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边条机翼并非完美，而且由于处在涡流流场中的部分翼面容易产生抖振，引起结构疲劳。为此，歼-13 飞机在结构上，对采用的多墙多支柱结构的机翼，进行了 5 种不同受力构架的打样和强度、颤振、静气动弹性的综合优化设计计算。对机身起落架进行了专门打样。此外，还进行了全蜂窝直轴平尾的设计制造一体化研究。
美制 F-5 战斗机，该机作为一种战斗机历史上的经典，在不断的改进过程中飞机不断修改和扩大边条机翼的样式，是利用边条翼提高机动性的典范
此外，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还对歼-13 飞机的武器火控系统和机载电子设备的配套方案，以及飞机各系统的原理方案、主要成品附件，均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和论证。为加强火力，机翼上多加挂点，采用了机身起落架。为控制飞机最大起飞重量，飞机仍然要分型，大量生产的是白天型，不装雷达只装测距仪；另外少量生产装雷达的型号，只作全天候截击使用，机动性要差一些。火力则是航炮与近距格斗导弹并重。
歼-13 一直得到空军的重视，空军科研部主动介绍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前往部队征求意见，部队对这样的歼击机方案也很满意。同时，空军还组织有关空勤、地勤人员去 601 所参加歼-13 的设计工作。
1977 年 6 月，第三机械工业部在北京召开了歼-13 方案论证会。会议对飞机总体、气动、结构、材料及各个主要系统进行了认真的论证、审查。认为“飞机的总体方案是先进的、可行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设计上采取的机翼边条、前缘机动襟翼、后缘双缝襟翼等，对于提高飞机的性能是较好的措施。对于飞机的进气方式，在比较了两侧进气及腹部进气两种方式后，倾向于采用腹部进气方案，但要在 601 所的试验研究工作较为充分再作最后确定”。同年 7 月 3 日至 8 日和 11 日至 22 日，三机部先后又在沈阳、西安召开了歼-13 飞机座舱布置方案讨论会和火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会。根据上述精神和部、院的指示，经与空军歼-13 研制三结合小组以及工厂有关人员进行讨论研究，对原设计方案进行了修改和充实。12 月 20 日，向部报送了《歼-13 初步设计方案》，并请部审查后提交常规装备发展领导小组审批。
1978 年 2 月 5 日，三机部转发国务院、中央军委常规装备发展领导小组《关于歼-6 后继机主要战术技术要求的批复》。在转发通知中指出：中央军委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最近指示，歼-13 飞机为重点研制项目，厂、所一定要加强领导，“精心设计，精心施工”，保证《批复》的要求。通知确定，歼-6 后继机定名为歼-13，研制定点沈阳飞机制造厂，要求厂、所尽快制定并上报歼-13 飞机研制规划。3 月 29 日，吕东部长来到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听了歼-13 飞机设计工作的汇报，认为该机作为第三代歼击机，无论在性能上和武器装备上都不够先进，要求再作努力，提高歼-13 飞机战术技术性能。根据吕部长的指示，沈阳飞机制造厂和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经过认真细致的分析研究、试验和计算，于 6 月 17 日联合向三机部呈报了《关于歼-13 飞机研制方案的报告》。具体提出了该机的战术技术指标和要求；主要配套产品和新材料项目；设计定型需要研制的架数；参加三结合的使用单位和研制阶段进度、设计定型时间，以及研制经费概算、需要增加的土建项目、设备等问题。
1978 年 2 月，三机部在西安市召开了歼-13 成品协调会。歼-13 采用的 150 项新成品，有 80% 定了点、签订了技术协议，为歼-13 飞机的研制工作打下了基础。
而就在半年后的 1978 年 9 月，我国从埃及引进了一架米格-23MS 飞机，这架米格-23 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歼-13 的命运。
美国空军第三代高机动战斗机 F-15 的竞争计划 FX 中，作为备选的北美公司 NA-335 方案。该方案在机腹布置的矩形进气口、高昂的机头，以及单垂尾单腹鳍带边条翼上单翼正常式布局，与我国的歼-13II 格斗战斗机方案形神兼似
美国空军第三代高机动战斗机 F-16 的竞争计划 LWF 中，作为备选的波音公司 908-909 方案。与我国的歼-13II 相比，同样采用了机腹布置的矩形进气口、高昂的机头，以及带边条翼的正常式布局
美国海军第三代高机动战斗机 F/A-18 的竞争计划 VFAX 中，作为备选的沃特公司 V-523 方案。布局酷似我国的歼-13II
关于这架特别的米格-23，还要从当时的国际形势说起。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非洲一些国家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改变，绝大多数这样的事件使得冷战的东西方有机会接触到对方的军事科技。在 1974 年，埃塞俄比亚成了苏联和古巴的好朋友，因而苏联人顺理成章地测试了埃塞俄比亚的 F-5E。对此，索马里立即转向中国和西方寻求帮助，交换条件是提供他们的基地和米格-21。
我国从埃及获得的米格-23MS 飞机，这架飞机的各个“器官”的技术不同程度地支援了歼-8II、歼-9、歼-13、强-6 等项目，而其发动机 R-29-300，我国也很快组织专家分析研究，1979 年开始测绘，定名涡喷-15
而在这其中，苏联、埃及以及中国之间有着很多复杂纠葛的关系。
1967 年“六五战争”期间，中国主动向埃提供援助。当时埃及联苏反以色列，对苏联十分依赖，在一些问题上为了配合苏联对我国进行攻击，中埃关系转冷。即便如此，纳赛尔向我国表示不希望搞坏中埃关系，希我国谅解其处境。1970 年纳赛尔因病去世，副总统萨达特出任总统。萨达特经过精心准备，于 1973 年对以色列发动“十月战争”。凭借进攻的突然性，埃军取得初战的重大胜利，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恢复了埃及人和其他阿拉伯人的自信心和荣誉感。很快，就在 1974 年初，埃及从苏联一下子购买了 8 架米格-23MS 截击机、8 架米格-23BN 攻击机以及 4 架米格-23U 教练机。
而在“十月战争”期间，我国从道义上、物质上支持埃及，提供了 1,000 万美元现汇，10 万吨小麦和 3 万人份军事装备的无偿援助。1977 年，萨达特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耶路撒冷之行。1978 年在美国总统卡特的斡旋下，他又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1979 年埃、以签订和约。而在当时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反对埃、以和解，表示同埃及断绝一切政治和外交关系。埃及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空前孤立。当时我国对埃及的处境表示出充分的理解。在双边交往中，中国领导人对抵制埃及的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各派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强调阿拉伯国家团结的重要性，指出埃及离不开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世界也离不开埃及。“十月战争”后，尤其是在埃、以签订合约后，埃及与美国迅速靠拢，与苏联逐步拉开距离。1975 年埃及要求推迟偿还苏联的军事债务，遭苏拒绝，萨达特作出强烈反应，决定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取消在亚历山大等港口向苏提供方便的协议。至此，开罗与莫斯科的关系就真正决裂了，而埃及转向了西方国家，特别是向法国来购买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