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让我们回到刚开始的话题——关于“战斗机黑手党”。当时你们需要打破人们脑子里固有的思维定势，但这么做是有风险的。改革需要打破陈规，但组织很大程度上又是建立在既有规范之上的。你们是如何克服这个根本性的矛盾来实现创新的呢？
答：有时候态度很重要。One that places substance before style，我们不介意和一些平庸的人和事在一起共事；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尽量不去踩别人的脚趾头；我们尽量不和传统习惯发生正面冲突。
如果你实在看不惯某些人和事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它保持距离。不到万不得已，没必要到处用出格的办法解决问题。
问：那么公司能够容忍你们用那么与众不同的办法解决问题么？如何保证它用在正确的地方？譬如通用的先进技术设计部门？
答：总的说公司对我们还是很支持的。你的脑子里不应该有那些束缚自己设计灵感的条条框框。一旦你有了好的设计灵感，就应该尽力让部门或者公司落实它。但即便如此，你也需要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保持灵活性。
问：在你的战斗机设计师生涯中谁对你影响最大？
答：Bob Widmer，通用动力沃斯堡工厂分管技术的副总裁，他是我设计师生涯上的导师。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很有洞察力，鼓励大家自由思考问题。他是那种很有好奇心的人，总在问为什么？后来 Bill Dietz 也给我很大的影响。他是我工作过的最好的老板，他了解每个人的优长劣短。正因为有他，在研制轻型战斗机的那些日日夜夜里，整个团队协作很默契，大家各得其所、相得益彰。Bill 发现了我的才华并且放手让我大胆尝试。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自由最快乐的一段日子，我可以放开手脚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必成天担心老板的看法。
接下来是 Ed Heineman——公司分管技术的副总裁，他早年设计过 A-4“天鹰”攻击机。他把自己在设计 A-4 时积累的很多心得体会传授给我们，后来这些经验都用到了 F-16 战斗机上。
剩下的就是曾经常常和我一起讨论问题的“战斗机黑手党”成员——John Boyd 和 Pierre Sprey。正因为有了他们，我的灵感才能像一个舞者那样和着他们的节拍翩翩起舞。
总的说，上面这些人在不同方面给了我经验和启发。设计方面是 Widmer 和 Heineman；团队协作方面是 Bill Dietz；概念和思路方面则是 John Boyd 和 Pierre Sprey。
成功离不开团队支持。不单单对于 F-16 如此，战斗机黑手党所倡导的理念之所以能生根发芽，不单单是他们个人的努力，更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支持。一个成功的产品背后必定有一个优秀的团队支持。F-16 如此，Su-27 也是如此，歼-10、FC-1 的成功莫不如此。图为当时给予他们支持的国防部官员之一：Melvin R. Laird
成为多用途战斗机
问：Boyd 和 Sprey 后来抱怨你没有坚持“战斗机黑手党”最初的设计理念——“让它变得简单”。他们对于在 F-16 上安装大量电子设备很有不满，认为这会让飞机变得笨重。你怎么看？
答：对于 F-16 战斗机该如何进行后续改进的问题上，如果你仍旧只停留在最初的设计理念上的话，那它注定只能成为一种简单昼间战斗机。那它会像当年的 F-104 战斗机一样最多生产 300 架就告夭折。但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抱怨毫无道理：当你在 F-16 战斗机机腹中线上挂载副油箱、炸弹、电子对抗吊舱时，飞机的飞行阻力确实也在同步增大。这样的结果对于一位终其一生都在研究如何通过降低战斗机飞行阻力来改善其机动性能的人而言确实是难以忍受的。但即便如此，这样的改进对于 F-16 的发展而言也还算是好事。
应该说，F-16 战斗机的发展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如果我当初知道它会成为一种多任务、以对地攻击为主的飞机的话，我会把它设计成另外一个样子。
阴差阳错之下，F-16 没能成为单一制空战斗机，而成为一种多用途战斗机，这成为 Boyed 心头永远的遗憾。但即便如此也不妨碍 F-16 继续自己优异的表现。从千里奔袭伊拉克核反应堆到接替 F-4G 承担“雷达猎手”的重任，F-16 用实力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图为携带 HARM 反辐射导弹的 F-16CJ 战斗机
携带“狙击手”瞄准吊舱的 F-16 战斗机
配备 JDAM 的 F-16 战斗机
至于以 F-16 为平台改装的各种技术验证机就更多了，甚至在 F-35 的研制过程中也露了一手，图为改装 DSI 进气道的 F-16 验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