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蒂斯•李梅将军，照片展现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在一艘海军军舰上观看原子弹试验时的场景。李梅不希望美国在核战争中“遭受首轮打击”
李梅的前任乔治•肯尼（George C. Kenney）将军赞成李梅的想法。在写给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Hoyt S. Vandenberg）上将的一封信中，肯尼表示，他担心“我们可以在发起自己的首轮原子弹攻击之前接到警报”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肯尼将军担心，突然袭击会大大削弱美国的战争能力。“缩短在我们开展有效的报复之前的时间是如此地困难，以至于这本身就造成了另一个争议：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那个我们举国上下所持有的观点，即打一场被错误地称为‘预防性战争’的战斗”，肯尼这样说道。“这不会是一场‘预防性战争’，因为我们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退役五星上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于1953年初就任美国总统。他上任不久便发起了“日光室”（Solarium）计划，这是一个旨在对核武世界中的国家安全政策进行广泛研究的计划。艾森豪威尔手下的文职战争计划人员提出了三种选择，其中之一便涉及对苏联的“预防性战争”。
看上去，艾森豪威尔从未认真考虑过接受这一选择；当他参加“日光室”计划的情况简报会时，他会不悦地评论说：“你们不能发动这种战争，因为没有足够多的推土机把街道上的尸体清理掉。”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戴维营会见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这位喜好夸大其词的苏联领导人常常让美国的战争计划人员处于神经紧绷的状态之中
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还是坚定地依赖战略空军司令部及其现有的核打击能力，他在1959年评论说，他预计核威慑能够成功地维持下去，但如果失败了，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打击俄国人”。把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克里姆林宫方面可能会发动一场核战争，但美国会打赢它。
原子弹和新型核武器库存的迅速增长，再加上核武器的尺寸大小于1950年左右开始明显下降，意味着美国陆军和海军也能够研发自己的特种核武器了。例如，美国陆军研制了一款原子核炮弹。在空军内部，战斗机也能够挂载较小的核炸弹了。美国海军的飞机也是如此。
美国陆军研发的“原子安妮”核火炮射击时的场景
大规模报复
在美国远东空军司令的推动下，向他的战区内部署了原子武器，并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欧洲的情况也是如此。1952年，北约下属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也获得了原子武器。到1952年初，战略空军司令部驻欧部队已经被交付了80枚原子弹，这些核武器将由美国空军驻扎在欧洲的飞机投放。这些飞机不仅包括中程的B-29和B-50轰炸机，还包括F-84战斗机。
艾森豪威尔总统指导了一项名为“新面貌”（New Look）的安全政策，并于1953年10月发表了国家安全声明。所有关于“力量平衡”的言论都被抛弃了，相反，艾森豪威尔总统呼吁要做出重大转变。他说：“美国应向苏联和共产主义中国表明，在一般情况下，或在视情况需要的某些特定区域，美国打算以武力反抗苏联集团的武装侵略……在发生敌对行为时，美国将考虑把核武器按照与其他弹药一样的方式来使用。”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对这一政策有个著名的提法，即“大规模报复”，艾森豪威尔的这番话则被视为该政策的起源。
艾森豪威尔明确了优先事项。当陆军参谋长力推为他的军种投入更多的资金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咆哮说：“我们唯一担心的是敌人从空中对我们的城市发动核攻击！”建设陆军是没有意义的，他这样说道。陆军参谋长的问题是“他只是在空谈理论，而我则是在试图说出冷冰冰的常识”。
表现苏联入侵的宣传画
艾森豪威尔的观点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苏联并不惧怕一支庞大的美国陆军。它担心的是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而“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实施恰恰需要依靠这些战争工具。
1945年至1955年间的美国战争计划或多或少都有些相似之处。这些战争计划都是初步的，军事领导人们也知道这一点，但计划是必不可少的，仅仅是走一遍这个流程就能提供重要的益处。正如研究这一时期的一位军事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就算是战争计划没有确定冲突的准确过程，它们确实也确立了战略设定的总体过程。”
纵观联合参谋部所有针对冷战早期阶段的战争计划，一大共同特征是期望战略核打击能力和核武装空中力量能发挥主导作用。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的细节发生了变化，但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方面（指运用空中力量）的情况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