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政府1944年9月5日，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在重庆开幕，由于这次会议是在战局严重恶化、群情激昂的时刻召开的。会上发言之热烈，批评之直率，是以往历次参政会上不曾见到过的。这次参政会上有一项重要议程：国共关系问题。以前，国共谈 ...

联合政府

1944年9月5日，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在重庆开幕，由于这次会议是在战局严重恶化、群情激昂的时刻召开的。会上发言之热烈，批评之直率，是以往历次参政会上不曾见到过的。这次参政会上有一项重要议程：国共关系问题。以前，国共谈判都是在内部进行的，没有公开宣布。15日，林伯渠、张治中在会上分别作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引起巨大轰动。林伯渠代表中共，在会上公开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希望国民党立刻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会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许孝炎特别嘱咐各新闻单位：“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千万不要见报。”其他报社删掉了林的这段讲话，但《新华日报》还是全文发表了这个报告。外国记者也纷纷向海外发出新闻稿，产生了广泛反响。
联合政府的主张一提出，众多人主张改变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把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推向新的阶段。1944年9月19日，民盟总部制定了一个《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六个方面提出了民盟的建国原则和具体主张，其中有：“民主国家以人民为主人，国家之目的在谋人民公共之福利，其主权属于人民全体。”“国家应实行宪政，厉行法制，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不得处于超法律之地位。”“国会为代表人民行使主权之最高机关。”“国家实行普选制度。”“经济民主化之目的，在求人民生活之繁荣与安定，及国富之公平分配，以期渐进于社会主义之实行。”“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并确立国有及公有财产，全国经济之发展，由国家制一统一计划，由公私两方分别实现之。”“军队属于国家。”“现役军人绝对不得干预政治。”“应保障学术研究之绝对自由。”“建立公医制度，担负人民医药及休养之供应。”同年10月10日，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五条三十五款。五条是：（1）贯彻抗战国策，切实整理军队，以期加强反攻，争取最后胜利。（2）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3）确立亲睦之外交政策，加强英美苏及其他盟邦之联系，以期彻底合作，并把握当前之胜利，奠定世界永久之和平。（4）确立战时经济财政之合理机构与政策，以期对内对外树立政府与国家之信誉，并奠定和平建设之坚实基础。（5）彻底革新目前之教育文化政策，保证思想学术之自由发展，并迅速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准。三十五款之主要内容有：全国一切派系不同之军队，应本平等待遇之原则，统筹装备、给养、训练、补充之公平，以求得作战指挥之统一，并渐进于军队国家化之正轨。召集各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迅速筹备实施宪政，立即召集全国宪法会议，制颁宪法；在宪法颁布前，付予国民参政会以各民主国家议会具有之主要职权，并扩大省市参议会之职权。充实一切地方自治基层组织，普遍实行民选。废除特务及劳动营等类组织。促进中苏邦交，以期实现英美苏中四国之团结。立即停止党化教育，保障讲学自由及从事教育职业自由。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实现上述主张，根据中国的政治环境，民主党派的某些领导人认为“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民盟罗隆基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拥有武力，这个既成事实是“中国问题的症结”。中国要实现民主，必须“大家放下武力”。“在一个国家政党可以保持武力，这国家就绝对不会有真民主”。所以“目前中国唯一的出路是打破两党拥有武力对峙的局面”。“在今后的中国，应该用一切的代价，以防止内战”。中国要防止内战，“唯一办法，只是第三个有力的大政党产生，以缓冲国共两党的武力对峙与冲突”。这是第三个大政党的巨大作用之一。它的第二个作用是“团结国共两党以外的进步人士，促进民主”。“这政党以实现民主为他的唯一目标”。罗隆基最后总结说：“依据现实谈政治，我坚信只有产生第三个有力的政党，国家目前许多困难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所以我的结论是：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民盟的主张代表了国共之外的大多数中间派的意见。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民主的胜利，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都有此看法，但对民主的性质的理解却有不同，抗战七周年时，《群众》上的一篇署名文章中明确地谈到这个问题。文章指出：“这七年中间，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国际形势起了一个大的变化。那就是民主主义战胜了法西斯主义，民主势力粉碎了法西斯势力。法西斯主义及其流派将从世界每一个角落完全被彻底肃清，全世界将形成一个‘民主国家的大家庭。’而这一个‘民主国家的大家庭’又决不是一座古庙，而是一所新屋。在那里，孙中山先生所指摘的政权为资产阶级所专有的旧型的民主主义的成分并不占支配的地位；中山先生所理想的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各革命阶层联合执政的新型的民主主义的成分是日益成长、发展，而成为它的中心了。”“法西斯主义就要被肃清，法西斯势力就要被粉碎，我们就要生活在自由、和平、繁荣、幸福的‘民主国家的大家庭’中了。这是全世界民主国家坚决进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收获，也是我们艰苦抗战的收获。但是，今天，法西斯主义的恶势力还在做最后的挣扎，民主阵营中的一些保守势力也在固守残垒，新的中国新的世界的建造，还需要我们作最大的努力。”这篇文章不仅指出了世界和中国民主发展的趋势，也指出了共产党所主张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主张的民主主义在性质上的不同。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这个提议未能在会上郑重讨论。
1944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三十三周年时，周恩来发表了题为《如何解决》的讲演。他说：“为挽救目前危机，为配合盟邦作战，并切实准备反攻起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改弦更张，以一新天下之耳目。”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从这个报告的题目和它所论述的主要内容可知，联合政府问题对全国和中共的重要性。这个报告和大会的开幕闭幕词对有关联合政府的原则问题和具体问题都做了阐述，它们是：1.两种国家命运的抉择和中国人民的任务。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中国有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这样两种命运两个前途，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总任务，是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这个新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也不应该是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在现阶段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中国需要建立的是“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或政权形态。在经济上，中国共产党主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在土地问题上，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主张“节制资本”。在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国家，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文化上，中国共产党主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联合政府的具体纲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这种要求主要有以下这些：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中国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权力；取消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障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取缔官僚资本；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的便利；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业生产；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等等。
建立一个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中共一贯的主张。在抗日战争将要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可能性日益增大的时候，中共提出了关于联合政府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详细地阐述了关于新中国的原则问题和具体政策，至此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完备了。以后，中国共产党就依据这样的原则和政策行动，为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国民党先是规定：“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并由国民大会决定施行日期。”“凡前次依法产生之国民大会代表，除因背叛国家或死亡及因他故而丧失其资格者外，一律有效。”加紧推行地方自治，确立宪政基础。后来蒋介石改变了主意，于1945年元旦提出“将抗战胜利与宪政实施毕其全功于一役”的意见。1945年3月1日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的演说中说：“共产党最近的要求是要中央立即取消党治，将政权交给各党各派组织的联合政府；而我们政府的立场，是准备容纳其他政党（包括共产党）与全国无党无派的有志之士参加政府。但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政府不能违反《建国大纲》，结束训政，将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决定权，移交于各党各派，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与理论事实两不相容的局面。”“国民政府如将一切政权或责任交给于各党各派，则中央政权势必日日在风雨飘摇之中，其结果必使抗战崩溃革命失败，将使国家引起可怖的变乱，而陷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因为我国情形与他国不同，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我国便无一个可以代表全国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之负责团体。所以吾人只能还政于全国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其联合政府”。实际是在抵制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主张的联合政府，从而保住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
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在当时特别是战后，抵制联合政府、巩固一党独裁，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这次大会的中心问题，就是决定坚持独裁统治，拒绝联合政府。国民党这次代表大会主要是为战后做准备的。这次大会所制定的国民党的政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政治上坚持独裁，二是在经济上扩大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私人资本，维护封建土地制度。这是国民党过去的既定方针的继续，它还想把这种方针坚持到将来。  

而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成了盟国，共同抗日，但美国参战后是按先欧洲后亚洲的顺序，先要集中力量击败纳粹德国，在亚太则特别需要中国顶住日本，并牵制尽可能多的日军，在以后转到太平洋战场时更需要中国有力的配合，美国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意图，心怀疑虑，因此，美国反对中国发生内战，史迪威甚至还主张将一些军事物资分给中共的军队，但从来没实行过。后来，美军采用跳岛战术，直指日本本土，不需要再在华东登陆，苏联又承诺出兵远东，因此，美国认为同中共军队的合作已不那么重要。在蒋介石强硬要求美国撤回史迪威，换来了同蒋关系良好的魏德迈后，美国更不愿为中共与国民党关系不和，蒋是美国支持的最佳对象。
1944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到延安，和毛、周、朱等会谈，经过三天的谈判，达成五点协定，其中，第二点是：“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11月10，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和见证人的身份，在这份协定草案上签了字。但蒋介石完全推翻了这个协定，赫尔利自食其言，完全站在蒋这一边，这使中共对他失去了信任。

进入1945年下半年，抗日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这时，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处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中。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战场军民发动大规模的春夏攻势作战，歼灭日伪军十六万多人，收复县城六十一座，扩大解放区二十四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一千万人，对日军占领的点线的包围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逐渐实现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较大兵力的运动战转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国民党正面战场也收复了大片国土，在5月至7月先后收复南宁、柳州和桂林。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美英苏三国首脑杜鲁门、丘吉尔（7月28日后为艾德礼）、斯大林在柏林近郊举行了波茨坦会议。7月26日发表了《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日本侵略者并不愿缴械投降，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苏军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下，以一百五十万兵力横扫日本关东军。8月9日，美军在日本长崎又投下一颗原子弹。原子弹的巨大杀伤力使日本朝野十分震惊。8月8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是最后一战》，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展开对日大反攻，很快收复了大片国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命令日本国内外军队立即终止战斗。9月2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正式宣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
9月3日被中国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9月9日，在南京举行了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中国代表何应钦，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签字后何应钦发表广播讲话说：“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九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开一新的纪元。”中国战区受降范围包括中国（东北地区由苏军受降）和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这些地区的日军总兵力是一百二十八万多人。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的受降仪式在台北举行，经过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终于取得全面胜利。这是中华民族重新走向复兴的关键转折时期。

重庆是较早得到胜利消息的地方，男人、女人、小孩都走出家门，涌向重庆城内的广场，人们尽情地欢呼雀跃，一些人站在公共汽车顶篷上欢呼着，挥舞着旗帜……。
沦陷区城市，包括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这些城里的人们在八年沦陷区的苦难生活，使人们对胜利的到来更感到难以抵制的兴奋，称这一天是“天亮了”。
台湾在日本侵略者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后，终于光复了。日本投降当晚，人群在夜间涌动、呐喊。不少家庭焚香祭祖，禀告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台湾光复了。此后，台湾各地热烈庆祝光复。
在延安，人们从各个角落涌出，向街上奔走，向广场奔走，点燃火把，传递火把，汇合成火炬的海洋。到处是钟声，锣鼓声，欢呼声。到处载歌载舞，沉浸在一片胜利的欢乐之中。

抗战胜利了，人们最强烈的期待就是开始和平建设。
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1945年8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1945年12月16日，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在重庆召开大会，正式成立民主建国会。大会通过了宣言和政纲。民主建国会以“合力推进民主政治，并以互助方式发展各种有利建国之事业为宗旨”。它在宣言中提出了自己的各项主张：在国际上，对美苏两国采取平衡政策。对于国内政治，主张和平统一；各政党相忍相让，通过政治的民主化，达成军队的国家化；直接普选产生各级议会，由议会行使各级政权。在经济方面，主张要有民主的经济建设计划，与在计划指导之下的充分企业自由；在目前阶段，国家必须以全力培养资本，而不能以节制资本的名义消灭资本；用合理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在社会方面，主张政府须制定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奠定劳资合作的基础；“工会农会应鼓励其自由组织”，但“工农以外的政治社会力量”“不应加以控制与操纵”。宣言表示“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和平奋斗的典型”。洪门致公党在国外发表宣言，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先后正式成立并发表政治主张。他们的共同愿望是在中国保持一个和平的环境和实现民主政治。
中国国民党，实行专制统治、扩大官僚资本是它一贯的方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大量敌伪产业。至1946年8月底止，经济部接收的厂矿企业共2849个单位，其中大部分由经济部直接接管复工。国民党政府的四行二局接收了敌伪的正金、住友、朝鲜、中央储备等银行。通过接收，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空前膨胀，骤增至200亿美元之多。维护这种经济制度和建立于其上的政治制度，是国民党政策的基本点。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它不得不打出和平建国、实行民主政治的旗号。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编的《战后新中国》中说：“民主立宪乃国民革命之预定目标，外应世界潮流，内应国民要求，不可缓亦不能缓。战后新中国之政治，此其主流也。”但和平建国、民主宪政的口号，不过是搪塞人民民主要求、坚持反动统治的一种手段。蒋介石一方面说“民主宪政不容再缓”，但又提出种种“先决条件”，阻挠民主政治的实现。他在1946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说：“除了革命的责任不能放弃，国家的统一不容损害，根本大法不容变更，政府基础不容动摇以外，其他无不可以容忍，无不可以协商。”美国一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面鼓励国共双方从事协商，达成妥协。1945年12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会议，“以促成中国之统一”；同时又说，共产党军队的存在，是“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的。同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执行美国对华政策。他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
苏联也是影响中国内政的一个重要国际因素。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签署的《雅尔塔协定》，规定苏联恢复日俄战争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益。同时三国达成协议一致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协定，国民党承认了苏联要求在我国取得的权益，以换取苏联的支持。苏联领导人则一再向美国和国民党表示：与美国一致支持由蒋介石统一中国，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同时又暗中支持中国共产党。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电邀，由赫尔利、张治中陪同，偕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毛泽东同蒋介石就和平建国大计进行了多次商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经过四十天的谈判，于十月十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这次谈判的主要成果是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建国基本方针。纪要中说：国共双方“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在此前提下，中共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双方认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国民党应该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军队国家化和解放区政权问题，是双方谈判斗争的焦点。国民党仍坚持“军令政令统一”，拒不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在军队问题上共产党提出自己领导的抗日军队可以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并将散布在南方的部队撤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国民党对此未置可否。关于解放区政权问题，共产党提出的方案都被国民党拒绝。没有达成协议的问题，双方同意以后继续商谈或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双十协定的签订是政治协商会议得以召开的先决条件。国共谈判期间，内战在局部地区相当激烈地进行着。1945年9、10月间，国民党军在平绥路、上党地区、平汉路向人民军队发动进攻。人民军队进行自卫反击战并取得了胜利。从11月起，在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反内战运动。为镇压人民反内战运动，国民政府制造了一二一惨案。人民军队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和人民反内战运动，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暂时的抑制作用。12月间，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重申对华政策。这些因素使政治协商会议得以举行。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参加会议的共有五个方面38名代表，其中有国民党的孙科、吴铁城、陈布雷等8人；共产党的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7人；青年党的曾琦、陈启天等5人；民主同盟的张澜、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等9人；无党派的“社会贤达”郭沫若、王云五、傅斯年等9人。蒋介石为会议召集人和当然主席。参加政协的五个方面实际代表中国的三种政治力量。会议的过程，就是三种政治力量、三种国家政权主张、三条中国道路的一场尖锐复杂的较量过程。在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同中间势力在一起，共同反对国民党的独裁政治。会议围绕改组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军队、国民大会、宪法草案五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政治史上特殊的一幕。由于共产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共同斗争和国民党内民主分子的努力，使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有利于人民的协议，会议决定实行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这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否定。由于这些成就和协商解决问题的做法，使它在中国政治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在会议进行期间和闭幕以后，国民党特务和暴徒多次破坏在沧白堂举行的演讲会，打伤讲演的政协代表郭沫若、张东荪等；国民党政府的警察宪兵非法搜查政协代表黄炎培的住宅；国民党特务和暴徒制造了“较场口血案”，打伤知名人士李公朴、郭沫若、章乃器、施复亮、马寅初等及群众60余人。从2月22日起，国民党在重庆和其他一些大城市陆续举行反苏反共游行。这些暴行和游行，目的就是破坏政协会议的正常进行和会议后一度出现的和平民主政治气氛。

尽管全国人民对和平建设抱着殷切期望，但蒋介石其实只是把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看作是缓兵之计，他一面谈判，一面重新颁布十年内战期间他手订的《剿匪手本》，调集兵力准备内战。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向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接着向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海南岛等解放区发动进攻，全国规模的大内战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