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5是历史上代价最高昂的战斗机采购计划,也是最受诟病的战斗机采购计划。对于F-35的指责大体集中在几个方面:
1、 成本(包括单价和计划总投资)大大超过预期,与此相联的则是对用户其他方面投资的冲击
2、 进度大大拖延,与此相联的则是对用户战备状态的冲击
3、 性能达不到要求,与此相联的则是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4、 技术遇到的种种问题,与此相联的则是战斗机研发基本技术路线问题

F-35弹药型号标注图
不少人从不同角度提出解决方案,很多方案集中在削减甚至取消F-35的采购,代之以现有战斗机的升级或者新型低成本战斗机。应该说,这些指责都有强大的事实依据,这些解决方案都有强大的吸引力,但也错过了F-35困局的根本原因。
尽管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并没有与F-22相对应的战斗机,这不妨碍F-35是按照与F-22高低搭配的低端而设计的这个基本事实。高低搭配是70年代美国空军提出的新概念,在此之前,美国空军的原则是在财力物力容许条件下,尽量高配,尽量多装备。但60年代以后,战斗机成本飙升,越南战争也掏空了美国国库,美国空军只有用较少的高性能的高端战斗机维持技术优势,并用更多的较低成本的低端战斗机保持必要的数量。问题在于,高端和低端是如何定义的。

F-22和F-35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互补而不是高低搭配
不管杜黑或者其他空军制胜论者怎么说,空军的首要任务永远是夺取天空。只有夺取了自己的天空,才能确保不受敌人空袭和自己的有效出动;只有夺取了敌人的天空,才谈得上对敌人地面目标的攻击。对于有高低搭配的美国空军来说,高端战斗机是按照攻势制空要求设计的,有能力夺取敌人的天空,守卫自己的天空自然是游刃有余。低端战斗机的基本要求就比较复杂了。作为攻势空军,空地攻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必须具有足够的自卫空战能力,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能填补高端战斗机由于数量不足而形成的空战战线空白。在70年代,美国空军的高端战斗机就是号称“一磅也不留给空地”的F-15,F-15改进成F-15E战斗轰炸机是后来的事了。但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空军研发低端战斗机的时候,走了一段有趣的“弯路”。由于“战斗机黑手党”的大力推动,美国空军最终展开了“轻型战斗机”的研制,这是比F-15更加极端的“纯空战战斗机”,而且取消了全天候超视距空战要求,只要求白天、视距内空战能力,空战武器局限在航炮和“响尾蛇”近程空空导弹。这特别适合用于对抗高度强调数量优势但缺乏技术先进性的苏联米格战斗机在中欧的空中压力。由于美国空军依然装备有大量已经作为战斗轰炸机使用的F-4重型战斗机,性能和剩余寿命都不是问题,空地方面的换代要求不迫切,因此在F-16研制的初期,对空地能力没有特别的要求。但特别强调机动性所带来的低翼载使得F-16天然适合于大量挂载外挂武器,成为战斗轰炸机的理想平台,后来自然成为美国空军的战斗轰炸机主力。F-15改进成F-15E也是得益于特别低的翼载。
F-16成为美国空军的理想战斗轰炸机。低翼载导致高载弹量,轻载时的高机动性导致优秀的空战格斗性能,简直是种豆得瓜。对于美国的盟国来说,他们没有高低搭配的奢侈,指望着F-16包打天下,而F-16也不负所望,堪当重任。早期F-16缺乏超视距空战能力,后期F-16已经成为空战能力相当均衡的“全能战斗机”了。F-16生产总数超过4000架,成为当代最成功的战斗机。F-35是F-16的精神后代,理应继承F-16的遗产,但F-35没有走那段“弯路”,而是走的直路,从一开始就是七分空地、三分空空。这个定位上的差别决定了F-35与F-16的异同,换句话说,F-35生来就是战斗轰炸机,而只是“业余战斗机”。这对盟国是很大的困扰,因为盟国空军战斗机的第一使命依然是传统的防空制空。F-22成本高得连美国也受不了,被迫提前停产,装备数量大大低于美国空军已经一再下调的最低数量,F-35必将在很大程度上用作美国空军的防空制空主力,美国空军也越来越感受到这一错失的影响。F-35的研发凝聚了美国空军战术思想、航空科技和研发管理几十年的经验,走到今天这一困难的境地,不是一个或者几个简单低级错误的结果,走出困境的途径当然也不会简单直接。

F-35从一开始就是七分空地、三分空空
F-35无疑是优秀的战斗轰炸机,但在空战中,隐身和优秀电子系统带来的先敌攻击优势并不可靠,空战历史也一再证明,奇迹武器的一击必杀是靠不住的,较低的推重比和较大的翼载导致的天然的机动性缺陷永远是致命伤。在理论上,F-35是按照“轻型战斗机”定位的,也可以像F-16那样通过轻量化来追求较高的推重比和较低的翼载。问题出在隐身所要求的机载武器内载化,这决定了机体的基本尺寸小不了,要控制重量和成本的进一步攀升,只有牺牲推重比和翼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STOVL要求使得F-35必须采用单发,而且基本气动布局必须围绕着STOVL要求;美国海军的上舰要求使得F-35必须采用传统的“四翼面”垂尾-平尾布局。这些都使得F-35的结构、气动和发动机设计最优化进一步复杂化,最终导致今天的困境。

F-35B的STOVL要求使项目大大复杂化
F-35计划在项目管理和风险管理上是失败的,这直接导致了成本超支、进度拖延问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F-35的困境在制定技术要求和基本技术路线的时候已经决定了,甚至在更高的国家战略层面和对未来世界大势的基本判断上就决定了。
战斗机是用来打仗的,研发新一代战斗机首先要确认未来战争的性质和国家总体战略意图。与其他主战装备一样,战斗机可以按照最可能的战争或者最大威胁的战争来定位,按照战争最可能出现的情况可以避免浪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认定世界大战在短期内打不起来,果断启动了百万大裁军,为经济建设让路,这就是对战争最可能形态准确判断的成功典范。但“最可能”是一个主观判断,一旦判断错误,代价是巨大的。斯大林在希特勒入侵波兰后依然,认定纳粹德国还没有准备好入侵苏联,这是苏军在卫国战争最初的日子里接连重大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按照最大威胁的战争形态准备,就对最严重的敌情也有适当的战争准备,对于任何不那么强悍的敌人就更游刃有余了。这是一个可靠但浪费的策略。如果和压倒优势原则结合起来,可能对国家经济造成不可承受的重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