经退入老挝境内，入境的解放军部队作战任务已经完成，应立即起程撤回中国境内。中国政府接到这一通知，感到十分突然。1月20日中缅双方在孟育鉴定的要求解放军越过“红线”帮助打击国民党残军的协议中规定：打击行动一旦完成，解放军部队可以逐步退至“红线”以内的缅甸境内，下一步的撤退计划待双方协商再定。

如今缅甸政府这么快即要求中国军队立即一次性撤退至国境以内，明显是缅甸政府对中国军队不信任的表现，而且缅甸政府的这一行为也有过河拆桥之嫌。残军已经全部退入老挝境内，缅军此次作战的目的已经实现，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呆在缅甸已经成为缅甸政府的另一块心病。缅甸政府的这一要求使中国政府感到十分为难。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这次作战行动，投入兵力达上万人之多，而且分布在缅甸东南部上千平方公里范围内，道路崎岖，补给困难，为此在缅甸境内的孟育等多个城镇设置了后勤补给基地，缅甸政府要求中国军队一次性撤离，不仅有悖于1月20中缅双方鉴定的“孟育协议”，而且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迅速布置撤离困难太大。

缅甸方面甚至还以美国政府对此次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兵进入缅甸境内参与作战十分敏感，要求派其驻缅甸武官前往孟育考察为名，对中国政府施压。

中国政府为了维护中缅双方的友好关系，决定接受缅方面的要求，并于1961年2月2日在孟育与缅甸政府全权代表苏敏昂上校达成新的协议。


协议的大概内容是：在缅甸方面提供部分物资支持的前提下，解放军部队于七天之内全部撤出缅甸境内。

解放军在越过红线打击国民党部队时，奔袭部队前进的速度是七天，没想到缅甸方面提出解放军撤离缅甸国境的时间也只有七天。善良而又勇敢善战的解放军部队竟然提前八小时完成了撤离任务，从而彻底消除了缅甸政府对解放军入境帮助缅甸军队打击国民党残军后产生的巨大疑虑。

战役结束，缅甸军方与残军两方面都宣布获得了胜利，仰光街头摆满了由解放军缴获后移交给缅军的残军武器弹药。缅甸全国舆论受到极大振奋；台湾的蒋介石也因残军再一次战胜缅军对各部均有嘉奖。只有中国政府对此次作战行动从头至尾沉默不语。

在那个意识形态统领一切的年代，十分善良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历经千辛万苦帮助缅甸政府完成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在没得到任何利益的情况下结束了这场历时八十天的越境作战行动。令人悲哀的是，这次参与打击行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被打击的对象逃缅国民党残军都是中国人。

湄公河是中南半岛第一大河流，几乎流遍了这个半岛所有的国家。对于缅甸来说，湄公河只是缅甸与老挝边界上一条不太长的界河。湄公河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形成一个长宽不过十几公里的小河湾，河湾中间有一个小镇叫江拉。从1956年开始，逃缅国民党残军的第二任总指挥柳元麟就把他在缅甸的总部设在这里。

江拉三面被湄公河包围，背向老挝，开口却在缅甸一方。柳元麟选择这个地方自有他的考虑。江拉背靠弱小的老挝，一旦缅军打来，能胜则战之，不能则可以轻而易举地撤往老挝。而且江拉与中国边境也不太远，前往云南袭扰也是一个合适的距离。

到1960年开春之时，柳元麟来到缅甸有五年多了。五年来他处处小心谨慎，惨淡经营着缅北这片异国的土地。手下这支万余人的残军部队是他柳元麟的命根子。经过五年的整治，虽然还说不上能够令行禁止，但起码在形式上已经得到统一。去年台湾又为他派来了一千多人的骨干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扩充和对各部派出政工人员，柳元麟进一步加强了对残军的控制。现在他这个总指挥基本上还是名符其实的。


1960年10月的缅甸已经进入旱季，缅北雨林恼人的大雨明显少了很多。鸦片已经收获，残军各部正忙着从老百姓那里收回年初放下去的“烟花款”，准备把作为烟花贷款交上来的鸦片和从烟民手上收来的鸦片集中起来派部队运出去，这是残军部队最忙碌的季节，也是关系到残军一年的生计。

残军在缅北武装贩运鸦片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残军的经费不足，贩运鸦片完全是生活所迫，这一点柳元麟这个总指挥心知肚明。台湾给的经费实在不多，对残军各部贩运鸦片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柳元麟不是一个完全不能吃苦的人，他对党国忠心耿耿，对他的校长蒋介石更是唯命是从。他是受了校长的指派到缅甸来吃这个苦的，所以他把经营好缅北这个反共基地做为下半辈子的唯一事业。

柳元麟的总部江拉其实仅仅只是在密林中搭着许多木板房的小村落，他最亲信的第二军和总部直属部队散落在江拉附近的湄公河岸边。河对面就是老挝的国土。老挝也是亚洲弱国，其政府和军队都还是九十三师1945年在老挝接受日本投降时帮助建立的。自己手里这支被当地百姓仍然叫做“九十三师”国民党残军对弱小的老挝军队仍然有着充分的震撼力，所以柳元麟压根儿就没把弱小的老挝军队放在眼里。何况现在美国人的势力已经进入老挝，柳元麟更是有恃无恐。

1960年10月中旬的一天，坐镇江拉的国民党残军总指挥柳元麟穿着短裤，光着上身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做着例行的工作。西盟军区司令马俊国突然派人送来一份情报：解放军以一个加强连的部队，深入缅甸境内六十华里，一举歼灭了西盟军区马俊国部一个营四十多人，营长黄道文被击毙。

残军逃到缅甸十年来，虽多次派出部队进入云南境内进行骚扰，但解放军只是被动应付，鉴于中缅两国的关系，解放军从未主动越过边境进入缅甸境内实施打击。但这次解放军为什么敢于冒着缅甸政府抗议的风险深入缅境打击残军呢？而且打击行动过后，并没有听到缅甸政府有丝毫反应。这二者中间是否有什么关系呢？四十几个人对于柳元麟来说并不算多大损失。但这个信号是否预示着有什么麻烦降临？柳元麟弥思苦想，一直未得其中要领。解放军的这一动作使安居缅北多年的柳元麟疑窦丛生，心中一丝不安的恐慌怎么也压不住。


缅甸军队并不可怕，不论他们如何改善装备，如何引进外国的训练方式，对付缅军，他柳元麟有充分的信心。但是如果边境那边的解放军参与进来，那残军的末日就到了。解放军在大陆与国军作战时，三年之内竟将数百万经过对日作战锻炼、又得到美国武器加强的强大国军席卷而去，又在朝鲜与世界最强大的美军打成了平手，目前柳元麟手下这支残军如果与解放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找不出原因，柳元麟心里闷闷不乐。

进入十一月后，内地的情报人员送来的一份绝密情报：云南境内的解放军有三个整装团调至边境车、佛、南地区。其中两个团属于驻云南第十四军主力团，另一个是边防团。此三个团的调动十分隐密，全部是在夜晚进行，调动的目的尚不清楚。

这一情报对柳元麟产生了极大的震动。结合前一段的黄道文营被歼灭这一情况，柳元麟敏感地意识到，也许解放军会对境外的残军有大动作。他立即走到挂在墙上的缅北地区军用地图，仔细查看残军各部的驻防情况。一个显眼的番号进入他的眼帘。蒙保业的“第二师”，这个第二师属于第一军吴运暖部。驻地紧靠云南边界南览河边一个叫“三岛”的地方。边境对面就是云南省佛海县（大陆解放后已经改名为孟海县）。第二师驻地离边境如此之近，万一解放军真有越境打击的企图，第二师首当其冲。为了综合了解情况，柳元麟立即向仰光的密探发去了指示：“迅速了解缅军近期动向，不得有误。”并对第一军军长吴运暖和第二师师长蒙保业第三师师长曾宪武同时发出了一道命令：

“鉴于最近大陆共军活动异常，似有对国军袭扰之虞，着令第二师蒙保业、第三师曾宪武两部迅即向内移动二十公里，以应不测，原防区交给第五军接管。”同时柳元麟又给远在邦桑以北的第五军军长段希文和第三军军长李文焕也发出了“为应对共军可能的袭扰，你部立即向总部靠拢以应不测”的通知。第一军虽然不是柳元麟的基本部队，但柳元麟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吴部如果被解放军歼灭，他柳元麟绝对捞不着任何好处。

在柳元麟指挥的残军五个军里，数第五军实力最为强大，但也最不听指挥。第三军李文焕不是军人出身，对作战不太在行。但他也有自己的办法。这就是认准了第五军的老军人段希文，三军的驻地尽量靠近第五军。以此互为犄角，互相关照。第五军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对柳元麟的指挥却是阳奉阴违。

柳元麟调第五军和三军南来表面上是令其“向总部靠拢以应不测”，实际上狡猾的柳元麟还包含另一层阴谋在里面。他想把不听指挥的第五军和第三军调到附近接替第一军的防区，以第五军和三军为挡箭牌，一旦解放军对残军发起突然进攻，希望三、五两军能够挡住解放军最初的打击，然后他才有时间从容布置撤退。


段希文也非等闲之辈，在云南有着自己的情报关系。他也得知了解放军异常动向的情报，接到总部的指令后正与三军李文焕相约往江拉附近缓慢移动。

残军第一军以前的军长是吕维英。在柳氏的分化打击下，吕维英被迫离开了第一军，由第三师师长吴运暖接替军长的职位。吴运暖与吕维英相识多年，又都是九十三师的老人。吕维英在大陆当九十三师团长时，吴只是其手下连长，吴运暖对吕维英十分敬重，素来以“豪公”（吕维英字“人豪”）敬之。虽然接替吕维英当上了第一军军长，但吴运暖对柳元麟的做法很不满，几年来，吴无时无刻不在防着柳元麟。吴运暖与第一军两个师长蒙保业、曾宪武都是九十三师出身，三人关系非同一般，吴运暖的军部就设在第三师曾宪武那里。这一天吴运暖与下属第二、三两师同时收到了一份相同的命令。

二师师长蒙保业心中无底，带着警卫走了几天的山路悄悄跑到第三师师部，与吴运暖、曾宪武三个人商量对策。

“史妈的，喊老子让出三岛给老段，老子让出三岛让弟兄们哪儿喝水去？现在山上的东西已经都到了坝子里，只要运出去就是现钱了，到手的钱都不要，弟兄们吃什么？”

蒙保业一肚子不满意。吴运暖不紧不慢地说：

“我看柳总指挥这次不象有整治咱们的意思。共军的动向咱们还不明确，这些年咱们只顾着挣钱，情报这事都没怎么去做，柳总指挥的命令不得不考虑呀。”


“吊卵子！他共军敢越过边境来打我们？跟共产党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他们的做法也晓得一些，绝对没有的事。就凭那些缅甸土蛮子，荒他来打。困上三天起来也把他们打困在地上。”

蒙保业是广西人，说话一口的广西腔调。

“蒙兄，还是稳重些好，咱九十三师现在这点本钱聚起来不容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撒。如果丢掉了，我们去哪里安身？”

曾宪武也同意执行总部的命令。只是蒙保业占的那块地方实在太富，而且蒙保业手上正好有一大批货要出去，如果部队整体移动，运货的事就废掉了。下一步还不知道那个柳总指挥又会生出什么新命令来。没有部队押运，货就运不出去。而且押一次运往返至少得一个多月，在这个紧要当口执行总部的命令，今年的经费就没着落了。蒙保业的担心不是没道理。

曾宪武也没有十分的把握，而且自己的部队也有货要运。军长吴运暖更是处境尴尬，如果强行要求两个弟兄执行总部的命令，万一到头来什么事也没有，那自己可就在弟兄面前失了脸面。何况自己也是靠两个弟兄吃饭。蒙保业的二师富得很，每年对军部多少有些支持，现在要两个弟兄执行总部命令实在不好坚持。

两个师长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吴运暖只有和稀泥，商量在没有结果的情况下结束了。


蒙保业带着护卫，骑着马从军部往自己的第二师驻地缓慢的走着。心里正想着两件大事，一是今年的鸦片收成不错，从军部动身返回之前他已经将事先布置的鸦片押运计划向副师长刘继禹作了交待，叫他做好准备，只等自己从军部回来立即起运。第二件大事就是他的掸族妻子依盱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如果是个儿子，那他蒙家的香火又有了继承人。蒙保业今年已经四十二岁，这是他第一次有自己的孩子，心里那份高兴也不用过多形容。

这些年在缅甸虽然辛苦，但还是过得有滋有味。手上有几百号弟兄，上头又有台湾派来的柳元麟罩着，平常柳元麟管不着他，需要的时候，这个柳元麟又是一面挡箭牌。前不久台湾还给他升了少将。虽然只是个虚名，但足见台湾对他二师的信任。只是最近柳元麟给他的师派了一个政战处主任，这个鸟鸡巴主任明显就是柳元麟派来监视他的。有了这个政战处主任，他二师一点芝麻绿豆小事都会向柳元麟报告。这是近一段来唯一让他烦恼的事。这次之所以专门跑一趟军部，就是不想把自己的计划让这个政战处主任知道。

这一带的山路蒙保业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哪儿经常有一只老虎在活动他蒙保业都一清二楚。马儿在山路上不紧不慢的走着，蒙保业想先回家看看自己的老婆，然后再回师部去。

残军派往仰光的密探也各自有着自己的生意要做，平常没事的时候都不去关心缅军的情况，只是柳元麟发出了命令才去跑一下。接到柳元麟打探缅军动向的指令，密探们这才紧赶慢赶地去找关系。经过一些周折，总算了解到了缅军的真实动向，而且情报十分准确。这就是“湄公河之春”的全部作战部署。柳元麟还了解到，这次是中缅双方联合作战，中缅边境东南段的作战行动由缅军负责。西北段由解放军负责，柳元麟的江拉总部恰巧就在缅军作战范围内，而且缅军还对解放军的越境作战行动作出了严格限制。柳元麟看到后大喜过望，觉得残军第三次击败缅军的时机又到了。一个对缅军诱敌深入然后聚而歼之的作战计划在柳元麟的心中已经有了初步轮廓。

江拉总部，柳元麟紧张的部署着他的几支部队：急调第二军一部前出至孟帕亚西南阻击缅军，并节节抵抗，引诱缅军深入；急电第三、五两军迅速南来接替第一军防地；急调第一军二、三两师迅速退至孟卡、达邦一线，令第四军张伟成部和西盟军区马俊国部作好应对解放军进攻的准备。柳元麟的部署紧急中带有几分从容，只是有一点让柳元麟毫无办法，这就是缅军进攻的确切时间。据情报说要等解放军的进攻发起之后，缅军再随后发起进攻，解放军那儿的情报只掌握了三个团调到了边境这一点，对解放军进攻的时间、地点和方向更是一概不知，缅军的进攻时间自然也无法准确掌握。柳元麟还在忙着对残军重新部署，解放军的打击已经悄然而至。

1960年11月20日傍晚，解放军第14军39师副师长兼参谋长阎守庆上校率领解放军第一战群117团先头穿插部队四个连悄无声息地越过中缅边境进入了缅北的莽莽林海，目标就是打洛对面的残军第二师蒙保业部。此时的解放军武器装备已经进行了全面换装。一个班有一挺班用机枪和两枝冲锋枪，士兵使用的是半自动步枪，子弹全部可以通用，火力得到了全面加强，一个班的火力已经超过了解放初期一个连。


蒙保业回到家，看到了个把月没见的妻子依盱。妻子的肚子更大了，也许最近就要生产，而且气色挺不错的，蒙保业十分高兴，抱起妻子亲了好几下。掸族的女人一旦嫁了人，就是男人的奴隶，男人要做她什么就做什么，而且对男人尤其体贴。见到自己的男人回来，依盱自然高兴，赶紧替男人烧水洗澡，然后上了床。

蒙保业从军多年，最近风声紧的消息不能不让他有所警惕。他临上床之前没忘记让自己的情报组长罗清泉去边境附近打探消息。但是下属的思想从来就是跟着上级的表情转的。他蒙保业没把解放军可能的进攻当成真事，罗清泉又何必大惊小怪呢？所以罗清泉离开了蒙保业的家往东走了大半天，来到一个叫王洪寨的小村寨住了下来，打算第二天再往边境上靠一下，看看是否可以了解到一点情况。

掸族的女人多半有汉人的血统，对残军这些正统汉人非常喜欢。除了家里的媳妇，没出阁的成年女人随便可以睡。罗清泉对这一带自然熟悉，早有相好的目标。进得屋里，吃了饭便上床快活去了。在王洪寨这个缅甸丛林深处的小村寨，地图上几乎无法找到，寨子内没有几户人家。也活该罗清泉倒霉，他睡觉的屋子点着油灯，一枝带着枪套的手枪就挂在柱子上，从窗外看得一清二楚。这件东西成了这间屋子今晚主人身份的最重要标记。罗清泉被悄悄摸进来的解放军按在了床上。

1960年11月22日凌晨4点，解放军第一战群先头部队四百多人突然出现在蒙保业的家“踏板卖”附近的山坳上，阎守庆打开手电筒用放得极低的位置查看了一下军用地图，然后对一个被反绑着双手的人问道：

“是这儿吗？”

“是的！是的！对面那几间屋子就是我们师长的家。”


被绑的人正是残军第二师师长蒙保业的情报组长罗清泉。蒙保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派出去打探消息的情报组长却成了送他上西天的领路人。

“你们师长有多少警卫？”

“十来个弟兄。”

“他们住在哪儿？”

“没准，一般旁边屋里有几个，外面还有两三个流动哨。流动哨的位置从来不固定，是我们师长临时定的。”

阎守庆一时皱紧眉头。流动哨位置不固定，一但部队贸然下山就很可能被发现。但也只能冒险一试了。


阎守庆把一个连长叫到跟前，命令道：

“你们连一百二十个人，分成四组，从四个方向同时对那座小屋发起攻击，务必不使屋内的任何一个人逃出那间屋子。你看，屋子外面全是树林，屋里的人一旦逃出来，滚进林子里，要想再逮住，那就如同大海捞针了。其余部队原地待命。”

连长轻声回答：“明白！”

四个小组一组三十个人，从远距离向那三四间挤在一起的木板屋子包抄而去。阎守庆这边用两挺机枪直接瞄准了蒙保业睡的正屋通向中外面的空地。只要屋子里有人逃出，机枪火力立即可以将其击毙。

十几分钟过后，不远处的树林里突然响起了枪声，阎守庆一声“坏了！”

只见屋子里一个黑影突的窜出来，一个随地翻滚，向屋外的树林滚去。这边机枪应声而响。


“哒哒哒哒！”两挺机枪织成的密集火网立刻把那个黑影打得动作变了形状。然后是四面八方的火力一齐向那几间屋子射去。从其他屋子跑出来的人影很快被全部打倒。战斗只进行了十几分钟就结束了。

阎守庆马上带着罗清泉走向首先被打倒的那个人跟前，叫罗清泉辨认。

“是你们师长吗？”

“啊？蒙叔！”罗清泉一下子双脚跪在地上。

“说，是不是你们师长！”

“是的，是我们师长。蒙叔。。。。。。”罗清泉掩饰不住内心的痛苦，对着蒙保业的尸体哭了起来。蒙保业身中七弹，早已没有了一点气息。


罗清泉跟蒙保业都是出自九十三师，而且都是广西人。残军第二师广西人比较多，大家都叫蒙保业为“蒙叔”。罗清泉是蒙保业一手提拔起来的，两人在一起风风雨雨十多年了，感情十分密切。可是在生命悠关之时，罗清泉还是出卖了自己的长官。这一场只持续了十几分钟的战斗同时还击毙了赶来与蒙保业商量贩运鸦片的第二师副师长刘继禹和其他高级军官二十多人。只是蒙保业的妻子依盱命大，不久以后她在解放军设在缅甸孟马的野战医院里产下一对双胞胎。

据事后依盱回忆说，当时是蒙保业把她从床上抱下来放在地板上，并叫她躺在地上千万不要动。在那个弹雨如织的时刻，只要依盱稍稍站起来一下，马上就会被子弹打倒。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蒙保业临死前用一个老军人精湛的军事常识和十分老到的求生动作救下了自己的妻子和一对儿子的性命。

由于残军提前得到情报，部队撤离了原来的驻地，解放军三个战群，只有第一战群阎守庆上校随机应变，奔袭得手，基本全歼残军第二师师部所有高级指挥人员。并以此战取得山岳丛林作战经验。1979年时任第十三军军长的阎守庆指挥第十三军实施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再次取得不错战果，概因阎上校在十九年前的那次作战取得的经验。按阎守庆自己的话说：“就是按打踏板卖的打法打的，都有热带山岳丛林作战特点”，这是后话。

1960年5月4日中午，刚刚从访问了印度、尼泊尔和缅甸三国回到昆明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与外交部长陈毅没有顾上休息，刚刚吃过午饭即分咐昆明军区在下榻的震庄宾馆会议室内汇报境外国民党残军情况。这次汇报事先并没有通知昆明军区，这并不是向来以行事周密细致著称的周恩来的疏忽大意，而是他有意如此。并且在汇报之前特意交待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此事属于绝密。参加会议的人只限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委阎红彦和参谋长鲁瑞林。周恩来率领出访的庞大代表团中也只有他和陈毅元帅两个人到了这间会议室。

这个季节的北京已经感到有些暑热，但昆明确仍然凉爽宜人。

震庄宾馆会议室内宽大的桌子上铺开了一张由昆明军区参谋部绘制的“境外国民党残军分布示意图”，周总理与陈毅元帅伏在桌子上仔细地看着地图上的各种标志。他们二位都是军人出身，数十年国内征战经历使他俩对于这样的示意图熟悉得就象看自己的掌纹一样，根本用不着参谋人员的讲解。


图上显示：逃缅国民党残军计有一个总部、五个军、一个军区，总实力在一万人左右。人数最多的两个部人马是第五军段希文部3000人左右；第二军吴祖伯部以及总部直属教导支队夏超部共计3500人。第三军李文焕部1500人，实力稍次，第一军吴运暖部1300左右。第四军实力最差，只有800人；西盟军区马俊国部有一千余人。残军总部位于缅甸境内湄公河西岸的江拉。段希文和李文焕两部驻在缅甸境内萨尔温江以东、云南省镇康、耿马、沧源三县边境以西地区；第二军吴祖伯部及总部直属部队驻缅甸境内湄公河以西地区及江拉总部附近；第四军张伟成部和西盟军区马俊国部驻驻云南省景洪市境外。第一军吴运暖部两个师驻在云南孟海、孟连两县边境以外。在江拉西南四十华里处的孟百了有一个简易机场，由总部直属部队派人驻守。

周总理和陈毅元帅详细看了这张示意图，对境外的残军分布已经有了清晰的了解，然后坐下来，喝了一口已经有些凉了的茶水，准备听取昆明军区对残军各部情况的分析汇报。担任汇报讲解的是昆明军区参谋长鲁瑞林少将。这位参加过长征的解放军少将毕直地站在刚刚挂上墙面的那幅巨大的“境外国民党残军分布图”前面，面对周总理和陈老总这两位平常难得一见的国家领导人显得有些紧张，他知道这两位在军事上绝对都是内行，汇报过程中任何一点疏忽和差错，都会被总理和陈老总发现，内心的紧张使他额头上沁出了一些汗水，拿着指示棒的手也有些微微发抖。

其实鲁少将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他出身于猛将如云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抗日战争时期又在名将陈赓第三八六旅任职，不到五十的鲁少将从军历史长达三十年。导致他有些紧张的主要原因是：事先他并没有得到任何通知，汇报是突然决定的。另一方面他也不知道周总理与陈老总要听这样的汇报目的何在，觉得不容易抓住重点，所以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在坐的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见鲁少将有些紧张，他从座位上站起来，端了一杯茶让鲁少将喝了一口，陈毅元帅也把有点让人不知深浅的墨镜从眼睛上摘了下来，在手上把玩着，想放松一下气氛。

鲁少将这才慢慢稳定了心情，开始有了些信心。根据自己对情况的全面了解和在军区会议上多次情况通报的经验，有条有理的汇报起来：

“残军第五军军长段希文，云南宜良县人，云南讲武堂毕业。1949年时任国民党滇系鲁道源部第五十八军副军长兼第二六五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在江西有与日军作战的经历。五十八军在广西被歼灭后去香港，1950年跟随李弥来到缅甸。所部多半为在辽沈战役被我军歼灭的国民党滇系卢俊泉部第九十三军和在广西战役被我军歼灭的滇系鲁道源部第五十八军的回乡军人组成，对段希文十分忠诚，有一定的战斗力。第三军军长李文焕、云南省镇康县人，系镇康当地土豪武装的头目。解放军到云南后率部投降，被任命为镇康县副县长。残军第一次反攻云南时，又率部跟随李弥到缅甸加入国民党残军，所部都不是正规军人出身，战斗力较弱。此二人都是云南人，部队驻地对面就是云南省耿马、镇康、沧源等县，部队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这三个县，此二部对国内的骚扰比较轻一些。”


鲁少将停了一下，把指挥棒移向地图的东南移动了一点位置。然后继续汇报：

“第一军军长吴运暖系海南人，所属第二师师长蒙保业、广西陆川人。包括第三师师长曾宪武在内这个三个人都是九十三师“在乡军人”骨干成员，均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军校，是国民党军中央系的正统军人。抗战时在远征军第九十三师中有对日寇作战的经历。此三人关系十分密切，解放前在云南边境景洪、孟连、孟海等地活动多年，对当地地形非常熟悉，此一部对边境的危害最大。第四军军长张伟成也是九十三师“在乡军人”的骨干成员。但其在九十三师时只是一个后勤排长，不是军校毕业。所部与第二师蒙保业部、第三师曾宪武部都是第原来是第一军吕维英的一个师，现在虽说升级为军，但只有800多人，实力较弱。这两部分残军都有国民党军第九十三师的基础，有一定的战斗力。”

鲁少将为了加重下面将要汇报内容的语气，咳了一下，清清嗓子。

“第二军军长吴祖伯是湖南常宁县人，解放前在国民党陈明仁部。。。。。”

鲁少将说到这儿，觉得把陈明仁再说成是国民党的人有些不妥。他连忙更正道：

“解放前在国民党第71军任副团长，也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军校。1955年跟随柳元麟来到缅甸，所部为原第二军军长甫景云的人，有国民党第八军的底子，是柳元麟最忠实的部队。吴祖伯抗日战争时期随第71军在缅甸与日寇作战，而且在东北和湖南、广西都有过与解放军作战的经历，带兵时间长，作战经历丰富，是残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此人于广西战役后随国民党第一兵团残部退往越南，后撤到台湾。残军另一部分忠实于柳元麟的部队是其总部直属教导支队夏超部，大约一千五百人左右。基本是由台湾空运来缅甸的台湾‘国防部第一特战总队’成员组成。此部蒋军对柳元麟十分忠诚，而且有相当强的战斗力。”


鲁少将觉得重要部分已经基本汇报完毕，心情也放松了许多，自己从桌子上端着茶杯喝了一口，然后补充道：“残军西盟军区马俊国部千余人都是最近几年由云南滇南地区逃到缅甸的土匪、恶霸和国民党散兵游勇分子组成，部队结构比较松散，没有什么战斗力。汇报完毕！”

鲁少将除了有近三十年的军旅生涯以外，建国初期又在南京军事学院经过两年正规的学院教育，军容风纪和军事操典都有不错的修养。他身上的将军服一丝不苟，皮革擦得锃亮，汇报期间腰板挺得笔直。而且面庞严肃，毫无表情。鲁少将的这副标准的军人做派，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作风肯定有一些渊源。汇报完毕后，鲁少将轻轻放下指示棒，一个立正，向两位首长敬了个标准的军礼，然后正步走向自己的坐位。

陈毅元帅自1954年奉调进京以后，已经很久没有在部队工作了，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时已经离开了带兵第一线。原来统帅的第三野战军百万大军划成了南京、济南、福州三个大军区，都有自己的老部下在统带。看到刚才鲁少将一派标准的军人风范，说话干净利落，动作准确到位，不由得又勾起了带兵的欲望，觉得带兵还是比较有意思一些，近几年他虽然以中国外交部长的身份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但在公开场合说话总是以所谓外交辞令互相绕来绕去，军人出身的他还是觉得有几分不适应。他打趣地对周总理说：

“总理啊？啥子时候有仗打，干脆你还是让我去带兵算咯，这几年我这个外交部长当得不硬气，不如带兵打仗来得痛快。”

“你这个陈老总，当了几年的外交部长，还是关不住你那颗心。毛主席说：‘外交无小事，’你这种思想可不行啊。”

总理没等陈毅说话，又转向秦基伟司令员：


“秦基伟同志，这次汇报的内容暂时不要对外传达，就限于你跟阎红彦政委和鲁参谋长三个人的范围之内，因为中央对于你们汇报的情况作什么决策还没有进行商量。我们下午回北京向中央汇报。中央怎么决策由军委和总参通知你们。”

秦基伟司令员马上站起来，一个立正敬礼：

“是！”

秦基伟是朝鲜战争“上甘岭战役”的指挥者，也是名将陈赓的部下，战功卓著，军事素质极高。此时中国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国内经济形势十分困难，国际上与传统盟友苏联关系也搞得很僵。蒋介石借机叫嚣反攻大陆，在缅国民党残军活动频繁，不断突入边境搞破坏，仅1960年就达60余次。周恩来指定要听取境外国民党残军的情况汇报，说明那些逃到缅甸的国民党残军已经引起中央的重视，也许不久又要有仗打了。中央的这一意图是不可能逃过秦基伟这位军事名将的判断范围。秦基伟在头脑里迅速思考了一下，在这极短的时间内，他想到了滇缅边境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边境对面那些自己曾经的手下败将现在的情况，觉得这次作战行动已经与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方式不能同日而语了，也许会是一次全新的作战方式。

秦基伟见周总理要往外走，马上冲出门去，大声叫值班秘书备车。作为昆明军区的最高领导人，他很想把略显清瘦的总理留下来在这个四季如春的城市好好休息几天，现在国内生活虽然比较艰苦，他还是可以想一些办法让周恩来过几天比较舒服的日子。但他深知总理的工作风格，也许北京还有一大堆更重要的事正等着他呢。所以秦基伟连句客气话都没有说，站在会议室的门口，望着周恩来的汽车绝尘而去。周恩来此次来昆明仅仅停留了一个上午即直接飞往北京。

1960年6月初的一天，总参的明确指示下达到昆明军区：在一级保密的情况下组织有力部队配合缅甸军队，以保护边境线勘查立碑为名，对盘踞在缅甸掸邦地区的国民党残军进行越境打击。并于6月底之前配合外交部派代表前往缅甸，商谈双方军队配合作战的具体方案，此案为绝密。


1960年6月27日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赴缅甸参加“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方代表团由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率领、军方代表是中国昆明军区的陈雁彬上校。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一千多位将军的大国，仅仅派出一位上校军官前往缅甸参加国与国之间的谈判，从形式上看似乎不太重视，其实这对于毫无作战经验的缅甸军队来说，并不会表示任何不满意。他们知道，经过 了二十多年浴血征战，又在朝鲜与美国军队打了三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仅仅只派了一个上校前来，也许中缅两国此次作战的整个计划敲定都得要听他的。

就在中国总理周恩来在昆明听取逃缅国民党残军的情况汇报之时，缅甸政府关于与中国联合打击逃缅国民党残军的筹划也在紧张的进行中。

已经两次当选缅甸总理的吴努，又于最近重新取得缅甸总理的位子，但这一次他的政府似乎不太稳定，军事强人吴奈温羽翼渐丰，已经当上了缅甸国家的总统，按缅甸国家宪法，虽然总统还只是象征性的职位，但军人出身的吴奈温手下培植了一大批亲信将领，这些军方将领都只听吴奈温的，不听他吴努的。其他文职人员看到这个状况，都不愿意跟吴努到现政府中去趟这塘混水。所以吴努除了当着政府总理的职务以外，不得不同时兼任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等七八个部长的职位，这在缅甸国家独立十二年来还是第一次。

军方不听招呼，吴努必须小心谨慎。5月初中国总理访问缅甸，根据军方的要求，中缅双方基本商妥了共同出兵，打击缅甸境内的国民党残军的方案。掸邦那个地方本来独立意识就很强，再加上国民党残军在中间扰和，整个掸邦大有脱离政府管辖的趋势。有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缅甸军方对那些人数不多，但战斗力了得的国民党军残军十分惧怕，打又打不赢，赶又赶不走。一群外国的败兵，竟然敢于占据缅甸的一块国土不走。而且两次打败缅甸政府军，这口恶气实在让人难以下咽。军队强烈要求政府与中国商量，由中国派出有力部队越境协助缅甸作战，

依靠中国的力量击败残军。这事一年多以前军方就有人提出，但中国方面一直没有明确态度。吴努总理也觉得这种方法并不十分妥当。中国的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同样属于外国军队，让共产党军队到缅甸来打国民党军队，不论双方胜败如何，缅甸政府都没什么好果子吃，这就如同让两个外人在自己家里比试武艺，胜败也许可以分出来，可自己家里的坛坛坛罐罐被打烂了谁来负责？

吴努也是应军方的多次要求才对来访的中国总理周恩来提了一下，没想到周恩来竟一口应允下来。吴努一下子退不回去，只好委托军方制定具体方案。


吴努对这种格局确有一番苦衷在心头。面对数千国民党残军缅甸军队姑且无法对付，如果招引强大而且人数众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缅甸，一旦解放军又懒在那里不走，岂不是前门赶狼，后门进虎？但军方要求十分迫切，不答应又不行。缅甸那些混胀军队，打仗不行，搞军事独裁却内行得很，吴努对此十分无奈。

经过好几个不眠之夜的思考，吴努终于思得一计：把解放军限定在中缅边境缅方一侧二十公里的范围以内。也就是说中国军队在打击国民党残军的时候，不得越过边界二十公里。为了把这一点弄明确，吴努还在一张中缅边境的作战地图上沿缅甸边界一侧二十公里划了一条“红线”，作为中国军队参加此次作战的“禁区”标示出来，准备在谈判过程中把这张图交给中国方面。想出了这一计策这才让吴努有了如释重负之感，终于可以把解放军这支虎狼之师限制在一个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了。即使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残军以后真的不想走，那也比国民党残军占的地方小得多。

小国政府的事确实比较难做，“弱国无外交”，他吴努正是当着一个弱国的政府总理，什么时候都得看人家的脸色。亏得吴努脑子灵活，才想出了这一条妙计。吴努一边向总理府外走去，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

中国政府代表团中的军方代表已经到达缅甸，吴努心情释然地去接见他们。听说来人中最高军衔只是个上校，但吴努还是决定要亲自去接见他们。

。。。。。。

1960年11月4日，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勘界警卫作战问题专门小组会议”在北京举行，中方出席会议的人员以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公安边防部队司令员丁荣昌少将为首，包括成学俞上校、陈雁彬上校、李文清上校等八名军官。缅甸方面出席会议的有：山友准将、苏敏昂上校、基温上校、瑞上校、吞盛上校。等十名军官。


经过商谈，中缅双方在协议中作了如下规定：

盘据在旧界桩第1至第30号之间的国民党残军由缅军负责清除；盘据在30号至62号之间的国民党军队由中国军队负责清除。整个作战区域为中缅边界缅方一侧纵深100—150公里的范围。

进攻发起的具体时间暂定在1960年11月20日左右。进攻发起之前中缅双方再行互相通知。

中国军队在清除国民党残军的时候如果认为有必要进入缅甸境内，缅方同意中国军队可以进入缅甸境内二十公里范围之内，如红线标识范围。

红线的划定范围是：东北部由恕江经云南进入缅甸之处的缅甸小镇莫代开始，西南部到缅老边界湄公河西岸的缅甸小镇孟温结束。整条红线长达500多公里。

中国军队由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公安边防军司令员丁荣昌少将统一指挥，派出兵力是14军117团、118团、和边防11团共三个团一万余人。分成二十二个战斗小组，组合为三个大的战斗群，每个战群约一个团。作战对象是驻孟连、孟海、西盟三个县境外的国民党残军第一，四两军二、三、五、六四个师和西盟军区所属部队共22个据点，约两千余人。缅方的作战兵力为缅北军区两个旅九个营一万余人，又从首都调来四个师的正规军，总兵力达八万余人。战役指挥官由东部军区司令山友准将统一指挥，吞盛上校为前敌指挥官。作战对象为湄公河西岸残军总部江拉附近的第二军吴祖伯部二千余人和总部直属教导支队夏超部九个教导大队一千五百余人。苏敏昂上校被任命为边境事务管理局局长，负责与中方作战的联络协调。


6月27日在缅甸举行的那次双方会议其实仅仅只是一次形式，中国方面之所以只派了一位上校前去，只是想听听缅甸政府对中国军队越境作战在外交上有什么想法。并没有打算与缅甸方面商谈军事作战方面的实质性问题，没想到缅甸政府还真的拿出了一个“红线图”交给中方。这是中国方面事先没有料到的。也算是对中国的这次越境作战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越境打击国民党残军对解放军来说根本不存在问题。只要缅甸政府允许，什么时候都可以。只是缅甸政府没有充分考虑到自身军队的作战能力和这次作战存在的许多困难，而把心思用在了如何防范解放军这上面。但为了保证能够达成作战目的，不使其两次击败缅甸军队的戏剧重演。中国军队在作战计划上还是给缅甸军队预留了一个可以随时呼叫的支援信号和支援兵力部署。没想到这一部署成了缅甸政府军得已在残军的打击下起死回生的关键。

不知道是情报不准确还是有意想显示一下缅甸军队在作战能力、装备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缅军这次选择的作战对象恰巧是残军五个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也就是其第二军吴祖伯部和总部直属教导支队夏超部九个教导大队。就是这个错误的选择，差一点再次给缅甸军队造成了灭顶之灾，成就了逃缅国民党残军第三次击败缅甸政府军的美名。

缅甸方面在这次作战行动中动员的兵力为历次作战之最，而且在武器装备上又有了明显的增强。并且为这次作战行动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湄公河之春”！

这个在缅甸叫做“湄公河之春”的作战方案看上去分工明确，各负其责，但方案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根据这个作战分工，整个战区最远的有300公里的作战纵深，但解放军只能伸入到境外二十公里范围，仅达到战役纵深的十分之一不到。在解放军负责的地段，残军完全可以在二十公里红线范围之外躲避解放军打击的同时与缅甸政府军周旋；在缅甸政府军负责的地段，残军对付缅军更是游刃有余。缅军稍不留意，就会再一次遭到残军重创。

但这一方案是由中缅双方共同商定的，缅甸政府在这个方案中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军队跨国作战的疑虑十分明显，中方实在不好坚持。

中国方面对此次作战行动也十分谨慎。一方面不能让缅甸政府感到有任何压力，另一方面又要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作战，不能让世界、尤其不能让东南亚国家知道了而产生疑虑。因此整个作战计划从制定到实施都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1949年10月1日，在世界东方那个广袤无垠的大地上，政权再次更迭，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历经百年战乱的废墟上正式成立了。这个新的国家一经建立就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一批为了拯救中国于苦海之中而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在经历了数十年风雨血战，几经失败又重新崛起的坚定的共产党人领导下建立的国家；第二、这个国家是拥有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国土面积和接近五亿智慧人民组成的庞然大物；第三、这个国家的民族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而且是与西方文明风格迥异，其文化形式有着自己鲜明民族特点的。这三大特点决定了曾经是一盘散沙的中国一旦获得真正的统一，必将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过了一个月，亚洲南部的两个国家缅甸和印度之间接通了一个国际长途电话，打电话的是两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电话是由缅甸政府总理吴努打过去的，电话的另一头是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

“总理先生，早上好啊！”


缅甸总理与印度总理私人关系非常不错，二人都对社会主义有着良好的感觉。两国获得国家独立的时间也仅仅相差一年，而且都还沉浸在刚刚获得国家独立的喜悦之中。有意思的是印、缅、中三国政府成立的时间好象是约好了先后秩序一样，分别是1947年，1948年和1949年。缅甸与印度国土相连，在殖民地时期这两个人都是各自国内的政界名人，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共同意识形态造成了两位总理在思想感情上有着相当广泛的共同点。

“啊，吴努总理，你也好啊。”

“首先让我对贵国政府在印巴分治问题的善后处理上逐渐走向平静给予衷心祝贺！”

“谢谢总理先生。从你的语气听上去，你的心情应该不错，我想这也许会影响到仰光的天气吧？”

尼赫鲁比吴努大8岁，而且在印度政坛驰骋多年，外交辞令极其丰富。

“哈哈哈哈！总理先生，是仰光的好天气影响了我的心情呢。”


吴努今天的心情确实不错，昨天英国政府为他的军队又免费提供了一批武器装备，武装了一个正规旅。虽然这些武器都是英军撤离时留在缅甸的，而且是二战时期陈货，但对于草创之初的缅甸军队来说，仍然十分珍贵。

几句外交场合的应酬话过去以后，吴努总理觉得过场已经走完，应该说到正事上了。

“总理先生，中国已经于最近成立了新政府，你的政府准备怎么应对呢？”

“哦，这确实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我不知道贵国政府是怎么决定的，但我国议会尚未就此问题召开会议讨论，我个人还不能作出实质性的解释。”

尼赫鲁在此耍了一个花招，其实他早已利用自己在印度的崇高威望，就这一问题在议会达成了一致，这就是尽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吴努见尼赫鲁的回答不着边际，有点着急。急忙补充道：


“尼赫鲁先生，是这样的，中国是个大国，在过去数百年历史上本国都受到中国政局变化的深刻影响。贵国也是中国的近邻，我十分想知道贵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以便共同协调立场。”

吴努也非等闲之辈，他不想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尼赫鲁。现在的吴努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虽然还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承认，但其拥有的人口和占据的国土面积却只有一个小国的实力。而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尚未与世界各主要大国全面建立广泛正常的外交关系，但其拥有的实力和广阔的国土面积却足以让弱小的缅甸感到巨大的压力。缅甸在1948年以前，从来就没有真正获得国家的独立，中国这个北方的强邻，不论什么时候在缅甸心目中都是必须尊重的大国，都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百余年来，中国逐渐衰弱，但缅甸却转而又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现在英国的势力虽然退出了缅甸，中国却又获得了国家的统一。在缅甸人的心目中，遥远的英国只是匆匆的流水，而中国却是压在缅甸人心中永恒的大石头。是否承认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缅甸这个小国在外交上必须及时加以考虑的大事。

吴努的话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但尼赫散鲁却清清晰地感觉到了吴努的心里动态。他知道，中国不论什么时候对于缅甸来说都有着强大的震撼力，顺应中国大陆政权的态度是缅甸不可更改的原则。尼赫鲁稍稍停顿了一下，他觉得应该对内心十分不安的吴努有一个稍稍明确的提示。他接着说：

“嗯，我充分理解贵国政府在对待中国这个问题上的难处。贵国政府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在外交上自由决策。我想我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与贵国政府不会有明显的差距。”

吴努是何等聪明之人，尼赫鲁的这个回答实在再明确不过了。在此之前，吴努总理已经得到情报，印度准备在近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在国民党政权撤离南京迁往广州之后，印度驻中国的大使馆并没有随之迁往广州，而是留在南京等待共产党的到来。印度政府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已经不需更多的猜测。吴努之所以打这个电话只是想证实一下并摸清印度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时间安排而已。

印度是个大国，既然尼赫鲁与他有一致的看法，那么赶在印度之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不会在外交上显得轻率和孤立。而且还会充分显示缅甸对这个刚刚成立的强大的北方邻国友善的态度。吴努非常高兴，他感谢尼赫鲁的直率，为他了却了一桩十分棘手的难题。


剩下的事就是如果赶在印度之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吴努又接着说：

“总理先生，我想有些事对于贵我两国来说，在时间上并不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吧？”

尼赫鲁听了吴努的这句话几乎笑起来。其实他非常愿意缅甸在印度之前承认中国，让他有个回旋的空间，吴努的电话无意中为尼赫鲁免除了一个外交难题。尼赫鲁此刻已经胸有成竹，他慢条斯理地回答：

“我不明白先生的意思。不过在目前来说，我国政府在外交上并没有十分紧迫的事要做。”

吴努听了尼赫鲁的话，自然知道，这是尼赫鲁对他最明确的暗示。

1949年12月3日，正在英国访问的缅甸外交部长依·蒙奉总理吴努的指示，在面对新闻媒体时明确表示：


“我们必须很快承认新中国。目前虽然还没有做出决定，但那只是时间问题。”

紧接着，12月6日，缅甸外长返回仰光后立即向国内媒体表示：“缅甸将在今年圣诞节前承认新中国，同时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12月16日，缅甸新任外交部长藻昆卓照会中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表示决定承认新中国，希望尽快互派外交使节。

12月19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得知了这一情况后，觉得在中缅建交问题上还有些细节需要考虑。因为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在国际上仍然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承认，而且国民党在历史上与缅甸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缅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不能象与其他共产党国家建交那样简单。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毛泽东电告在国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对于缅甸要求与中国尽快建交的问题，应复电请其派代表来北京谈判，依商谈结果而定是否建交。并强调：

“此种商谈手续是完全必要的，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

12月21日，周恩来正式照会缅甸政府：“在缅甸与国民党断绝一切关系之后，中国愿意同缅甸建交，并希望缅方派代表前来北京就建交的具体细节进行谈判。”


由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阻挠，中缅建交问题并没在如期在1949年圣诞节前达成协议，最终还是拖到1950年6月8日。而印度已经等不及了，在此之前的1950年4月1日，印度赶在缅甸之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中缅建交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充分感受到了缅甸的吴努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热情与尊重，这也许成为良好的中缅关系之所以得以长期保持的一个重要因素。

1950年2月，国民党残军李国辉、谭忠两部逃到缅甸东北部，并在当年8月首次击败缅甸国防军的进剿。这一事件的出现，使缅甸政府大为恐慌。国民党数千残军竟然可以轻而易举击败堂堂缅甸政府军，那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对弱小的缅甸国防军来说，简直就是泰山压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敌人的国民党残军滞留缅甸东北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会不会因此而派部队越过中缅边境对这些残军进行打击呢？一旦对方执意实施这种打击，缅甸政府将作何态度？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吴努不得不考虑的：缅甸东北部与中国的边境线本来就是一条未经划定的边界，一旦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借越境打击之名而留在缅甸东北部，那今后与中国之间的边界谈判将会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

这么多的困难摆在刚刚成立不到三年的缅甸政府面前，着实让治国经验不足的吴努总理很伤脑筋。

在此期间，缅甸政府还面临着另一个左右为难的难题，那就是在1948年缅甸独立以后不到两个月，有着数十年历史的缅甸共产党随即以中国共产党为榜样，开始了国内武装斗争。北方强邻中国对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1949年11月，刚刚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中国国家副主席刘少奇在亚澳工会会议上就明确表示：“我们应该给那些需要援助的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精神的和物质的各种援助，担负起相应的国际责任”；1950年，刘少奇又提出：“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是中共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缅甸共产党成立于1939年，吴努虽然同情共产党，在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体制这个关键问题上，他却有着自己的主张。中国的政治态度无疑给吴努总理的外交策略留下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吴努没有更多的办法，只有利用各种机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充分表示善意。在吴努的指示下，1951年初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就朝鲜半岛冲突问题的表决上，缅甸投票反对将中国定为“侵略者”；紧接着在联合国表决对华禁运问题上，缅甸又投了弃权票；1952年，缅甸还冒着受到美国制裁的风险，向中国出口了一批十分重要的战略物资橡胶。

一个有利因素就是中国政府当时的外交重点在中苏结盟、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上，缅甸作为一个刚独立不久的落后小国，好象并不在中国政府优先和密切关注的国家名单里。好在缅甸共产党力量尚不太强大，还不足以构成对缅甸政府的威胁，吴努还有时间去处理更紧迫的问题。他一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尽力搞好关系，另一面又积极接收美国和英国的军事援助，力图尽快充实军队力量。


1953年4月逃缅国民党残军第二次击败缅甸政府军的进剿，进而企图在缅甸东北部那个乱象丛生的地方建立他们的民国政府，这更加坚定了吴努总理把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放在第一位的决心，他想借中国的力量来对付那些赖在缅甸不走的国民党残军。

1954年逃缅国民党残军在联合国的干预下，被迫撤出缅甸。缅甸政府军又趁机对残军的巢穴孟撒进行了军事扫荡，据国防部长吴奈温提供的情报：“扫荡效果十分理想，少数没有撤离的台湾军队已经被彻底打垮。”

手忙脚乱的吴努，看到逃缅国民党残军这个问题稍稍安宁以后就迫不及待地安排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次访问。这次访问几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非共产党国家的第一位政府总理的来访。刚刚经历了朝鲜战争后的中国政府对此给予高度重视。1954年12月3日，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吴努总理到访。中国方面出席宴会的人数多达700多人，囊括了党、政、军和各民主党派的许多重要人士。在这次访问中，双方首次提到了边界问题。但有趣的是双方都没有对滞留在缅甸东北部的国民党残军问题交换意见。

此后吴努总理又于1956年10月至11月、1957年3至4月、1960年9月至10月、1961年4月、1961年10月共6次访华。如果除去他不在位的三年多时间，这个吴努从1954年开始几乎平均每年到中国访问一次。一个国家的政府总理如此密集地访问一个国家，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恐怕是不多见的。




1959年，逃缅国民党残军在新任总指挥柳元麟的领导下，在缅北地区再次形成浩大之势。共编成五个军，总兵力已经达到一万多，整个缅甸东北部地区又重新陷入残军的控制之下，柳元麟指挥下的逃缅国民党残军总部江拉在缅甸东北角的湄公河西岸靠近老挝那个地方。那是一块中、缅、老三国交界之地，柳元麟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其总部，主要是考虑到面对中国缅甸和老挝三国的打击下可以自由的跨国逃跑。

1958年缅甸政府军在缅甸东北孟养对逃缅国民党残军发动过一场不大的进攻战。以缅军驻景栋第九旅第八营副营长丁吞上尉率领缅军四百余人对中缅边境缅甸一侧制高点摩掌山四十余名残军发动攻击，起初缅军的进攻十分小心，残军利用地形优势，不断对缅军给予杀伤。缅军面对残军的坚守显得束手无策。但残军究竟只有四十多人，在缅军强大炮火的攻击下显得力不从心。于是残军逐渐向中缅边境退去。


缅甸境内的战斗早已引起中国边防军的高度关注，缅军进攻发起之时，中国边防军已经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加强了该地的防守，以避免残军窜入边境。残军退到边境附近，并大有退入中国境内的趋势，解放军终于对准备进入边境的残军开火了。残军面对解放军的打击，完全没有信心，在面临前后夹击的形势下，万般无奈的残军只好对当面的缅军强行突破，缅军没有准备，竟被残军破围而去。

缅军以如此悬殊的兵力，配以数门大炮，进攻战还是打了整整三天，缅军伤亡一百五十余名，在中国边防军的帮助下才最后攻占了摩掌山。残军四十余人在营长杨万章的率领下竟全部漏网，缅军算是收复了失地，丁吞上尉也因收复失地而立了功。

这在中国军队看来十分糟糕的战斗，在缅甸军队看来却是一场胜利，因为成功地收复了失地。这场小小的胜利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收复了失地，更重要的是通过这场战斗给了缅甸政府军一个不小的启示：这就是借助中国军队的力量消灭国民党残军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此后缅甸驻军多次要求中国驻军对缅甸军队进攻国民党残军的军事行动给予配合，但中国驻军一概以没有接到上级指示为由给予婉拒。缅甸政府这才感觉此事非同小可，必须由双方政府协商才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国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全国性的大饥荒迅速蔓延；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叫嚣十分猖獗，国际关系上与美国和苏联都搞得非常紧张，为了尽早消除逃缅国民党残军对中国大陆的威胁。1960年5月4日，日理万机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在结束访问缅甸、印度和尼泊尔三国回到昆明时，指定听取了昆明军区对逃缅国民党残军的情况汇报。

1960年6月27日，中缅双方“边界联合委员会”在缅甸首都仰光召开。中国驻缅甸两国达成了联合出兵，打击滞留在缅甸东北部国民党残军的方案。

这是在一次偶然经验的促使下，历经缅甸方面多次试探，又在国际国内大形势的逼迫之下的瓜熟蒂落之举。也可以说是中国军队首次调集精锐部队，在热带丛林之中，以外科手术式打击的作战方式越过边界深入别国境内进行的一次具有示范性质的特种作战。


中国军队总参谋部为此连续召开了数次紧急军事会议，最后达成的作战要点是：以机密快速的行动，配合准确的情报，凭借优势的火力，以迅猛穿插的方式，对逃缅国民党残军给予沉重打击。经过有关人员的总结，浓缩成六个字“机动、隐蔽、爆发”。

这次作战行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自成立以来在对“特种作战”这个概念把握还不太准确的情况下组织的第一次成功的特种作战经典战例。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术思想的发展以及十九年后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实践都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正是这次作战经验的获得，使得后来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中昆明军区部队在作战部署、作战成效、战果的取得上都比之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广州军区部队优良得多。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一位美貌绝伦的仙女，乘风飞越重洋，来到中南半岛那个叫做“金三角”的上空时，她身上佩戴的绿宝石不慎失落人间。这块晶莹碧绿的宝石顿时化为一片苍翠的雨林。仙女并不惋惜宝石的失落，她愿意给这里的人民带来幸福和富饶。托美丽善良仙女的福气，金三角果然富饶。早年，这里森林和野生动物种类繁多，生产玉米等农作物。每年三四月，庄稼一片金黄，故有了“金三角”的美誉。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美丽得令人心向往。

真正的金三角，并没有传说的那样美丽。其实这里是一个现代文明尚未真正到达的地方，连天的群山茫茫苍苍，绵延不绝。密不透风的原始森林把整个群山遮蔽得严严实，热带的暴雨会随时从天而降，由于雨水充足，森林长得格外茂盛。千万年来堆积起来的枯枝落叶，在高温和雨水的作用下，不断发酵，把整个金三角地区酿造成蚊虫密布、蚂蟥横行、野兽出没、人迹罕至的野蛮之地。星星点点散布在各处的民居，就象大海中的一个个孤岛，被一些细如毛发一样的林间小道勉强联系起来。

近代以来，这里才陆续地开发出一些不大的山间小盆地。村庄也有了一些规模。但原始的刀耕火种的耕种方式仍然保留着，农业生产力十分低下，中原地区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在这里根本无法推行。在西方殖民者的帮助下，鸦片种植却得到了畸形的发展。人们只要在山坡上砍倒一片树木，等树木被太阳晒干以后放火烧掉就会露出肥沃的土地。然后把鸦片的种子撒上去就可以等待收获了。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金三角成了全世界最大的鸦片生产基地。


罂粟只是一种植物，但鸦片却是从罂粟中收获的一种毒品。如果除掉过分使用这种因素，仅仅从医用价值上去考虑，罂粟应该还是一种经济作物。

罂粟原生于地中海东部山区及小亚细亚、埃及等地。为一年生草本植物，植株高1米到1.2米，全株被有白粉。叶子为银绿色，叶大而光滑，分裂或有锯齿。花大而艳丽，重瓣，有红、黄、白、粉红、紫等多种色，罂粟花盛开的时候五颜六色，肉眼看上去显得异常美丽。罂粟一般在当年春天播种，到夏秋时节罂粟花谢了以后会结出一个个如鸡蛋一样大的球状物，用小刀划破以后会流出象奶一样的汁液。把这种汁液收集起来风干以后就是鸦片。

罂粟在当地叫做“懒人作物”，不论是从耕种习惯还是气候方面来看，罂粟在金三角都是非常适合的植物。到了每年的夏天，在热带阳光的照耀下，罂粟花那细细的茎，阔阔的叶，花枝高佻，花色妖艳，花朵亭亭玉立。盛开的花儿绽放着绚丽而斑阑的颜色，风儿一吹，漫山遍野美艳无比。如果置身于盛开的罂粟花丛中，花儿散发出的那种奔放而狂燥的野性气息，会使你情不自禁受到感染。任何一个初次见到这种鲜花的人无不在心里为她的艳丽和美妙而赞叹！花朵这么美丽，而果实却可以做成毒品。美丽和罪恶居然统一在同一形体之中，真是自然界的神奇造化。人们把她比喻为一个美艳无比的妖妇真是一点也不过分！

金三角地区，广义上是指湄公河（中国称澜沧江）以西，萨尔温江（中国称怒江）以东三角地带，位于缅甸、泰国和老挝的边界，范围包括缅甸北部的掸邦、克钦邦、泰国的清莱府、清迈府北部及老挝的琅南塔省、丰沙里、乌多姆塞省，及琅勃拉邦省西部，共有大小村镇3000多个，总面积为19.4万平方公里。由于“金三角”地区大部分是在海拔在千米以上的崇山峻岭，气候炎热，雨量充沛，土壤肥沃，极适宜罂粟的生长，再加上这里森林茂密，河流纵横，交通不便，三国政府鞭长莫及，为大规模种植罂粟和加工毒品提供了政治、经济以及地理、气候等方面得天独厚的条件。

其实鸦片并不是金三角的原产植物。据缅甸官方文件称，最早在公元1515年，当葡萄牙人来到缅甸的莫德玛市后，当地人才开始知道鸦片及其用法。100多年前，英国人来到这里把罂粟种子带来，手把手地教会当地人种植，从此罂粟在这片土地上疯狂蔓延。英国在缅甸收获鸦片以后，通过由其控制的“东印度公司”向中南半岛人口稠密地区和中国内地大量倾销，终于在1840年引发了中英之间的第一场鸦片战争。中国因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来自英属印度和缅甸地区生产的鸦片大量进入中国。使中国成为这两个地区生产的鸦片最大的受害国。英国也因此而获得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看到英国人从鸦片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法国人垂涎三尺，组织印度支那的富商大贾，从金三角向自己控制下的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三国大规模贩运鸦片，抽取税金。以后干脆直接派“专家”到越南、老挝北部地区，向苗、瑶、佬、傣等土著居民传授罂粟种植，鸦片收割、提炼和销售等方面的技术知识，使这些地区的鸦片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和英国一样，法国也从鸦片贩卖中获得了巨额财富。据统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从印度支那获取财富总额中有一半来自鸦片贸易。


据泰国有关机构的资料介绍：泰国（暹罗）政府1811年开始明确关注鸦片问题，拍佛陀历哈拉大帝首次颂布谕令禁止鸦片生意和抽鸦片。鸦片的非法使用和贩卖已经成了当时泰国的社会问题。 到20世纪50年代初，泰国全国的鸦片产量已经达到300吨。

正是西方殖民者对殖民地这种损人利己的掠夺行为，支撑着西方列强强大的军事力量，也造就了近两百年来灿烂的西方文明。

1950年2月，就在国民党残军刚刚进入缅甸，并在小孟棒第一次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之时，在残军队伍的外面有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光着上身围着这群来自中国的军队看热闹，这个小孩就是后来名振天下的金三角大毒枭罗兴汉。残军到来，不仅为罗兴汉提供了新的思想，而且提供了接受先进军事教育的机会。罗兴汉进入到残军创办的军事训练学校——“反共抗俄大学”接受系统的军事理论和作战训练，使他今后有能力在金三角地区组织起一个武装生产和贩运毒品的巨大王国。在残军创办的“反共抗俄大学”接收的学生中间，还有一位叫做张奇夫的华侨子弟，也就是后来成为金三角地区另一个名振天下大毒枭的坤沙。

国民党残军的到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泰国、缅甸、老挝三国交界之处的金三角地区形成了第一个鸦片生产高潮，接着出现60年代的“黄金时代”，鸦片年产量从数十吨上升到600吨以上，金三角地区逐渐变成了世界毒品最重要的产地之一。

如果说国民党残军来到金三角地区只是个意外，那么残军创办的用于培养反共人才的军事学校却为这个世界培养了两个最有名的毒品巨鳄！为了生存，残军来到金三角地区以后，参与武装贩运毒品的活动中去实在不是什么值得怀疑的事。说残军是金三角鸦片贸易的始作蛹者那是错误的，但残军的到来为金三角大规模武装制毒贩毒打开了潘多拉盒子，那是名符其实的。

鸦片这种作物实在不需要任何技术，只要有人来收购，金三角广阔的漭漭雨林之中就是鸦片生产无穷无尽的源泉。金三角的老百姓笃信佛教，生性善良，他们只是鸦片最初的种植者。他们种植鸦片获得的收益只占鸦片整个利润中极其微弱的一部分，仅够他们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所用。鸦片的利润产生于贩运、倒卖和销售过程中。利润大，风险也大。巨额的利润使鸦片贩运者趋之若鹜；巨大的风险又使得任何一个想从事鸦片贸易的人不得不三思而行。没有强大武装的押送，要想在金三角森林密布、山路崎岖、匪盗猖獗的雨林之中把鸦片安全完整地运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西方殖民统治时期，殖民武装有这个能力，所以鸦片贸易蓬勃发展，鸦片生产遍布整个金三角。


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西方殖民者在各国独立运动的打击下，基本退出了泰国和缅甸。金三角地区的鸦片贸易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冷寂。善良本分的当地人，不具备与西方殖民者进行较量的力量和智慧，更不具备取代殖民者从事鸦片贸易的能力。残军来到金三角以后首先选中了为鸦片贸易的马帮武装押运这一行，使金三角鸦片种植与贩运得到迅速恢复。1950年3月，残军第一次打败缅甸政府军后，顺理成章地成为当地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进而统治了整个金三角的鸦片贸易。从那以后直到1961年残军第二次撤台以前，这种统治地位无人能够撼动。

春天，残军为当地老百姓提供鸦片种植资金贷款，叫做“放烟花”。鸦片收获以后，每借四十元老盾“烟花”钱（合当时的人民币四十元）还鸦片烟1.6公斤。按当地对鸦片的计量单位叫“一拽”。残军把这些鸦片收集上来后集中贩运到泰国，再从泰国运往世界各地。残军经济收入的70%来自鸦片烟税和鸦片贩运的收入。其中第一军第二师师长蒙保业一年收入除掉部队开支以外，本人纯收入就可达十五万老盾。

国民党残军最后一个首领雷雨田自己就公开表明过：“他的部队只是为鸦片贸易的商人提供保护。”但是在提供保护的过程中，面对鸦片贸易如此巨大的利润，缺吃少穿的残军部队会长久地洁身自好而不去直接从事鸦片贸易吗？年近九旬的雷雨田本人直到如今仍然是当地最富有的富豪之一。

经过1954年和1961年两次大规模的撤台行动之后，国民党残军部队在金三角地区的力量很快下降，也为金三角毒品大王罗兴**坤沙快速崛起提供了条件。

罗兴汉生于1934年，缅甸掸邦果敢县人。缅甸名字叫“畏蒙”。果敢地区的居民80%以上都有华人血统，罗兴汉当然也不例外。罗兴汉出身大户人家，是村中首富，其父人称罗四老板。1948年14岁的罗兴汉考入果敢县官立小学，作为一名华裔，罗兴汉小学毕业后即进入国民党残军开办的“反共抗俄大学”，学业虽然很一般，但野心却很大。 从军事进修班毕业后，罗兴汉被当地世袭土司杨家家族武装招募为分队长。

1961年逃缅国民党残军第二次撤回台湾后，“金三角”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果敢世袭杨家家族武装被随后跟进的缅甸政府军击溃，罗兴汉则被缅甸军方情报机关收买，他带领自己的一部分杨家兵回到果敢地区。在缅甸军方的支持下，罗兴汉以维持当地秩序为名，大肆扩编私人武装，并取代杨家世袭了数百年的果敢土司地位，当上了“果敢县人民政府主席”。他的兵力最高时达四千多人，远远超过了当时滞留缅甸的国民党残军第三军和第五军兵力的总和，成为当地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罗兴汉以这支军事力量为支撑，以腊戍为中心，以在国民党残军军事学校获得的军事知识为基础，每年指挥两次运输量在200吨左右的鸦片贩运，年收入在六七百万美元之间。罗兴汉用于贩运毒品的马帮拥有数千匹骡马，他还自建若干个海洛因提炼工厂，有许多宽大的毒品仓库。在罗兴汉手中，鸦片和海洛因产供销组成了一条龙，成了“金三角”地区第一代“鸦片大王”。


1973年下半年，缅、泰两国政府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采取联合行动，围剿罗家军，扫荡了他的老巢。罗兴汉逃亡泰国，不久在夜丰颂府落入法网。尔后又被引渡回仰光，判处死刑。罗兴汉旋即越狱潜逃。1974年，他在马来西亚再度被捕，以后下落不明。由于遭到当局的通缉，他只好隐姓埋名，四处躲藏。从此罗家军土崩瓦解，大部分人投奔了坤沙贩毒集团。罗兴汉这位被美国销路最广的杂志之———《读者文摘》称为“鸦片将军”的人终于走到了他贩毒行业的最后行程。

在罗兴汉与缅甸政府周旋时，另一个更大的武装毒品生产贩运组织——坤沙集团早就在孕育之中了。

如果把罗兴汉称为”金三角”“鸦片王国”一世的话，那么坤沙则是当之无愧的“鸦片王国”二世。但坤沙这个二世国主比起一世罗兴汉来，制毒贩毒的规模更大，力量更强，手段更老辣。

坤沙，1933年出生于缅甸掸邦莱莫山弄掌大寨。 与罗兴汉一样属有中国血统的缅甸掸族。

坤沙父亲是中国人 ，母亲是缅甸人。他的中文名字叫“张奇夫”。坤沙与罗兴汉年龄相当，50年代初，几乎与罗兴汉同时在残军举办的“反共抗俄大学”学习。毕业后，坤沙即进入残军服役，一路升至团长。由于在国民党残军中严格的训练和长时间的军队生活，造就了坤沙不同于其他毒品贩子的更大胆量和对军队更强的统帅能力。

1960年“湄公河之春”战役以后，残军被迫撤往台湾，坤沙是本地人，并不想随残军去台湾，于是从残军中拉出一部分部队独立门户，组成了一支自己的武装，并很自然地看中了武装贩毒这一行。经过几年的发展，坤沙逐渐成为与缅北地区第一代贩毒大王罗兴汉齐名的另一个贩毒大王。坤沙在他的参谋长、也是他在残军时的上级、国民党残军团长张苏泉的帮助下，击败和收编各地小股贩毒武装，扩大自己的势力，并与罗兴汉发生多次武装火拼。在缅甸政府军的打击下，罗兴汉的势力逐渐衰落，坤沙顺理成章地崛起为“金三角”地区第二个强大的武装毒品贩子。1969年10月坤沙在缅甸东部的东枝被缅甸政府军诱捕。


然而，坤沙集团并没有因此而溃散。在参谋长张苏泉的领导下坤沙集团迅速重新纠合起来，逃往丛山荒野，暂时蛰居。张苏泉一改坤沙的做法，把其贩毒武装更名为“掸邦革命军”。并宣称：“掸邦革命军要为掸族同胞的自由独立斗争到底”；还宣称：“他们制造和贩运毒品是为掸邦的独立革命运动筹措必要的经费”。这样，坤沙转眼之间就由“毒品大王”变成了“民族英雄”，把一场制毒贩毒的肮脏勾当，化为“神圣”的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因此，坤沙集团虽然遭受到缅甸政府军的围剿，但却博得掸邦反政府人士的拥戴和赞誉。

1973年4月缅甸泼水节期间，张苏泉巧施伎俩，在缅甸东枝高级宅区——“笛多堡”的一次盛大宴会上，将两名苏联医生贝特密斯基和维诺格达首夫绑架而去，想通过交换人质的办法把坤沙救出来。经张苏泉的老上级，赋闲在泰国的原国民党残军第一军军长吕维英从中斡旋和策划，1974年秋季坤沙获得缅甸政府释放。又在张苏泉的策划下于1976年2月逃出缅甸政府的控制回到他的队伍中。

坤沙被监禁的七年时间内，坤沙集团在张苏泉的领导下顽强的生存下来，坤沙回来以后在坤沙与张苏泉二人的领导下，终于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达到其毒品王国势力的全盛时期。

据联合国资料统计，1949年金三角鸦片生产只有37吨，到六十年代末期，金三角鸦片产量剧增至1000吨，至九十年代，鸦片生产已经创纪录地超过2500百吨，海洛因产量达250吨之多，占世界鸦片总量的85%，而坤沙集团每年走私海洛因就占世界海洛因的60%。坤沙集团甚至还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品牌——著名的四号海洛因“双狮踏地球”。坤沙的海洛因、吗啡重要提炼厂大都设在其控制区内的深山密林中，厂区警卫森严，外人无法接近。边远的小型提炼厂则较简陋，设于茅草屋中，可以随时搬迁。坤沙的“事业”极盛之时，仅海洛因提炼厂就有15个。到1987年，坤沙地盘上的鸦片产量已经达到800吨至1000吨，控制了“金三角”70％的毒品生产和大部分贩运业务。坤沙的贩毒王国最多时拥有军队达三万之众，几乎与缅甸政府军实力相当。

张苏泉 ：1930年生辽宁省大连附近的庄河县。1948年毕业于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属黄埔第20期，1949年撤到台湾。

国民党1958年在台湾成立“特战第一总队”（专门执行敌后抗暴任务），张苏泉为特战总队一名军官。1959年，受蒋经国指派，特战总队队长夏超率全队1200人抵达缅甸国民党残军总部——缅、老边界湄公河边的江拉，张苏泉随之来到金三角，后升任残军团长。1961年残军第二次撤台后，张苏泉没有走，而是投靠了原残军第一军军长吕维英，任吕维英新组建的“110特种部队”的参谋长。帮助老挝政府剿灭反政府游击队。1963年吕维英的“110特种部队”在老挝三派武装力量的联合打击下溃败，张苏泉率残部百余人投靠了坤沙，并很快便成为坤沙的参谋长，为坤沙出谋划策、训练军队、指挥战斗，战胜了缅、泰两国政府军的数十次围剿。为坤沙集团的兴旺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1996年后因内部分裂，导致坤沙集团衰落。张苏泉与坤沙同时投降了缅甸政府，并被软禁在仰光。


1985年3月，坤沙与另一支由莫亨领导的掸邦反政府武装“禅族革命委员会革命军”联合，正式成立了“掸帮军”。并在掸邦东枝附近的贺蒙寨成立了“掸帮革命政府”，在政治上正式打出了争取掸邦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口号。推举莫亨为主席，坤沙则自任“禅邦军总司令”，继续控制武装力量。

坤沙深知，在“金三角”这样复杂的地界，没有枪杆子就没有一切。坤沙利用贩毒所得的巨额资金，建立了一支训练有素、骁勇善战的武装部队，为制毒贩毒担任保护，坤沙随时保持大约4000至5000人的正规部队。这支以缅甸山地少数民族青年人为主的军队不仅有M一16步枪、冲锋枪、机枪等一般的轻武器，甚至装备有迫击炮、美式短程火箭和肩扛式防空导弹等先进武器。坤沙的部队不仅战斗力强，而且十分注重军校培养。因坤沙本人在国民党残军中服役多年，又在残军创办的军事学校受训，其精明能干的参谋长张苏泉更是毕业于黄埔第二十期，所以坤沙集团深受国民党残军和“黄埔”模式的影响。

1987年1月，坤沙在其设在贺蒙寨的基地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记者招待会，邀请了数百位来自泰、缅、老挝边界附近的掸族客人和泰国、缅甸以及西方数个重要新闻媒体的记者参加。期间坤沙还邀请与会者一起检阅了“掸邦军”军校第18期学员的毕业操练。在操场内被检阅的是四个连队700名军校学生兵组成的受阅方队。这些学生兵都是从当地招募来的掸族、拉祜族，佤族、果敢华人等民族的子弟，甚至还有一名来自尼泊尔的廓尔喀人。在检阅的过程中，指挥官号令声响彻操场，受阅方队队列整齐，步伐有力，威武雄壮，士兵们个个目光炯炯有神。他们穿着丛林迷彩色的军装和轻便胶鞋，是清一色地标准军人装束。在坤沙这支脱胎于逃缅国民党残军的军队里，无处不显露出“黄埔”的风格和气质。

坤沙本人相貌英俊，白宠白净，看上去并不凶神恶煞。坤沙十分尊重“读书人”，对同伴也讲义气，对自己的民族掸族人重感情，尤其对其参谋长张苏泉更是用人不疑。因此，张苏泉在坤沙集团内“二当家”的地位无人可以取代，张苏泉在金三角地区的名望也几乎达到了与坤沙相等的地步。坤沙治军威恩并重，而且军纪严明，颇有些草莽英雄的气概。

尽管坤沙贩毒无数，却绝不允许其部下吸毒，他规定任何人发现其部下吸毒均可当场处决。为了做出表率，他本人和集团中的所有上层官员也绝对不能吸食毒品。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坤沙逐渐把缅甸掸邦东部与泰国清迈、清莱、夜丰颂三府接壤的狭长地带搞成了他的“独立王国”。在泰国清莱府夜庄县麦开区，坤沙控制了10多个村庄，并选择了万欣德村（又名“满星叠”、“万兴达”等）作为其王国的“都城”。


坤沙并非不知道毒品问题的严重性，也不是不知道自己因制毒贩毒在全世界声名狼藉。他不无夸张地说：

“如果我能够用我的力量重建我的祖国（指掸邦独立），那么八百万掸族人民会欢天喜地；但是如果我能够放弃毒品，则全世界人民都会谢天谢地！”令人遗感的是，这二者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

1993年11月，缅甸政府军开始对坤沙领导的蒙泰武装发动攻势，先后占据了坤沙的一些据点。此时的坤沙和张苏泉均年事已高，已经无心恋战。他开始为自己的退路作打算。61岁时，坤沙表示愿意向缅甸政府投降。他说，自己想隐居乡里，养鸡种菜，安静地度过余生。当时美国政府正悬赏200万美元缉拿他。由于坤沙的态度为集团内部一些年轻成员所不能容忍，坤沙的蒙泰武装内部产生分裂，力量被严重削弱。1995年12月，政府军对坤沙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坤沙集团受到沉重打击。1996年1月5日坤沙与张苏泉被迫向政府投降，到1996年1月18日，坤沙集团共有9749人向政府缴械，共交出轻重武器6004件，其中包括地对空导弹。此后，坤沙与张苏泉在缅甸政府的看管下隐居于仰光。

2007年10月27日，坤沙因糖尿病和肺气肿死于缅甸最大城市仰光的自己家中，终年74岁。

（一）
    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之下，逃缅国民党残军不得不同意撤往台湾。撤退工作从1953年11月开始，直到1954年4月才宣告基本结束。对这次撤军行动，缅甸政府实在不放心。各方面的情报都显示，残军并没的完全撤离，而是有大量部队尚滞留在那里。比如九十三师师长彭程就没有走。师长没走，他手下的部队能走完吗？不仅如此，甫景云的“保一师”也没有撤。这个保一师作战能力十分了得，萨尔温江大战最后就是败在他的手里。
    为了准确核实情况，更主要的是为了报两次败于残军之手这一深仇大恨，缅甸政府军利用残军主力撤离，国际舆论一致偏向缅甸政府这一有利时机，集中了十八个营共两万人的部队，兵分两路，对原来残军盘据的根据地发动了代号叫“贝因豪攻势”的扫荡战。一路由腊戌向南，另一路由东枝向东。决心要把残留在缅甸东北部的这些国民党残军彻底消灭，一血两次失败之前耻。
    此次缅军来势汹汹，武器装备比上一次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加强，吴奈温将军也亲自到了东枝前线指挥作战。他乘坐在一辆刚刚从英国购入的装甲车里，手里拿着一根镶嵌着象牙象征权力的权杖，指挥部队沿东枝、南桑、朗科、孟班、一线向残军老巢孟撒迅猛推进。
    前两次的军事失败对吴奈温来说几乎就是灾难性的，差一点就让他下了台。好在手下的将领们并没有把这两次失败放在心上，因为这些人不仅大多是吴奈温的亲信，而且军事失败并没有对他们造成什么损失。将军照样当，收入也没有减少。至于那些闹事的学生并不怎么难对付。只是那个吴努总理比较麻烦一些。这个人是文职出身，并不懂军事，他根本就不知道打仗的难处，以为只要有军队就应该能打仗，不知道是想时常敲打一下还是怎么的，反正他吴努常常在吴奈温面前提起军事失败这件事。这个人今后可得小心对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栽在他的手里。现在算是平安的过了这一关。
    吴奈温一边坐在装甲车里向前推进，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
    残军总部孟撒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武装力量。而且主力撤离以后，滞留在缅甸东北部的残军部队群龙无首，根本无心作战。缅甸政府军到达那儿以后，残军望风而逃。吴奈温命令对残军的剩余设施进行清除，以绝后患。然后通过无线电台联络了北路腊戌方向的进展，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残军没有进行有效抵抗，已经全部退入了附近的大山里去。估计已经不会对掸邦这块地方造成新的混乱。
    得到这个情况后吴奈温基本放心了。他草草地把地方官员放在当地又留下一些维持治安用的警察以后，命令主力部队撤退，内心在盘算着如何利用新闻媒体把这次作战行动好好的宣传一下，也好为自己挽回一点点面子。这一次残军撤离，必竟是通过外交手段获得成功的。他的军队在其中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吴奈温还在盘算着下一次对残军的进攻行动。

                                    （二）
    主力撤走后，残军余部已经失去统一号令，各路人马人心涣散，聚合无常，面对缅军的军事打击，只有逃命的份。经过一段时间的分分合合，残军逐渐形成四股主要力量：第一股以前国民党九十三师二七七团团长吕维英为首，人数大约一千三百人左右；第二股以前国民党李弥部第八军一七0师团长、“云南反共救国军”保一师师长甫景云为首，人数大约一千余人；第三股以前国民党云南省“云宁守备指挥部”保安大队大队长、镇康县自卫队总队长李文焕为首，人数大约800人左右；第四股以前国民党滇系第五十八军二六五师师长、武汉警备副司令段希文为首，人数大约二千人左右。
    这四股残军中吕维英这一股以九十三师人员为主。甫景云这一股以“保一师”为主，骨干成员都是原李弥第八军的人。第八军在云南被打散后，有一部分逃出边境也投入到残军里来。段希文的一股是以国民党在大陆时滇系第五十八军和在锦州战役被消灭的滇系第九十三军回乡军人组成，这三股战斗力较强。李文焕这一股成员多半是云南本地土豪恶霸和地痞流氓，没什么战斗力。重新聚合起来的这四股残军利用对缅北地形熟悉，缅甸政府鞭长莫及，与缅甸政府军进行游击战。主要目的已经不是打败缅甸政府军，建立所谓“缅甸民国”，而是重新沦落到某求生存的老路上去。居无定所，食无定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台湾刚刚把残军主力撤离缅北，对于留下来的这部分人一下子也没了主意，继续扶持吧，国际借舆论肯定通不过；全面放弃吧，窜犯中国大陆还只有这股力量最直接，最有效。
    躲过了缅军第一轮“贝因豪攻势”的打击以后，留缅残军又重新集结起来，为了生存，残军余部利用掌握的武装力量，大肆进行鸦片贸易，并操纵当地土司头人，征粮征税，缅甸政府在当地没有值得一提的军事力量，残军再次成为当地大患。
    （李文焕：号彩然。1919年生，云南镇康县人。青年时在昆明富春中学读书，毕业后返回家乡经商。李家是当地有名的大户， 有钱有势，为了看家护院，经商走私之用而购置了武器，并拥有自己的武装。1947年国民党任命他为“云宁守备指挥部”保安大队大队长，后又被派为镇康县自卫队总队长。
    1950年初，解放军挺进大西南，国民党云南省长卢汉宣布起义，李文焕也宣布起义，随后被委任为镇康县副县长，当时云南尚未进行民主改革。这年四月，外逃缅甸的国民党残军在李弥、李国辉等人的指挥下窜扰云南边境地区，李文焕又率部数百人投入残军，并随李弥撤往缅甸。从此，便走上了一条颠簸流荡的不归路，开始了异国它乡的飘泊生活。）
   残军再次为患缅北，缅甸政府吸取教训，决心不使残留缅北的残军余部形成气候。1955年1月，对残军发动了代号叫“杨芝昂攻势”的新一轮军事进攻，进攻路线与上一次完全一样。残军对缅军的进攻习以为常，应对自如。缅甸军来到，残军立即分散突围，流窜于滇缅边境的深山密林之中；缅军撤走，残军又聚拢在一起。缅甸政府军的军事行动基本没有对残军造成值得一提损失。缅北的掸邦地区本来就与缅甸政府离心离德，独立之心由来已久。再加上残军从中推波助澜，缅甸政府再次失去对那个地方的有效控制。
                                                                                （三）
    1954年底，大陆在云南进行民主改革和土地改革。这些改革触动了数千年来当地土司头人的基本利益。不少当地土司头人、恶霸土匪、国民党回乡军人纷纷逃出边境，投入到残军的队伍中来，残军队伍又得到发展壮大。台湾的蒋介石认为有机可乘，遂派遣原残军副总指挥柳元麟回到缅北。对分散于各地的残军重新进行收拢整编，准备再次对云南进行武装窜犯。
   柳元麟到达缅北部以后，于1955上半年将各路残军重新整编为第三、第五、第七三个军，统称为“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
   以吕维英的一股编为第三军，共一千三百余人。下辖张伟成、蒙保业、吴运暖三个师。此三人均为原云南“九十三师在乡军人”群体成员，都在九十三师当过基层军官。有一定的带兵和指挥作战的经验。吴运暖和蒙保业二人甚至还都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的毕业生。吕维英自抗战初期开始即在九十三师任团长之职，是国民党中央军校较早期的毕业生，对出自国民党军队嫡系的九十三师老人很有号召力。
    以甫景云部“保一师”一千余人编为第五军，下辖两个师。1953年11月残军撤台后，甫景云的保一师基本没有撤。甫景云是李弥第八军一七0师的团长，有在大陆时期指挥作战的经历，而且又有在萨尔温江大战时血战拉牛山和驰援李国辉的缅北作战经验，算是残军内比较有实战能力的一位，其部下有相当一部分是第八军云南籍回乡军人，都颇有实战经验。
    以滇系军人、原国民党五十八军第二六五师师长段希文为第七军军长，下辖四个师，共二千余人。段部的人马主要以在锦州战役被消灭的原国民党滇系军队第九十三军回乡军人和在广西溃散的滇系第五十八军回乡军人为主，从云南镇康县逃出来的土豪李文焕一部人马也在段希文第七军内。由于段希文是云南人，抗日战争中又长期在五十八军当师长，曾经与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一道代表国民政府在九江接受日军投降，是残军内各军长中官阶最高的人，而且战功卓著，所以段的部下对段希文十分忠诚。
    云南省民主改革以后，又有大量国民党旧军人和地主恶霸无赖逃出边境进入残军中，这样逃缅甸国民党残军部队又得到了新的补充，其中不乏云南籍九十三师和第八军的人。
    这个新成立的由柳元麟指挥的“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共计四千五百余人。
    （柳元麟(1906～1997)：字天风 ，浙江慈溪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庐山中央军官训练团第六期、陆军大学将官第二期乙级班毕业。历任黄埔军校第六期入伍生队区队长，浙江黄埔同学会办事处科员，第二十二师连长、副官．独立第三旅教导大队队长，第十八军驻杭州办事处副主任，第十一师特别党部中校秘书，三青团浙江支团组织科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警卫团上校副团长，侍从室少将组长。1946年起任国民政府参军处警卫室副主任。1947年4月任总统侍从室少将副侍卫长，1948年9月授少将军衔。1949年春任第八军副军长，1950年逃到缅北，任“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1955年受蒋介石指派返回缅收拾残军4500多人，成立“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1969年退休， 1997年在台北去世。）
    不知道李弥哪儿得罪了台湾的蒋总统，还是柳元麟利用与老蒋的关系挤走了李弥，柳元麟接替残军老长官李弥赴缅整顿残军，这大大地出乎残军各级军官的预料。
    柳元麟与李弥相比相差太远。虽然与李弥一样也是黄埔四期毕业，但柳元麟自黄埔毕业后一直从事文职工作，只因为柳是蒋总统的浙江老乡，才得以在蒋总统身边担任侍卫要职。1949年初第八军重建之时又由蒋介石点名出任第八军副军长，跟着军长李弥跑了一年的龙套，并没有直接指挥作战的实际经验。残军反攻云南之后的大发展时期，柳元麟又被蒋介石指派担任残军副总指挥成为蒋介石放在残军内部的眼线。在孟撒期间，柳元麟只是在台湾与孟撒之间跑来跑去，没有对残军的训练和发展作出什么有实际意义的贡献。此次来缅实难服众，只是冤了残军的老长官李弥。柳元麟来头大，李弥得罪不起。此番被柳元麟替代，李弥也只好认栽。自那以后李弥即退出军界，呆在台湾当了一个清闲的“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的虚职。
    又有一种说法说李弥在残军二败缅军之后在记者招待会上口出狂言想做“缅北王”，此言触动了蒋总统的忌讳，回到台湾以后李弥即被软禁。第三种说法是李弥在统领残军期间虽然有功，但他却大吃军饷，中饱私囊。柳元麟在老蒋那儿告了他一状。老蒋在大陆时就深感国民党军队腐败之风盛行，对国家政治风气和军队作战能力影响极大。退到到台湾稳定了阵脚以后即对此痛加整顿，李弥再行此风，可以说是撞到了枪口上。
    蒋总统任用柳元麟接管和整编残军，实属无奈之举。而且此时的残军绝非1950年刚刚从大陆逃出来的李国辉、谭忠那帮人可比。那时的李、谭二人在大陆一败再败，甫到缅北，惊魂未定，人地两疏，台湾又不接收他们，生存下来成了他们最大的愿望。李弥老长官带来了台湾的指令，残军高兴得象接钦差大臣和圣旨一样。而现在的残军，多半都是云南本地人，经过在缅北数年征战，不仅战斗力强，对缅北这块地方熟悉得就象自己的手指一样。柳元麟没有指挥作战的实际经验，更没有统领军队，驾驭部下的娴熟手法。对于这批老兵油子组成的残军部队，柳元麟想对他们指手划脚，一时还有相当大的难度。
       柳元麟奉命到来，不仅带来了台湾的指示，而且带来了补助资金。残军想得到的只是台湾的资金，台湾的指示却不是残军想要的东西。但这二者又是密不可分的，要想得到台湾的资金补助，就必须听从台湾的指示。残军艰苦，台湾的资金确实是十分需要的。但台湾的所谓“指示”是叫残军继续向大陆窜犯，这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而且台湾的那些老爷们，并不把残军的弟兄当人看，需要的时候就让你去拼命，不需要了你就是一条狗。   
    通过多年血战，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其他什么都是靠不住。李弥老长官靠不住，美国佬靠不住，台湾的蒋总统也靠不住，只有手中的枪杆子是最可靠的。在缅北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又是泰国、缅甸、老挝、中国四国的交界之地，林间道路四通八达，马帮商队来往穿梭，罂粟种植漫山遍野，更加上此地民风未开，百姓纯朴，只要有枪，就会拥有一切。
   首先跳出来不听号令的是第三军军长吕维英。这个吕维英仗着自己是九十三师的元老，手下有一千多号人，多半是在一起混了多年的铁杆弟兄，兵强马壮。他柳元麟一个给人家当高级马弁的主，一生毫无战功可言，何德何能来指挥这些丛林作战的惯战之兵呢？
    吕维英先是不接受柳元麟的整编，自己打起个“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一军的旗号。下辖张伟成、蒙保业、吴运暖三个师，占据了孟养、三岛、孟歇、孟坎一带。这三个人都是九十三师驻云南时期的老人，与吕维英的私人关系根深蒂固。而且吕维英在台湾还有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罩着，腰杆子很硬。
    柳元麟一下子奈何不了骄横跋扈的吕维英，实在郁闷得很。但柳元麟究竟还是柳元麟，与李弥的做派大为不同。李弥多半是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指挥作战的实战经验对部下实行拉拢，使部下对他心诚悦服。而柳元麟却不同，他只会告状，让台湾用权力对残军进行压服，用金钱对残军实行分化。
    柳元麟很快把告状信递到了台湾，要求台湾出面平息这种不团结的现象。台湾很快对柳元麟的请求做出了回应，并派出国防部情报局游击行动处长罗果亲自来到缅北劝说吕维英。就在吕维英对于是否接受柳元麟的指挥犹豫不决之时，吕维英在台湾的靠山毛人凤却在1956年12月11日因心脏病发作去逝。失去靠山的吕维英自知不是柳元麟的对手，只好答应归顺。残军的第二次整编工作历经两年，到1957年初总算得以完成。

    整编后的残军仍然叫做“云南人民反共自愿军”。主要成员有：
    总指挥柳元麟。副总指挥段希文、彭程。
   参谋长马俊国。
  第一军军长吕维英，自编三个师。
    第二军军长甫景云。自编两个师。
    西区指挥所：主任段希文，自编两个师
   西区指挥所下辖第三军，军长李文焕，自编两个师。
    另有三个独立师。
   总兵力五千余人。
                                         （四）
   整编工作完成之后，时间到了1957年。大陆“反右派”运动开始，台湾认为有机可乘，指示残军对大陆进行“军事袭击”和“政治反攻”。柳元麟立即制订了武装反攻云南的“雨季方案”，意图是在当年的10月份雨季结束实施该方案。
   所谓”雨季方案“的核心内容是：   由残军战斗力最强的第一军吕维英部为主、以其第一师张伟成部为东路，以第二、第三师蒙保业、吴运暖两部为西路，此两路各出动500人，东西两路为牵制。以甫景云第二军出动500人为中路实施主要突击。向云南省境内车里（景洪市）、佛海（今孟海县）、澜沧地区窜扰，以东、西两路吸引解放军兵力，中路则乘解放军兵力分散之际捞取“实惠”。力图攻占两到三个县城，并在云南边境地区搜集情报，开展“攻心战”，目的是打击大陆地方政府组织，策动边民外逃，相机组织暴动，争取占领昆明。因段希文的“西区指挥所”及下属第三军驻在云南省镇康县境外，距离此次作战行动主要攻击方向车里太远而没有参加。

   现在看起来，这个“雨季方案”的气派比起李弥组织的第一次窜犯大陆行动小多了，计划出动的兵力也只有李弥那次的一半，最高目的只是占领昆明，而没敢想“扫荡云南，然后剩胜北上夺取北平”那么宏伟的目标。
   没想到三路残军首领都想保存实力，不愿意出战。于是磨磨蹭蹭，你推我攘，计划1957年10月份雨季结束前要实施的行动，拖到12月份才得以执行，出动的兵力也仅有200余人。
   据大陆解放军解密的档案显示：“残军此次窜犯活动仅东路第1师10余名匪徒突入云南境内，向板角乡政府工作组射击20余发，破坏电线杆数根。而中、西两路未敢突入，仅在边境滞留几天，至12月3日全部结束”。
   而台湾国民党国防部解密的档案则显示：“此次窜犯活动共进入到了云南边境地区孟润、叭红、阿勒、曼信、斑角、贺梅等村寨，抢劫孟润贸易组、学校，烧毁叭红、阿勒寨的房屋，抓走叭街水利工地的干部、民工42名”。
   但不论从大陆方面解密的档案来还是从台湾方面解密的档案来看，这次残军窜扰云南边境都是一次失败的行动，连一个县城也未占领，更不要说占领昆明了。比起李弥第一次反攻云南，无论在战果上或声势上都相差甚远。窜犯大陆行动失败，台湾来电给予严厉申斥。
   柳元麟这下可算找到了打击长期不听招呼的吕维英的借口。把在窜扰活动中稍有成绩的第一师张伟成部调归直属总部指挥。使吕维英失去了一只帮手，又调动部队突然包围了吕维英的指挥部，以窜扰云南失败系吕维英从中破坏由，将吕维英免去第一军军长职务，调任总部副总指挥兼任没有一兵一卒的“元江指挥所”主任。将其第一军军长职务由副军长兼第三师师长吴运暖接替，由副师长曾宪武接任第三师师长之职。吕维英失去了台湾毛仁凤这个靠山，号召力大减，手下的三员大将也墙倒众人推，纷纷离吕维英而去。张伟成乖乖地投靠了柳元麟，算是傍上了大老板；吴运暖取代吕维英当上了第一军的军长，自然乐在其中；蒙保业也没跟着吕维英走，在新任军长吴运暖手下当他的师长。
    （吴运暖：1917年出生。海南乐东县人。国民党中央军校（黄埔）第十八期毕业。曾任九十三师上尉连长。抗战后与蒙保业一同离开军队，在滇缅边境做生意，成为九十三师“在乡军人”的重要成员。后担任逃缅国民党残军第三师师长、第一军军长。1961年初在解放军与缅甸政府军共同发动的“湄公河之春”作战过后因“作战不力”被撤职，后失踪。）
    打垮了吕维英，紧接着柳元麟把第二个打击的目标选中了第二军军长甫景云。按说这个甫景云也是第八军的老人，1948年淮海大战之前甫景云就是第八军第三师第九团的团长。1949年第八军重建时，柳是副军长，甫景云又是一七0师的团长，与柳元麟有过一段时间的上下级关系。只是甫并不太看得起柳元麟，所以也不听柳的命令，反而与吕维英关系搞得挺热火。    这也难怪。吕维英与甫景云在大陆时都在作战部队当过很长时间的团长，互相之间惺惺相惜，关系好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现在又是枪杆子里面出大米的年代。甫景云自从跟着老长官李弥到缅甸以后，苦心经营，终于拉出了一支自己的部队“保一师”。又在“萨尔温江大战”中率部亲临前线，击退了缅军。功劳、苦劳、疲劳他都占全了。柳元麟一个练嘴皮子的主，甫景云肯定不会把他当一回事。何况现在老长官也走了，剩下的这些弟兄都是没想靠台湾吃饭的人，他柳元麟能够好好地在这儿呆下去就不错了。
   没想到甫景云还是小看了柳元麟，没有提前防他一手。
   甫景云的第二军在此次窜扰云南作战中意图保存实力，行动迟缓，柳元麟向台湾告了他一状。台湾立即下令免去甫景云的第二军军长职务，由吴祖伯替代。
  （吴祖伯：生于1915年，湖南常宁县人。黄埔军校第九期步科毕业。1946年任国民党陈明仁部第71军87师259团副团长。71军在东北被歼灭以后，吴祖伯被俘，释放后回到湖南。1948年11月白崇禧于武汉重组第一兵团，任命陈明仁为第一兵团司令辖71军，14军、100军。吴祖伯又投入陈部，被陈明仁以老部下的名义任命为兵团部警卫团团长，并随陈明仁迁长沙。1949年8月陈明仁在长沙宣布起义。吴祖伯率部叛逃。后随新任第一兵团司令官黄杰逃往广西，最后退到越南。1953年迁往台湾，1955年初随柳元麟来缅甸。并于1958年接替甫景云任国民党逃缅残军第二军军长。1961年残军二次撤台时撤往台湾。后升至台湾国民党军中将军长。）
  遭受免职之祸的甫景云事后长叹不已，小看了心胸狭窄的小人柳元麟且不说，自己好不容易才拉起来的第二军一千多人马，一下子就成了为他人做的嫁衣裳。他十分后悔自己过分老实，如果他甫景云与吕维英联起手来，就是十个柳元麟也奈何不得他们。就在柳元麟整垮了吕维英那个档口，甫景云还自鸣得意，自认为做事做人都很圆滑。没想到自己很快就被整掉。从此甫景云郁郁寡欢，也不知道后来去了哪儿。
    撤换了两个军长之后，柳元麟仍不甘心，他觉得段希文势力太大，且不听话，一日不除段希文，柳元麟便一日不安。
  柳氏先从残军编制序列上做文章，以张伟成部组成第四军，以段希文自己的两个师另组第五军，让段希文任军长。让附在段部内部的云南镇康县土豪部队李文焕部第三军独立出来直属总部指挥。继而又越过段希文的军部，通知其各师团：“今后无须通过军部，可直接向总务部报领军费。”企图以这样的方法来分化架空段希文。
    可是，段希文绝非吕维英、甫景云之辈可比，他的父亲段克昌是蒋介石的爱将，抗战时期曾任昆明行营兵站中将总监长，逃到台湾后又是现任“国大代表”。段希文本人也第五十八军鲁道源部长期担任师长之职，1949年初又在白崇禧手下担任武汉警备副司令，抗战期间战功卓著，而且为人机警、带兵有方。部队骨干都是自己在滇军二六五师当师长时期统带多年的患难弟兄，更有云南乡亲这一层关系，对段希文的忠诚绝非吕、甫二人可比，绝非一纸通知所能涣散的。柳元麟的通知并没有得到段希文部下的任何反应。此计不成，柳元麟干脆下令停发段希文部所有经费。段希文不仅不理睬柳氏的整治，而且立即称病告假，同时擅自调回在中缅边境担任骚扰任务的第５军部队。1958年11月24日，段希文更是在其军部郑重宣布独立，脱离柳元麟总部的指挥。
   柳元麟面对桀敖不顺的段希文不禁大吃一惊，急忙再次向台湾告状。这事一直闹到1959年4月，台湾情报局副局长任剑鹏亲自出马赴缅调解；李弥和段希文的父亲段克昌也从旁劝说，段希文才放弃独立，重归柳元麟指挥。柳元麟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在残军序列和编制上又作了一番安抚人心的调整之后，柳元麟总算在残军中站住了脚。
    到这个时候，柳元麟又对滞留在缅甸的国民党残军部队进行了第三次整编，共编为五个军，总兵力已达万余人。
    其基本序列如下：
   总指挥：柳元麟   副总指挥：彭程、段希文、呂维英、王少才、曾先元     参谋长：和荣先     政战部主任：曾先元 (兼)  第1军军长：吳运暖      第2师师长：蒙保业      第3师师长：曾宪武  第2军军长：吳祖伯      第7师师长：曾诚 、環向春（前后任）   第8师师长：赵丞承 第3军军长：李文焕   辖：      第12师师长：景寿颉      第13师师长：鲁朝廷     第14师师长：刘绍汤 第4军军长：张伟成  辖：      第5师师长：李泰      第6师师长：黃奇运 第5军军长：段希文 （歉）辖：     第15师师长：马云庵     第16师师长：王卫天      第17师师长：朱鸿元      第18师师长：张鵬高      第19师师长：杨一波      第20师师长：杨文光 沧缅纵队司令：彭委濂 孟百了守备区： 　  第9师师长：梁震行    第10师师长：胡开业     第11师师长：李黎明 西盟军区司令：马俊国 　  第10纵队：苏文龙 　  南洋支队：岩坎     绍兴支队：赵呆 　军区直属支队3个团　军区直属大队9个团     教导支队队长：夏超：下辖9个教导大队     柳元麟把残军部队整顿完成以后，又向台湾要求派出更多的骨干力量到缅甸来充实自己的实力。残军教导支队支队长夏超就是1959年台湾国防部奉蒋经国指示以第1特战总队队长身份率全队1200人于1959年前来增援缅甸残军的。在这1200人的队伍中有一位值得提起的人物，这就是在1970年代前后的二十年间成为金三角大毒枭坤沙参谋长的张苏泉。

秋末的缅北，天气虽然不太冷，但还是感觉到几分凉意，而且这个地方的天气有个特点，白天气温可以高达三十度，晚上却又低到十几度。

1953年11月的孟撒残军总部，秋风萧瑟，细雨霏霏，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热闹，人也少了很多。一眼望去，无所事事的人们脸上流露出听天由命的无奈，仿佛要面临一次生离死别之前的凄凉，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凄凉的味道。

残军要撤台了，这个消息的到来让残军的弟兄们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是高兴吗？却高兴不起来。仗打胜了，残军用那么多弟兄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这一片土地却已经不再属于他们。既然这样，为什么要去打那一仗呢？流了那么多的血，死了那么多的人，不仅什么也没得到，反而失去了这片土地。


悲痛吗？离开了这个远离文明的异国蛮荒之地，残军的弟兄们可以去台湾过上安稳的日子，妻子每天早晨提着篮子上街去买菜，儿女们背着书包去上学，为了那个平和安稳的日子，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应该高兴才对，怎么会悲痛呢？但这样的日子仿佛来得太迟了，代价太大了。对于这片洒满了残军弟兄生命和鲜血的土地，谁也无法轻松地毫无牵挂地一走了之。

这几天，残军孟撒总部几乎没什么笑声，“反共抗俄大学”也停止了正常学习和训练。学生们有家的回了家，剩下少数人成天游手好闲，完全失去了萨尔温江大战之前的那分紧张、严肃和规矩。

李弥长官还是没有到孟撒来，他仍然在泰国曼谷和台湾的台北之间飞来飞去。残军虽然要撤了，但他在泰国还有生意要照顾。李弥是最不想残军撤台的人，但撤退这是台湾与其他三国在“四国会议”上共同商量确定了的，他李弥也无法改变。

孟撒这儿还是只有副总指挥李则芬，参谋长杜显信两位。李国辉将军把孟布那儿的事安排完了，也把一九三师师部和两个团二千多人的部队都撤到了孟撒，只等上峰的撤台命令下达。没事的时候天天与李则芬、杜显信等人在一起喝酒。另一位副总指挥柳元麟早已去了台湾。

柳元麟是浙江慈溪县人，1949年与曹天戈同时被任命为新组建的第八军副军长。柳副总指挥在当副军长之前是蒋总统侍从室少将副侍卫长，是蒋总统身边的人。他这次去台湾肯定少不了高官厚禄，所以早早地走了。总部其他几位兼着副总指挥的长官本来就是掛名的，很少到总部来。

李则芬副总指挥和杜显信参谋长在台湾军政两界都没有什么靠山，面对撤台这样一个局面，他们二人深感前途渺茫。他们根本不知道台湾那个地方有没有自己的位置。台湾虽然有安宁、平静的生活，但却是在落魄和孤独中聊渡余生，缅甸虽然充满血雨惺风，成天与草鞋和步枪为伴，但生活那样充实，精神那样愉快。弟兄们之间的感情是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那个一度曾经至高无上的“党国”虽然已经渐渐地陌生了，可是只要穿行在缅北这片茂密的丛林之中，心中的血液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涌动和激越。那种感受就如同刚刚饮下一杯醇香的陈年老酒。还有“反共大学”那些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散布于方圆数百公里的部队，这些都是李则芬与杜显信二人投入了最大的心血培植起来的力量。这究竟是图个什么？他二人从来没有认真地去想过，但这却是一个有着一腔热血的军人最舍不得丢弃的东西。


吕国铨和彭程早就不知去向。部队散落在缅北这块方圆数万公里的土地上，他们却从来就没有去过问一下。这两个人一个是抗战时期长期担任驻滇南的九十三师师长职务，另一个是九十三师的团长。因仕途不顺，抗战结束不久即脱离部队在云南、缅甸一带做生意，经过生意场上几年的淘洗，骨子里已经完失去了军人的意气。虽然被李弥拉来做了“云南反共救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和九十三师的师长，但完全没有了在战场上再次建功立业的欲望，就任以来就没有认真管过部队，也无法管住部队，心思全部用到了生意上。

邓克保在萨尔温江大战之前从泰国回孟萨的路上失去了女儿安岱，与他妻子政芬在泰缅边界的夜柿镇一个荒芜的山坡下，把可怜的女儿埋了。邓克保与政芬在坟前默默地守了一夜。

大战过后，他们又失去了儿子安国，在孟撒的山坡下，又堆起了一座的小小的坟墓，与众多战死的残军弟兄的坟墓一同排列在那儿。儿子的死去几乎使政芬失去了活下去的力量。老天爷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富有的人几乎什么都有，而穷困的人，什么都必须失去？甚至包括自己的骨肉！邓克保与妻子政芬在这个远离文明社会的丛林中渡过了最艰难，最可怕的几年。女儿与儿子的生命被作为惨痛的代价付出去了，他们的心也被女儿与儿子的孤魂牢牢地牵在这儿了。

。。。。。。。

这天晚上，孟撒总部的军官食堂里，李则芬将军、杜显信将军和李国辉将军三个从又在一起喝酒了。

酒过三巡，三人脸上都多少带有几分醉意。杜显信放下酒杯，愤愤地说：


“马拉个巴子！从民国三十七年后老子从东北跑到华北，从华北跑到云南，从云南又跑到这个王八蛋地方，拼着性命把仗打赢了，原以为会在这儿成就一番事业，没想到台湾那帮混胀东西那么没骨气，还他妈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怎么就不敢跟老缅斗恶的？老子在这儿拼命，他们在台湾做人情，这仗真他妈的白打了。”

杜显信是东北人，炮兵团长出身，性格豪爽，尤喜豪饮。两年来，与李则芬在孟撒总部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二人配合默契，为残军的发展壮大费尽了心血。萨尔温江大战，他又率兵亲临前线作战，连续打了两场硬仗。现在要放弃这个地方，心中难过，可想而知。而且对将要前往的台湾完全心中无数。自从听到要撤台的消息，他就经常这样发着无名火。

李则芬是杜显信的上级，但二人却时常以兄弟相称。现在都要去职赴台湾，不免有些惺惺相惜。李则芬毕业于黄埔五期，虽然也带兵在战场上征战多年，但他是个极有内涵的人，国学根底和军事历史修养尤其深厚。虽然他也不想去台湾，对台湾那个地方也是不知深浅。但他从不动怒。

李则芬见李国辉只知道喝酒，并不说话。而且这些天来见李国辉情绪十分低落，所以也想听听李国辉的想法。

“国辉兄，此去台湾，国防部对你应该会有所安排吧？你可是党国的功臣啦！”

李国辉长叹一声：“什么功臣，这几年我算是看透了，其实我们弟兄只是别人手上牵着的一条狗而已。需要了，就让你去战场上卖命；不需要的时候，你就是垃圾堆里刨食吃的野狗。一条狗在人家眼里会有什么地位吗？我算是看透了，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去了台湾我就带上老婆孩子去乡下当农民。好在大儿子已经十多岁，可以帮上忙。”


李国辉说完，把杯子里的酒一口喝尽，用手擦了一下嘴巴。

“李副总指挥有什么打算？”

杜显信问李则芬：

“我还叫什么副总指挥？我现在指挥什么？两万多人的部队呀！现在就要全部撤走。台湾那么大一点点地方，要这么多部队做什么？ 部队解散了，我们带去的这些弟兄只能去当苦力！还有不愿意去台湾的那些弟兄如今散的散，躲的躲。我们撤台后，缅甸军队一旦打来，他们只怕是生死难料，想起来令人心寒。”

李则芬喝了一大口酒，把酒杯猛地往桌子上一顿，继续说道：

“还有彭程、甫景云、吕维英、段希文、这些人都是李弥长官这几年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人才，而且都有在抗日战场和剿共战场带兵作战的经历，尤其是吕、段二位，都曾经是国军正规部队的少将师长。总部撤了，他们却留下来，没了正式名分，他们将沦为缅甸丛林中的草寇，堂堂国军少将，在这异国他乡落草为寇，真的很可惜，也很可怜！”


“管不了那么多了，让他们去吧。二位长官还是把自己去台湾后的出路安排好。你们都是黄埔出来的人，在台湾军政两界都有人脉，国防部不至于对你们太过分吧？”

李国辉是行武出身，说话直来直去，内心没有李则芬那么细腻，思想也很现实。他除了带兵打仗，其他什么都不会，在台湾军政两界也没有任何关系，早就把自己去台湾以后的退路想好了。见李则芬如此长吁短叹，为他人的出路思前想后，觉得有些心烦。

听了李国辉这番话，李则芬和杜显信二人内心多少有些不是滋味。一是对去台湾后能否象李国辉说的那样得到合适的安排心中无数，二是觉得李国辉这番话细细想来，似乎带有一点隔阂。李国辉是李弥在山东收编的部队，与黄埔毫无渊源。在缅甸这两年，李、杜二人深深地感觉到李国辉是个热血汉子，尤精于带兵和作战。比起那些挂着黄埔的牌子，在战场上屡屡丧师失地的平庸之辈强上百倍，没有他李国辉就没有这支部队的今天。但在国民党军队内，渊源和出身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尤其到了抗战以后，非黄埔以外的军官，根本就没有出路。残军起家的两位老将李国辉和谭忠的仕途和结局不就这样吗？

三人沉默了好一会儿，喝酒的兴趣已经没有了。杜显信首先离开，然后是李国辉，落单的李则芬也只好悻悻地走出这间由木板搭起来的军官食堂，这顿酒就在这样不太愉快的气氛中散了。

经过多次反复交涉，再加上中国政府和苏联两国的压力，残军撤离方式的谈判以缅甸政府最满意的方式达成了协议——残军全体包括武器装备一律撤往台湾。1953年11月初，撤离通知终于到达了孟撒总部。

撤离工作从1953年11月8日开始，一直延迟到1954年5月才最后结束。残军部队从孟撒步行到大其力，然后乘车前往泰国清迈，从清迈上飞机去台湾。先后撤退的有，“反共救国军总部”、“反共抗俄大学”、第26军军部、93师、193师两个师部、第10纵队、第4纵队和第3军田中田部的全部；保2师的大部，第18纵队、21纵队和18支队的一小部共5472人，家属1035人。撤回台湾的残军除少数身壮年轻的编入台湾特种部队外，大部被安置在台湾花莲。李弥本人1961年才回到台湾。


离开孟撒之前，邓克保与妻子一同来到儿子安国的坟前，在这座小小的坟墓前面立上了一块木版，邓克保在上面写下了一行字：“缅军先生：谁无父母，谁无子女？坟中是一个流浪异域的华人爱儿，求本佛心，不要毀坏，存歿均感，泣拜！ ”然后又到了泰国夜柿，再去女儿安岱的坟前烧纸。邓克保把头埋得低低的，妻子一边烧纸，一边流着泪独自喃喃地念叨：

“岱儿啊，你看見妈妈和爸爸了吗？我们要到台湾去了，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來，儿啊，你要照顾自己，把钱好好的放着，等长大了再俭省的用，爹娘恐怕不能再为你做什么了，宽恕我们吧，孩子，宽恕我們的穷苦，使你和哥哥都半途夭折，我已告訴你的哥哥，叫他再长大一点，前來找你，从今以后，你们兄妹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孩子！孩子啊！！你听到妈妈的哭声了吗？ ”

听着妻子政芬那揪心的数落，邓克保实在控制不住，眼泪象泉水一样涌出来。作为父亲，觉得自己欠儿子和女儿太多，是自己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却不能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这么小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想到这里，儿女们生前那可爱的面貌立刻浮现在眼前。现在自己就要离开他们去往遥远的台湾，把这一对幼小的亡灵抛弃在荒薜的野外。天啊！他们都还是个孩子，如何独自去应对将来的风雨？如何独自应对异国野外的孤独？想到这里，邓克保尤如万箭穿心一般，几乎就要昏厥过去。

从夜柿到清迈的这一路上，邓克保都一言不发，他想到了埋葬着自己女儿和儿子的那两座小小土堆；想到了这几年来与残军那些弟兄的生死情感；想到了那片洒下多少残军弟兄生命和鲜血的土地，又想到台湾那个陌生而又充满金钱、权位和对穷人歧视的小岛，邓克保对将来的生活越想越觉得没有希望。

装运残军部队的车队一队队从大其力向清迈驶去，又在清迈上了飞机。邓克保是最后一批撤离的。邓克保与妻子政芬与709团团长张复生一同上了一架飞机，在清迈机场起飞向台湾飞去。飞机起飞20分钟后，突然有一只发动机停止了运转，飞机的飞行速度立刻慢了下来，而且高度快速下降，飞机出事故了！机仓里的人都很紧张。在飞机驾驶员的要求下，所有乘员把随身带着的不多的一点行礼统统扔了出去以减轻飞机重量。飞机沿着小河飞行，高度不断的下跌，又不断地挣扎着上升，那剩下的一只引擎吼声里带着嘶哑，似乎随时都会起火爆炸，巨大的机翼随时都会撞到两岸的群山之上。

机仓内的人在混乱和惊恐中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飞机在泰国的彭世洛堡新修的一个简易机场強行迫降成功，这些在战场上好不容易得以生还的弟兄们再一次死里逃生。


飞机安全地停下来以后，张复生团长与飞机的美国驾驶员有一段对话：

“飞机为什么会出现故障？是驾驶员技术不好吗？”

“不！正因为飞机的驾驶员技术好我们才能够得以生还。因为飞机超载太多，规定搭载20人的飞机却上了50人。如果不是驾驶员技术好，我们已经撞到山上去了。”

“假使真正非撞山不可的时候，你和驾驶员会不会先跳伞逃生？”

“不会的，我们不能把乘客丟在飞机上自己却跳伞逃生，我们一定会和飞机里的乘客共存亡，全世界的飞行员都是如此，不等到最后一个乘客跳出机仓，我们不能跳，这是我们的飞行道德！ ”

彭世洛堡的气候和大其力的气候相差无几，中午热得能使人发昏；半夜冷得能使人发抖。邓克保夫妇与同机的人在彭世洛堡住了两天。第二天晚上，邓克保来到张复生团长的房间，他对张复生说明了自己和妻子不去台湾而要再次返回孟撒的决定。张复生团长感到大惑不解。邓克保平静地对张复生说：


“我忘不了我的兩个孩子的坟墓和那荒野里残军弟兄们的累累白骨。我一定要回去，希望有一天我们剩下的伙伴能长大成人，能像以前残军一样的从覆灭的边缘茁壯成长起來，成为一支新的劲旅。我们也可能随时战死，但你不要为我难过，我不是不为自己打算，因为在台湾那个地方，每一个人都是为自己打算得太多才把国家弄到这个地步，我留下来绝不妨碍任何人！”

张复生说：“你怎么样我不管，但你得为你的妻子政芬想一想，她那么痛苦，失去了那么多，她终究只是个女人呀？”

“我已经与政芬商量好了，她也同意。她同意回去，只是为了能够长期守在她的那一双去逝的儿女身边。”

邓克保继续说：

“复生兄，我永远记得那个飞机驾驶员的一句话。他在飞机最危险的时候绝不肯抛弃那些和他莫不相干的乘客，我也不愿意抛弃那些始终跟着我们撤退的游击伙伴，和视我们如亲兄弟的当地土著和华侨。一想到驾驶员的那一席話，我便汗流夹背。如果我就这样去了台湾，复生兄：我会终生不安。”

第二天，另一架飞机在彭世洛堡机场着陆，邓克保和政芬眼睁睁地看着张复生将军在欢送人群的呼喊声中登机离去。当天下午，邓克保与妻子政芬乘车到了大其力，两天后他们俩步行回到孟撒。


此时的孟撒已经被缅军占领，一向悬掛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竿头，已升起缅甸国旗，只不过短短的一周，景物依旧，而人事已非。邓克保与妻子换上便衣，站在土岗上遙望着安国的坟墓，有两个缅军正坐在那里吸烟，他俩只好怀着哽咽的叹息转身离去。

当天晚上，邓克保找到了丁作韶先生，他也没有走。这位在欧洲留过洋，在国内教过数所著名大学的被认为罪大恶极的老博士，他的脸上此时已经完全看不到当年的兴致。现在他把希望寄托在未撤退的那些残军伙伴的身上，希望他们也象当初这些残存的孤軍一样能够早一天壯大。这个倔犟的老头，他完全可以去台湾一所著名的大学做教授，可是他却没有去。

在邦央，邓克保还遇见了田兴武，這位云南沧源县的土司头人，带着上千人的队伍，跟随李弥从沧源县跑出来的岩师王见到邓克保以后，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和悲凉，他猛烈的摇晃着邓克保的肩膀哀号道：

“你们为什么要撤退？丟下我们这些沒有娘的孤儿？我们跟着李长官从家里跑出来投奔你的，你们现在却丢下我们走了，我们今后依靠谁？”

田兴武的这番话代表了所有留下来的残军弟兄的心声。这是一个求生存，共患难，把自己的良心都为朋友扒出來的千秋道义，任何一个撤离的人看到田兴武的这副模样，听到田兴武的这一声哀嚎，都会感到愧对苍天啊！

邓克保此次见到田兴武以后，再没有他的消息。这位在解放军到达云南以后，当上了沧源县人民政府县长的田兴武，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一）

“九十三师”这个番号在滇缅边境十分有名，从抗战时期开始直到现在，九十三师都是滇缅边境民众对所有驻扎在那里的国民党军队和后来逃到缅甸的国民党残军的统称。其实1950年3月由李国辉和谭忠二人带领的这支由大陆逃到缅甸的部队中，国民党第九十三师的人只是少数，但数十年来，为什么九十三师在滇缅边境如此有名呢？这还要从九十三师的历史说起。

九十三师最早的起源是中原大战后组编的驻贵州国民党军政部直属第十五旅。下辖第一、第二两个团。旅长陈金成。第一团团长刘观龙、第二团团长李毓蕃。


(陈金诚：安徽人，黄埔一期毕业，两个团长都是广西人。其中刘观龙：广西贵县人，黄埔军校第二期工兵科毕业， 1940年2月毕业于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一期。李毓蕃：广西岑溪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毕业。)

1934年该旅扩编为第九十三师，师长甘丽初，下辖三个团。二七七团团长李友尚。广东罗定人，黄埔四期毕业；二七八团团长彭佐熙，广东罗定人，黄埔二期毕业；二七九团团长雷攻，湖南人，黄埔四期毕业。

(甘丽初（1901-1950）：字日如，广西容县人，黄埔第一期毕业。1935年于陆军大学第十期毕业后升任第九十三师师长。1938年3月，升任第六军军长。辖第九十三师、四十九师、暂五十五师。1942年3月，甘丽初率第六军、与第五军、第六十六军编为中国远征军，自滇西开入缅甸对日军作战。1949年8月任广西军政督导团团长、“反共救国军”第十军军长，后在广西等地指挥作战。广西解放后，甘丽初率残部继续抵抗。1950年冬，在与人民解放军的战斗中在大瑶山阵亡。)

九十三师自1934年编成开始就是国民党军劲旅之一，中层以上军官是清一色的黄埔弟子。抗战之初，九十三师在山东作战，战绩优良，但损失很大，奉命去湖南衡阳整补，1938年国民党军令部以九十三师为基础扩编为第六军，甘丽初升任第六军军长。辖第九十三师、师长吕国铨 1903年出生，广西容县人，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第四十九师，师长彭壁生。1907年出生，湖南蓝山县人，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暂编第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广东丰顺人，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 。

此时九十三师辖两个团，二七七团，团长吕维英；广西陆川人。黄埔第七期毕业。二七八团团长梁天荣，广东罗定人，国民党中央军官政治研究班毕业。

一九三九年九十三师在第六军序列内参加桂南会战，在南宁驼南阻击日军进攻，九十三师作战英勇，奋勇杀敌，战斗相当激烈。因伤亡过重，战后调贵州贞丰整补。一年后作为国军精锐奉命移至云南省罗平待命，准备参加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


（二）




1941年中国远征军组成，第九十三师在第六军序列内，以加强团五千余人由二七七团团长吕维英率领提前进入云南车里（今景洪市）地区。1941年12月11日，第6军全体入缅作战，93师从佛海（今孟海县），49师从畹町同时向缅甸推进。到42年2月24日，日军已经由缅南大举入侵，仰光已危在旦夕之际，为了让第6军掩护远征军其他两个军顺利进入缅甸，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第6军沿着缅泰边境的走势，从西南到东北斜斜地摆了个一字长蛇阵，其中战斗力最弱的暂55师处在最南方的郎科，49师在中间的孟畔，而战斗力最强的93师则驻防景栋，三个师相互之间各距离160公里以上，全军防守的地段长达500余公里。自1942年4月以后，第6军不断向东北败退，而日军则向东猛追。

到1942年中旬，中国远征军全面溃败，至6月3日，第六军各部队交替掩护，成功返回国境。此次出国作战，第6军损失巨大。93师约损失4000人，伤亡近半；49师剩4600人，暂55师经过收容之后，仅剩2300人。全军出征时30000余人，幸存12400人，损失达17600人之多。

鉴于部队损失巨大，经军令部指示，第6军将全部兵力补充进93师，直属军令部指挥。暂55师番号撤消，把49师的番号调归第5军在昆明重新招募新兵进行整补，第六军改辖其他部队。此时的九十三师师长仍然是吕国铨，下辖二七七、二七八、二七九三个团。

三个团在国内的驻防情况是：二七七团驻打洛；二七八团驻车里（景洪）；二七九团驻孟养。师部驻佛海（今孟海县）。

日本投降以后，九十三师奉命前往老挝接受日本投降，并帮助老挝王国建立政府。1946年5月，国民党军进行大整编，九十三师改编为整编第九十三旅，辖二七七、二七八两个团。由原副师长彭佐熙任旅长，参谋长叶植南任副旅长。师长吕国铨奉调进入南京军官训练班，等于是作为编余军官闲起来了。


(彭佐熙（1900－1986）：广东罗定人。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历任军职。抗战时期，任团长、旅长、第九十师副师长及师长。抗战胜利后，任第九十三师师长、第二十六军副军长、第二十六军军长兼第八兵团副司令官。1950年在云南蒙自兵败率二十六军残部5000余部退往越南，任留越国军管训总处副司令官兼第三管训处处长。1953年去台湾，1986年1月在台北病逝。)

1946年7月，整编第九十三旅从老挝回国，具体布置是：二七七团驻（团长吕维英）驻文山；二七八团（团长罗伯刚）驻建水。 整个滇南地区的边防仍然由整编第九十三旅负责。1946年全国内战爆发，中原战场急需主力参战，国民党在云南的嫡系主力基本调往中原内战战场，在云南的嫡系部队只留下这个九十三旅。

（三）




1947年，军令部以驻云南的整编第九十三旅和整编第一九三旅合编为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一任师长为刘劲松。在一年之内整编第二十六师数易师长。由刘劲松换为钟彬，又换成余程万。这个钟彬就是在1944年云南滇西反击战松山战役中的第一任指挥官第71军军长钟彬。由于作战不力，战后其第71军军长一职由副军长陈明仁接任。

(余程万（1902～1955），广东台山人，黄埔第一期毕业。曾经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的嫡系主力第74军第57师师长，抗日战争期间，余程万随74军参加无数恶战，尤其是1943年末的常德保卫战，余程万将军率57师万余人抵抗日军近十万人的猛攻，坚守常德城半月之久，被国人赞誉为“虎贲”将军。国民党中央指派这样一位抗战名将指挥整编第二十六师，说明这支部队在国民党中央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1948年整编第二十六师改成第二十六军，军长还是余程万，下辖三个师。第九十三师师长叶植南、一九三师师长石补天、一六一师师长梁天荣。其中第九十三师下辖三个团，二七七团团长吕维英；二七八团团长罗伯刚；二七九团团长刘桂荣。吕维英是广西陆川人，黄埔七期毕业。罗伯刚，广西贵县人，黄埔第八期毕业。第二七九团团长刘桂荣学业和籍贯不详。


九十三师自组建以来就是国民党嫡系主力，军官基本上都是黄埔毕业生，而且以善战的广西人见多。1937年抗战爆发以来，在山东、上海、武汉、广西参加了数次对日大战，战功卓著，战斗力很强。但是自1942年6月入缅作战回国后直至全国解放，九十三师（旅）却作为边防部队驻扎滇西南中缅边境长达八年之久。到1949年解放军进入云南之前，一直没有参加任何作战行动，甚至在1944年滇西对日反击作战也没有参加。抗战胜利之前，师长一直由黄埔二期毕业生吕国铨担任。

由于九十三师长期驻在滇缅边境地区。再加上长期没有作战行动，官兵日渐疲倦，大量士兵脱离部队，形成上千人的“九十三师在乡军人”群体。这些人借与九十三师的关系，收买民族上层，拥兵自重，在云南与缅甸交界地的车、佛、南地区（景洪、孟海、孟连）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1949年解放军到达之前，九十三师的在乡军人又组织了多个军事团体与解放军对抗。 其中最有名的是总部设在缅甸景栋的“暹罗军事委员公署”，总指挥为为卓献书，下辖数个军事团体。主要有：勐混地区的曾宪武部百余人枪；车里、大勐龙地区张伟成部百余人枪；南峤曼勐养地区朱正部，三十余人枪；镇越县（今勐腊易武）地区罗庚部六十余人枪；佛海、黑龙潭地区何建忠部，约五十人枪，总兵力约为三百七十人枪。

(卓献书：广东汕头人，黄埔第四期步科毕业。后来进入逃缅国民党残军行列的彭程、张伟成、蒙保业，曾宪武等人都是“九十三师在乡军人”群体的重要成员。)

由于九十三师的这一特殊经历，在滇缅边境造成了十分特殊的影响。对边境各民族的青年具有很大的号召力。

九十三师驻防边境期间，在一定程度上注意了与当地民族的关系，与云南省上层的关系也比较融洽。国共内战开始后，云南省主席卢汉曾经以九十三师“驻滇日久，从不干涉地方行政”为名电请国民党中央免调九十三师去中原内战前线，九十三师也因此免除了在国共内战中过早被歼灭的命运。由此可见九十三师在当地的影响之深。

（四）





1950年初，在解放军入滇部队陈赓部第四兵团强大兵力打击下，驻云南的国民党嫡系主力李弥的第八军和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迅速瓦解，九十三师也未能幸免。1950年1月14日晚上，二十六军位于云南蒙自，准备在蒙自机场登机前往台湾。没想到解放军行动迅速，于当天夜间即攻入蒙自市，二十六军无法登机，仓促之间大部被歼灭。九十三师二七九团和二七八团第三营在蒙自附近的鸡街被及时赶到的解放军歼灭，二七九团团长李桂荣被俘。九十三师师长叶植南率师直属部队和该师二七八团第一营以及蒙自机场部分空地勤人员共六百余人，与二七八团团长罗伯刚、副团长谭忠一道向西双版纳逃去。准备在车里（景洪）机场登机飞台湾。没想到车里机场又被随后赶来的解放军占领，三人遂率部逃出国境，叶植南、罗伯刚二人在部队内收缴部分枪枝卖给当地马帮，把部队交给副团长谭忠，自己从泰国乘飞机飞往台湾。

二七八团第二营营长品学珍率部逃过解放军追歼，准备越境逃向比较熟悉的缅甸。但因该营大部分士兵不愿意去缅甸而溃散，剩余三十多人随营长品学珍逃到缅甸大其力后，品将该营残部三十多人枪悉数交给从国内逃出来的九十三师“在乡军人”之一的蒙保业。自己经泰国逃往台湾。二十六军残部五千余人在最后一任军长彭佐熙带领下于中越边境河口逃出国境进入越南。九十三师第二七七团吕维英部在蒙自逃过解放军围歼，随彭佐熙逃往越南，吕维英在逃跑过程中又被彭佐熙任命为九十三师师长。进入越南后的第二十六军残部被法国殖民军缴械，集中到南越的富国岛，后撤往台湾。吕维英本人去了香港。

逃到缅甸的九十三师师直和二七八团残部600余人在副团长谭忠的带领下与随后逃到缅甸的第八军二三七师七0九团团长李国辉带领的七0九团残部八百余人一道，从此沦为异国他乡孤独的残军。

1950年3月，残军在李国辉、谭忠二人的带领下第一次击败缅甸政府军后，李弥受蒋介石派遣，经香港前往缅甸东北部收编李、谭二部时，又把九十三师二七七团团长吕维英和滇系第五十八军第二六五师少将师长云南人段希文带去缅甸，吕维英和段希文二人也因此而成为逃缅国民党残军中后期重要人物之一。

残军逃到缅甸以后，在与所在国政府军和出境作战的解放军多次浴血拼杀中四处奔逃，求得一时之苟且。数十年来，这些残军在风雨飘摇、无家可归的窘迫之中艰难渡日。经过1954年和1962年两次大的撤台行动之后，以九十三师成员为骨干的残军第一军大部撤往台湾。此时九十三师元老吕维英重新出山，以他在九十三师深厚的人脉关系从第一军中拉出九十三师旧部三百多人，在老挝当起了雇佣军。试图步李国辉后尘，通过帮助老挝政府剿灭反政府游击队，重振九十三师雄风。但又在老挝政府军和其他地方势力的联合打击下遭遇溃败，余部百余人由黄埔第二十期毕业生张苏泉带领并入缅甸大毒枭坤沙集团内，成为坤沙集团的核心力量。十多年来，坤沙集团内的九十三师人员由于年老体弱逐渐失散。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坤沙集团覆灭后，该集团内的九十三师人员因失去生存基础或因为年老而全部流散。

残留在缅甸泰国边界地区的逃缅国民党残军部队第三军李文焕和第五军段希文两部虽然还有两三千人之多，但在这两部中的九十三师剩余老人、包括曾经在九十三师服役过的九十三师“在乡军人”成员仅存二十多人。虽然这支部队与九十三师已经没有太多的关系，而且名称也已经数次变更，但缅甸、泰国的当地老百姓仍然固执地把他们称做“九十三师”。


再后来这支残军在段希文和李文焕的带领下，为泰国政府军剿灭反政府游击队的作战中负出了惨重代价后，终于获得泰国政府同意定居于泰国北部的美斯乐。虽然得以定居，他们没有当地户籍，没有在当地获得工作的权利，没有出入公开场合的资格。仅仅只是在当地政府的默许下求得一个没有战争没有逃亡的安宁日子，是实足的泰国二等公民。堂堂中华民国国军黄埔嫡系第九十三师部队，竟沦落泰国成为当地二等公民，现在想起来让人唏嘘不已！时至今日，在逃缅国民党残军最后的聚居地美斯乐，“九十三师由此去”的牌子仍然被当地人顽强地挂在那里。其实那支部队、或者说那个处于泰国北部山区的中国人聚居地与九十三师已经基本上没有关系。

这就是九十三师这支曾经辉煌一时，可歌可泣，又可悲可叹的国民党黄埔嫡系部队的一部简史。

（一）

残军再次打败缅军，使在台湾曼谷两地飞来飞去的李弥十分高兴，觉得现在的自己又有了当年被任命为国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官时的愉悦心情，好象比那时的感觉还要好一些。因为现在他不用上前线了，只要呆在曼谷的豪华宾馆里，端着热茶，看着报纸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采收胜利果实。而且台湾和美国政府的钱还会源源不断地流进他的口袋里。

再次胜利使李弥对缅北的局势更加有把握。


萨尔温江大战结束后不久的泰国曼谷。李弥在这个城市最豪华的“曼谷大酒店”里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来宾中几乎包括了全世界各主要媒体驻曼谷的记者，有些甚至是专程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的。

风风火火打了三年的韩战已经快要结束，据说谈判接近达成协议，这些象绿头苍蝇一样盯着世界上最有味的事件跑来跑去的记者当然不会错过曼谷大酒店里这场精彩的记者招待会。

李弥身着崭新的台湾新式将军服，手里拿着一只漂亮的烟斗坐在会议室的主宾席上。李弥有个特点，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家里，他那特有的向后去的头发总是梳得油光铮亮，今天更是不能例外。不过今天李弥的头发比当年在大陆时还是稍稍有了一些变化，就是其中添了不少的白发，必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而且这些年来他也没少操心。残军作战的事他倒是管得不多，但台湾的蒋介石和美国政府对残军那么多的物资和资金支持都要由他李弥来操持，这项工作的吸引力太大了，出不得半点差错的，他在这件事上确实花了不少的心血。

再就是他的妻子和这么多亲戚在泰国置下的巨额财产也得由他来调配；还有儿女们的教育问题。不过总的来说，这几年心情还是不错的。

李弥胸有成竹地端坐在主宾台上，看着台下数百名记者，从容应对着台下各种款式的相机向他投射过来的闪光，表情十分自信。

一位美国记者首先提问。


“请问李将军，贵军再次打败缅甸政府军，您能谈谈经过吗？”

李弥避开主题：“我反共救国军乃国军精锐，以反攻大陆为宗旨，不以缅甸政府为敌手。我军官兵均有丰富作战经验，他们日夜操练军事技术，枕戈待旦，随时准备服从命令，光复我中华神州。”

法国记者紧追不舍：“贵军已经两次在缅甸境内与政府军作战，您能说不以缅甸政府为敌手吗？”

李弥正色道：“我堂堂中华国军，初到那儿只是暂时过路，借土养命。如果缅甸政府欺人太甚，我军奉行的原则是：‘人不犯我，和平共处；人若犯我，我必痛击’。”

英国记者：“请问李将军，您所说‘暂时过路’，大约需要多少时间？”

李弥回答：“这个嘛，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历史知识，萨尔温江以东，腊戌以北的广大地区，历史上一直属中国所有，清朝末年云南省的永昌府和腾冲府还派有中国官员对那个地方实行管辖。我反共救国军想在那里住多久就住多久，这不过是继续行使我国曾经中断的领土权利。”


记者们飞快记了一阵。又有德国记者提问：“请问，贵军现在实际控制区有多大面积？”

李弥：“即我刚才指出的上述地区。”

“这个地区究竟有多大呢？”

记者紧盯不放，想得出一个确实的数据，或者李弥能给出一个坐标范也好。

“德国人就是这样死板，什么事都想搞得一清二楚，这可能吗？”

李弥不有些不耐烦。但良好的心情还是让他接受了这个德国记者的提问：


“可以给你打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它的面积为台湾面积的两倍以上。我想这个比喻可以让你满意了吧？”

“谢谢李将军的坦率。”

一位缅甸记者提问：“我是缅甸国家通讯社的记者，请问李将军，据说贵军总参议丁作韶先生曾经向将军提议，要在我国掸邦境内建立民国政府，有这样的事吗？”

“我没有听到过他的建议，但你所说的掸邦那块地方确实有部分区域曾经是我国的属地，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

“那是否可以理解为贵军现在已经收复了失地？”

“可以这样理解，但某些技术性工作还有待时日。”


香港记者：“贵军有多少部队？计划发展多少兵力？”

李弥：“对不起，那是军事秘密，无可奉告。”

泰国记者问：“外面有消息说，某个西方大国在秘密地援助贵军，李将军能予以证实吗？”

李弥面不改色地说：“请注意，这是不负责任的谣传。我反共救国军本来就是有建制的正规军，装备精良，英勇善战，并且广泛地赢得反共志士和广大华侨的支持，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西方大国的援助之类。”

英国记者追问：“贵军番号是‘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游击总指挥部’，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萨尔温江以东，腊戌以北地区都属于云南省范畴？”

李弥谨慎回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有历史和现实的诸多方面原因，我暂时不愿对此加以评论。”


一个澳洲女记者：“李主席先生，您是云南省主席，外面称您为云南王，您打算什么时候返回省会昆明？”

李弥大笑，如同被人搔到痒处。他厉声说道：“实话告诉你们，我李弥要做云南王不大容易，但是做缅甸王却易如反掌！关键看我想不想做。”

李弥此话一出，语惊四座，会场哗然。消息传到仰光，缅甸舆论顿时为之大哗！刚刚在战场上经历大败的缅甸政府不得不再一次就这个棘手的问题立即开会讨论对策。

（二）




萨尔温江战役缅军再次战败，而且死伤惨重。整个缅军上下谈残军色变，都不敢与残军再次言战，缅甸政府从军事上打败残军的愿望已经全面落空了。但缅甸政府对那片失去控制的国土却耿耿于怀。尤其是缅甸首都各高校的学生更是群情激愤，要求政府收复失地，要求总理和国防部长下台的游行示威活动几乎天天都有，缅甸政府被此事搞得焦头烂额。

缅甸政府讨论时局的会议正在总理府召开，参加者有总理吴努和政府各部部长。


吴努总理明显的瘦了，也许睡眠也不太好，眼睛充血。本来不抽烟的吴努，今天破例带了一包香烟放在桌子上。他点上一枝抽起来。整个会议室的所有人几乎都有着与吴努相同的心情，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对总理的这一反常举动深表同情。

“当前的局势想必各位已经都清楚吧？”吴努首先发言。

“占据掸邦东部地区的台湾国民党军首脑人物李弥昨天在曼谷召开记者招待会，公然宣布掸邦为中国领土，而且他本人想做缅甸王。这样的事，实在是对本国政府、军队和人民的极大侮辱，各位对此有什么看法？”

吴努不想再提刚刚过去的那场丢人的战争。

外交部长藻昆卓觉得是轮到他说话的时候了。前一段总理吴努一味主张军事进攻，对外交方式不太感兴趣，现在正是他发挥作用的时候：

“我们是否应该利用外交手段，到联合国去控告他们呢？”藻昆卓一脸绅士风度，说话的语调不轻不重。他在萨尔温江大战中没有任何责任，所以心态比较平静。


吴奈温：“美国政府一直在暗中支持台湾在缅的军队，如今在联合国内美国有相当大的发言权，我们去那里告他们会有好结果吗？”

吴奈温说完，会议室里立即爆发热烈的讨论，大家七嘴八舌，方案一个接一个地提出，可是总也没能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

“我们是否可以联合中国来做这件事？现在中国在联合国虽然没有席位，但其领导人多次出席联合国的会议。通过韩战，美国也有几分害怕中国。而且中国的云南省距那些该死的军队驻地不远，中国会对这事漠不关心吗？”

吴努对社会主义有着特殊的感情，对马克思主义也挺有研究的，中国一直是他向往的国家。要不是国内这么多烦恼的事拖累着，现在他肯定就在中国访问了。

“应该利用联合国这个讲坛去告他们。中国军队如此好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也许我们所在的这个半岛所有国家都会不安的。”

“你是指掸邦境内的那些台湾军队吧？中国与台湾是有区别的，请你注意用词。我们现在与共产党中国已经建交，再这样把中国和台湾混为一谈会产生外交纠纷。”


吴努纠正着外长的话，但是话题还是不情愿地转移到作战这上面来了。

藻昆卓一脸讪笑：“对对！准确地说，应该是好战的台湾国民党军队。”

“你们作战过程中前线记者拍的电影资料和对方的照片都保存着吗？”

吴努转向看着吴奈温。

“都保存着，我可以立即叫人准备好。还有很多实物证据也都保存着。”

吴奈温这位军事强人这一段时间对任何人都十分客气，因为战争是他策划的，也是他打糟的，议会没有强行开会叫他下台已经非常宽容的了。虽然他手握兵权，也许议会不一定奈何得了他，但牵涉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这上面，他心里也没底，不知道那些打仗不行，搞政变不差的军队将领们现在对他是什么态度呢？


“那就这样，我们立即与联合国和中国政府联系，请他们协助我们。记住！还要包括苏联政府。还有，我访问中国的事也要尽快准备，最迟在明年底就要成行。”

吴努对外交部长说完了这一通话。转身问了问在一边作记录的总理办公室秘书吴丹：

“吴丹先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这位叫吴丹的人是总理刚刚从政府新闻部秘书的位子上弄过来的，比吴努小两岁。他学惯中西，精力充沛，敬业精神极强，是个学者型的人才。

“没什么了，总理先生，您的工作太忙。方便的话今后有什么事可以交给我去办，您不必亲自做。”

吴丹这句话说得总理吴努心里十分舒服。刚刚打了败仗，很多人都对自己的领导才能提出疑问，好听话也说得少了。尤其是那个外交部长藻昆卓，办出来的事总是让自己不太愉快。联合国那儿是否也可以交给吴丹去打理呢？吴努脑子里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但也只是一闪而过。


不过正是吴努头脑里的这次一闪而过，造就了吴丹连任三届联合国秘书长和荣获世界百余所著名大学学位的辉煌，在缅甸这个亚洲弱小国家，也许数百年也难得碰上一次，这是后话。

散会以后，缅甸政府立即着手在联合国控告台湾国民党政府这项工作。

（三）




1953年4月下旬，联合国年度会议在纽约召开，缅甸政府由外长藻昆卓带队，携带了大量国民党残军强占缅甸国土，取代当地政府，强征税赋，勒索钱粮，企图在缅甸建立由国民党统治的国中之国的证据。强烈呼吁世界舆论主持公道，使强占自己国土的外国军队退出去。总理府秘书吴丹受总理委托，前往联合国协助外长藻昆卓办这件事。

吴丹在外交上似乎有着天生的才干。他以自己丰富的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知识，协助藻昆卓以大量的事实和实物证据，将国民党残军的问题摆在世人面前。并得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充分支持。当时朝鲜战争尚未全面结束，美国仍然需要这支残军驻在中缅边境牵制中国。台湾的蒋介石也需要这支残军留在那儿，有了这支残军蒋介石就可以随时对大陆进行窜扰，这在政治上是十分有利的。而美国和台湾都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在美国和台湾的干扰下，4 月23 日，联合国通过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决议：要求国民党残军撤回台湾或居住在缅北指定的禁区内。缅甸政府对此决议十分不满，要求残军必须全部撤离，这是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绝不能含糊。蒋介石与美国政府千方百计地设法把提案搁置。


在缅甸政府的强烈要求和大量物证面前，美国政府抵赖不过，于是又生出一计，想把这件令人十分头痛的事换一个场合。通过多方活动，一个由美国、泰国、缅甸和台湾国民党政府参加的“四国军事会议”于5 月23 日在泰国曼谷召开。企图以“军事会议”方式把这件事转化为国家之间的军事磋商行为。由于残军方面拒绝派代表参加而使会议决议的执行再次拖延下来。在中国政府的强烈支持和国际社会强大压力下，残军才不得不委派副总指挥李则芬前往参会，会议最终达成了在缅甸的国民党残军全部撤往台湾的决议。

缅甸政府在对待国民党残军这件事上，终于通过外交手段获得了初步胜利。

李弥得到这个结果以后大怒，他立即从台湾飞抵曼谷，通过无线电台一次又一次地致电残军各路将领，多方进行拉拢，充分说明厉害，动员残军官兵绝不能撒台。

李弥主张不撤台并不奇怪，对于李弥来说，只要残军继续在缅北那个地方存在，他就有一切，李弥认为只有他才是残军的祖师爷，残军离不开他。即使今后在某一次战斗中残军败给缅军，那也只是一时输赢，残军不会消失。何况现在看来缅军短时间内根本没有打败残军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残军撒离了，那这一支军队将会立刻消亡，而且是永久地消亡了，等待着他李弥的只有无穷无尽的孤独和冷清的生活。

在残军总部孟撒，联合国要残军撒台的消息早已传得纷纷扬扬。即便驻在最偏远的佧佤山区的残军也人人皆知。这个消息对于历经两次血战的残军来说，个中滋味真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倘若这是刚刚从大陆败退出来那个苦苦挣扎的困难之际，这样的消息肯定是梦寐以求的好事。可是那时的台湾不想收留他们，把他们当作一个包袱丢弃在缅甸这个偏远的国度里。可现在经过几年的浴血奋战，地盘打下来了，而且比台湾还要大两、三倍，这个消息却又跚跚地来到了。真让人哭笑不得。此时此刻，残军官兵们越发感到台湾那个小岛是那么地遥远，那么地陌生，那么地让人心中无底。

在孟撒残军总部坚决主张绝不能撤台的还有一个人，这就是残军驻孟撒总部总参议丁作韶。丁作韶是一个性格执拗的人，他对残军现状洞若观火。他知道，残军这些弟兄一旦撒往台湾，就不会有任何出路，因为这些残军弟兄，不仅个个没有一技之长，而且都没有钱，更没有靠山，到了台湾他们只能象台湾的众多无业游民一样，在穷困中悲凉地渡过自己的下半生。但如果留在缅甸，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现在缅甸政府奈何不得他们的，而且数年之内都奈何不得他们，他们可以在这个三国交界的地方成就一番大事业，甚至还有可能重新反攻大陆。丁作韶见到每一个残军官兵他都声嘶力竭地反复呼吁：


“不要撒！弟兄们，我们留在这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以我们现有的兵力，可以和当地要求独立的土著结合起来，成立缅甸民国，取代当地政府。有美国的支持，今后还可以进入联合国。在东南亚这块地方有无限江山可供我们纵横驰骋。眼光放远大一点。”

丁作韶还一天数次登门拜访残军灵魂人物李国辉，劝说李国辉不要撤台。然而丁作韶越是阻止李国辉撒台，李国辉却越是要彻底地撤。三年多来，李国辉算是看透了，他的心也彻底凉了。他那么多的生死弟兄在大陆作战中没有战死，跟着他跑到缅甸来，却都在与缅军的作战中抛尸异国的荒野，但在台湾和曼谷却养着那么多的富豪贵族。这些战死在缅甸的弟兄们，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们的父母长辈今后靠谁去养活？一想到这儿，李国辉的心就在滴血。当着丁作韶的面李国辉大声怒吼：

“不要再讲什么大有作为了，老子去台湾根本没想要当官！老子要去当农民、当苦力、当下人！只要有个安心日子过就行。让自己的老婆和儿子过几天没有枪声、没有打仗、没有逃亡、没有随时失去亲人担忧的安心日子。”

李国辉是个有血性的男人，这些话并不是他凭空说出来的。李国辉撤到台湾以后，再没有任何音信。这位带着数千残军弟兄在缅甸丛林中叱咤风云的人物，仿佛一下子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许他真的在台湾某个乡下修了几间茅屋，带着自己的老婆和儿子们过着普通农民的宁静生活。李国辉就象天上的一颗流星，只是在人类战争史的夜空中灿烂地划过那一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丁作韶（1902—1978）：河南夏邑人。早年毕业于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和上海震旦大学。1928年，丁作韶考取巴黎大学研究生院，远赴法国攻读法律专业，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31年9月4日，丁作韶从法国学成回国，应张学良之邀前往东北任教。没想到刚好碰上“九一八事变”。但丁仍然坚持前往已经沦陷的东北考察三日，目睹了日军令人发指之暴行。

1931年9月底丁作韶到达厦门，受聘为厦门大学法律系教授，承担刑法总则、刑法分则、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等课程的教学任务。


1932年丁作韶离开厦门大学，并先后应聘为四川大学、广西大学、北平大学、朝阳大学、天津法商学院、民国大学、中国大学等学校的教授。抗日战争后期，丁作韶短期担任过云南省政府秘书长。同时，他还先后兼任过多家报纸的主笔。解放战争时期，丁作韶在天津担任执业律师，并当选为天津市参议员。1950年随李弥所率国民党军队撤到云南，后又撤往缅甸，任残军总指挥部秘书长。1954年底从缅甸去台湾，曾任台南市议员、成功大学教授兼训导长。1978年病逝于台北，终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