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困境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军把重点转向巩固已有的占领区，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武装力量，主要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进攻敌后战场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所谓的“强化治安”，残酷的封锁、分割、扫荡。百团大战使日本侵略者受到极大震动，他 ...

根据地困境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军把重点转向巩固已有的占领区，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武装力量，主要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进攻敌后战场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所谓的“强化治安”，残酷的封锁、分割、扫荡。百团大战使日本侵略者受到极大震动，他们把华北作为“彻底治安肃正”的重点。
1941年3月到1942年12月，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对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连续进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有时对一个地区反复“扫荡”的时间长达三四个月，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掠夺粮食牲畜、烧毁房屋，制造无人区，无恶不作。日本侵略军经常采用对某一地区或分区为对象的全面突然袭击，企图分割和蚕食我边区，各个击破，以达到其由点线扩大为面的占领企图。经常以小规模的游击式的恐怖、肃清和包剿，挖沟、修汽路、增设据点、建筑新的碉堡，以及与此相辅而行的大量组织伪军。日本侵略军总的方向是加紧其分割、封锁、蚕食我边区的的“囚笼政策"。日本侵略军还加强了特务工作，成立工作队，采取恐怖战术，震悸人心，屠杀逮捕，强迫人民“自首”“接头”，调查户口，强迫照相片、登记与抽壮丁，发展连环“爱护村”，建立公开与秘密的“维持会”等。
日本侵略军甚至有时还化装成八路军潜入抗日根据地，采取鱼目混珠，亦打扫房屋，帮助春耕，买物给钱，俨然与八路军一样。1942年5月15日，日军集中主力三万多人进攻太行、太岳，袭击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日本挑选了一百多名这样的化装挺身队，打听消息，由于挺身队伪装得很像，当地民众无法分辨真假，也就没有给八路军报信。日军集中精锐一万多人对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正向东转移的两千多人进行合围，并派飞机轰炸扫射。彭德怀在枪林弹雨中飞马突出重围，留后指挥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日军炮轰下壮烈殉国。
不仅日本侵略军“强化治安”，汪伪军也在进行“清乡运动”。汪精卫投日后，有很多被割断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也投降了汪伪政权，成了汪伪军，有五六十万之多。在华中，汪伪军和日本侵略军一起采用分进合击和梳篦式“清剿”，再以铁丝网和电网等分割根据地，逐乡建立保甲，实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奴化统治。
在日本侵略军和汪伪军的双重打击下，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极端艰苦的战斗，这时，国民党当局在1940年冬完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皖南事变后又取消新四军番号，而且对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外界对边区的援助，使根据地的军民的生活陷于严重困境。
而1942和1943年，一场旷日持久的特大干旱，夹杂着蝗、风、雹、水等各种灾害，席卷了以湖南为中心、包括黄河中下游两岸的华北大地。
在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国民党停发薪饷和经济封锁、严重的灾荒三者共同打击下，中共和敌后根据地面对着极端严重的困难和考验。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写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
在军事上，形成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三位一体的结构，克服困难，不但继续坚持战斗，而且创造出很多有效的歼敌方法，如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水上游击队、武装工作队等，灵活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不停顿地袭击日本侵略军，使它日夜不得安宁。兵力有限的日军，尽管武装装备精良，却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成为瞎子和聋子，处处被动挨打，一筹莫展。
日本华北派遣军总部在1943年的综合战果报告中写道：“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七万四千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率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在经济上，则是进一步实行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并开展大生产运动，政权机构中，普遍实行三三制。
1942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是关于减租减息的纲领性文件。文件的附件规定了具体政策。①减租：不论何种形式的地租,其租额一般照抗战前减低25％,即“二五减租”（但在游击区及敌占点线附近可少减一点）。②减息：凡抗战前建立的借贷关系，应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即“分半减息”（如付息已超过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超过原本二倍者，本利停付）；抗战后的息额，则应以当地社会经济关系所许可的范围为限，听任民间自行处理。减租减息政策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即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和奖励富农发展生产。
虽然在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在全国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主张，并在陕甘宁苏区停止了没收地主土地的运动。1937年8月 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但由于当时忙于在敌后打开局面、应对残酷“扫荡”以及其他原因，减租减息并没有得到普遍认真的实行。42年的《决定》的执行比较彻底，在反“扫荡”间隙和夏收、秋收季节，采取有力措施，在许多地方，中农数量有很大增长。这对发动群众、坚持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提高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实行精兵简政。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提出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在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当时米脂县参议会议长、开明士绅李鼎铭等11人便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精兵简政”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对此主张立即采纳，并于当日起开始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广泛施行，中共中央指出：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首先实行精兵简政，并先后进行三次精简，取得很大成效。随后，各根据地普遍实行了精兵简政，主要内容是：将党、政、军、民等组织机构的脱产人员缩减到占所在根据地总人口的3%以内，军队（含游击队）与党、政、民工作人员的比例为3∶1，从而使脱产人员与根据地的供养能力相适应，从根本上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压缩与合并党、政、军、民领导机构，减少机关行政人员和部队的非战斗人员，充实基层和连队，将编余干部送到学校和训练班储备与学习；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规定由中共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的委员会统一领导所在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消除党、政、军各自为政现象。
同时，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中本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生产自给。各项生产中，以农业为主，兼及畜牧业、工业、重工业、运输业、商业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都参加生产劳动。八路军359旅开到延安以南的南泥湾，开垦荒地，到1942年做到全旅粮食自给百分之八十，经费自给百分之九十以上。大生产运动开展后，敌后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只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四左右。
而在政权机构中，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非党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分子各占三分之一。团结了各抗日阶级和阶层，共同抗敌。
这些措施和政策的实行，使根据地的艰难情况大为好转，造就了无法摧毁的民众支持基础。但党内在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长期统治的恶劣影响尚未彻底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广泛存在；大批新党员又带来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这些问题在全党虽然不占统治地位，但妨碍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妨碍全党干部和党员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从1941年开始，开展了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但重点是反对教条主义，目的是发扬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精神，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提倡顾全大局的共产主义精神，坚持正确的组织路线，启发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树立新的文风。这次整风运动长达三年，总的说来，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是使实事求是观念深入人心，注重从实际出发。延安整风运动使党的领导机关、广大干部和党员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加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为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一些地方存在扩大化，甚至“逼供信”情况。中共中央发现了这个问题，在1943年8月15日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进行纠正。
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在经历了两年极端困难的局面后，又走上了重新发展的阶段。