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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Taylor "Bekka Valley GunFight"
1982 年 6 月，为了彻底根除越境恐怖活动，以色列派遣地面部队进入黎巴嫩，行动代号“加利利和平”（Peace of Galilee）。事件的发展正如以色列事前所估计，从黎巴嫩蔓延到周边地区，演变为多边冲突。
在这次行动的最初阶段，以色列空军创造了摧毁对手 19 个地空导弹连、击落大批敌机而自身不损一兵一卒的壮举。通过获取实时情报（Real-Time intelligence）和巧妙地利用对手的弱点，IAF（以色列空军、Israel Air Force）给现代防空体系来了个下马威。
本月（2002 年 6 月）是IAF在贝卡谷地（Bekaa Valley）的胜利 20 周年纪念，作为空中武力在和防空力量的死亡决斗中取得转折性的胜利，它已经被载入史册。以色列拥有一支小规模、高素质的空军，在 1967 年 6 月的“六日战争”（SIX DAY WAR）中发动了一场史诗般的突袭，总共出击 3,300 架次，IAF 横扫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三国空军，在地面和空中总共摧毁了 400 架敌机，一战成名。此后，阿拉伯三国军队被从西奈（Sinai）、格兰高地（Golan Heights）和约旦河西岸逐退。
虽然 IAF 在从 1969 年 3 月到 1970 年中的消耗战中维持了优势，但是在大量装备苏制飞机导弹等先进武器后，埃及人依然在西奈半岛给IAF制造了相当地麻烦。以色列人首当其冲要面对的，就是先进的苏制 SAM（Surface to Air Missile, 地对空导弹，这里特指苏制萨姆防空导弹）系统。虽然 IAF 在这段时间内零星摧毁了一些埃及地 SAM，但是自身却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前英国皇家空军次帅托尼.马森（Tony Mason，RAF Air Vice Marshal）评论到，IAF 对抗敌机的交换率大概是 1 比 40，而对抗 SAM 却是 2 比4！”。显然，SAM 已经代替战机成为阿拉伯国家空防的主角。
早在 1973 年的“十月之战”中，事情已经初显端倪。1973 年 10 月 6 日，埃及和叙利亚共同发动了突然袭击，IAF 从此面对日益严峻的地面火力――“比北越的任何地方都要稠密”（空军大学 1978 年报告）。
埃及虽然仅拥有不过 20 套移动式 SAM 系统，但是还有 70 套 SA-2、65 套 SA-3、仅 2,500 门防空炮和超过 3,000 套 SA-7 肩射导弹等作为补充，另外包括叙利亚方面的 34 个 SAM 连。IAF 的飞行员不但要争夺制空权，而且要为被围困在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东岸的地面部队提供近接对地支援。在此期间，IAF 的二号首脑是大卫.艾维（David Ivry，此人曾在 1967 年作为飞行员参战，最近又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回忆到，“你没有任何时间来消灭对方防空力量，必须随时冒着非常稠密的防空火力来进行对地支援，为此我们损失了不少飞行员”。
战争的最初三天，IAF 在 1,220 架次任务中损失了 50 架飞机，将近 4％ 的损失率是无法承受的，几乎可以和当年美国战略空军最初空袭德国时的损失相提并论。虽然随着战局的好转损失逐渐下降，但是总共有 53 架 A-4 天鹰（A-4 Skyhawk,开战时 IAF 总共拥有 170 架）和 33 架 F-4 鬼怪（F4 Phantom，总共 177 架）被对手的 SA-6、ZSU24 和 SA-7 击中。
飞机受创轻重不一，但是对方的防空力量逐渐进入了状态，有效阻止了 IAF 开展进行紧急近接支援（emergency close air support），同时埃及防空力量也成功地干扰 IAF 支援以军地面部队的反攻行动。以色列飞行员冒死拼杀终于迎来了曙光，运河东岸的战局逐渐向着有利以色列的方向发展。10 月 14 日，埃及向西奈投入了预备队，并且将防空火力圈向前推进。不过一天之内埃及就损失了 28 架战机，以色列空军和地面部队联手阻止了埃及的攻势。一名埃及指挥官后来谈到，“一旦我的部队冲出 SAM 的防空伞，IAF 马上就会给我们造成无法承受的损失”。
战争又持续了几天，直到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以军已经越过了运河并且在各条战线上击破了对手。战争的教训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IAF必须改变他们的战术，即使到了战争的最后阶段，IAF 依然在摸索对付 SAM 的方法，结果在一次出击中就损失了 5 架 F-4 鬼怪。
惨重的损失（Devastating Losses）
对于艾维，IAF 的损失是毁灭性的，“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谈到，“我们计划重振旗鼓打一个漂亮仗”，但是得知“IAF 的 F-4 鬼怪不能有效地对付 SAM”之后，军队首脑们的心情可想而知。SAM 成功地阻止了 IAF 打击侵略者，甚至能保护类似 SS-21 这些能够打击以色列领土内目标的地地导弹。艾维认为，空中力量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受到了质疑，1973 年的战绩给 IAF――不必说还有其他西方国家的空军――心中投下了阴影，在未来的战争中战机是否还有能力对抗整合式防空系统（integrated air defence）呢？前任 IAF 指挥官艾泽尔.魏茨曼（Ezer Weizman ）甚至悲观地说：“战机的翅膀已经被 SAM 折断了”。
事情已经非常清楚了，IAF 将来能够有效作战，取决于能否找到一条迅速系统地消灭对方固定或者移动式防空火力的道路。对于艾维，1973 年的教训非常清楚，“我们必须给 SAM 一个回答！”
埃以之间的和平维持了若干年，但是 SAM 问题依然是 IAF 心头之痛。1981 年，以色列在南黎巴嫩击落了两架正在袭击亲以基督教民兵的叙利亚直升机，作为回应，叙利亚的 SAM 部队开始进驻黎巴嫩的贝卡谷地。此时艾维已经成为 IAF 的指挥官，他怀着极大的兴趣仔细研究了叙利亚的行动。“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艾维谈到，叙利亚将 SAM 部队派进贝卡谷地“已经越过了一条红线”。它威胁到以色列在黎巴嫩边界地区的空中优势，阻碍IAF进行侦察和为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