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一伙自我爆炸。九一三事件后,某某项目就此下马。”

  这句话常常作为新中国航空工业在上世纪 60~70 年代研制的一系列下马飞机项目的记录中,作为最后一笔来进行收尾。然而,为什么这些项目会被九一三事件波及?是因为这些项目有着共同的特点——符合林彪军事思想的需要或者林彪集团直接下令研制。而这整个计划,几乎要打造一个全垂直/短距起降、快速反应、高生存力、适应高强度战争的空军,而且能够辅助陆军进行大规模而快速的部署,并能协助陆军进行大规模的抗侵略作战。

  然而 1971 年 9 月 8 日,林彪在其妄图策划反革命政变、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败露后,于 9 月 13 日零时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从山海关机场强行乘飞机外逃,凌晨 3 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 10 公里处机毁人亡。而另一方面,预想中的大规模战争并未爆发。因此在这个预想战争体系下的各种飞机项目纷纷下马,而这个预想中全垂直/短距起降的快反空军也仅仅停留在了纸面上。

收藏在西北工业大学航空馆内的“抬式布局”模型 ZM-01 号

  今天,重新审视当时计划中的快反空军和当时的各种垂直/短距起降项目,而每一个项目都有其具体的情况、每一种方案都有他独特的地方。这里面有的项目就此尘封,有的却能借尸还魂,有的则顶石破土,这里面的人人事事颇值得玩味。本篇起,将为读者一一梳理那个独特年代下的枝枝昙花。

  这一切,还都要从头说起。

  1953 年斯大林去世,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权利斗争白热化,随后中国共产党与苏共开始产生裂痕。1956 年,匈牙利事件爆发,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膨胀。随后发生的中苏论战持续了 10 余年,双方都想用马列主义理论来批驳对方的思想,在赫鲁晓夫时代,双方关系已经有所恶化,但并没有达到分裂的境地,中苏关系的裂痕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但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代,中苏的分歧已经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方面恶化为国家间的敌视状态。

  1960 年初,苏联开始在中苏边境不断策划和制造事端。1964 年中苏边界谈判失败,1968 年 8 月,苏联根据其“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有限主权论”,突然袭击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并随即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中国认为苏联提出的“有限主权论”是对一个国家主权严重的侵犯。

西北工业大学校领导陪同教育部评估专家在校内参观视察,注意照片下方的“抬式布局”模型 FM-03 号。(翻拍)

  在此之后,苏联军队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各种边境事件。1967 年后,苏联边防军开始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阻挠中国边防部队巡逻队上岛巡逻,多次制造流血事件,打死打伤中国边防部队巡逻官兵多人,抓捕中国渔民。随着摩擦的加剧,1969 年 3 月,一场震惊世界的冲突爆发了。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这一时刻,中苏两国几乎到了全面战争的边缘。此时的苏联当局在酝酿一个非常大的冒险计划。他们不断从其欧洲地区向远东及蒙古集结兵力,企图用突然袭击手段对中国进行一场有限目标的速决战,同时一举摧毁中国刚刚建成初具规模的核设施。

  此时苏联的对外政策一直带有很大的冒险性,而中苏之间有数千公里的共同边界,苏联在边界地区和蒙古陈兵百万,对中国虎视眈眈,从中蒙边界到中国心脏北京不过六七百公里之遥,因而把苏联作为中国战备的主要对象自然是顺理成章。毛泽东在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期间多次讲到战备问题,提出“要准备打仗”,就主要是针对日益增长的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讲的。

  就在这一时期,1969 年 4 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林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被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进了党章。

  此前的林彪,坚持军队建设必须向高科技发展,并对军队的科研工作大力支持。1960 年 2 月 27 日林在中央军委第六次扩大会议上提出:“1、将来的战争是要按电钮的。2、战争准备中间最迫切的、最重要的、放在第一位的,我认为就是解决武器,特别是搞尖端武器。3、今后的战争已不只是靠步兵,而靠空军,导弹。空军在战场上的作用会越来越大,甚至在某些时候会成为致胜手段。应当优先发展空军。”指出“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明确提出要在建立完整的现代国防基础上,大力发展空军、海军和特种兵等。在 1962 年 7 月 13 日,中央开会听取国防科委汇报,会上国防部长林彪说:“军队要向导弹化方向走,常规武器和尖端导弹的研制不能兼顾时,宁可多把重点指向尖端。洲际导弹暂时不管,五院在中程导弹和稍加改进的“543”方面要打歼灭战”。“空军要大搞直升机,大搞运输机”。同年 8 月 25 日,周洪波在航空工业“8.25”会议上,强调要用坚持贯彻执行林彪的“大搞运输机、大搞直升机”的指示和积极开展垂直起落飞机的研究。

  1969 年 10 月,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按林彪的授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后吴法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私自交给林立果。为了做出一些成绩,林立果随后主导了《对关于“三五”期间我国飞机发展问题的建设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在指导方针方面,“打破常规,尽量采用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必须综合利用国外的航空科技成果,创造自己的道路,录取捷径,以掌握主动权。”建议:一、尽快解决垂直战斗机问题,把全国变成‘活基地’,使敌人攻不胜攻,防不胜防;二、补充两点具体意见:除了要飞的高、快、远外,注重飞机的灵活性和进攻性。在发展高、中空兵器的同时,也要适当注重发展低空性能的飞机。周恩来总理 7 月 2 日批示:“此间拟原则同意,将在 7 月国防工业‘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上进行动员,并分头进行专业讨论,以便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